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落得很急。母亲去世的那天，我站在灵堂外，望着飘落的雪花，恍惚中感觉它们不是落下，而是升起，像无数灵魂奔向天际。

雪，落得很急。母亲去世的那天，我站在灵堂外，望着飘落的雪花，恍惚中感觉它们不是落下，而是升起，像无数灵魂奔向天际。

＂小周，接着。＂舅舅递过一个泛黄的信封，手指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得如同树皮。

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仿佛承载了太多往事。

打开信封，里面是我童年唯一的照片，我和母亲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她抱着我，笑得那样欣慰。照片边缘已经发黄卷曲，却被小心翼翼地用透明胶带粘好。

＂你娘临走前，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舅舅周大山说着，声音沙哑，眼圈泛红。

吊唁的人渐渐散去，院子里只剩下焚烧纸钱的气味和冬日的寒意。

那是1982年的冬天，大雪纷飞，就像今天一样。

父亲在文革末期被下放到西北，成了＂可以教育好的知识分子＂，后来连年几封信都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母亲带着年幼的我，回到娘家依靠舅舅度日。

那时的舅舅，刚从县农机厂技校毕业，正赶上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招工潮，是村里人眼中实打实的＂香饽饽＂。

厂里的招工指标难得，全公社就三个名额，村支书亲自登门，说是看在周家祖上积德的份上，把名额给了舅舅。

可他却放弃了调入县城的机会，留在村里照顾我和母亲。

＂周大山，你是傻的吧！＂村支书王根生骂道，手里的旱烟袋在空中画着圈，＂好不容易有个出头的机会，铁饭碗啊！为了妹妹和外甥，就这么放弃了？城里有自来水，有电灯，连马桶都是冲水的！＂

