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现代旅沪同乡报刊是流动社会中同乡观念与信息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居沪而言乡”的地方性报刊，迄今尚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论文以“地方”为关键词，勾连起地方新闻史和人文地理学，分别从缘起地方、可见的地方、从空间到地方、改造地方、超越地方等方面，探讨了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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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现代旅沪同乡报刊是流动社会中同乡观念与信息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居沪而言乡”的地方性报刊，迄今尚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论文以“地方”为关键词，勾连起地方新闻史和人文地理学，分别从缘起地方、可见的地方、从空间到地方、改造地方、超越地方等方面，探讨了同乡报刊再造“地方”的多重维度和意义。研究发现，同乡报刊可使移民与故乡维系一种可见且持续的社会、文化和情感联结，有助于促进旅外乡民地方共同体的认同与聚合。同乡报刊也具有鲜明的乡土批判意识，致力于地方社会改造，以履行其“监督地方，向导乡民”的地方责任和历史使命。同时其引导同乡跳出地方主义的藩篱，培植他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化乡民为国民，有益于国族认同在地方上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在乡、国之外，没有上海“城”的位置，同乡报刊并不鼓励旅沪同乡对上海的城市认同，显示了与美国移民报刊的差异。
作者简介
丁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徐基中（通讯作者），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基金“近代闽籍报人研究（1858—1949）”（项目编号：FJ2022 B133）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对象或范围，都注目于在地的、地理方域或行政区域层面的地方新闻事业，罕有人注意到一种特殊类型的地方报刊，即本文所探讨的“旅沪同乡报刊”。此种报刊是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国内各地旅沪同乡团体或同乡人士创办的、以同籍乡民（包括旅外同乡和在乡同乡）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地方性报刊，如《安亭旅沪同乡报》《广肇周报》《上海广东日报》《徽报》《汉钟》等。目前学界对这类报刊尚知之不多，仅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宁波旅沪同乡会报刊”和民国时期旅外（含旅沪）徽州人的办报活动，前者被视为“研究近代宁波商人沪上成长的第一手材料”（刘光磊，周行芬，2001；刘光磊，2011），后者则是在区域社会史的脉络里展开的徽学研究（徐松如，2015；杨龙飞，周晓光，2023；张小坡，2011）。本文拟存异求同，从整体上考察旅沪同乡报刊的共通之处。鉴于“地方”也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故本文尝试将地方新闻史与人文地理学结合起来，探讨近现代旅沪同乡报刊再造“地方”的多重维度和意义。
一
缘起地方：同乡报刊的创办背景与特点
