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知道吗，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卖往中国的鸦片每年高达4000吨，但是在英国本土却严禁吸食鸦片。

你知道吗，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卖往中国的鸦片每年高达4000吨，但是在英国本土却严禁吸食鸦片。

那么他们这种惊人的双标，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秘密呢？

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普遍态度是“我们绝不吸食那种东方人的毒品！”

话虽如此，那么他们是否真的不吸食鸦片呢？显然不是的。

历史档案揭示了一个惊人事实：英国人确实消费鸦片，只不过是以一种“文明的方式”。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鸦片几乎无处不在。

但它不是以烟枪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合法药品广泛流通。

英国母亲们习惯使用含有鸦片酊的“安静糖浆”（quietness syrup）来安抚哭闹的婴儿。

查尔斯·狄更斯在小说中多次描写当时流行的“哥罗丁”（一种含有鸦片成分的止痛药，工人们用它缓解肌肉酸痛）。

查尔斯·狄更斯

与中国人“追求愉悦”的吸食方式不同，英国人坚称他们使用鸦片是出于“医疗目的”。

而这种微妙的区别也让英国人能够在道德上居高临下，同时继续从鸦片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

东印度公司档案显示，该公司严格禁止雇员吸食鸦片。

1816年公司规定：“任何被发现在驻地吸食鸦片的雇员，将立即被解雇并遣返回国。”

现在看来，这种政策背后并非道德考量，而是纯粹的实用主义。

公司官员休·博伊尔坦承：“我们需要保持头脑清醒的人来管理贸易，晕乎乎的鸦片鬼会搞砸生意。”

最讽刺的是，最大的鸦片贩子威廉·杰丁（怡和洋行创始人）在议会作证时宣称：“我从未见过任何英国绅士吸食鸦片，那是中国人的恶习。”

而历史记录显示，他的公司每年向中国输送的鸦片足以让数百万人上瘾。

尽管英国精英极力否认，但历史证据表明鸦片确实进入了英国人的身体，只是途径不同。

根据《英国医学杂志》1857年的调查，英国每年进口约10万磅鸦片用于制药，相当于每个英国人平均分得1克纯鸦片。

谢菲尔德地区的工人普遍使用鸦片缓解工伤疼痛；伦敦上流社会妇女则流行服用含有鸦片的“减肥药”。

就连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

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

都终身服用鸦片酊治疗脊柱疾病，她在信中写道：“没有这种黑色的药物，我简直无法思考或生存。”

与中国人不同的是，英国人主要通过口服摄取鸦片，这种方式起效慢、成瘾性相对较低，维持了“我们不是鸦片鬼”的幻觉。

为什么英国人对鸦片采取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

我想答案可能就隐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观念中。

伦敦传教会负责人艾丹·威尔逊牧师在1842年的布道中道出了当时的主流观点：

“上帝赋予盎格鲁-撒克逊人管理世界事务的责任，我们比劣等种族更有自制力。”

这种种族优越论为双重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样使用鸦片，英国人是在进行“医疗”，而亚洲人则是在“堕落”。

还有经济利益也是重要因素。

据历史学家计算，鸦片贸易最高时占英属印度财政收入的17%，英国政府每年从中获得约400万英镑税收（相当于今天20亿英镑）。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让道德顾虑显得微不足道。

尽管有严格的社会禁忌，仍有一些英国人跨越了界线。

最著名的是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他1796年因医疗原因开始使用鸦片，后来发展为成瘾。

他在《忽必烈汗》中描绘的奇幻景象，被认为部分源于鸦片带来的幻觉。

在东方的英国殖民者中，吸食鸦片的现象更为常见。

1842年《新加坡纪事报》刊登多起英军士兵偷偷光顾鸦片馆被处罚的案例。

一位名叫詹姆斯·马西的东印度公司职员在信中抱怨：

“这里的气候令人难以忍受，有时我觉得只有鸦片能让我好受些。”

但这些个案当时被严格保密，因为“英国绅士吸鸦片”会彻底摧毁帝国道德优越的立场。

时至今日，当我们走在北京的道教寺庙或广州的老城区，你仍能感受到鸦片战争留下的历史伤痕。

英国让全世界品尝鸦片的苦果，自己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清醒的假象。

这种双重标准比鸦片本身更加毒辣，因为它腐蚀的是一个民族的道德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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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鸦片帝国：日本、英国与美国在亚洲的鸦片贸易》，约翰·M·詹宁斯著，2013年

2. 英国国家档案馆：东印度公司档案系列（IOR/L/PS/6）

3. 《维多利亚英国的吗啡：鸦片、麻醉与现代性》，马库斯·布姆著，2013年

4. 《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毒品贸易：1839-1920》，卡尔·A·特罗基著，2018年

5. 《英国医学杂志》1857年刊载：《英国鸦片消费调查》

6. 伦敦传教会档案：《1839-1843年在华工作报告》

来源：历史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