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3年2月，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了数天，我一时冲动去了英格兰。当时欧洲正遭遇80多年来最严寒的冬天。我感觉到食糖市场即将有异动。这只是一种预感，可能对，也可能完全是错的。市场即将有异动。这只是一种预感，可能对，也可能完全是错的。

1963年2月，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了数天，我一时冲动去了英格兰。当时欧洲正遭遇80多年来最严寒的冬天。我感觉到食糖市场即将有异动。这只是一种预感，可能对，也可能完全是错的。市场即将有异动。这只是一种预感，可能对，也可能完全是错的。

我和好友陈锦耀一起坐波音707从新加坡起飞。俩人坐进经济舱的三连座位。锦耀一向对我很好，他让我靠窗坐，自己则坐在靠通道的座位上。他说："罗伯特，你是个精明的商人。我知道一到伦敦，你就会开始拼命工作了。"所以，他差不多全程让我将腿伸展至中间的空座，还让我把双脚搁在他的腿上。锦耀就如母亲般照顾着我。

那时，从新加坡飞伦敦需要停站。停孟买后还要再飞数小时，四处白雪纷飞。德黑兰机场一片灰蒙。飞经欧洲上空时，雪仍是未曾停过。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时，停机坪已打扫得干干净净，但两旁的堆雪却足有十多英吋高。

锦耀是乐福门（ Rothman ）在北马来西亚指定的烟草经销商。他与乐福门公司的高层有相当的交情，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名叫帕特里克·尼尔·邓恩（ Patrick O ' Neill - Dunn )。

我们到达伦敦后，一个身穿制服的司机开着一辆劳斯莱斯轿车到机场来接我们。他把我们送到邓恩于剑桥的家。那时已是傍晚五点左右，夜幕早已低垂。我一踏出车外，所穿的便鞋便已陷入雪中。我们费力地走进屋内，受到邓恩全家人的热烈欢迎。邓恩说："去梳洗一下，我们提早一点吃晚餐，好让你们能早点上床休息。"

乐福门的掌舵人是一位南非人，名叫安顿·鲁伯特（ Anton Rupert )。乐福门公司在伦敦的格罗斯夫纳屋酒店（ Grosvenor House Hotel ）长年租用了一间两房公寓。该酒店约有500间客房，公寓就在旁边。邓恩让锦耀入住乐福门租用的公寓，我们第二天便搬进去了。

从1960年起，我每年去伦敦一两趟，有时从伦敦再飞纽约。如果我要经营糖厂，就需要知道如何管理原糖成本。我开始摸索和学习做期糖生意。由于没有人从旁教导，所以我去伦敦时，便不断观察英国人如何做交易，并不时询问一些有关运作机制的问题。为了试水，我有时会做5或10批货的单（每批货为55公吨）。若亏蚀了，也不会招致大损失；若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去学习，并从中去开始感应市场的脉搏。

1963年，我开始疯狂地做起交易来。这一年，我一共去了伦敦四次，春夏秋冬各一次。每一次，我都留在入住的酒店简单地进行交易，而且还赚了不少钱。春天那次，获利丰厚；夏天则相对少些；秋天那次，经历了四周恶战后暴赚了一笔；冬天的盈利则与春天的差不多。但在最后结数时，有几个交易商纷纷来向我哭诉，出于同情，我让出了部分收益给他们。

一年下来，我的现金纯利相当于1,400万马币（接近500万美元）。这是一笔巨款。之前，郭氏兄弟的全部资金最多也不过约500万马／坡币。

市场经历了数年停滞，糖价一直徘徊于每吨22到28英镑之间。一直至1963年，市场开始复苏，但情况却不是一面倒地向上。

那年夏天，我不断入货，而走势也一直向好，这对我极为有利。我很快便赚到了5万英镑，然后是10万英镑。夏末时，我对市况更为乐观，于是便通知新加坡的经纪："买，买，买！"。我在新加坡不断入货，持有实货约2万吨。当时，我还不断买入期货。合计每吨均价为35英镑，而当时市价约为40英镑。但后来，价格突然崩溃狂泻至33英镑，而且看来还要再跌。若价格持续下挫，我将会一败涂地。当时，伦敦的所有交易商均被打得措手不及，大家都紧绷着脸，笑不出来。

