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间拉回1977年的夏天，冼恒汉带着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和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三重身份，跟着军区与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一起奔赴北京开会。谁也没想到，这场会议成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上，过去那些年他的一些做法和问题被摆出来反复讨论，最后，地方和军

时间拉回1977年的夏天，冼恒汉带着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和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的三重身份，跟着军区与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一起奔赴北京开会。谁也没想到，这场会议成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上，过去那些年他的一些做法和问题被摆出来反复讨论，最后，地方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一股脑儿都被免了。

后来他回忆起这事，心里不是没有疙瘩，好些问题他打心底里不认可，但组织上定了调，他还是咬着牙表了态：“拥护决定。”要说这免职的缘由，其实都绕不开那特殊的十年里两件让他“栽了跟头”的事。一件是他管兰州铁路局那阵子，局里两拨群众组织闹得不可开交，像两群斗架的公鸡互不相让。铁道部先插了手，可没端平一碗水，偏着一方压另一方，结果矛盾不但没解决，反而像泼了油的火似的越烧越旺。上级没办法了，把这烂摊子扔给了省委，冼恒汉接手后，也没能跳出这个圈子，还是走了“拉一派打一派”的老路这下可好，问题翻来覆去没个准谱，最后不光没理顺，反而坑了不少群众和干部。

另一件就是外头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他跟“四人帮”走得近，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都在搞自己的小算盘。上级领导们坐下来合计了半天，觉得这事情得有个了断：眼下车轮战似的运动还在深入，难免会触碰到一些人的利益，冼恒汉要是还占着原位，保不齐会闹出更多麻烦，既不利于大伙拧成一股绳干事，也耽误新工作的开展，连揭查批那些事都没法好好推进。所以最后拍板，让他先回军委待着，等后续再安排新任务。正是有了这份“还能接着干”的底，冼恒汉即便心里有委屈，也还是选择了服从——就像老辈人常说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在那个年代个人的想法终究要放在组织的安排之后。

要是翻开冼恒汉的履历，你会发现他这辈子几乎都“钉”在了大西北。他是红二方面军出来的老革命，当年部队一到陕北，他就扎在了这片黄土地上，一开始大多干的是政治部主任这类工作。抗战那会，他在120师扛枪打仗；解放战争时，又成了一野的一份子，跟着部队南征北战。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脚步也没离开过西北，从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一路做到主任。1955年，西北军区拆分，改成了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冼恒汉接了兰州军区政委的担子，一挑就是22年这份坚守，搁现在就像一辈子守着一个老行当的手艺人，透着一股执着劲。

直到1967年，部队奉命介入地方工作，他又多了个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的头衔，成了既管军队又管地方的“双肩挑”干部。可日子一长，这份“双肩挑”的重量压得他喘不过气。地方上的事就像一团乱麻，牵扯着方方面面的利益，稍微动一下就可能得罪人；军区里也不省心，他和韩司令在工作上总拧不到一块去，分歧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没法好好说话。

他不是没想过“松担子”，早就找上级提过想调离的请求，甚至不止一次盼着能换个环境。可上级总说他在地方工作上有实绩，硬是把他留了下来。就这么着他在这份又累又难的岗位上继续扛着，直到1977年被免职调回军委，才算暂时卸下了这份沉甸甸的压力。

1977年被调回军委时，冼恒汉心里还揣着盼头，想着等阵子就能分到新工作。那会他身体也不太稳定，就想着先好好治治病，可没成想这“等”字一写就是5年。这5年里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到了1980年，不少老同事、老领导都陆续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1982年，“干部年轻化”的号召一出来，更像一阵风似的，吹遍了各个角落。

就在这时，他的问题又被重新摆上了台面，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可这结果跟1977年那声“调回军委待分配”的“托底话”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组织上决定让他退出现役，按地师待遇安置。虽说1985年把待遇调成了正军职，但那个曾经的大军区正职待遇，却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回不来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组织上认定了他过去那些事里，确实有需要担责的地方。

之后的日子里，他也没少为这事奔走申诉，可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没起多大波澜。等到了晚年，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那发呆，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过着一辈子的事情。他不止一次喃喃自语：“要是当年没接下介入地方的任务，一门心思管军区的政治工作，这辈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那些糟心事、那些起起落落，是不是就都躲过去了？”这话里的遗憾，就像老树上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岁月的无奈。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