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位被后世捧为“盛世明君”的帝王，会对当时全球最顶尖的科技如此不屑？为什么我们从小听到的“康乾盛世”，说起来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可到了1840年，英国几艘军舰就能把清朝打趴下？今天咱们就撕开这层“盛世”的华丽外衣，好好说说康熙、雍正、乾隆
1793年夏天，承德避暑山庄里，乾隆皇帝接过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递来的礼物清单——蒸汽机模型、装有膛线的臼炮、能观测星辰的望远镜，还有一幅详细的世界地图。
可他扫了一眼，只对身边的太监说了句“这些洋人的奇技淫巧，留着赏玩就好”，转头就去筹备自己的八十大寿了。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位被后世捧为“盛世明君”的帝王，会对当时全球最顶尖的科技如此不屑？为什么我们从小听到的“康乾盛世”，说起来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可到了1840年，英国几艘军舰就能把清朝打趴下？今天咱们就撕开这层“盛世”的华丽外衣，好好说说康熙、雍正、乾隆这祖孙三代，到底做了哪些事，把所谓的“治世”变成了近代中国落后的“坑”，也让这场“盛世”成了彻头彻尾的自我鼓吹。
一提到康乾盛世，总有人先夸“皇权集中做得好”：康熙设南书房，把内阁的权力抢过来；雍正建军机处，大臣们连坐着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只能跪着听旨；乾隆更绝，直接把军机处变成自己的“私人办公室”，连决策都不用跟大臣商量。看起来这效率多高啊，平定准噶尔、收复台湾、扩到1300万平方公里疆域，全靠这“乾纲独断”。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说一不二”的权力，背后藏着的是对制度创新的绝杀？
1688年，康熙刚平定三藩之乱的时候，英国已经搞了光荣革命，议会把国王的权力捆住，还出台了《权利法案》，明确“国王不能随便征税、不能随便抓人”；1729年，雍正正在推行“火耗归公”的时候，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已经写出了《论法的精神》，喊出“三权分立”的主张，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仅如此，清朝还把“思想控制”玩到了极致——凡是跟“反清”“质疑皇权”沾点边的，不管是诗句、文章还是书籍，都要严查。
查嗣庭因为出了道“维民所止”的试题，就被人曲解成“雍正去头”，全家被抄，自己还被凌迟；胡中藻写了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因为“浊”字在“清”前面，被定了“讽刺朝廷”的罪，砍头示众。
而且这种文字狱不是偶尔一次，康雍乾三朝加起来有160多起，比明朝多了整整三倍，读书人吓得连时政都不敢谈，只能躲在书堆里研究“考据学”，把顾炎武、黄宗羲这些明末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全丢了。
更重要的是，当欧洲在忙着打破“君权神授”的时候，清朝却在拼命强化“天朝上国”的幻觉。马戛尔尼使团来的时候，乾隆不仅要求人家行“三跪九叩”礼，还在给英国国王的回信里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你想想，这时候英国已经有了现代外交观念，想跟清朝平等通商、互派使节，可乾隆眼里，人家就是来“朝贡”的蛮夷。
进一步理解的话，清朝的制度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盒子，把所有可能突破传统的机会都堵死了——凡是想创新制度的，被当成“异端”；凡是想跟西方交流的，被当成“通夷”。所以啊，这种“专制巅峰”的盛世，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落后，因为它把“稳定”建立在了“不进步”的基础上。换句话说，人家欧洲是在“用制度找发展”，清朝是在“用权力保稳定”，方向根本不一样，怎么可能不被甩开？
聊起康乾盛世的经济，总有人拿数据说话：175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量占世界32.8%，比整个欧洲还多；1800年人口突破3亿，是明朝的两倍多；乾隆中期国库存银最高有8182万两，比明朝国库巅峰时多了五倍。这些数字看着确实吓人，可我敢肯定的说，这全是“虚胖”，就像一个人只长体重不长肌肉，看着壮实，其实一点力气都没有。
