摘要：内藤湖南（1866—1934）认为，中国历史的演进在唐宋之间发生了断裂。在他看来，从宋朝开始，古代中国就提前迈入到了“近世”，这便是“宋朝近世说”。

内藤湖南（1866—1934）认为，中国历史的演进在唐宋之间发生了断裂。在他看来，从宋朝开始，古代中国就提前迈入到了“近世”，这便是“宋朝近世说”。

二战结束后，他的学生宫崎市定（1901—1995）进一步将“宋朝近世说”发展为了“唐宋变革论”。随后，这一理论风靡西方汉学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入国内后，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内藤湖南

1902年，人在上海的内藤湖南与罗振玉讨论了金石拓本和书法问题。当内藤湖南被问及喜欢何种书法时，他表示自己更欣赏六朝书法，并对罗振玉讲：

唐人的书法，我国还能找到不少真迹，书法家中也有继承其笔法的人，应该学习。宋人多改变古法，大多不能作为依据。

不久，他以杂感的形式发表了《书法与金石》一文，并在文中记载了自己曾拿出唐朝流传至日本的雀头笔与严复、罗振玉二人交流书法技巧，但二人均不得要领一事。

鉴于此，内藤湖南判断，“雀头笔的运笔方法在中国已经失传”，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中国唐朝的书法范式都在我国继承流传下来。而中国自宋朝以来已经失去了正传，越是后来的时代越缺乏古意，到明清则古法荡然无存了。书法虽然是小道，但探寻它兴衰的原由之后，不能不发出千古之叹。

这句话表达了两个意思：

首先，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播，即唐朝文化传至日本并得到较为妥善的保存；其次，中国文化的内部变迁，即书法风格在唐宋之际产生变革，至清朝时已经没落。

中间为罗振玉，右一为内藤湖南（1919）

这种书法上的“唐宋变革”，与内藤湖南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近世转型暗自呼应——中国在唐宋之际形成了社会的大转型，古代中国自宋朝开始进入近世时期，直至清朝。

内藤湖南将中国史分为三个时代，同时设置了两个过渡期。

第一期：上古——从开天辟地到东汉中期（公元100年左右）

第一过渡期：从东汉的后半期到西晋（316年）

第二过渡期：从唐末到五代（960年）

清朝地图

内藤湖南将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比作人的生命成长史，就像人会经历幼年、青年、壮年、老年各阶段一样，中国文化也经历了幼年期的上古时代、青壮年期的中古时代和老年期的近世时代。

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在进入“近世”后，尽管得到了空前发展，但也开始步入老年期，文化活力降低，不易接受新事物。等到了清朝，中国文化逐渐走向了“老衰”，呈现出了“守旧”形象。

当然，内藤湖南所说的“文化”还是十分宽泛的。事实上，他在著述中试图将自己的“近世”时代划分法，应用于自己所定义的所有文化领域。

内藤湖南认为，在唐朝的经济中，绢布起到了表示物品价值的功能。虽然当时也发行了开元通宝等铸造货币，但是其流通量很小。唐朝也有称为“飞钱”的纸币，不过使用量也很少。

但是进入宋朝以后，以铜钱为中心的货币流通盛行起来，纸币也获得了大量发行。随着这种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南宋银被铸造成一定的形状，并逐渐取代铜而成为主要的通货。

到了元朝，几乎完全依赖于纸币的流通。只不过，随后的明朝并未继续沿袭这一货币政策。

一言概之，在内藤湖南看来，“唐宋交替之际，正是实物经济的终结与货币经济的开始这一转换时期”。

元朝的纸币

他同时指出，与唐宋之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变革密切相关，纺织品的生产也出现了很大变化。

首先，在唐末之前，织工喜欢编织薄而透明的绢类织物。虽然也有厚地的纺织品，但是不被看重；但是宋朝以后，除了僧侣的袈裟等之外，厚地的纺织品已经变得十分普遍，用以前那种精致的染色及编织方法制造出来的衣料和服装样式则被淘汰了。

其次，在贵族时代，织物都是以一寸、一尺为单位来特别生产的；但是到了“近世”，特别是在平民抬头之后的元明时代，“缎子”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出来。

在唐朝以前，经学一直沿袭着汉魏六朝的风格。汉朝的经学研究主要是以专攻个别经书或者几门经书的家族为中心展开的。通过这种被称为“家法”或者“师法”的传统，有关经书的“师说”也确实得到了传承。

但是，从唐朝中期开始，对这种传统的经书解释方法(注疏)有所怀疑的学者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到了宋朝，这种倾向越来越强烈，学者们根据自己的见解对经书进行新的解释已经成为一般风气。等到了清朝，这种风气在疑古派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汉书·艺文志》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

不过话说回来，内藤湖南对于宋朝和明朝的朱子学言之不多。因为他所高度评价的清朝考证学者，并不喜欢朱子学的思辨性。显然，他们的这种思想倾向对内藤湖南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湖南对朱熹改变经书注疏的性质并对经书的部分章句提出开拓性的疑问等功绩，却不惜赞美之词。

内藤湖南认为，在魏晋南北朝乃至唐朝前期，流行的文体主要是四六体（骈文）。但到了唐朝中后期，韩愈和柳宗元等人领导的古文复兴运动，使得文体开始转变为散文体。

虽然如《唐宋八家文》的一再编辑所反映的那样，人们往往把韩柳二家与宋朝的六家混为一谈。但在内藤湖南看来，散文体并不是表现唐朝“时代精神”的文体，而是在唐朝影响甚微并几乎被视为异端的文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愈和柳宗元是宋朝以后成为主流文体之散文体的先驱者。