地缘因素或同乡观念对中国报业的影响源远流长。李仁渊（2019：137）曾指出：“上海这个商业城市，人们之间的同乡情谊也格外发达。……当一报馆或学会初兴之时，引同样旅外之同乡赞助，或提携同乡，令其离籍来沪都是常见的现象。此现象造成的结果是各学会报馆常为同籍组成”。例如上海最早的国人自办报刊《汇报》，即为旅沪粤人共同创办，“主笔诸君，皆延请粤中名宿也”（申报，1874年3月12日），表明“上海的报纸，正如城里的企业，也深深地打上了同乡的印记。”（顾德曼，1995/2004：101）再以清末政论报刊而言，兴中会以粤人为主，因而《中国日报》的成员亦“以广东籍人士居多”（唐海江，2006）。至于留日学生同乡会分省作报，也同样显示了以地域为中心的乡土认同。进至民国，同乡办报依然层出不穷。《新青年》首卷撰稿人主要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陈万雄，2018：1-8）。上海《商报》同人多为甬人，“陈布雷很自恨也是阿拉宁波人，往往因了宁波人关系，把商报带坏。”（伯阳，1926年8月24日）在北方，煊赫一时的《北平晨报》，“主脑都是隶籍闽省，所以说福州话已成习惯”（赵效沂，1981：32）。
此类报刊虽由同籍人士创办或主持，但它们的读者对象面向广泛的大众群体，而非同乡。即使省界意识严明的清末留日学生同乡会刊物，其预设读者也渐次超出了省域界限，“乃至于全国人民”（李仁渊，2019：170-182）。不过，这种同乡办报的传统也为同乡报刊的创办奠定了历史的和实践的基础，如《宁波杂志》《宁波周报》的报人便主要是供职于上海《商报》的甬籍编辑和记者。
同乡报刊虽在上海出版，但无不自居为地方性报刊。如《粤风》明言“本刊为地方色彩的文艺读物”（粤风，1936a），《上海宁波周报》在封面显要位置标举自己是“宁波同乡公认惟一爱阅的地方性刊物”。《上海宁波日报》也宣称“本报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报纸”（张静庐，1933年8月15日），并因其“原属地方报性质，而能在都市发行至三年以上之久”，受到蒋介石嘉许（时事新报，1937年1月31日）。那么，在以都市化、全国性为特色的上海报业空间中，为何出现如此众多的地方性报刊？
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上海既有世界性、现代性的一面，也因其移民主体来自国内各地，兼有地方性和传统性特征。不同移民聚族而居，形成了各自的地方性社群，诚如胡祥翰（1989：51）所言：“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粟中藏世界。……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小东门外洋行街多闽人行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各地移民群体无不延续着他们的地方文化、生活习俗等，由此形成了上海城市环境和城市文化中的“地方性”特质。
另一方面，各乡移民的“地方性”信息需求不敷满足。帕克（Robert Park）（1984/2012：76）指出，“报纸是那些不得不生活在狭小社区范围内的移民瞭望广大外部世界的窗口。”旅沪移民“大多来自各乡各村”（汪北平，1940），更关心他们本乡本土发生的各类新闻，此种地方新闻在都市报刊上不易找到。沪上各报限于多种因素或条件，“均尚未至发行‘地方版’或‘地方附刊’之时机”（任白涛，1921）。至于《申报》“地方通信”或《新闻报》“外埠新闻”登载的地方消息，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毗近上海的少数城市，内容“大都是不关重要的军政记述，官样文章的建筑宣传，零碎的匪讯，简单的经济状况报告，以及浮辞乱调的社会琐闻记载”（王士俊，1936）。因此，对于广大旅沪移民来说，故乡在去地方化的上海都市媒介中几乎是不可见的，至少也不是以他们期许的方式呈现的。职是之故，“亟需有（旅沪）乡人自办报纸”（武廷琛，1940）。