舅舅只是摇头，手指不停地搓着那张被他翻来覆去看了无数遍的录用通知书。

＂根生叔，我妹子一个人，带着孩子，她爱人又杳无音信，我不管，谁管？＂舅舅的声音不大，却坚定得像村口那棵百年老槐。

从此，舅舅从不提起这事，只是每天天不亮就去生产队干活，回来还要帮母亲劈柴、担水、喂猪。

我家的泥墙草屋小，却很整洁。冬天的早晨，我常常被院子里＂咚咚＂的劈柴声惊醒，窗外还是漆黑一片，只有舅舅的剪影在煤油灯微弱的光线下晃动。

＂大山，你也歇歇吧，＂母亲常说，＂你这样起早贪黑的，身子骨吃不消。＂

舅舅总是咧嘴一笑：＂姐，我壮实着呢，再说了，多干点活，多挣点工分，年底分粮食才多一些。＂

那时正赶上农村实行＂大包干＂，但我们村还没完全铺开，生产队一天记工十分，舅舅常常干到十二三分，是队里出了名的劳动模范。

我上小学那年，舅舅不知从哪弄来一辆二八自行车，黑漆都掉了大半，车链子一转就响，像是在唱歌，把座椅加高了，在后座焊了个铁架子。

从我们山沟村到镇上的中心小学有四十里山路，每周一早上，舅舅载着我和一周的干粮，踩着星光出发。

＂小平，坐稳了，＂舅舅总是这么叮嘱，＂咱等天亮点再上路。＂

我知道舅舅说的是假话，因为五点不到我们就出发了，那时天边连个鱼肚白都没有。

记得那年秋天，连下了三天雨，道路泥泞不堪。山路又窄又滑，像是抹了一层猪油。

舅舅硬是扛着自行车，背着我趟过一道道水坑。

他的粗布裤腿卷到膝盖，露出黝黑结实的小腿，上面沾满了泥点子。

临近学校时，他一脚踩空，连人带车摔进了水沟，裤子刮破了一大块。

那一摔，让他的左腿落下了毛病，只要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但他从未向我提起过。

后来是同村的李大娘告诉我的：＂你舅啊，那次摔得不轻，去卫生所打了三针青霉素，连着发了三天烧。＂

＂哎哟喂，那阵子你娘心疼得直掉泪，＂李大娘说着，抹了抹眼角，＂可你舅死犟，第二个周一照样送你去学校，腿上的伤口还渗着血呢。＂

＂周小平，你舅舅这人，倔得很。＂母亲常对我说，手里不停地纳着鞋底，＂别看他不爱说话，心里装的全是你。他啊，从你爹下放那天起，就把你当亲儿子看。＂

我那时不懂，只知道每次放学回家，院子里总会飘出饭菜香。

舅舅虽然做的饭菜简单，但总有一道是我爱吃的萝卜炖肉。

肉少得可怜，被他切成小丁，混在萝卜里，让我误以为满碗都是肉香。

＂多吃点，小平，长身体。＂舅舅总是把最大块的肉夹到我碗里，自己却只吃咸菜配咸萝卜。

后来我才知道，那点肉是舅舅攒了几个月的肉票才换来的，他自己舍不得吃一口。

那时农村还是票证时代，粮票、布票、肉票都要精打细算。舅舅每月能分到的肉票不多，却全给了我和母亲。

村里人都说舅舅娶不到媳妇，是因为太抠门，连肉都舍不得吃。

＂周大山，你这么下去，耽误了终身大事可咋整？＂生产队长王二柱吸着旱烟袋，语重心长地说。

舅舅只是笑笑：＂二柱哥，我这不是没遇到合适的吗？＂

其实我知道，舅舅曾经有过一个相好的，是隔壁大队广播站的播音员李俊梅。

李俊梅声音甜美，人也水灵，每天早上六点准时用大喇叭播送新闻和工作安排，嗓音传遍整个山沟。

那时候，只要一到饭点，收音机里传出北京广播电台的时间信号＂嘀—嘀—嘀—＂，舅舅就会不由自主地看向广播站的方向，嘴角带着我从未见过的笑意。

＂小平，你知道不？你舅舅和俊梅姐定了亲的。＂村里的小伙伴告诉我，＂去年秋收后就说好了，今年正月要过礼的。＂

可我的母亲病了，一场重感冒引发的肺炎，让她瘦了一大圈。

舅舅取消了定亲，把准备的聘礼钱全用来给母亲看病。

李俊梅等了一年，最终嫁给了县农机厂的会计，也就是本该属于舅舅的那个工作岗位上的人。

我上初中那年，村里通了电，家家户户都开始攒钱买电视机。

舅舅不知从哪借了两百块钱，给我买了一台二手收音机，说是为了让我听广播学习，提高普通话。

那个黑色的小收音机成了我的宝贝，每天晚上我都守在旁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舅舅就坐在一旁，一边纳鞋底一边听，时不时地点点头，仿佛能听懂所有的大道理。

其实我知道，他最多认得两百个字，却从不让我看出他的自卑。

高考那年，母亲的病越发严重。我埋头苦读时，常听见母亲咳嗽的声音，和舅舅轻声安慰的话语。

＂姐，再坚持一下，等小平考上大学，咱们就去大医院好好看看。＂舅舅的声音透过薄薄的泥墙传来。

＂大山，我怕是等不到那时候了。＂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正在用煤油灯苦读的我。

舅舅卖掉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老式缝纫机，那是母亲陪嫁时带来的凤凰牌缝纫机，老式的手摇那种，是村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舅舅用卖缝纫机的钱给母亲抓药，还专门去县城请了名老中医，可病情依旧没有好转。

＂考上了！周家出了个大学生了！＂高考成绩公布那天，村口的大喇叭喊得震天响，李俊梅的声音第一次带着明显的情感。

＂周小平，周建国和周大山的外甥，被北师范大学录取了！这是我们大队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

舅舅破天荒地喝了两杯，脸涨得通红，拉着我的手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这孩子，有出息！＂他对每一个遇见的人说，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

那晚，母亲又咳了一整夜。舅舅坐在她床前，不停地给她拍背，擦汗。

＂姐，你看，小平出息了。咱们周家几辈子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可出了个读书人。＂舅舅的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自豪。