他还认为，诗歌在唐宋之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六朝之前，五言诗是诗歌的绝对主流。但从盛唐开始，五言诗的内容而非形式更受到重视，并且在表现方面也变得更加崇尚自由。这种新的风格大约始于李白、杜甫二人，而在宋朝臻于兴盛。

李白与杜甫

除此之外，进入宋朝以后，戏曲逐渐成为了文学表现的重要样式。由于戏剧经常使用口语来演出，文学也就成为了“具有庶民性的东西”，这与以贵族趣味为对象的贵族政治时代的情形大为不同。

简言之，唐末时期开始出现的口语小说，明确显示了文学大众化的新倾向。

内藤湖南在发表于上世纪20年代的著作中，相当详细地讨论了中国的艺术。

他在考证后认为，截至唐朝之前，“壁画”一直广为流行，主要以彩色的壁画为主。但从盛唐开始，“白描水墨新派”开始流行开来。进入五代以后，逐渐出现了从“壁画”向“屏障画”转变的倾向。其结果就是，金碧辉煌的山水画逐渐衰微，墨绘则日益发达起来。

内藤湖南还认为，五代以后的画工相比于传统的风格，更加重视绘画中的自由表现手法。

唐朝的“壁画”，主要是为贵族的宏伟建筑物作装饰用的。但是，随着贵族阶层的没落，“壁画”出现了更加自由的表现倾向；到了“近世”，非专业的画家开始出现了，他们不拘形式地自由描绘，打破了此前种种条条框框的束缚。

北宋《千里江山图》

在出版于1928年的《中国绘画史》中，内藤湖南将中国绘画的变迁与社会文化整体状况的变化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对应关系:

中国文化从唐宋五代开始出现了一大变化，特别在社会状态方面变化十分显著，这种变化与绘画的变迁状态极其一致。虽然文化的变迁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情况的同时变迁，但是中国的社会状态与绘画（从唐末到宋初）的变化却极其一致。

内藤湖南认为，唐朝及其之前朝代的音乐，主要是“以音为主，并配以舞蹈”的舞乐。因为舞乐是迎合贵族的嗜好并主要用于贵族的仪式，所以十分强调严格的音律。

但是宋朝以后，剧作家把音乐当作“附属于杂剧的东西”。而且，随着庶民成为戏剧的主要观众，舞的要素被放在首位，动作也变得更加复杂了；音乐的品味相应在下降，变得更加庶民化了，这种倾向在南宋时期最为显著。

内藤湖南进而认为，“中国人历经数百年而始终留意自然保护，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伟大，文化浅薄的国家不会考虑保存天然”。

敦煌壁画中的唐朝乐舞图

他还认为，中国人的自然观历经唐宋变革之后大有进步。

比如，北宋的徽宗由于受到复古思想的影响，甚至在自己的庭院里放养猛兽毒蛇，试图在自己的周围保存自然。反观日本，直到明治时代也没有产生如此成熟的自然观。

在医学方面，唐宋之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唐朝之前，所有的疾病都试图以身体之外的药物来治疗，即讲究“外丹之法”。但是到了“近世”，根据道教的疾病观和“不老不死之说”，通过身体内部的力量来治疗疾病成为了一种显著倾向，即追求“内丹之法”。

内藤湖南依据朱熹《参同契考异》敏锐地指出，原本具有“外丹”意义的东西经过宋朝的重新解释后开始带有了“内丹”的意味。在此之前，一般都是用药物来攻克种种疾病，但在宋朝以后则出现了通过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而使疾病自然痊愈的风气。

《参同契考异》内页

值得一提的是，内藤湖南指出，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生活”的一个要素，进入“近世”以后，中国开始有了“爱玩有来历的古代物品”的倾向。

唐朝以前，中国人并没有把发掘出来的古代物品引进文化生活之中的习惯。但是从隋唐开始，有学者开始为学术目的利用已发掘的物品。

根据《颜氏家训》中的记载，秦始皇时用于衡的分铜，即“权”，在隋代被发现后，以其中刻录的文字纠正了历史记载中的错误；宋朝以后，古铜器的目录也得以编纂，许多学者出于兴趣和学问两方面的因素对此加以研究。

到了明朝，古代的器物逐渐成为中国人的生活要素之一，人们将之当作美术品加以收集与收藏。

说到这儿，内藤湖南认为，在美术品的收集方面，日本人与中国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日本收藏家而言，古董只不过是所花费的金钱的替代品而已；中国人则是被艺术品的魅力所吸引，出于内心深处的喜爱而收藏。

何尊与内底上所刻的铭文

综上所述，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人的生活以唐末宋初为分界线，在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至于中国之所以呈现出了“守旧”的形象，主要是因为“过早”地进入到了“近世”，到了清朝时，活力已经被尽数，国家进入垂暮之年。

当然，他也同时指出，“守旧”之中国形象是位于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唐宋变革论”的延长线之上，并非源自黑格尔等人提出的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停滞论”——尽管其表象类似，但其文脉是两立的。

另外，内藤湖南并不认为“唐宋间所发生的变化是中国固有的”，也不认为“这种变化是出于中国人之国民性”的。按照他的理解，这“只不过是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文化的成熟度上存在差异而已”。

换句话说，“中国在文化上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期，人们已经过上了文化性的生活。与此相比，日本以及欧美各国在文化上仍然处于青年时期，因此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与军队”。

圆明园遗址

鉴于此，内藤湖南判断，“也许世界民族生活的将来，可以从中国目前的状态当中得到很大的启示” 。至于贵族的没落、平民的抬头、君主独裁政治的出现等情况，“只不过是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整体中所发生的更大变化的一部分而已”。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