旅沪同乡报刊分布广泛，整体上是与近代以来上海的移民来源和人口构成相一致的。苏南、浙东、广潮、徽州是最大的四个旅沪移民来源地（邹依仁，1980：114-115），这四乡移民也是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移民群体，其主体是商人、技术工人和学生等，大多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因而同乡报刊的出版也以这四区为盛。例如，旅沪甬人自1903年至1949年先后创办了十余种同乡报刊，包括《宁波白话报》《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宁波七邑周报》《宁波杂志》《宁波周报》《宁波》《上海宁波日报》《宁绍周报》《上海宁波公报》《宁波人》《上海宁波周报》《宁绍新报》等。“在异地创办如此众多的家乡报纸，实为中国报刊发展史上的独特现象。”（刘光磊，周行芬，2001：189）相反，人数众多的旅沪苏北人，因其主要从事下层体力工作，罕有同乡报刊的创办。
其次，同乡会、以同乡为中心的同学会、同乡人士个体或群体等作为同乡报刊不同的创办主体，彼此的分化表明了同籍移民群体内部日益清晰的社会界别和群体利益的分野，突破了单纯的地缘因素，更加强调志业、观念的认同，具有“同乡”兼“同志”的双重性质。因而他们创办同乡报刊的动机或旨趣也不尽相同，在共同的传播乡情乡讯、联通各地同乡之外，兼或偏重会务报告，或倾向于著论立言，或服务于个人或群体的利益追求。如洪雁宾素喜结交海上文人，他创办《上海宁波日报》的目的，“一则在报界藉以广交文友，一则假笔墨以资陶冶。”（羽公，1933)
再次，多数同乡报刊为非卖品，免费赠阅同乡，或略取邮资，“所恃销售，为数甚微”（无锡旅刊，1926），常面临经费短绌的问题，主要依靠报刊同仁的热情和少量捐助勉力维持，出版周期多有变动。相比之下，《上海宁波日报》《上海宁波公报》等采取商业化经营，成立董事会，且受惠于宁波旅沪同乡会襄助良多，故能持续出版数年而不辍。差异化也是同乡报刊的生存策略，如《上海广东日报》创刊后，故乡消息的报道更加及时且广泛，《粤风》遂将其重心转向故乡文化的宣扬（编者，1936）。
二
可见的地方：同乡报刊与旅外乡民的地方感塑造
人文地理学认为，地方感是人类对于地方（典型如故乡）的情感依附与联结，通常包含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等方面（Cresswell，2004/2006：15）。但人们深深眷恋的地方不一定是可见的，传统上移民离乡后，故乡就处于不可见的状态，乡愁遂由之而来。尽管存在“小广东”“小宁波”“小福建”等移民社群，如虹口是旅沪粤人的大本营：“只要你一过了四川路桥，迎面来的人都是广东人，否则也会说广东话的。其他一切形形式式，都与故乡一般无二。到了此处，又何异身在故乡呢。”（薛幹公，1936）不过，文化地理学者迈克·克朗（Mike Crang）（1998/2003：22）曾指出：“凡是仿照自己家乡的模式来改造移居地的地区，那里的商业地理景观又以不同于移居者的家乡而闻名。”帆樯林立的黄浦江畔，格格不入的各地方言，甚或气候，无不在提醒旅居者们：此乡非故乡！
人情离乡则思其乡，缘此《上海宁波公报》《上海宁波周报》均以传达乡情为职志，凡甬属七邑新闻，无论巨细，详加刊布（上海宁波周报，1947；愚厂，1940）。《徽报》设“徽音”栏，“上而政令，下而闾阎”（梦鱼，1929年4月24日），专载徽州各种地方消息。《上海广东日报》则自诩“百粤消息的总播音机”（申报，1937年3月18日）。从传播的传递观来看，同乡报刊作为“家乡的印刷日志”，致力于乡情乡讯的披载，使原本遥远、模糊的故乡变得清晰可见，实现了旅外乡民与故乡的相对同步和在场，使其“虽作客而犹在家”（上海宁波日报，1933年8月15日）。捧读之下，“如返故里，如遘乡老”（秦润卿，1940）。无怪乎长居异乡的“国住”（1925）去信《微音》：“在千里之遥，久不知徽州情形的我；所以我就自始至终的读了又读”。袁履登（1940）亦赞扬《上海宁波公报》：“乡之旅沪者手此一纸，于桑梓情形，瞭如指掌，客思旅情，得以少慰。”
俗云“睹乔木有故国之思，闻乡音有枌榆之感”。故乡不仅可见于地方新闻，也见于“既定的景物、符号和惯例之中”（雷尔夫，1976/2021：69）。其中景观作为地方“可见的标志物……可以提高地方意识和对于地方的忠诚度”（段义孚，1979/2017：130）。因此同乡报刊热衷于征集、刊登故乡自然风光和人文胜迹的照片，以及诸如《肇庆七星岩纪游》《阿育王寺游记》《游祥云洞记》等景观游记。所谓触景生情，无论是以照片或文字表征的地方景观，都是“家的创建”（克朗，1998/2003：43），可使旅外乡民重临故乡的明山秀水，唤起他们的地方之爱。例如莫釐“渡水桥”，“在东山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故乡这一座大桥，尤其是游子在外，一提到渡水桥，总会勾起无限的乡思的。”（刘思英，1948）
