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妈妈把我叫到厨房，声音压得极低：＂闺女，30万和房子，二选一。＂她塞给我一张存折，眼睛湿润。

妈妈把我叫到厨房，声音压得极低：＂闺女，30万和房子，二选一。＂她塞给我一张存折，眼睛湿润。

＂你远嫁，妈不放心。＂她粗糙的手指轻抚着那本褪色的农业银行存折，指甲缝里还留着洗不掉的机油痕迹。

那是1997年的春天，世界像是换了个模样。

我们这座东北小城笼罩在下岗潮的阴影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安与迷茫。

厂区的喇叭不再准时响起，老式的红砖厂房外贴满了＂改制＂通知，墙角的大喇叭里不再播放《东方红》，取而代之的是厂长沉重的宣告。

妈妈和车间里的姐妹们，排着长队领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遣散费，眼神迷茫如同初冬的雾。

＂林芳，以后怎么办啊？＂刘姨抹着眼泪问妈妈，声音像是被风吹散的柳絮。

＂活一天是一天吧，闺女要嫁人了，我得给她攒点嫁妆。＂妈妈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只是在谈论明天的菜价。

我站在车间门口，望着妈妈瘦削的背影，心里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自从爸爸五年前因矿难离开后，妈妈就成了我唯一的依靠，她硬是从一名普通女工熬成了车间副主任。

那双曾经白皙的手，如今布满了老茧和化学药剂的灼伤，她说那是＂荣誉勋章＂。

宋大明是南方一家机械公司派来的技术员，戴着金属边框眼镜，皮肤白净，说话轻声细语。

他来我们厂安装新设备时，总是耐心解释每个按钮的功能，连扫地的王大娘都听得明白。

那时厂里已经人心惶惶，但他的到来像是黯淡天空中的一道亮色。

＂小林，这个程序设置要这样，你试试。＂他总是喊我＂小林＂，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叫我＂林妹子＂。

工友们看到他递给我的那杯热茶，开始起哄说他对我特别好，我只当没听见，但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怦怦直跳。

饭堂里，他不习惯我们东北的酸菜，但还是每次都认真吃完，然后点点头说：＂真香。＂

我知道他在撒谎，因为他的额头上总会冒出细密的汗珠。

那年冬天特别冷，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宋大明返回南方前，站在我家楼下的梧桐树旁，呼出的白气模糊了他的眼镜。

＂林小雨，跟我走吧，嫁给我。＂他搓着冻得通红的手，递给我一张火车票，日期是下个月初。

我们的院子里，老李头的收音机正播着《渴望》的主题曲，远处的广播站里，播音员正用沙哑的声音宣读着今年的工业产值。

一切似乎还是老样子，但我知道，我的生活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妈妈得知消息后整夜没睡，我听见她在隔壁屋翻来覆去。

次日清晨，她眼圈发青，却笑着拿出了家里唯一值钱的缝纫机：＂卖了，给你添件嫁衣。＂

那台缝纫机是爸爸用了三个月工资买的，妈妈一直视若珍宝，连灰尘都不肯落上一点。

＂妈，别卖，我不穿新衣服也行。＂我抱住那台老式蝴蝶牌缝纫机，像是抱住了过去的岁月。

＂傻丫头，出嫁哪有不添新衣的道理，你爸地下有知，也会同意的。＂妈妈抚摸着缝纫机上的花纹，眼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后来她告诉我，自从爸爸走后，这些年她省吃俭用，修鞋补衣，就是为了给我攒一笔钱。

＂存折里有三十万，是这些年的血汗钱，还有你爸的抚恤金。＂她的声音微微发颤，＂如果婆家给你买房子，这钱就留着应急；如果没有，就用这钱付首付，房子一定要写你的名字。＂

婚礼很简单，没有花车，没有摄影师，只有几桌亲朋好友的饭局。

妈妈穿着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蓝色的确良上衣，站在饭店门口，脸上挂着勉强的笑容。

宋大明的父母从南方赶来，穿着体面的西装和套裙，手腕上戴着金表，显得与这个破败的小城格格不入。

＂儿媳妇长得挺标致，就是普通话不标准。＂婆婆端着茶杯，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在场的人都听见。