又过了10到12天胆战心惊的日子，当时市价一度跌至约30英镑，然后开始横向整固。直至9月，飓风弗洛拉开始横扫加勒比海。这场有史以来最致命的风暴侵袭当时全球最大的糖出口国古巴，严重损坏甘蔗田。一时间，电话响个不停，电报横飞，糖价马上飙升。接下来的十多个交易日，糖价一路暴涨至每吨60多英镑。当然，价格上涨到48、49、50英镑时，我已全数出货获利了。这个秋季之旅，是我人生中以最短时间赚得最多的一次。

12月的首两星期，又因为一场飓风即将侵袭古巴，我在伦敦又赚了不少钱。一个周五，所有交易平仓后，便预订了第二天中午回新加坡的机票。当日下午四点钟，我突然接到来自德雷克公司一位资深交易员来电。他说："罗伯特，我遇到麻烦了。不知道你能否出手相助？"

我问："什么事？"

他说："我为一个客户下了单，但现在他却食言了。我只是一个员工，只能自掏腰包填补。你能否帮我接了这张单？"他们很会编故事来博取同情。本着郭氏家族宽宏大量之心，我同意接手帮他。

另外一次发生于周六清晨，我正要动身往机场，另一经纪致电求救。我一般不喜欢在离开伦敦前尚有未平仓的交易，但华人一般都较为感性，而且由于整年都做得不错，于是我便答应了。

那时，我本应马上结算了事，这样损失不大。但是，我却固执地继续持有，最后招致两三倍的损失。这两笔交易让我亏损了大约15万英镑。为了帮两个朋友，我损失了12月份所赚的一大部分利润。

我在1963年食糖交易上的成功，首要归功于我对英语及其文化的掌握。在我开始经营那一刻开始，我就像一条变色龙似的随着环境来改变自己，适应不同的状况。我在英国殖民地长大，受英国老师的教导。父亲于战后获得军方合同后，我便认识许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官，后来还成为友好。因此在英国时，除了我皮肤、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外，我很容易便能融入当地社会。

我遗传了父亲的公关技巧，这让我在英国人的社会更加如鱼得水。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移民，但他却深受马来人和柔佛官员的欢迎。良好的社交技巧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它必须发自内心的美善。我在英国交朋结友，正如戴尔·卡耐基（ Dale Carnegie ）所说，我能影响他人。我与市内所有主要食糖经纪交朋友、喝酒、吃饭，花钱如流水。只有中国人才懂得这种行之有效的公关技巧﹣﹣自己省吃俭用，却对朋友慷慨大方。

要成为成功商人，你每天都得像刷牙一样，擦拭所有感官。我称之为"磨砺商业感官"，这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每一种感官都有其用武之地。每当我走进一间房子，可以在眨眼间便能看清一切。如果屋子里有超过20个人，我可能需要多点时间来审视各人，但如果屋里只有6个人，我一进门便能马上知道发生的一切。我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气氛是紧张还是和谐。

期货交易的成功取决于你对市场的触觉，这是一种直觉和节奏。我会与不同经纪交谈。每间公司都有一些年轻精明的英籍交易员，其中偶有一两个狡猾的，但总体来说，英国人还是较为率直。每个人都有身处顺风和逆境之时。因此，我会跟所有人都聊一下，以便了解更多。

我惯常会到德雷克公司逗留约20分钟，说句再见后，又转去戈洛杰茨( Golodetz )，紧接到曼氏公司( E . D .& F . Man )，然后再多去一两家。我心想："今天是基斯·塔尔博特（ Keith Tal - bot )，还是罗伊·泰勒（ Roy Taylor ）的幸运日呢！"我会问选中的交易员一两个问题，如"你今天准备怎样交易？"如果罗伊·泰勒说："我会买进。"我就跟风买进。这种方法四次有三次都奏。我会在当日，选取我认为有良好直觉和最佳判断力的人，然后支持他。