同乡报刊作为地方性刊物，其地方元素也突出地表现为对本乡风土民情掌故等民俗文化的刊载。例如《上海宁波日报》特辟“四明话旧”，专载宁波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方言俗谚、野乘轶闻等。作为粤调说唱文学，粤讴“具有广东区域上的强烈的地方色彩的格调”（梁培炽，2012：3）。《广肇周报》即刊登了大量粤讴作品，类分醒世、寓言、杂感等。《粤风》则辟有“广东民间故事专号”与“广东童谣专号”。他如年节婚丧、饮食风味等乡俗书写，皆可召唤出旅外移民的乡土记忆和地方想象。就此而言，阅读同乡报刊如同进入了特殊的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系统，使旅外乡民体认和共享同一种生活方式或地方文化，“因为这些事物是他们习见的，他们也共同瞭解它的意义”（窦季良，1943：43）。
除了民俗文化，地方也是一个存放辉煌成就的档案馆（段义孚，1979/2017：126），收藏着无数圣贤豪杰及其创造的历史和文化。同乡报刊就发挥了这种地方档案馆的作用，特别重视对地方先贤事迹的发掘和展示，各辟专栏，如《宁波周报》之“宁波名人点将录”、《莫釐风》之“莫釐人物志”、《镇丹金溧扬联合月刊》之“乡贤小志”“乡彦特写”等，皆为表扬乡党硕彦的懿行伟绩，以资瞻仰。这些在地化的“英雄的故事强化了人们对于眷恋土地的尊重”（段义孚，1979/2017：127）。同时各报刊无不称述本乡为文物之邦，对地方史志、乡贤著述、金石拓片等乡邦文献网罗丰备。张元济谓“考文献而爱旧邦”，地方文献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可见载体和象征，“足使览者起故家乔木之思，发敬恭梓桑之意”（查客，1936）。
综上可知，同乡报刊在地方新闻、乡土景观、乡邦历史和文化等方面达成了故乡的可见性，“同乡一纸在手则宛如卧游故乡”（粤风，1936b）。如此既在传播的传递观上传达乡情乡讯，“用一种可称为‘地域信息’的文字报道，把同乡汇聚在一起”（郭绪印，2003：440-441），也在传播的仪式观上传播共享的地方景观、乡邦文化与集体记忆，维系并强化了移民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使其“离土不离乡”。因此，同乡报刊可使旅外乡民跨越时空阻隔，与故乡保持一种可见且持续的社会、文化和情感联结。
三
从空间到地方：同乡报刊与上海城市认同？
依据人文地理学，故乡是旅沪移民念兹在兹的“地方”，上海则是一个有别于故乡的异质“空间”。二者并非绝对的二元区隔。段义孚（Yi-Fu Tuan）（1979/2017：110）指出：“一旦空间获得了界定和意义，它就变成了地方。”王东杰（2016：50）对近代入川移民的研究也发现，“移民群体对原籍文化特色的保留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接受新的地方认同”。帕克（1922/2011）则揭示了美国的外来移民报刊是推动移民美国化的重要媒介。那么，同乡报刊是否也促进了旅沪移民对上海的城市认同呢？
《上海宁波公报》辟有“乡梓服务”栏，内容涵盖同乡咨询、沪甬汇兑、房屋租赁等。《无锡旅刊》《广肇周报》均为同乡提供沪上就业信息服务。因应同乡在沪纠纷日多，《广东旅沪同乡会月刊》开辟“法律质疑”，聘请律师为同乡解答法律疑难问题。凡此种种，无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同乡移民应对上海城市生活中的现实难题。但这些都是实用层面的支持，而非价值导向或情感指引。揆诸事实，同乡报刊并不鼓励或引导旅沪乡民成为“上海人”，此间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