母亲虚弱地笑了笑：＂大山，这些年，苦了你了。＂

＂说啥呢，姐。＂舅舅摆摆手，＂咱们是亲兄妹，再说了，小平这不是我看着长大的吗？＂

我站在门外，泪流满面。

那个夏天，我离开了生活了十八年的山村，去了北京。临行前，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小平，你舅舅一辈子没成家，就为了照顾咱们娘俩。你长大了，有出息了，可别忘了他老人家。＂

我点头应下，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到了北京，我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结交新朋友，探索这个陌生而又充满机遇的世界。

寒暑假回家的次数，从最初的每个假期，渐渐变成了一年一次，再后来，甚至一年也回不了一次。

每次打电话回家，电话是从村支部借来的，嘈杂的背景音里，舅舅的声音总是那么响亮：＂小平啊，别惦记家里，好好学习。家里一切都好着呢。＂

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和城市的繁华中，对家乡的牵挂逐渐被各种紧迫的事情稀释。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城一家出版社工作。那时正赶上全国知识分子待遇提高，我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楼房，还配了一辆自行车，在同学中算是条件不错的了。

电话里，舅舅听说我分了房子，高兴得像个孩子：＂小平，你有出息了！我就知道，我们周家会出个读书人！＂

我邀请舅舅来省城看看，但他总是推辞：＂忙着呢，地里的活耽误不得。再说你母亲身子骨又不好，我不在家谁照顾她？＂

就这样，我的生活轨迹渐渐偏离了那个小山村。我结婚、生子、升职，忙碌的工作和家庭逐渐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电话里，舅舅总说：＂你忙你的，我这儿好着呢，地里的活不多，收成也好。你妈的身体也比去年强多了。＂

我知道他在说谎。母亲的病一年比一年重，但在电话里，我选择相信舅舅的话，因为那样，我才能心安理得地留在城市，享受我通过知识换来的生活。

直到那个冬天，一个来自家乡的电话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小平，你妈不行了，快回来吧。＂

我急忙请假赶回家乡，却还是晚了一步。母亲走得很安详，舅舅说她走前还念叨着我的名字。

＂她一直惦记着你，＂舅舅的眼睛红红的，眼角的皱纹比我记忆中深了许多，＂说你在城里过得好，她就放心了。＂

送走所有吊唁的人后，院子里只剩下我和舅舅。我独自整理母亲的遗物，却在柜子深处发现了一叠信。

那是我寄给家里的每一封信，被舅舅小心翼翼地用红绳捆着，角落都磨得发毛了，显然被翻看过无数次。

最上面那封信的日期，是五年前。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有五年没给家里写过信了，而舅舅和母亲，却一直珍藏着我每一封不成熟的家书。

墙上贴着我寄回的每一张工资条，从第一个月的四十八元五角，到后来的一百多元。还有我在单位拍的照片，甚至是报纸上刊登的表彰通知，都被舅舅裁下来，贴在最显眼的位置。

照片里的我，西装革履，满脸自信；而此刻站在门口的舅舅，却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手里拿着两个刚出笼的白面馒头。

＂你回来了就好。＂舅舅站在门口，脸上的皱纹在昏暗的灯光下格外深刻，＂吃点吧，你从小就爱吃我蒸的馒头。＂

我喉头一哽，突然明白为什么舅舅总是拒绝我接他进城住。不是他不想，而是不愿打扰我的生活。

那晚，我和舅舅坐在土炕上，他絮絮叨叨地讲起了过去的事情。

＂你小时候啊，最馋嘴了。＂舅舅笑着说，露出并不整齐的牙齿，＂记得那年，村里杀年猪，你馋得直咽口水，我偷偷给你带了块肉回来，你吃得嘴上油光光的，还说＇舅舅真好＇。＂

我记起来了，那是我六岁那年，生产队杀猪，全村都沸腾了。那块肉并不大，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简直是无上的享受。

＂舅，这些年，我忙着自己的事，很少回来看您和我妈，对不起。＂我低着头，不敢看舅舅的眼睛。

＂说啥呢，孩子。＂舅舅拍拍我的肩膀，手掌粗糙得像砂纸，＂你有出息，是我和你妈最大的欣慰。我们就盼着你过得好。＂

灯光下，舅舅的身影不再像我记忆中那样高大挺拔，他弯着腰，背微微驼着，透出一股历经沧桑的老态。

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太多痕迹，而我，却几乎错过了见证这些痕迹形成的每一刻。

那年春天，我做了一个决定：辞去城里的工作，回乡办一个农家乐。

＂你是不是疯了？＂妻子得知我的决定后，气得摔了碗，＂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回那穷山沟干什么？你舅舅能给你什么？一亩三分地？＂