我低着头，感到一阵羞愧，妈妈却抬起头，平静地说：＂我闺女懂事，会好好学的。＂

婚后，我们住进了公婆在县城买的新房，两居室，窗明几净，客厅里摆着当时最新款的29寸彩电，还有一台松下冰箱。

刚开始，我沉浸在新婚的喜悦中，每天学着做南方菜，熟悉当地的方言，努力融入这个陌生的家庭。

直到有一天，邻居王阿姨在楼下晾衣服时闲聊：＂小宋家那房子写的谁名字啊？我家老头子把新房子写了我和儿子的名字，真是够意思。＂

我这才意识到，结婚近三个月，我还从未见过房产证。

晚饭时，我小心翼翼地提起这件事，婆婆的筷子顿了一下，眼睛看向了墙上的挂钟。

＂这是老宋家的财产，外姓人的名字写不上。＂她语气平静，如同在谈论明天的菜价，＂再说了，你们年轻人感情好就行，房子写谁名字不都一样住。＂

丈夫低头扒饭，额头上的青筋却暴突着，他往我碗里夹了块红烧肉，却被我悄悄夹回了盘子里。

那晚，他搂着我解释：＂爸妈思想老套，你别往心里去。＂

我装作理解，可心里结了一个疙瘩，像北方冬天冻在水管里的冰，怎么也化不开。

＂要不，我们用妈给我的钱，自己再买一套房子吧？＂我试探着问。

＂现在哪有闲钱买房，厂里效益不好，年底奖金都悬。＂他叹了口气，＂再等等吧，等我升了职，工资高了再说。＂

我不再提这件事，但妈妈的话却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房子一定要写你的名字。＂

我努力适应南方的生活，湿热的空气，陌生的方言，还有菜市场里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蔬菜。

大街小巷都是繁体字的招牌，公交车上人们说着我半懂不懂的方言。

找工作时，我的口音成了最大阻碍，面试官礼貌地说：＂我们会通知你＂，然后再无音讯。

＂乡下媳妇＂、＂北方妹子＂，这些词从街坊邻居口中说出来，不带恶意，却让我如芒在背。

终于在一家小公司找到文员工作，工资不高，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一份收入，不用再向丈夫伸手要生活费。

慢慢地，我学会了地方方言，能和小区阿姨们聊上几句家长里短。

菜市场的老板看到我，会多放几根葱，说是＂添头＂；楼下的修鞋老人知道我从北方来，每次只收我一半钱。

生活仿佛步入正轨，我和丈夫的感情也在柴米油盐中变得平淡却踏实。

直到那个长途电话打来，打破了表面的平静。

＂小雨啊，你妈住院了。＂老家邻居大娘在电话那头喊着，电话线里杂音很大，我却听得一清二楚。

妈妈摔断了腿，同时查出了心脏问题，医生说需要做搭桥手术。

我连夜收拾行李，赶回东北，一路上心如刀绞。

医院里的妈妈瘦了一圈，头发全白了，躺在病床上，像是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

＂没事，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她虚弱地笑着，眼睛却亮晶晶的，＂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病房里摆着几个洗得发白的苹果，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旧收音机，正播放着《东方之珠》。

我翻开她的病历本，心脏病、骨折、营养不良，还有一长串看不懂的医学名词。

医药费已经用掉了她的全部积蓄，那本存折里只剩下个位数。

＂妈，当初给我的钱呢？＂我问。

＂都用完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前年小区要收取物业费，我没有，后来又查出了高血压，药吃了不少。＂

原来，她一直住在那个即将拆迁的老旧小区，每天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和做些手工活度日。

她从不告诉我生活的艰难，每次通电话，都说＂一切都好＂。

我含着泪回南方，向公婆借钱。

饭桌上，我鼓起勇气说出了妈妈的情况，公公放下筷子，眼睛盯着电视里的股票走势。

＂老宋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妈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他的声音冷冰冰的，像是在对一个陌生人说话。

婆婆脸上挂着假笑：＂要不问问你小叔子？他在银行上班，门路广。＂

丈夫低着头，不敢看我，他的手在桌下握成了拳头。

那天晚上，在翻抽屉找备用钥匙时，我无意中发现一份房产公证书。

上面写着，公婆名下的三处房产——城里的楼房、乡下的老宅、还有一处门面房，全部赠予小叔子宋大勇。

我的手发抖，泪水模糊了视线，心里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原来，在这个家庭里，我永远都是个局外人。

我坐在床边，想起了妈妈的嘱托，想起了她拉着我的手说的那句话：＂房子一定要写你的名字。＂

如今，妈妈躺在医院里，而我连给她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第二天清晨，我收拾好行李，写了一张纸条：＂我回东北照顾妈妈，不回来了。＂

丈夫出差在外，我不忍心当面告别，怕自己心软。

我把结婚时妈妈送的那条金项链放在了床头，算是对这几年婚姻的告别。

刚走到汽车站，却看见宋大明气喘吁吁地跑来，额头上满是汗水，眼镜上全是雾气。

＂我提前回来了，看到你的纸条。＂他的声音嘶哑，像是一夜未睡。

我转过身，不想让他看到我哭肿的眼睛：＂你回去吧，你妈说得对，我只是个外姓人。＂

＂别走！＂他拉住我的行李箱，眼圈通红，＂我有东西给你看。＂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那是我们结婚时，妈妈给我绣的手帕包成的包袱。