传统上中国人讲求安土重迁，落叶归根。作为近现代中国西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有别于故乡的异乡，“在一般中国人眼里，上海简直就是西方”（张仲礼，2014：14），这无疑会降低内地移民对上海的认同感。研究发现，上海外来移民具有“难民”的特征，即家乡的经济、政治、自然形势迫使他们到此“讨生活”，并非对上海的认同使然（卢汉龙，1995）。对他们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没有多少人，……抱着长期在此居住的希望来到上海。”（墨菲，1953/1986：10）一旦条件合适，旅居者们仍渴望回到家乡，故此种迁移被学者称为“客寓式移居”（罗威廉，1984/2016：249-250）。据此而言，各乡移民与上海的关系实为“弱联结”，他们“对自己是上海人的认同是很差的”（卢汉龙，1995）。
费孝通（2012：13）先生指出，乡土中国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因为人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这种“地方性”随着迁徙而移植到了上海，居所和职场的地缘区隔，使得各地移民之间缺乏沟通，甚至“唯一交谈的对象是同乡”（白吉尔，2002/2014：73）。借用城市研究的“关系性视角”，不论各个移民群体在上海地理空间上如何接近，他们在关系上都是彼此疏远甚至脱节的，“他们的关系世界将他们与远方的家和文化网络联系在一起。”（艾伦，马西，普赖克，1999/2016：9-11）因此，尽管各地移民终日在上海的街巷中相遇，但他们的工作、生活、交往、情感等依然深深扎根于同乡网络构成的关系世界中。
本来在乡土社会的眼光里，“都市真是个是非场，规矩人是住不得的了”（费孝通，2012：91），遑论上海这个五方杂处的万恶荟萃之区。后科举时代，大量的离乡知识人负笈城市，却找不到立身之地，成为漂泊于城市空间中的“薄海民”，甚至表现出对于城市的深度对立与否定，上海尤其被知识人当成代表性对象施以口诛笔伐（罗志田，2023；杨国强，2021）。曾任《宁波杂志》编辑的陈小菊即毫不掩饰对上海的诋斥：“我是个爱乡主义者，对于视为万恶之魔窟的上海，不能居处至于二个月以上，我无时不想脱离上海，跑回家乡去吃老米饭。”（菊庄，1925年6月6日）对此，《宁波》主编王玄冰（1925年6月23日）表示“予亦与伊同情”。所以，尽管上海存在诸多的城市社会问题，我们翻检各个同乡报刊，几乎没有发现探讨上海社会改造的言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作为边缘知识人的同乡报人对上海缺乏认同与归属。
前文已述，同乡报刊虽在上海出版，但其发行指向广泛的同乡网络，并不限于旅沪移民。如《上海宁波日报》在宁波和上海、北京、杭州、南京、重庆、汉口、青岛、济南、郑州等甬人履足之地，广泛征求同乡读者。粤人除旅居上海外，“且沿扬子江而入，因利乘便，遍江流七省之地，散处者又十许万”（宋钻友，2007：1），因而《广肇周报》实欲“作扬子江流域及北五省粤人之机关”（民国日报，1919年3月20日）。此外，同乡报刊的内容生产也离不开各地同乡的撰稿合作。对于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同乡读者和作者来说，联结他们的唯有应许之地故乡，而非某个旅居地。
受到以上观念或因素影响的同乡报刊，自然也不会生发出对上海的城市认同。相反，作为“居沪而言乡”的地方性报刊，同乡报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本位取向。如《上海宁波公报》“纯粹是宁波地方报的色彩”（郑留隐，1940），所载消息“纯为宁属各县地方新闻”，副刊文字亦“侧重于地方性之稿件，以符本报为乡人读物之旨也”（愚厂，1940）。《微音》亦专门“在万山中徽州内部寻题目来发挥”（雪奴，1925）。尽管一些同乡报刊辟有“歇浦见闻”或“沪讯”等栏目，察其内容也非报道上海本地的一般性新闻，而是刊登旅沪同乡团体、商号或个人动态。上海仅仅作为旅沪同乡新闻发生的物理空间，并不具有特殊的情感价值或社会意义。
可以说，在同乡群居共业的上海移民环境中，标榜地方本位的同乡报刊进一步强化了地缘圈群对移民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阻隔了他们与上海的联结。这与美国移民报刊不鼓励母国认同，而是帮助其读者同化于美国社会、建立新的认同截然不同。不过上海的城市文化兼具全球性和地方性色彩，也意味着以地方为取向的同乡报刊，实际上在地方性的层面参与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这无疑出乎了它们的本意。
