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面对大片国土沦丧、华中重镇的丢失，国民政府可不是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感觉，而是投降论调蔓延， “大后方人士”普遍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都引发汪精卫叛国这样的重大丑闻了。日军占领武汉后不再进攻，是因为兵力不够，而不是因为进攻受阻。正面正

游击战是现代战争作战方式的一种，二战时期在工业发达的欧洲，到处都有游击战。有人看不起抗日游击战，当年的蒋介石却没这么大口气。

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面对大片国土沦丧、华中重镇的丢失，国民政府可不是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感觉，而是投降论调蔓延， “大后方人士”普遍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都引发汪精卫叛国这样的重大丑闻了。日军占领武汉后不再进攻，是因为兵力不够，而不是因为进攻受阻。正面正场丢掉一座重要大城市，又未大量歼敌，怎么能成为战略转折点 ，现在自由心证演绎抗战历史的真多。

当时的恐慌来自于，从淞沪到武汉再到广州，守哪里都守不住，日军会不会一路追过来，谁也不知道。蒋介石慌乱之下喊出一个口号，即“第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全国军队拿出1/3的兵力用于游击战。”屡战屡败之下， 蒋介石要打游击了。

高级军事会议上，有人提出国军不会打游击战，白崇禧当场反问，能打游击战的八路军也是中国人，国军为什么就不能，还说了几条游击战的原则，其中也有和民众结合一项。此后国民党举办了南岳游干班，请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人来讲课，培训准备用来游击的各级军官。

八路军的游击战，是持久战的基本作战形式，精髓在于发动群众，和国民党在用语上就大不相同，不是单纯地讲组训民众，而是强调与群众血肉结合，至于国民党能不能做到难说，抓壮丁的军队是打不了游击战的，这种讲课也只能勉力而为。

直到华中日军部分兵力抽返华北，正面战场也不再大举进攻，国民党才感觉到日军没有战略进攻能力了。实际是日军的作战指导已经改变了部署，以强化后方治安为重点，对国民党军以政治诱降为主，短促军事打击为辅。

陈诚是看不起游击战的，公开讲八路军游而不击。

朱德马上致电蒋介石：“两年半以来，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防线，未尝后退一步”，请蒋委员长派遣陈诚“亲临前线，实地考察，究竟伤亡几人，俘获几事，复地几里，攻战几回。”

陈诚是不会来的，敌后根据地被日军分割，铁路公路封锁沟碉堡密布，交通是个大问题，陈毅从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回延安，11月动身，第二年3月才到，黄埔名将们怎么能吃这份苦。

但派到18集团军联络督战的国民党军官还是有，他们到敌后走了一圈，马上叫苦连天。有个叫俞滨东的带了四个参谋人员，过黄河进入山西，八路军到渡口来接，用一个连护送五人穿越敌占区。战战兢兢的他看到随行的还有100多条小毛驴驮着各种物资，就向带队的八路干部表示不安全，八路干部温言相告，让他放心，态度很和蔼。

一路所见的是，这支八路军小部队不仅派出便衣侦察员往来穿梭，而且在村中刷抗日标语，路上还不停拆电杆收电线，最奇特的是把经过村庄的狗都给打了。

但五个中央军军官马上就吃不消了，只走了五十里，就喊着要休息，八路干部招呼继续赶路，俞滨东抗议 ，说走不动了，八路干部变了一副面孔，不仅告诉他必须走，而且要急行军。果然，才走不远，日军的炮弹就在刚才停留的地方炸响，暗自庆幸之下，不得不硬着头皮跟着走。

这一气就走了一百六十里，到新的联络站时“各人手足各部发肿，脚底起泡，鲜血淋漓，几至不能站立。”

而八路“均谈笑自若，处之泰然，未露倦容，亦未闻有落伍者。”

还没督战，俞滨东就尝到了敌后行动的滋味，后来在报告中写道：

“凡此诸端，其精于游击战术，而能巧妙运用，发挥尽致者，不可非议，他如侦察、搜索之严密，企图之秘密，敌情之分析，地形之利用，夜行军、强行军之熟练，行动之敏捷，手法之毒辣，亦为其能事。”

虽然没有真拿出1/3的部队，蒋介石倒也向敌后派出了五十多万人，加上滞留敌后的各种游杂武装，兵力远大于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不过都以杂牌军为主。

于是，专门成立了两个游击战区，一个是河北的冀察战区，一个是山东和苏北的鲁苏战区。西北军鹿钟麟主河北，东北军于学忠主山东，韩德勤在苏北，这两个战区从1939年开张，到1943年初就坚持不下去了。

要说于学忠都60岁了，鹿钟麟也已56了，比蒋介石还大三岁，而蒋记黄埔生们正年富力强，却不见有人到敌后来担纲，让几个老爷子到残酷的敌后来坐镇。敌后与正面战场的最大不同是，敌后战场受到日军攻击只能在一定区域内回旋，正面战场打败了可以往后方退，实际也是一直在退，1944年豫湘桂溃败后，国民政府准备迁西康，再退就上西藏了。