里面是一本存折和一张房产证，存折上的数字让我惊讶，房产证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这是我这些年偷偷攒的钱，还有去年在你老家买的小房子，就在你妈家旁边的小区。＂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我本想等多攒些钱，给你个惊喜的。＂

原来，他每次出差回来，总要拿出一部分钱存起来。

加班费、奖金、年终奖，一分一厘都没落下。

＂我知道你不容易，来南方什么亲戚朋友都没有。＂他的声音低沉，＂我想给你一个保障，万一...＂他说不下去了。

＂万一我们以后感情不好了，你也有个退路。＂他最终说完了这句话，眼角流下了一滴泪。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问。

＂怕你多想。＂他苦笑一下，＂我爸妈那样对你，我怕你觉得我也不可靠。＂

车站的大喇叭里，播音员正用疲倦的声音通知着下一班车的到达时间。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推着小推车经过，车上满载着废品，他弯着腰，一步一步向前走。

我看着丈夫眼里的真诚，想起了这些年他的默默付出，忽然觉得鼻子一酸。

那些日日夜夜的相互扶持，那些只有我们知道的小幸福、小满足，那些在异乡相依为命的日子，全都涌上心头。

我抱着他，感受到他衬衫下微微颤抖的身体。

那一刻，我明白了家不是一纸房产证，而是心灵的港湾。

不管身处何地，只要有爱，就有了家的温暖。

我们带着钱和希望回到东北，妈妈的手术很成功，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闺女，你看这病号饭，还没有我做的好吃。＂她躺在病床上，还不忘挑剔医院的伙食。

病床前，妈妈握着宋大明的手，眼里满是欣慰：＂闺女嫁得好，妈放心了。＂

她瘦削的手指抚过我的脸庞：＂当初让你二选一，就是怕你在外头吃亏，现在看来，是妈多虑了。＂

丈夫不好意思地笑了：＂妈，以后您就跟我们一起住吧，我们在您家旁边买了房子，两居室，朝南，冬天特别暖和。＂

妈妈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那我岂不是又能吃到闺女做的酸菜炖粉条了？＂

我们都笑了，笑声在狭小的病房里回荡，驱散了那些曾经的阴霾。

出院那天，阳光特别好，照在妈妈的脸上，让她看起来年轻了许多。

我们扶着她慢慢走出医院，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她眯着眼睛，像是在享受这难得的温暖。

＂小雨，你看那边。＂妈妈突然指着医院门口的梧桐树，树下站着两个熟悉的身影——公公和婆婆。

他们穿着朴素的便装，手里提着一篮水果，看见我们，有些局促地走过来。

＂妈，您怎么来了？＂宋大明惊讶地问。

＂你爸说想东北的大辣椒了，＂婆婆不自然地笑笑，＂正好来看看你妈妈。＂

公公递过水果篮，里面是精心挑选的苹果和梨：＂大嫂，你身体要紧，别想太多。＂

他转向我，眼神有些躲闪：＂闺女，之前是我们不对，老糊涂了，你别记恨。＂

我没想到他会道歉，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只能点点头。

妈妈却大方地接过水果：＂来就来了，还带什么东西，进屋喝杯茶吧。＂

她的宽容让我感到惭愧，也让公婆明显松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我们在小区附近的饭店吃了团圆饭，公公破天荒地喝了酒，脸涨得通红。

＂大明，＂他举起酒杯，声音有些颤抖，＂你小叔子前天来信了，说是在外头有了新欢，要跟那边姑娘结婚，不要家里的房子了。＂

原来，那个一直被寄予厚望的小叔子，最终还是辜负了父母的期望，在外地谈了个对象，准备定居在那边。

＂房子是身外物，＂公公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只要人在，比什么都强。＂

婆婆眼圈红了：＂你那房子，过户给小雨吧，也算是我们老两口的一点心意。＂

夏末的风吹过窗帘，带着淡淡的槐花香。

我靠在丈夫肩上，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已经泛黄。

人生如同四季更替，酸甜苦辣都是风景。

远嫁的路很长，但有人陪伴，再远的路也有了归处。

妈妈在厨房忙碌，婆婆在一旁帮忙择菜，两个曾经陌生的女人，正在烟火气中寻找共同的语言。

公公和丈夫在阳台上喝茶，断断续续地聊着工厂的事，偶尔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涌起一股温暖的感动。

原来，家就是这样，不完美但真实，有争吵也有和解，有眼泪也有笑声。

妈妈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茶，笑着说：＂闺女，值了。＂

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那是一个母亲对女儿幸福的肯定，也是对自己一生付出的慰藉。

我握住她的手，点点头，心中无比安宁。

远嫁的选择，不是对或错，而是一段需要勇气的旅程。

在这旅程中，我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坚强，也学会了爱与被爱。

窗外，新一轮的月亮悄悄升起，洒下温柔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家，照亮了每一个远嫁的女子心中那盏不灭的灯。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