四
改造地方：同乡报刊与地方建设的逻辑与不足
同乡报刊的地方本位和地方认同也表现为改造乡土社会、促进桑梓建设，因而对于故乡应兴应革之处著论甚多，如改革地方吏治和治安，推进市政建设和地方自治，救济民生民瘼，改良地方风俗等，本文对此不再一一赘述。
“地方存在于各种尺度”（Cresswell，2004/2006：36），改造地方并不限于乡土社会，也指向“流动的地方”即旅外同乡。例如，潮州旅沪学生中多有不事学业、德行沦丧之人，“不仅破坏全体留沪（潮籍）学生的名誉，而且毕业之后，为政的则扰乱社会，为教师的则误人子弟”，因此《旅外岭东周报》刊发长篇小说《留沪外史》，“就是要来暴露这些学生的不好行为，以供有心改造者之参考。”（韦，1933）
地方改造无疑体现了同乡报刊和报人的地方责任与乡土关怀，袁道冲（1947）说得明白：“地方建设，当然要由在籍人士负其责任，其离乡之旅外人士，自不免有鞭长莫及之感；但是旅外人士，与异乡异国接触既多，其乡土观念，有时因比较异同而益为浓厚；而且对外之新知较丰，其所以沟通声气而为故乡贡献者亦较在乡人士为便利而适当，此项特殊责任，尤属不可轻视。”但仅止于此吗？
从历史纵深来看，自维新运动以迄民初的历次政治改革，无不致力于国家层面的改造，但结果均归失败。及至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国家”幻灭感，他们普遍怀疑上层改革的有效性，“发现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顶层设计，却忽略了基层组织的构造和运行也许是个重大的缺陷。”（杨念群，2019：72）自此“改造社会”成了知识界最流行的关键词，五四之后创办的刊物，“大都以改造社会为其宗旨”（许纪霖，2009）。同时，知识界也出现了从国家到地方的“战略退却”，开始从地方层面寻求国家改造的突破和实效：“因为国家是由地方构成的，在国家层面无法继续实现的目标，或许在地方甚至也只有在地方才能实现。”（王续添，2019）
朱至刚（2010）教授曾指出，自《时务报》到《观察》的五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报刊的社会地位从中心滑向边缘，报人群体心态也从高度自许降至甘居江湖。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于清末以来盛行的省界意识，旅沪同乡团体和同乡报刊主要以府县为组织范围，意味着同乡报人的观念从省籍认同降落至更微观的府县认同。因此，作为典型的地方型知识分子，同乡报人的关切必然落在“改造地方社会”之上，同乡报刊的职责也从梁启超时代的“监督政府，向导国民”转变为“监督地方，向导乡民”。这是同乡报刊和报人进行乡土改造与启蒙的深层逻辑折变，反映了“一种以地方为本位的秩序构想”（佐藤仁史，2017：347）。
如果进一步追问，地方改造何以可能呢？“世之刊报也，居其地则言其地之事”（莞，1940），但地方报刊迫于地方社会形格势禁，难以“在乡言乡”。同乡报刊作为不在地的地方报刊，恰恰由于地理空间的分离，赋予了它们“敢言”的胆识。例如，《宁波七邑周报》被宁波人视为“出气洞”，“凡其所批评所指摘所揭载者，皆甬人心中之所郁积已久而不得一发者”（汪北平，1940；一蝶，1924）。这也意味着同乡报刊名称中的“上海”或“旅沪”，不只标示了出版地点之所在，同时揭橥了与“内地报刊”的不同。
尽管同乡报刊缺乏上海城市认同，但不影响它们站在“上海”的位置来审视故乡。例如，“上海为中国现代文明的先进，……一到宁波，已觉有大大的不同，再过横溪而入奉化，则妇女全皆缠脚蓄发，社会教育幼稚，迷信风行，和上海情形相比较，显然换了个朝代。”（顾礼宁，1930）这暗示了同乡报刊所致力的地方改造，是以上海或现代文明为参照，以推进地方的现代化为旨归。无疑这也是一个去地方化（即地方独特性式微）的过程，但地方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差异性，那么如何在比较的视野中重新发现地方，维持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平衡，也是改造乡土社会必须考虑的问题。
