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者余嘉锡的当选就是其中一个话题点，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用“院士原来走后门”调侃这事，还引来了别人的反驳。

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不少讨论。

学者余嘉锡的当选就是其中一个话题点，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用“院士原来走后门”调侃这事，还引来了别人的反驳。

今天咱们就顺着相关的回忆和记载，好好聊聊这背后的来龙去脉。

先说说余嘉锡这个人，清末的时候他做过小京官，20年代在《清史稿》主编赵尔巽家里做过幕僚，30年代才开始在辅仁大学当教授，还兼任国文系主任。

从这样的经历来看，他在当时学界的名气不算特别大。

而1948年那次院士评选，规格很高，要选出国内顶尖的学者，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评议员，手里有不小的话语权。

让余嘉锡当选这事变得有争议的，是启功的一段回忆。

在《启功口述历史》里，启功说当年选举前一晚，余嘉锡的儿子余逊专门找陈垣聊了一整晚。

聊天内容全是说他父亲多用功、读了多少书、做了哪些研究、写了什么著作和文章，还有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没明着求陈垣帮忙，但意思很明显。

陈垣也没说自己会怎么做，可心里已经有数了，最后余嘉锡还真当选了，启功可不是个爱乱说话的人，他还是陈垣身边核心圈子的人，他的回忆应该不是凭空编的。

本来想单看这段回忆可能还不够有说服力，但后来发现还有其他记载能对上。

不过，胡文辉这话一出，就有人不乐意了，有个叫“鲁崮”的人写了篇《院士何曾走后门》，说胡文辉是“信口雌黄”“武断”。

可仔细看那篇反驳文章，除了透着对学术和学者的崇拜，根本没有能推翻启功回忆的实在证据。

更关键的是，“鲁崮”还曲解了胡文辉的意思，胡文辉只是说余嘉锡当时在学界声名不振，《四库提要辨证》也只完成了半部，没说余嘉锡不够院士水准。

用这种扭曲别人观点的方式来批评，实在不是做学问该有的样子。

就在这事快被人淡忘的时候，新出版的《柴德赓日记》里，有一段记载给这事添了个重要旁证。

1951年7月14日，柴德赓去吊唁同事张星烺，张星烺的儿子说，他父亲临终前一直惦记着三件事，其中一件就是对不起余逊，因为有天早上他对余嘉锡当选院士的事说了不恭敬的话。

张星烺当时也在辅仁大学历史系，还当过系主任，和陈垣、余嘉锡都很熟，他说的“余嘉锡当选院士的事”，肯定就是1948年那次评选。

虽然没说具体说了什么不恭敬的话，但结合启功的回忆，大概率就是说余嘉锡靠关系当选这事。

更巧的是，柴德赓在日记里写完吊唁的事，接着就说去拜访了启功，聊国文系的事。

柴德赓和启功都是陈垣门下的“南书房四行走”，关系很好，说不定柴德赓当天就把张星烺的话告诉启功了。

就算不是当天说的，他们俩在一个学术圈子里，这种学界里的事，早就互相知道也说不定。

这么一来，启功的回忆和柴德赓日记里的记载就能互相印证，余嘉锡当选可能真的有“走后门”的成分。

不过话说回来，咱们也不能因为这事就否定余嘉锡的学问。

胡文辉把余嘉锡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排到天罡第十七位，要是觉得他没水平，也不会给这么高的位置。

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虽然当时只出了半部，但这本书对传统目录学的继承和改造，在学术上很有价值，他本身是够得上院士水准的。

只是有学问是一回事，靠关系帮忙当选又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在过去的学界，学者要想出头，光有学问还不够，往往还需要一些外部的助力。

就像胡文辉在书里说的，王国维靠朋友帮忙，陈寅恪靠家世背景，陈垣靠教会的支持，饶宗颐靠商帮的力量，还有靠老师或者机构帮忙的。

邓广铭也说过，过去京城的名角需要人捧场，学者要成长也一样。

章士钊的诗里也有“名士亦须拉缆人”的句子，这些都说明外部助力对学者的重要性。

余嘉锡当时没什么名气，资源和人脉也少，要是没人帮忙，想当选院士怕是很难。

而且余嘉锡自己也说过，他当选院士挺幸运的，全国私立大学就他一个当选的。

这也能看出来，当时评选院士可能还有平衡公立和私立大学的考虑。

评议会说不定也觉得，《四库全书总目》是传统目录学的巅峰，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又对传统目录学做了现代改造，选他也有传承学术的意思。

这么看来，院士评选从来都不是只看学术水平，里面会涉及很多复杂的因素。

过去是这样，现在可能也难免，咱们看待余嘉锡这事，既不能忽略他的学术成就，也不能回避他当选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走后门”问题。

只有客观看待这些，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过去的学术生态，也能给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一些借鉴，让学术评选能更公正、更纯粹一些。

来源：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