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肃宗李亨调配九大节度使，聚集郭子仪、李光弼等当世名将，共率二十余万人对安庆绪发动围歼战，意图一举歼灭叛军，实现再造盛唐的伟愿。

邺城之战是指758年至759年，唐军与安史叛军于邺城（今河南安阳）展开的战略决战。

此役是继唐军收复长安、洛阳等两京后的又一次关键性战役。

唐肃宗李亨调配九大节度使，聚集郭子仪、李光弼等当世名将，共率二十余万人对安庆绪发动围歼战，意图一举歼灭叛军，实现再造盛唐的伟愿。

但这场本应胜利的会战却因唐军内部原因以及突遭狂风而被扭转局势，导致唐军大崩溃，昔日的开元盛世一去不复返，为日后藩镇割据、四海分裂埋下伏笔。

公元757年九月，唐朝在长安香积寺决战中战胜安史叛军，顺利收复长安，一个月后，唐军在大将郭子仪率领下拿下洛阳，叛军领袖安庆绪仅率1300人逃往邺城（河南安阳）。

此后，唐军一鼓作气，先后攻占河内(今河南沁阳)、陈留(治今开封) 等河南、河东诸郡县。

此时的大唐形势可谓一片大好，不仅夺回了政治意义重大的长安、洛阳两京，还攻克关中、黄河中游等广大中原地域，在各条战线上都获得胜利，大有一举荡平对方的架势，可谓军心振奋，百姓翘首王师北定。

反观叛军，集团创始人安禄山在一年前病逝，其子安庆绪接任，却在两京作战连续大败，威严不振。

长期占据范阳老家的二当家史思明暗中培养势力，成为河北老基地的幕后掌权人，同时与朝廷往来不断，整个范阳藩镇名义上重新归属长安朝廷，叛军内部分裂倾向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唐肃宗李亨应乘胜追击，一举击灭安庆绪。

周围的大臣也都建议李亨这么做，但他非但没有部署，反而按兵不动。此举意欲为何？史上给出的答案是肃宗急于迎太上皇还都尽孝。

当然，这样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早在756年，玄宗李隆基从长安出逃时，李亨就暗中谋划马嵬驿之变，处死死对头杨国忠，后逼迫玄宗让权，自己北上灵武称帝。

待日后玄宗回到长安后，肃宗却将其变相软禁，禁止其与外界大臣接触。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肃宗都没有足够的诚意迎接父亲回都。

唯一能说得通的理由是肃宗急于将太上皇控制在自己手中，因为玄宗自进入巴蜀近两年，随同去的皆是其心腹禁军。

况且天府之土历来是产粮重地，物质丰富，又有群山阻隔，历代乱世都是割据封王的理想地点。

肃宗担心长期下去，玄宗在巴蜀地位巩固，裂土称帝，毕竟马嵬驿的事情，玄宗用脚指头猜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除此之外，朝廷的财政危机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朝廷虽然收复两京，但却得益于回纥的帮助。

而回纥援助的前提是索取财富，回纥几乎可以用贪得无厌来形容，长安、洛阳几乎被回纥骑兵劫掠一空，毫不夸张的讲，朝廷得到的是几座空城。

北方被战火笼罩，南方的漕运规模始终有限，都让朝廷的口袋鼓不起来。在无力支付巨额军饷的情况下，战争自然陷入停滞。

对此，肃宗在今后一年多时间里，提前开启战争善后模式，因长安既没有能力给予工资，又无法让他们回到原有驻地，只能允许节度使利用当地赋税维持建制。

因为没有钱自然打不了仗，只能养精蓄锐，等待时机。

经过一年的秣马厉兵，唐朝终于决定出兵，公元758年九月，唐肃宗调集能用上的全部精锐于河南战场，其兵力主要由三大集团构成。

分别是郭子仪的朔方军，李嗣业和河西军以及李光弼的河东军，此三大军团自平定安史之乱以来就被倚仗为国之柱石。

除此之外，还有在安史之乱中新授予的其他节度使，合计九大节度使，二十余万兵马，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

唐肃宗让一个宦官统辖二十万大军，这在历代大一统王朝都是闻所未闻。

关于鱼朝恩年轻时的经历，史上着墨不多，他自天宝末年净身入宫，始供职小黄门，安史之乱发生后，随唐玄宗出逃，后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任。

可以说，鱼朝恩一直生活在宫禁深闱，兵器都没摸过，更别提行军打仗了，而他能够平步青云主要是善于揣摩圣心，表现出一副忠诚的态度。

当然，唐肃宗重用鱼朝恩与当时的环境形势也有关，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总体军事战略一直是外重内轻，对节度使处于绝对信任的状态。

但安禄山叛乱给了唐朝统治者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位拥兵自重的节度使险些把李家王朝掀翻，所以唐肃宗上位后一改对外藩将领的信任。

虽然郭子仪收复两京，对朝廷表现得忠心耿耿，被视为中兴第一名将，但有了安禄山的前车之鉴，肃宗自然要在郭子仪之上再安排一层权力核心以进行牵制。

因为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一旦郭子仪造反，唐朝再无翻身的可能。能够牵制郭子仪等将领的必然是皇权的代言人。

那么谁能够担此重任？外朝的大臣是靠不住的，看来只有内廷的宦官了。

这些身残的群体依附于皇权，没有子嗣自然也无法威胁皇权，而且他们与皇帝朝夕相处，从感情上也是最被信任的，所以肃宗派鱼朝恩节制诸路兵马。

那么问题来了，鱼朝恩是出自京畿内廷的阉人，压根不懂军事，根本没有能力驾驭千军万马，最后的结果只是胡作非为，有了不利的后果也是甩锅给将领，这为唐军的失败埋下伏笔。

758年九月，唐军主力纷纷渡过黄河北上，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再加上规模过于庞大，不得不分头行动。