陈平原先生说整个20世纪都是五四的时代（李礼，2021：51）。在五四之后风起的同乡报刊，也以科学和民主作为乡土改造与启蒙的标尺（唐维城，1924；仲九，1919）。在科学主义的观照下，自清末反传统思潮至新文化运动的话语建构中，迎神赛会被持续地打上了“迷信”的标签，同乡报刊也对其持否定与禁止的态度（胡希圣，1925；旅外岭东周报，1933；宁波白话报，1904）。但迎神赛会实有其不容否定的社会文化价值。在民生层面，“农民以此为纾劳寻乐之出路，稗贩以此为脱货求售之利薮”（都，1937年3月22日）。从民俗学或人类学的视点出发，作为一种地方性传统或民俗文化展演，迎神赛会崇祀的主要是地方神祗，于乡民而言是亦神亦祖的存在。因此，这种“地方性的仪式与传统能强化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持久感知，防止地方的消失和意义的凋零”（雷尔夫，1976/2021：53）。在新文化运动中参与开创中国民俗学的顾颉刚（1932）即认为：“这种类乎迷信的仪式实有存在的必要”。
“现代化的本质是揉合地方文化价值与世界文化的普遍标准”（白鲁恂，1992），时人亦提出了改良迎神赛会的主张。例如，“赛会之际，可以广为宣传民族英雄故事，并把救亡歌，义勇军进行曲以代靡靡之音。如此，虽仍不脱离迷信，但留给农民和社会的印象是大相径庭的。”（谷风，1937年4月28日）遗憾的是，这种兼顾现代性与地方性传统的观点，并未见诸同乡报刊。或许同乡报人们出于“渴求现代化的焦虑”（周积明，2002），无暇计及再造地方传统的工作。
五
超越地方：同乡报刊与国族认同的建构
中国人常被批评地方观念浓厚，国族意识淡薄。尤其对于远离或没有直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地乡民来说，所谓外国渗透的威胁或“不平等条约”的恶行，“只是没有体验的抽象概念”（白鲁恂，1992）。例如，“潮州简直是没有青年的城市，……他们对于国家兴亡民族生死完全漠不相关”，在国难之中甚至“完全看不见潮汕学生各界有何表示”（悲人，1934；林本礼，1936）。地方报刊匮乏，抑或未能克尽厥职，难辞其咎。潮汕报馆虽不下十余家，但“多是贪生怕死，国难日趋极度危急的现在，完全没有半个字提及，却来唱着风花雪月一类不关痛痒的文字”（林本礼，1936）。
相比之下，上海作为西方在华殖民前沿或中外接触地带，存在非对称的支配与从属关系，“通常涉及高压政治、种族不平等以及棘手冲突的情况”（普拉特，1992/2017：9-10）。所以近代以来上海中外交涉綦多，成为众多民族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和舆论中心。身处其间的同乡报刊受到的冲击和影响，也较内地报刊为大，故“其名虽以地方为立场，其实则以民族为鹄的”（翁子光，1933）。在五四、五卅、九一八、七七事变等现代中国历史的焦点时刻，同乡报刊无不积极介入其中，报道救亡运动，号召同乡参与示威游行、罢工罢市和抵货运动等，情辞激烈。有的同乡报刊如《上海潮声月刊》正是诞生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的救亡激流中，救国是其当仁不让的宗旨和立场（潮州旅沪同乡会特刊，1932）。焦点时刻之外，同乡报刊亦从事常态化的救亡宣传。例如，《旅外岭东周报》几乎每期都用大号字体登载“请本报读者为抗日死难烈士静默三分钟”，同时开辟“本周国事要闻”栏，报道发生在国家层面尤其是中外交涉事件。在潮州（岭东）本土报刊闭谈国难的局面下，在地乡民通过阅读同乡报刊直面多难之邦，有助于国家在地方上的在场与可见，使其从“想象的共同体”转变为“可见的共同体”（卞冬磊，2017）。