种过地的人都知道，粮食产量得跟人口匹配才行。康熙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1163亿斤，人均能分到1245斤，日子还能凑合；可到了乾隆晚期，粮食总产量涨到2576亿斤，人口却飙到了3亿，人均只剩867斤，稻谷和小麦的人均产量还降了30%。你说这叫繁荣吗？农民一年忙到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
1743年直隶闹饥荒，数十万流民饿死，朝廷的“常平仓”里的粮食根本不够分，路边全是逃荒的人，这哪像“盛世”的样子？而且，清朝的农业还在靠“精耕细作”，农民拿着锄头、镰刀，靠多施肥、多种地来增产；可同期的英国已经开始了农业革命，1701年发明了条播机，1731年推广了打谷机。
甚至还有人用蒸汽机抽水灌溉，人家一亩地的产量比清朝高了将近一倍，还不用那么多人干活——这就是“靠技术增产”和“靠人力增产”的差距，清朝的农业看起来人多粮多，其实是在“内卷”，越干越累，越累越穷。
不仅如此，工业上的差距更吓人。清朝的手工业最拿得出手的是江南丝织和景德镇制瓷，可织工们用的还是明朝传下来的腰机，一天织不了半匹布；瓷工们靠的是经验，没有任何标准化生产，有时候一窑瓷能废一半。而英国呢？176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1784年阿克莱特建了水力纺织厂，一台机器一天能织几十匹布，比清朝十几个织工还快；1788年英国生铁产量有6万吨，1806年直接飙到25万吨，而清朝连铁锅都要从英国进口，因为自己炼的铁又脆又容易生锈。所以啊，清朝的制造业总量看着高，其实全是“手工堆出来的”，人家欧洲已经是“机器生产”了，这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贸易结构也差得远。清朝出口的全是茶叶、丝绸、瓷器这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口的只是棉花、香料这些原材料；可英国出口的是蒸汽机、棉纺织品这些机器制品，进口的是原材料，然后再把制成品卖遍全球。马戛尔尼当时就想跟清朝开放更多通商口岸，让英国的机器制品进来，也让清朝的原材料出去，可乾隆直接拒绝了——他觉得“天朝”不需要洋人的东西。
进一步理解的话，清朝的经济就是“守着老本行吃老本”，人家欧洲是“靠创新赚新钱”，所以等到欧洲的工业革命完成，清朝的“经济优势”很快就没了。换句话说，康乾时期的经济繁荣，就像夕阳下的晚霞，看着漂亮，其实很快就要黑了，因为它没有新的光源，只能靠传统的农耕文明撑着。
可能有人会抬杠：“康熙不是懂西学吗？他还学过几何、天文学，能用望远镜观测星辰，怎么能说不重视科技？”这话没说错，康熙确实是中国古代帝王里最懂西学的，法国传教士白晋还在日记里夸他“有非凡的科学天赋，能看懂复杂的几何证明”。但是，你知道康熙怎么对待西学的吗？他学西学只是为了“彰显皇权”——比如用西方历法打败了保守派的“大统历”，证明自己“懂科学”；用西方数学计算河道工程，显示自己“懂技术”。可他从来没想过要把西学推广给全国，更没想过要建立一套科学体系。
了解欧洲科技史的人都知道，1660年英国就成立了皇家学会，科学家们可以自由交流研究成果；1665年英国创办了《自然科学会报》，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有好的研究，都能发表；1795年法国建立了综合理工学院，专门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
可康熙呢？他虽然设了个蒙养斋算学馆，编了《数理精蕴》《皇舆全览图》，但这些成果只在宫廷里用，老百姓连见都见不到，更别说学习了。而且他还搞了个“西学中源”说，硬说西方的几何就是中国古代的“勾股定理”，西方的代数就是中国的“天元术”，把西方科技说成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不仅如此，雍正和乾隆对科技更不重视。雍正觉得“西学是蛮夷之术，会坏了儒家的根本”，所以禁止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科学；乾隆更绝，1757年直接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所有通商口岸，连西方的科技书籍都不让进来了。
1793年马戛尔尼带来的蒸汽机模型，本来是想让清朝看看西方的科技成果，可乾隆只把它当成“玩具”，堆在库房里，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官员才发现，这东西居然能带动机器，能让军舰跑得更快。所以啊，康熙的“懂西学”，就像一个人买了本好书，只自己翻了几页，就锁在抽屉里，不让别人看，也不让别人学，这样怎么可能让国家的科技进步？
更重要的是，军事科技的差距直接注定了后来的悲剧。1685年雅克萨之战，清军虽然打赢了俄军，但俄军用的燧发枪射程有200米，清军的弓箭只有100米，要是俄军人数再多一点，清军根本赢不了；1793年马戛尔尼带来的臼炮，已经有了膛线，命中率比清军的红衣大炮高十倍，而且能发射爆破弹，可清军还在用明末传下来的红衣大炮，只能发射实心弹。