不过好在唐军士气昂扬，李嗣业部率先攻打卫州(今河南卫辉)，以弓弩手伏击叛军骑兵，大败安庆绪7万援军，克卫州。

李嗣业趁势追击，在邺城西南愁思冈再次击败安军，斩其3万余人。安庆绪退回邺城，被唐军包围。

命悬一线的安庆绪只能厚着脸皮寻求史思明的帮助，并许诺让位。

史思明本就首鼠两端，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先前归顺朝廷不过是缓兵之计。

为了让安庆绪继续牵制唐军，史思明率兵13万自范阳南下救邺城， 于十二月击败崔光远，夺占魏州 (今大名北)。

此时的唐军整体兵力仍远远强于敌军，只不过面对史思明和安庆绪两线作战难免牵扯精力，于是，唐军将领们便一同商议进攻策略。

大将李光弼虽出身契丹，但在与安史叛军的战斗中一直表现积极，立下汗马功劳，他认为史思明的实力强于安庆绪，应该先派部队攻击魏州，再回攻邺城。

但此建议却被鱼朝恩否决，他给出的理由是史思明有备而来，无法轻易攻下，若与其开战，反而让安庆绪争取到脱逃的时间，此战役必将功亏一篑，坚持让二十万大军继续围城。

鱼朝恩的说法乍一听上去很有道理，但经不住推敲，因为邺城经过安庆绪一年的部署，粮草充足，早已固若金汤。

鱼朝恩否决李光弼的提议，选择继续围城，其政治目的大于军事目的。

首先，鱼朝恩不懂打仗，如果拍板攻打史思明，一旦有失，自己将承担战败责任，必将受到肃宗责罚。

其次，安庆绪是安史叛军名义上的领袖，消灭安庆绪政治影响重大，能够很好的给肃宗交差，而且邺城兵力单薄，二十万大军围城，鱼朝恩心中还是比较有把握。

不过很快鱼朝恩就为自己的盲目自信付出代价，首先安庆绪的抵抗非常激烈，唐军一时无法攻陷，又引漳河水灌城，想逼出安庆绪，但安庆绪仍坚持死守，战况陷入胶着。

与此同时，史思明也没闲着，他把军队化整为零，不断派小股敌军骚扰唐军，等到唐军反击，马上回营，以此拖累对方。

因为有鱼朝恩的命令，各节度使不敢擅自出击，只能被动防御，不知该出兵攻击，还是按兵不动。

最关键的是，唐军没有统一指挥作战的主帅，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唯一有权力调度他们的是在后方以监军为名的看客宦官。

反正战败的责任，鱼朝恩是没有的，他唯一的目的是监视前线大将，只要有问题就一封奏疏报送长安，第二天就让你沦为阶下囚。

节度使们看的很清楚，都希望保全自己的部队，以免在失去政治资本后遭到清算，所以个个出工不出力。史载:

“军无统帅，诸将自图全，人无斗志”。

唐军围城数月毫无进展，士兵开始懈怠。但史思明可不给唐军士兵安逸的机会，759年三月，史思明截断唐军粮道，断绝其粮食来源。

唐军陷入恐慌，史思明大军迅速逼近。眼看自己无法跑掉，各节度使们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在原地与史思明决战。

由于各节度使出身内地，所率军队以步兵为主，只有李光弼、王思礼率领的河东军团配备较高比例的骑兵。

所以河东部队承担这次作战的前锋主力，李光弼虽然骁勇，但河东军队的规模不如叛军，且经过数月消耗，实力士气有所下滑。

战斗打响，双方展开惨烈厮杀，史思明以五万骑兵直前奋击，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愤然阻击，双方杀伤相半，后河东军渐渐不支。

而各节度使各怀心思，本就无心恋战，纷纷开始撤退，前线唐军陷入溃败。李光弼只能向郭子仪求援。

郭子仪虽处于后备二线，但得知唐军溃败，立刻率领朔方军团赶往增援。

但未及列阵，史思明骑兵便已杀到，再加上夹杂着从前线溃退的唐军，极大地加剧了战场的混乱，整个唐军弥漫在士气低落和焦虑中，防线迅速崩溃。

史思明见状，抓住机会，率军掩杀，力图全歼唐军主力，同时，安庆绪也开城倾巢而出，两边夹击唐军，唐军全军崩溃，退回洛阳。

此战郭子仪损失最大， “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其他节度使部队几乎支离破碎，退回本镇。

事后，郭子仪等前线主帅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了狂风沙暴，虽然正史上也是如此记载，但显然这是托词不足信。

鱼朝恩则将败局全部推到郭子仪头上，肃宗毫不犹豫的解除了这位老将的军职，让其返回长安赋闲。

但归根结底，这场战争失败的责任在于肃宗。首先，肃宗待安庆绪逃至邺城一年后才下令攻讨。

接着，发兵数十万竟不设元帅，无统一节度，再加上久围城不下，粮秣中断，军心不稳，才导致这次大溃败。

不过这场战争最可惜的还是大将李嗣业。这位勇猛无敌的北庭节度使，每与叛军交战必身先士卒，在两年前的香积寺大战中，是李嗣业挺身而出，扭转不利局面。

史载:

“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

在围困邺城时，其他节度使只求自保，唯有李嗣业身先士卒，“被坚数奋，为诸军冠”。然而在一次战斗中却被叛军的流矢射中身亡。

消息传到长安，肃宗十分伤心，追封其为武威郡王。而失去李嗣业的唐军再也没法抵挡叛军的凌厉攻势，最终战败。

来源：小瑀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