我从不看，也不相信图表。图表对我来说就像解剖学报告，只是事后孔明。没有图表能预测未来。这只不过是交易员用来引诱更多炮灰投入交易市场的众多武器之一。

一切统计资料尽在脑中，并且不断更新。当台风弗洛拉袭击古巴时，我运用智慧去推测市场反应。你不能在大家买入时跟着买，也不能待大家都抛售时才出货。你必须比别人走快两三步，快一步都还不够。

我也得益于英国的阶级制度：英籍交易员彼此间从不作沟通。他们都是资深交易员，是糖业终端协会（ Sugar Terminal As - sociation ）的正式会员，而我只不过是个准会员。这五六家公司的顶级交易员能掌握市场上最新、最快的资讯，而我只能滞后两个小时才得到。如果他们之间能有充分沟通，我就玩完了。幸好，他们鲜有交流。如果某人毕业于牛津某院系，而另一人来自牛津较次级的院系，或者来自剑桥或诺丁汉，那这他们之间便会互不理睬了。但由于我不从属任何体系，反而能跟他们所有人交流。有一次我去戈洛杰茨公司，听到他们说无法卖出波兰的一批糖。我马上乘电梯下楼，赶到马路对面的德雷克公司，把糖卖给了他们，一吨赚了一英镑。结果皆大欢喜。

只要做到谦虚、正直、不欺诈、不乘人之危，这世界上就有做不完的生意。我即使掌握了很多市场资讯，也从不胡来。我是一个坚信原则的商人，所以大家都挺喜欢我。如果错算了利润，我们会马上退回，从不争辩。

1963年，伦敦也有其他亚洲地区来的商人，但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像我这么勤奋。日本的大型综合商社都汇集于伦敦，但他们的交易员就如机轮上的小齿轮，就连他们在伦敦或东京总部的管理层也看轻他们。日本无疑是个贸易大国，但大公司里的职员却不精通商品交易。他们把生意都交给有关联的日本公司，或带他们外出享用美酒佳肴的人。这就是他们的交易方式。

在商品交易中，亏损的痛楚让人痛入心腑。相反，大额盈利所带来的狂喜就如香槟上头般兴奋。所以交易者必须投入自己的资金才会用心。而日本资金的拥有者是银行，由一个极大的官僚架构来操控。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看法。我相信日本也有优秀的交易商，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回到1960和1970年代，海洋里都处是鱼儿，鲨鱼偶有一两条。对我而言，在这样的水域里捕鱼简直是轻而易举。至今，尽管市场变化不大，但鲨鱼却多了很多。有时，海里小鱼好像已所余无几，有的只是鲨鱼。这一行雇用了大批理科、工科的荣誉毕业生。也有博士生不断努力地优化规则系统，我对这些全然不懂。如果1960和1970年代有今天的科技和资讯传播速度，我肯定自己就像一条离水之鱼，难以生存。

我的成功并不是依靠科技。今天，依然有人赚钱、有人亏钱，但竞技场的地面已变得越来越湿滑。人真的要生逢其时。

1963年，我去了英国四次做食糖交易，1964年又去了两三次，之后每年我都会去英国。凭着我们的努力和一点精明，公司在1958至1999年期间在糖业上获得了丰厚利润。唯一一次濒临灾难边缘的就是1963年9月，幸得飓风弗洛拉来拯救了我。

我记得1964年12月的一天，伦敦某晚报称我为"东方糖王"。这个称号就是从那时起流传开去。称谓的来源，是由于我是全球少数几个完全整合了糖业生产和贸易的工业家之一。我们的业务覆盖了糖的所有范畴。纵使如此，我总觉得"糖王"这个称谓还是不太恰当。

每次离开伦敦飞回新加坡时，总有远离壁炉8,000英里之感。因为在伦敦时，就仿如坐在烧得熊熊的炉火前，对要添加多少柴火了如指掌。若只远观遥距作业，我根本无办法超越任何人。