＂老周，你再考虑考虑吧。＂单位领导也苦口婆心地劝我，＂你这么有才华，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再说了，农家乐？那是啥营生啊？现在农村多少人往城里跑，你倒好，往回走。＂

乡亲们也说我傻，好不容易有个铁饭碗，却回来＂捣鼓这些没出息的玩意儿＂。

舅舅起初也不同意，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眺望着远方，声音低沉：＂小平，你在城里好好的，回来干啥？这山沟沟的，能有啥出息？＂

＂舅，您一辈子照顾我，现在该我照顾您了。＂我坚定地说。

舅舅沉默了很久，才慢慢地点了点头：＂那行吧，舅舅听你的。＂

我在村口买下了一大片地，正对着大槐树，紧靠着小溪，视野开阔。

农家乐开在村口的大槐树旁，我给它取名＂大山家＂，用的是舅舅的名字。

装修时，我特意保留了老宅的风格，青砖灰瓦，木质门窗，却在里面配上了现代化的设施。

舅舅看着焕然一新的院子，眼睛里闪烁着不可思议的光芒：＂这...这还是咱们村吗？＂

开业那天，全村的人都来了，连县里的领导也专程赶来剪彩。

＂周书记，周小平可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好外甥！＂舅舅挺着胸脯，一脸自豪地介绍我，仿佛我所有的成就都是他的功劳。

而事实上，确实如此。

农家乐生意很好，城里人喜欢这里的山水和空气，更喜欢舅舅亲手做的农家菜。

他那道萝卜炖肉，成了店里的招牌菜，每天都有人慕名而来。

＂这萝卜是咱自家地里种的，＂舅舅常对客人说，＂肉是山里放养的黑猪，不打针不喂饲料，原汁原味。＂

六十多岁的舅舅，精神比年轻时还要好，每天早早起床，下地摘菜，招呼客人，晚上还要跟着广场舞大妈们跳上几曲。

＂老周，你舅舅可有精神了，＂村长王二柱常笑着对我说，＂这些年没少操心吧？现在好了，有你在身边，他整个人都年轻了十岁。＂

每天傍晚，我和舅舅都会坐在院子里看夕阳，他总会讲些我小时候的事，讲到开心处，会憨憨地笑。

有时候，李俊梅也会来，带着她烙的玉米饼，坐在舅舅旁边，听他讲那些年轻时的故事。

舅舅看着她的眼神，依然带着年轻时的那种温柔。

＂大山，你那时要是去了县城，现在都退休了，每月有退休金。＂李俊梅叹口气说。

舅舅笑笑：＂那哪行啊，我走了，姐和小平咋办？再说了，要不是留在村里，我也享受不到现在的福气啊。＂

他看着我，眼里满是慈爱和自豪。

我知道，舅舅从未后悔过当年的选择。

一年后，我在农家乐旁边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取名＂大山小学＂。

开学那天，舅舅穿上了平生第一套西装，站在校门口，激动得直搓手：＂小平，你说，咱们村的娃娃以后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考上大学，有出息？＂

＂会的，舅舅。＂我看着孩子们欢笑着跑进校园，心里满是踏实。

。村民们开始种植有机蔬菜，养殖土鸡土鸭，日子越过越红火。

＂小平，你娘要是看到你现在这样，会很欣慰的。＂一个夏日的黄昏，舅舅突然说道。

我望着他在夕阳下仍然硬朗的身影，忽然明白，人这一生，走得再远，最终归依的还是那份割舍不断的亲情。

舅舅用他朴实无华的一生，教会了我最珍贵的道理：人世间的责任与回报从来就是相连的，就像我和舅舅，就像这落日和新的黎明。

在这山沟里，在舅舅身边，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也找到了生命最本真的价值。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