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荣声潜伏卫立煌身边10年，却被对方突然问道：我参加共产党好吗

摘要：1939年初春的河南渑池，深夜里只听得到远处犬吠。炭火噼啪作响，卫立煌放下雪茄，冷不丁抬头抛出一句：“我参加共产党好吗？”灯光摇曳，赵荣声心头微震，他没想到这位昔日“剿共”名将竟会当面发问。短暂沉默后，他谨慎地答：“这要看总司令的决心，还需征求延安方面意见。”

1939年初春的河南渑池，深夜里只听得到远处犬吠。炭火噼啪作响，卫立煌放下雪茄，冷不丁抬头抛出一句：“我参加共产党好吗？”灯光摇曳，赵荣声心头微震，他没想到这位昔日“剿共”名将竟会当面发问。短暂沉默后，他谨慎地答：“这要看总司令的决心，还需征求延安方面意见。”简单几字，既稳住了场面，也把话题引向长远。

其实，能够让卫立煌心生此念，绝非一夜之间。故事要从前一年说起。1938年初，山西霍县。赵荣声还只是八路军随军记者，因一篇《西线上的一个盛会》，被卫立煌读到。文章笔调流畅，态度诚恳，让这位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连连称奇，随即吩咐幕僚“把作者找来当秘书”。赵荣声本想推辞，组织却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绝佳的统战机遇，几句话点破利害，他便带着“少校秘书”的公文包踏入国民党高层指挥部，从此开始长达十年的潜伏。

初到司令部，他白天帮卫立煌整理公文、电报、战报，夜里常被叫去闲谈。第一次深夜长谈，卫立煌就摆出图纸，表示想仿照八路军组建“战地工作团”。赵荣声顺势提出，“战地宣传、医疗救护、慰问士兵，八路军这些做法值得借鉴。”这样既迎合了卫立煌的需要，又悄悄埋下统一战线的种子。

同年四月初，太岳前线吃紧，司令部拟定两条转移路线，一条直赴中条山，一条绕行陕北。众将犹豫不决，文职的赵荣声没有参谋资格，却抓住空档轻声提醒卫立煌：“经陕北，可顺道考察八路军后方。”此话点醒了卫立煌；再联想到自己急需赶往洛阳听令，他索性拍板西行。延安城外，十里长街旗帜招展，毛泽东、朱德亲自出迎的场面，让卫立煌直呼“生平仅见”。抗大欢迎会上，他因激动忘了预先写好的稿子，只能即兴致辞，连称“合作才能胜敌”。这一幕成为赵荣声日后向组织汇报的关键素材——敌营统战已现突破口。

延安之行后，卫立煌的态度明显松动。他开始主动索要《解放》《群众》等刊物，“没空细看，你给我讲重点吧。”赵荣声借机每天夜里备好要点，既谈国内形势，也剖析民族统一战线原则。这种“滴灌式”思想输入，比空洞说教更易被接受。

同年五月，赵荣声捕捉到又一窗口：十四集团军兵站分监杲海澜以“军令不明”为由拖欠给八路军的百万发子弹。赵荣声拿到消息，先向卫立煌汇报，再转身通过旧识暗示杲海澜：“若前线失利，少将担得起责任？”几番周旋，物资终于装车北运。林伯渠后来简短评语：“成了一件硬事。”这批弹药在吕梁反扫荡中发挥了直接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卫立煌个人的思想转折并非一条直线。他曾因蒋介石威逼而犹豫，也担心自己旧案累累难获谅解。赵荣声察觉到这种矛盾，并未急于推进，而是重点围绕“民族大义”做文章。一次夜谈，他递上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节译稿，只挑最核心的几页让卫立煌看。后者读完皱眉良久，自嘲道：“我四十多岁，第一次正经碰这类书。”

时间来到1939年春节前夕，卫立煌再度把话题抛向赵荣声：“延安方面是否愿意接纳我？”那句“我参加共产党好吗？”其实更多是一种探向未来的试探。赵荣声深知分寸，不便擅作主张，便提出拜访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听完经过，淡淡嘱托：“劝他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国民党员，更合时宜。”言外之意——统战需要多种角色，并非一股脑挤进党内才算贡献。

此后几年，赵荣声仍以秘书身份辗转太原、徐州、昆明，记录电报、梳理文件之余，继续在缝隙里灌注抗日与民主的新观念。卫立煌虽未真正入党，却在多次会战中坚持合作方针，对华北根据地采取相对宽松态度。淮海战役前夕，他因局势逆转飞往台湾，又辗转美国，加入“驻印军老友”圈。1955年夏，他在纽约回忆旧事，说起赵荣声仍带几分佩服：“那小伙子脑子亮，笔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