我发现，只有一种方法能进行遥距贸易，就是"节奏交易"﹣这是我自创的一个词。在学跳探戈或桑巴舞时，你就会知道跳得好全靠节奏。老师会告诉你，现在左脚往后、往后、往前、侧步。可一旦节奏出错，你就必须专注去听音乐，再重新找回平衡。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包括坐在身边的至爱对你说："罗伯特，伸出右脚。"旁观者越介入，你就越糊涂。所以，即使你时间掌握不好出了错，只要注意节奏，你是会重新跟上的。在交易中，如果我感觉节奏出了偏差，我就会减少交易量，以降低风险。在我的商业生涯中，节奏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

整体上，英国的糖交易商都是最聪敏和精明的。我遇到的第一个糖交易商是罗伊·费希尔（ Roy Fisher )，他于1959年来到马来西亚。我记得曾带他去光顾吉隆坡一家叫金鸡酒店（ Le Coq d ' Or ）的仿法国菜餐厅。我们后来还成为了密友。罗伊在 J . V . Drake Ltd ．工作，该公司不久便与一家咖啡、可可豆贸易公司合并，改名德雷克公司。 J . V . Drake Ltd ．的董事长是汤姆·德雷克上校（ Colonel Tom Drake )，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Sir Fran - cis Drake )的直系后裔。罗伊·费希尔是该公司白糖部的第二号人物，他的顶头上司是艾伦·亚瑟（ Allan Arthur )，是一位前英国殖民政府公务员，其妻子唐（ Dawn ）是德雷克家族的成员。

另一位很卓越的交易商，是来自曼氏公司的迈克尔·斯通( Michael Stone )，我们也成为了很亲密的朋友。该公司从18世纪以来一直是行内的老牌经纪公司。我和迈克尔·斯通1961年首次碰面，他像从天而降似的来到新加坡见我。罗伊和迈克尔是那个年代两位最杰出的食糖交易商。

大约在1958年间，我聘用了叶绍义（ Piet Yap )。他当时为一间荷兰驻新加坡贸易公司 Internazio （前身为鹿特丹贸易公司）做食糖交易。绍义是苏门答腊籍华人，会讲荷兰语、印尼语和英语。有一天我跟他通电话说："绍义，你何不离开这荷兰殖民主义公司呢？你知道荷兰已是夕阳西沉，而苏加诺（ Sukarno ）将会把荷兰人赶出印尼。不如来加盟我们吧！我们是一家年轻公司，正需要你。"

绍义生于印尼，他能争取印尼的生意。而他与苏达索（ Sudar - so ）也有交情。苏达索是爪哇贵族，是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会（印尼国家后勤局成立之前的机构）的董事。当时印尼很穷，急需外汇，于是政府规定食糖必须由本地农作物如椰子和西米来加工生产。因此1960年初，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可以出口一点以离心机分解出来的食糖。苏达索有时也会给予我们一些生意。

我们与印尼的最初几笔交易是与 J . V . Drake 联手做成的。我清楚记得第一笔交易的经过。那是1962年的一个公众假日。我和绍义在办公室工作，他告诉我："我刚和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会的 Bapak （意指父亲，是印尼的尊称）苏达索通电话。他以固定价格给我留了三万吨糖，为期一周。我现在给 J . V . Drake 发个电报，看看能否把糖卖给他们。你觉得我们一吨赚5先令怎么样？"绍义这时已经坐在电报机前，并把 J . V . Drake 的艾伦·亚瑟（ Allan Arthur ）召唤到伦敦那端的电报机前。绍义正要以电报发出报价时，我打断他说："绍义、绍义，等等，等等！"

我想了一下，指示他写道："我们手握印尼国家糖业委员会的三万吨糖（我并没有透露价格）。你们是否愿意与我们联手买卖，利润五五分账？若愿意，我们将把整笔交易情况告知。"

艾伦·亚瑟回道："非常乐意。"

我们与 J . V . Drake 联手做了几笔交易（我们之间并没有书面协议，靠的是合作伙伴关系）。当时， J . V . Drake 已是国际知名的交易商，而我们才在摸索学习。通过联手而非单做代理，我们成为了交易的主角。我们承接了生意，由他们卖出，然后摊分利润。一个是在东南亚冒起的新加坡华人公司，另一个是伦敦市首屈一指的食糖交易商，通过这合作模式，彼此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牢固。

