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叫高英淑，是金正恩的亲姨母。她和丈夫李江，以及三个孩子，在那个雨天上午敲响了美方领馆的大门。他们的现身，标志着朝鲜第一家庭机密首次以这种形式对外界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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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的一天，瑞士伯尔尼，美国大使馆门前，一对朝鲜夫妇带着三个孩子站在台阶上。

女人声音低沉而坚定：“我们来自朝鲜，我们知道金家家族的秘密。”

她叫高英淑，是金正恩的亲姨母。她和丈夫李江，以及三个孩子，在那个雨天上午敲响了美方领馆的大门。他们的现身，标志着朝鲜第一家庭机密首次以这种形式对外界打开。

被美方人员带入后，高英淑一家迅速被转移至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一处美军基地。

在那里，他们接受了长达数月的身份审查与背景调查。

高英淑更名为“安娜•金”，她的丈夫李江则使用了新名字“詹姆斯•李”。

在进入美国后，他们一家人彻底改变身份。高英淑在镇上经营一家小洗衣店，店内挂着一幅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画，而画框背后，是一份1998年5月13日的《朝鲜日报》，那是他们逃亡日的纪念。

收银台抽屉底层藏着一把钥匙，是瑞士他们旧住所的备用钥匙。

在被美方正式接纳前，高英淑向情报人员交出了一批物证。

这些证据包含一本厚重的相册，内页贴满了她与金正恩、金正哲在瑞士生活的照片；一封1992年金正日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金正恩为接班人。

这些资料让美方确认，她不是一般脱北者，而是金家体系的内部人物。

这些文字和影像，成为美国第一次系统掌握金正恩成长经历与金氏家族权力运作机制的直接材料。

逃亡前，高英淑和李江已策划数周。意识到局势危急后，他们搭乘火车从伯尔尼前往法兰克福，再通过多次换乘出租车切断行踪。他们带着三个孩子，身着便装伪装成游客。

行李被最小化，仅带必要证件与资料。他们使用现金购票，避免留下银行记录，也更换衣物多次，防止被识别。

他们最终抵达伯尔尼的美领馆，用简短的一句话完成了接触：“我们知道金家太多事，我们想活命。”

而促使这场出逃计划启动的，是一封从平壤传来的电报。电报来自朝鲜高层，内容仅八个字：“就地治疗，严禁外传。”当时她的姐姐高英姬，金正日的伴侣，已确诊乳腺癌晚期。

高英淑意识到，金家不会为即将死亡的亲属安排境外救治，也不会允许知情者继续存在。

她知道，留在系统内，意味着失去选择。

她回忆称，自己并非刻意背叛，而是看清自己与丈夫李江已不再被信任。

他们知道金正日子女的身份、性格、生活方式，也掌握了高英姬病情的全过程。朝鲜体系对这种“知道太多”的人，并不留情。

早在1992年，她便以外交身份前往瑞士，担任金正哲、金正恩兄妹的生活监护人。

她与丈夫李江在瑞士郊区一栋别墅生活，与金氏三兄妹共同居住。她每日负责金正恩的起居、膳食、学业安排，甚至陪同出行。

她带他们滑雪、吃披萨、逛巴黎迪士尼，也监督他们遵守朝鲜纪律。

她形容那种生活是“夹在自由与警戒之间”，既要让孩子不引人注意地生活，又要随时准备应对外界接触或突发情况。

他们的身份在当地公开说是外交官家属，实际则担负监护与防泄密的双重职责。

瑞士时期，她曾在滑雪场听金正恩说：“这座山比白头山高。”当时随行安全员立刻紧张，担心这句话被外人听到。

别墅中有来自平壤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定期巡视，要求他们汇报孩子们的表现、是否接触可疑人员，甚至审查日常消费记录。高英淑每日记录生活细节，定期上交。

她原本出身普通家庭，命运转折始于1975年。姐姐高英姬是平壤万寿台艺术剧团的首席舞者，那年金正日在观看演出时对其产生兴趣，两人关系逐步密切，最终高英姬成为金正日的伴侣。

高英姬进入金家体系后，高英淑也随之受益。她嫁给了金正日亲自挑选的干部李江，一起搬入平壤的“将军楼”。这是供高层领导及其亲属居住的区域，生活条件优渥，受安保系统重点保护。

1984年，高英淑在平壤妇产医院诞下次子。几乎同时，高英姬也在隔壁病房生下金正恩。

护士后来回忆，两名婴儿所用襁褓材质相同，但图案不同。金正恩的是白头山图案，而高英淑次子的仅为普通丝带。这也反映出权力等级虽近，差距却始终存在。

高英淑虽然靠血缘进入核心，但始终是外围成员，必须绝对服从。

在金正恩8岁生日那年，高英淑参与筹备生日会。她亲眼看到，当金正恩穿上印有将军星徽的迷你制服时，在场的朝鲜高层干部立正敬礼。这一瞬，她意识到金正恩的继承人地位已然确立。

这一场生日，也成为她后来逃亡时提供的证据之一。照片被小心保存在相册中，最终递交给了美方。

逃亡成功后，她一家人进入平民生活。李江从建筑工人做起，后来转为维修工。

高英淑经营洗衣店，孩子们进入美国学校学习专业课程。

长子研究数学，次子协助家中事务，女儿学习计算机。

2015年，李江在首尔地方法院起诉三名脱北者，指控他们造谣其妻曾挪用金正日的秘密资金。

这起案件虽未公开全部资料，但再度让高英淑家庭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2018年“金特会”之后，她在洗衣店收到了匿名信。信中未署名，但字句中暗含威胁。

她没有报警，只是将信件封存，与那把来自瑞士的钥匙一同藏入收银台底。

如今她仍然住在那个小镇，洗衣店门口那幅阿尔卑斯山画一直没有摘下。

顾客偶尔问画是否出售，她总是淡淡一笑：“非卖品。”那画下，是她离开朝鲜系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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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于医生健康杂谈

来源：于医生健康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