我敢说，如果乾隆当时能重视这些军事科技，组织工匠研究仿制，后来的鸦片战争也不会输得那么惨。进一步理解的话，清朝的科技落后，不是因为“没机会接触”，而是因为“主动放弃”——他们明明能拿到西方最先进的科技，却因为“天朝上国”的骄傲，不愿意学、不愿意用，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落后。换句话说，康乾时期的科技，就像一个被家长锁在屋里的孩子，明明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却被不让出去，最后变成了“井底之蛙”。
最后咱们聊聊最根本的——老百姓的日子。不管是疆域多大、经济多好、科技多强，只要老百姓过得苦，那就不是真盛世。康乾时期的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咱们看看当时的记载：江南地区80%的农户都是佃农，地主收的地租要占收成的50%，有的甚至到60%，农民一年忙到头，除了交地租，剩下的粮食只够自己吃半年，剩下的半年只能靠吃红薯、玉米度日；湖南、湖北这些地方，地主还会放高利贷，利率高达100%，农民要是还不上，就会被抢走土地，甚至卖儿卖女。
读过杜甫诗的人，都知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康乾时期也是这样。乾隆皇帝办一次八十大寿，花了1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全国半年的财政收入，宴席上的山珍海味吃不完就倒掉；可同期的直隶农村，有农民因为没饭吃，只能吃树皮、草根，最后饿死在路边。
1774年，山东爆发了王伦起义，起义军里有很多都是农民，他们说“官府逼得我们活不下去了，只能造反”；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波及湖北、四川等五省，参与的农民有几十万，他们的口号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些起义虽然最后都被镇压了，但也说明，康乾时期的社会矛盾已经很尖锐了，所谓的“盛世”，只是上层统治者的盛世，跟老百姓没多大关系。
不仅如此，社会流动性也差得要命。清朝的科举制度虽然能让平民子弟当官，但录取率不到1%，而且大部分名额都被权贵垄断了。江南的望族通过“捐纳”（花钱买官）、联姻，把持了官场，普通人家的孩子就算考上了秀才，也很难当上大官。比如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考了17次才考上秀才，最后也只是个教书先生；而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刚出生就被封为“一等公”，不用考试就能当官。所以啊，清朝的社会就像一个“固化的金字塔”，底层的人很难爬上去，上层的人永远占着资源。
更重要的是，商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清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就算赚了钱，也不敢投资产业，只能买田置地，因为他们怕被官府盯上——比如晋商虽然垄断了对俄贸易，赚了很多钱，但他们不敢开工厂，只能把钱用来买土地，最后变成了“地主商人”；徽商虽然控制了江南的盐业，但也只能靠“巴结官府”过日子，一旦官府换了人，他们的生意就完了。进一步理解的话，清朝的社会就是“靠权力分配资源”，而不是“靠能力分配资源”，所以不管是农民、士人还是商人，都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换句话说，康乾盛世的社会，就像一潭死水，没有任何活力，因为所有的水流都被权力堵住了，只能在原地打转。
说了这么多，你应该明白为什么我说康乾盛世是自欺欺人的自我鼓吹了吧？康熙、雍正、乾隆这祖孙三代，不是没机会跟上世界潮流——康熙和法国路易十四是同时代的，乾隆和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是一个时期的，西方的工业革命、思想启蒙、制度变革，他们都能看到，都能接触到。但是，他们选择了“关起门来当老大”，选择了“用专制保稳定”，选择了“用传统拒创新”，最后把清朝变成了一个“落后的巨人”——看起来个头大，其实一推就倒。
1840年，英国舰队带着蒸汽机动力的军舰、装有膛线的大炮来到中国，清朝的木船、红衣大炮根本不堪一击，最后只能签下《南京条约》，割地赔款。这时候，人们才想起1793年马戛尔尼带来的蒸汽机模型，才明白乾隆当年的“不屑”有多可笑；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康乾时期的“盛世”，其实是给近代中国挖的“坑”，因为它错失了最后一次主动转型的机会，只能被动挨打。
来源：看局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