这次联手交易是从印尼出口至欧洲、中东或日本。我们负责接货，而 J . V . Drake 则负责推销，相互之间不收取任何费用，所以双方均获得不错的盈利。如果我们只是做代理商，纯粹把接到的生意转手，那每吨就只能赚取5先令佣金，也就是说，一笔一万吨的交易，我们只能赚2,500英镑。但联手后，假设我们以20英镑一吨的价格买入，24英镑卖出，我们两家就可以平分四万英镑的利润。

1963年的一天，印尼提出要修改食糖交易条款，修订大致是要将每一万吨爪哇原糖交易中的所得利润，从20,000英镑降到15,000英镑。按法理来说，我们可以拒绝，合同就是合同。但在亚洲，做生意不能光按法律，还需要互相理解迁就，顾及友谊。

印尼独立后的头一二十年里，新加坡华人、印尼政府的贸易机构或印尼当地商人之间大都依照这个原则来进行交易。独立后最初几年，大多数主管贸易机构的印尼政府官员都极其缺乏经验，往往需要依靠新加坡的商人朋友来帮助制定贸易条款。我曾与艾伦谈过，并曾向他解释过事情的来龙去脉。可惜，在这些事情上，他非常顽固，寸步不让。

我致电给在伦敦的艾伦，他一听便立刻怒火中烧："我们不是这样做生意的。交易就是交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印度尼西亚国家糖业委员会因为很信任我们，才让我们从他们那里买糖。有时，他们给予我们的优惠，甚至超出了正常的商业条款。他们视我们为朋友，差不多视作为合作同伴看待。当他们内部遇到困难需要帮忙时，我们理应大方作出让步，但艾伦却说："嗨，绝对不行！"换句话说，我们赚钱是理所当然的，少赚一点也绝不妥协。

我试图让艾伦明白个中原委："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但作为合作伙伴，苏达索一直帮助我们，给予我们特殊优惠，我们就不能将就他一次吗？只是一点小钱而已。"

艾伦不是天生的商人，他继续滔滔不绝地教训我，直至我失去耐性为止。我对他说："算了，艾伦！这是我跟你最后一次合作了！"我已无法在这基础上继续跟他合作。每当发生状况，我要提出问题来讨论时，都像犯了罪似的诚惶诚恐。因此，我做了一个慎重的决定，未来我将转而与曼氏公司和迈克尔·斯通合作，他们简直是张开双臂兴高采烈地欢迎我。我的做法也许有点不留情面，但我行事一向遵照公平竞争的原则。

艾伦是个很可爱的绅士，更是一个坦诚、直率，而又受人尊敬的前殖民地资深公务员。尽管我不再选用德雷克，但我跟艾伦和他的妻子唐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艾伦是个近乎完美的绅士。

我于1963年正式成为国际食糖交易商，在伦敦各处酒店辗转客居从事交易。从那时起，我和迈克尔·斯通渐渐成为了密友。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食糖交易商都住在离伦敦市30到60英里之外，他们每天都要长途跋涉上下班，因此交易一完结，便火速完成所有文书工作，关上抽屉，赶地铁回家去。

迈克尔当时仍是单身，父母住在萨里市，他入住帝国饭店( Empire House ）的一个公寓里，离哈罗德百货公司不远。每周两三次，他下班后会来酒店跟我一起吃晚餐。我们之间无所不谈，话题由食糖聊到英国政治，甚至中国文化。我们彼此的友谊就这样迅速建立起来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不能于周末与我作伴，因为他要回萨里市。我到伦敦每次平均留三星期，因此周末晚对我来说尤其难熬。我不是那种喜欢一个人去夜总会的独行侠，因此只能去公园散散步、在酒店客房看看书或电视。幸好往后几年，我经常去萨里市找迈克尔。我开车过去，他会带我去美丽的英国乡郊圣乔治山高尔夫俱乐部打球。

迈克尔真的有很多优点，而且学识十分丰富。他在食糖方面的交易技巧和看法，糅合我的长处，更加相得益彰。我们之间有很强的互动，相辅相成，双方都很享受这种默契。我们各自研究和分析食糖生产和消费数据，然后再一起从不同范畴进行研究，分析线索，进而预测未来三个月的市场走向。