国民党游击部队在敌后待不下去，主要是嫌环境艰苦，补给困难，另外就是有些人专和八路军新四军搞摩擦，问题是打又打不过，如朱怀冰的97军，韩德勤的89军，类似摩擦专家还有石友三沈鸿烈秦启荣，都和八路军交过火，八路军给朱怀冰送还的被俘人员中，有大批97军的随军眷属，抗战期间蒋介石曾三令五申不许作战部队将领携眷，天高皇帝远，军纪散漫没人管，这就是敌后打游击的中央军嫡系部队。

在山东与八路军既有摩擦又有合作，基本维持了统一战线关系的是东北军于学忠部51军与57军，该部与日军作战频繁且伤亡很大，1943年撤出了山东，蒋介石派嫡系李仙洲部来接，算是好不容易派来个黄埔生，可是只在边缘地区待了8个月，就又退回后方去了，当时主持山东根据地的罗荣桓评价李仙洲部入鲁失败，第一条就是：勇气不够。

这就是为什么抗战胜利时，国民党要保留日伪军的武器，还令其维持治安，为的就是不让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国民党正规军都在大西南，就近没有成序列、能拿出手的受降部队。

国民党一面轻视游击战，一面在作战失利的时候抱佛脚，武汉会战之后至豫湘桂作战之前近六年间，日军在正面战场发起的进攻都是局部性的，日军缺少兵力保持新占地区，达到作战目的后就按作战计划“返转”，即撤回原驻地，然后国民党就宣布大捷，如三次长沙会战等等都是如此，而投入9个师团以上的只有浙赣会战，这次会战日军不仅迅速达到了作战目标，抢到了日本急需的铁轨和萤石矿，而且乘着国民党军的消极避战，就势突进，占领了浙赣铁路全线，浙赣铁路是连接华东华中的重要交通线，日军返转了，钢轨也扒完了。

按战前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是要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避免决战，各部队分散开来，寻机“隐蔽出击”，也就是要打游击战。结果是守城将领纷纷弃城而逃，各部消极避战，互不协同，隐蔽出击成了一句空话，日军嘲笑对手毫无作战意志，攻击行动如同旅次行军一样轻松。战前第三战区兵力是得到了加强的，中央军嫡系74军和26军都调了过来，74军的战绩是伏击歼灭了日军300人，为此被顾祝同一再宣扬。

更严重的是衢州机场丢了，这是专供美军轰炸机起降而修造的，耗费了地方无数民力资材。衢州机场很重要，因轰炸机油量限制， 当时美军轰炸日本本土，采取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完成后飞往中国大陆，在衢州机场降落，杜立德编队就是飞的这条航路，因航母过早被日本海军发现，机组提前起飞导致油量不足，飞临大陆上空只能弃机跳伞。摧毁有美军轰炸机的机场是日军的另一作战目的。

民政厅长阮毅成作为管理地方事务的负责人，事先对军队撤退一无所知，等日军已经到眼前了，才接到战区来电，嘱咐“国军撤退，希发动当地民众力量，自行保卫家乡。”日军半个月内占了30县，阮毅成手上又无一兵一卒，拿什么来打游击，逃难之中只能感叹：“我军撤退之速，且远过于敌人之进展。”可见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们的游击战是什么样。在华北敌后根据地，一个区长一个县长都可以组织打游击，因为平时有准备有训练，手里有武装。

浙赣会战弃城而逃受到军法制裁的，有国民党86军和100军军长等人，军法总监何成浚在日记里感慨：“自抗战以来，一般军官在阵前殉职者少，在法庭受审者多，此真民族之耻辱也。”

游击战，本来就是弱者对强者的作战方式，从抗日期间来讲，蒋介石陈诚只会打阵地战，而且是消极被动的专守防御，专守防御这个词是蒋介石的发明，在这一点上，白崇禧就比他们要清醒的多，从淞沪抗战不同意一味死拼，到守卫南京主张量力而为，都比蒋陈有见地，这也是桂军在淞沪战场上的教训所得，此后白崇禧建议重视游击战，蒋介石未必不知道游击战的重要，只是他脑子里始终反共大于抗日，自己组织不起敌后游击战，就带同他的嫡系将领们极力贬低共产党的敌后抗战。

等到解放战争后期，正规军在大西南败干净之时，蒋介石才真正搞起了游击战， 逃离大陆前，蒋即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接见了多批“游干班”头目，封官发械，布置暴动，黄埔军校以前的课程里没有游击战这一课，这次算是让这位校长亲自回校给补上了，新中国建国后的匪乱就是从大西南开始的。

以国民党军统特务和残兵败将为主的政治土匪，与地方封建会道门势力和惯匪合流，全国各地的土匪一时有200万之多，很多人可能都忘了，这些土匪当年喊的可是配合美军“光复大陆”，志愿军在前方浴血奋战，全国在集中全力支援前线，国民党残余势力在后方群起暴乱，和抗美援朝完全同步，这就是蒋家军队干的好事。

只是蒋记国民党军哪打得了游击战，阵地战运动战不行，打游击战还能变天？二百万乌合之众两三年就被消灭干净，连带把为害百年的惯匪都给剿清了，只是可惜了众多在剿匪作战中牺牲的解放军。

来源：徐渡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