我认为我们的强项，是能精准地找出重点。你要知道，信息俯拾皆是，关键在于你能否在芸芸众多资料中抓出亮点。倘他有所忽略时，我会补回；反之，他也会补充我所遗漏的。我会不时从新加坡或入住的伦敦酒店打电话给他："迈克尔，你对这消息有什么看法？"他会阐释他的观点，然后再问我。而我们的看法经常是一致的。

我认为在商贸圈里，如果你能遇到一个有交流的好拍档，你便会从这种关系中激发出很神奇和极具创造力的意念，就像我遇到迈克尔一样。迈克尔比他公司的任何人都要像我，他反应迅速，缺乏耐性，速度感和急迫感与我如出一辙。

迈克尔的个人风格、韧性和性情随着年月建立起来，这也包括他的腰围在内。不过，我俩之间唯一的重大差异，就是他没有权力可以像我般果断地进行快速和大额的交易。在曼氏，他只是团队的一员，而我则是单人匹马，独自承担更大的风险。

当然，我们之间不会打探对方的账目。账目指的是持仓合约，你的持账是长仓多还是淡仓多？你也许在这边持长仓，在那边做淡仓，但一天总结下来，你必须知道你的净账是长仓还是淡仓。如果净账是长仓，而那天市价上涨，你当然笑逐颜开，因为市场的风正朝着你吹呢！但如果市价下跌，你便会变得郁闷。若市价跌得太多，你更会被追缴保证金。如果你持有大额未平仓合约，并且被追缴大额保证金时，你甚至可能会破产。

在1960年代中期，我和迈克尔之间有一个默契。每次我乘机于早上一抵达伦敦，便直奔行李传送区，找个公用电话，边等行李边给他打电话。有一次，他跟我说："罗伯特，今天会有很多交易。你把行李扔到酒店便马上赶过来，好吗？我们刚卖了66,000吨糖给智利。如果你赶得及，也许能说服我们的合作伙伴泰莱让你加入。"

我放下电话，抓着行李，便立即跳上出租车，说："请去都切斯特。"由于酒店的职员都认识我，我把行李往前台一扔，便冲回刚乘坐的出租车赶去市中心，整个路程只用了一个半小时。我走进了曼氏公司的办公室，迈克尔说："来，快来。我们马上去会议室。艾伦( Alan Clatworthy )、蒂姆( Tim Dumas )，这是罗伯特。你们认为可否分他三分之一？"

其中一人说："可以啊！可是我们必须事先征得泰莱公司的戈登·谢密尔特（ Gordon Shemilt ）或迈克·阿特菲尔德( Mike At - tfield ）同意。"

于是他们马上去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如果是罗伯特，无问题，可以每人平分三分之一。"

我记得这笔66,000吨的交易，他们的成本价约为30英镑，而售价大约是60英镑，因此每吨利润约为30英镑。交货期在好几个月后。当市场上食糖紧缺时，人们便开始恐慌性买入，情况就如股市一样，所以我们赚了好多钱。这笔交易，若以每吨30元英镑利润计算，我们总共赚了大约200万英镑，我一个人就分得超过66万英镑，折合超过500万坡元。这一切就只因我赶得及时。

我和迈克尔之间从来不会问："你是否拿得太多？"我们之间有基本共识，不会在小处上找分歧，也不会收收藏藏说："我以为你这样那样。"

东南亚的郭氏公司和伦敦的曼氏公司，双方合作的取舍之道，简直让人感到赞叹。我们双方性格相近，身为交易商，大家相互信任，从不背叛，不自私、不贪婪。事实上，这是一种坚实的伙伴关系。我们各自经营自己的公司，但当我们联手交易时，却达至共赢的局面。

这种方式能做到皆大欢喜。如果我们任何一方只顾私利、贪得无厌，甚或斤斤计较，试图愚弄对方，大家都能感觉出来的。就像狗儿嗅到来者不善时，便会扑上去咬对方脚后跟一样。

当然，我也是个大方的人。每当我做成一桩大交易时，我也会与大家分享成果。就像别人给你一盘美食，与其独食，倒不如慷慨分享。而对方也会同样地大方回报。在这良性基础上，我们建立了真正的力量去抗衡市场竞争，不用再担心流言蜚语、背后插刀。我们甚至可随意互换电报地址的组合如： MANKUOK ,GOLOKUOK 和 KUOKDRAK （即曼氏与郭氏、戈洛杰茨与郭氏、郭氏与德雷克）。

除了英国合作伙伴外，我们与法国糖商中的佼佼者莫里斯·瓦尔萨（ Maurice Varsano )走得也很近。我与莫里斯首次见面是60年代中在伦敦或巴黎。他是拥有保加利亚背景的犹太人，从摩洛哥转道去的法国。我们一拍即合，从1960年代末起便与他的苏克敦集团（ Sucres & Denrees - Sucden ）联手合作，还伙拍了曼氏、泰莱及其他公司。

食糖贸易方面，我们的优势在于东亚的实货买卖，特别是马来西亚市场。而我们的欧洲伙伴优势在于西方市场。我最初开始做食糖贸易时，马来西亚市场一年的需求量为40万吨。及至2000年，马来西亚的销量已增长了三倍，达至每年120万吨。

过往，我都是独自去伦敦的。但约从1969年起，我几乎每次都带着我的同事柳代风。除了帮助我之外，我想是时候培育一个接班人了。哥哥鹤举于1964年招揽他加入马来亚糖业有限公司，那年他刚从马来亚大学毕业出来，而我则刚接手糖业公司的日常事务，一起共事期间对他加深了解。他在精糖贸易方面比其他年轻人更具天份。我认为让他呆在北赖这乡郊地方做贸易实在浪费了他的才能。于是，我把他调到郭氏（新加坡）有限公司，他很快便开始涉足伦敦的交易。他像是我的翻版，并且得到伦敦交易商的接受。

1970年初，只要我愿意，我大可搬到伦敦成为全职交易商。一天，我正好在曼氏公司，最资深的合伙人蒂姆·杜马（ Tim Du -mas )、艾伦( Alan )、大卫·克拉特沃西( David Clatworthy ）和迈克尔邀请我到会议室商谈。他们看来很热情，坦诚地对我说："罗伯特，我们要跟你谈一件很严肃的事。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加入我们成为合伙人。今天，我们愿意给你曼氏的四分之一股权。"我记得大约作价500万英镑。

我觉得英国合伙人一般只想工作到55至58岁，而蒂姆·杜马已接近退休年龄。以我所理解，每次合伙人想出售股份都是在股价上涨，或其他人不愿意买入的时候。可能最终只有我一家买家，也可能不用多久，我便可以控制整个公司，那时我就必须搬到伦敦了。我回复说："让我考虑一下。非常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但我需要回去与其他董事商议一下。"

我与一两位董事提过此事，他们说："年，只要你认为是对的，你就去做好了。"于是我便去找迈克尔和艾伦，并对他们说："感谢你们的赏识。但你要知道，商人就像竞赛中的老鼠。所以，如果我是一只老鼠，我的竞赛场应该在新加坡的沟渠。"这是我的原话。无论情况好坏，新加坡依然是我的家。

郭鹤年（Robert Kuok），1923年10月6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祖籍福建福州，先后就读于新山英文学校及著名的新加坡莱佛士学院。1942年，进入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公司工作。1947年，创立力务克公司。1949年与郑格如等人入股成立郭氏兄弟有限公司。1959年与马来联邦土地发展局合资创办马来西亚糖厂。1968年成立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1970年，收购了大批原糖，并在白糖期货贸易中获得丰厚回报。1971年在新加坡创立香格里拉酒店品牌。1974年旗下的嘉里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以知名食用油品牌“金龙鱼”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1978年在杭州打造了中国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1981年投资建设了香港香格里拉酒店。1984年在北京长安街兴建了国家贸易中心。1988年以20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电视有限公司31.1%的股权，成为最大股东。1993年收购《南华早报》。2005年6月成立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盛典上获得“终身成就奖”。2013年排名世界华人富豪榜第7位。2025年，101岁的郭鹤年以114亿美元身价，蝉联2025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首富。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