“每一届的民众爱国运动，上海总是有热烈的表示，传播所及，使全国振荡。在无形中，上海社会确有一种领导其他各地社会的潜势力。”（徐国桢，1930：28）这种“潜势力”自然离不开上海报界特别是那些全国性大报的影响，同时不能忽视上海与各地方之间的同乡网络以及同乡报刊的作用。上海汇聚了各乡移民，每一群体都与故乡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使得地方性事件可以借助沪乡之间的同乡联结，快速传播至上海，进而引发各地移民群体同仇敌忾、唇亡齿寒之感，由此“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熊月之，2019：291）。在这一过程中，同乡报刊也在引导同乡读者跳出狭隘的畛域之私，树立国族观念。例如，五卅惨案甬人被难者众，《宁波》对五卅的态度并未止于谋求甬人的生命保障，而是视其为一场攸关全体国民的“公共运动”，“当放开眼光，务在大者远者着想”（巨灵，1925年6月6日），所以对于遇难的广东人陈虞钦等也绘像立传。这体现了同乡报刊超越地方主义，把“乡民”抟塑为“国民”的努力，并且正因其乡土性，在抵达地方基层方面拥有全国性大报所不具备的条件和优势。
有学者发现，民族主义的在地化特征是“建设地方”，即将外敌入侵的激愤，转化为建设地方的动力，落实到各项地方事业的建设之中（王果，2018）。征诸同乡报刊，多有应验，例如：“欲谋永远根本自立之道，即速整顿故乡市政，广建马路，多筑街房，一面致函上海甬同乡会，劝资本家振兴本乡市面，投资营业。果能如是，不独脱离外人干涉之苦，且于本城加增数十万人口，贸迁有无，亦足以自养。”（爱楼，1925年10月23日）这种以建设地方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实际继承了清末以来“爱国必自爱乡始”的思想资源和话语逻辑（程美宝，2003；姜萌，2014）。如《上海宁波日报》所言：“我们的努力，虽然是偏于地方性的，但一切的工作都应该从地方做起。……努力于地方工作，……是一切救国工作中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任务。”（张静庐，1933年8月15日）由是观之，前述同乡报刊孜孜以求的地方改造，实际隐含着从地方拯救国家的关切和憧憬。因此，同乡报刊以建设地方为救亡图存之道的乡国逻辑，体现了一种混合着地方观念、并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这种观念的爱国主义。
民族认同的生产和再生产也需要置于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不同于关注战争、革命或群众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民族叙事，日常民族主义强调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民族和民族认同（高奇琦，2012）。国难之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已不再只是个人私域的隐密事物，而是成为各类知识权威进行凝视、论述与教化的公共空间（沈松侨，2009）。缘此同乡报刊尝试从同乡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掘与民族主义相关的议题，具有较强的可实践性。例如，《广肇周报》鼓励广东同乡多读白话文，藉此学习国语，提高国族意识（砺，1919）。《上海宁波日报》指出：“不论走路，不论跑步，不论游玩，不论旅行，一见了国旗，就必须敬礼，这敬礼，就是敬我们自己的独立生存的国家。”（行者，1933年10月16日）《旅外岭东周报》批评潮州人在国难之际尚械斗不止，足以灭绝民族仅有的生机，呼吁乡民改革宗族观念，藉以团结救国且自救（郑谋，1933；志平，1933）。由此可见，同乡报刊的日常民族主义叙事可为同乡民众投身爱国救亡运动提供切实切近的路径指引。
六 余论：流动中国与同乡报刊
乡土中国是一个静止的、流动性较弱的社会（费孝通，2012）。海通之后，局面渐有改观，上海也因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经过流动，移民心中本有但未必很深的乡土意识和同乡观念才得以明确。因此，上海有别于欧美城市的一大特色，便是由同乡观念构成的都市环境（顾德曼，1995/2004：2-3）。报刊主要是城市的产物，“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费孝通，2012：34）但流动激发了移民对于故乡的信息需求。于是紧随流动而来的同乡观念与现代新闻信息需求相结合，便催生了旅沪同乡报刊这种独特的地方性报刊。不同于在地的有着明确地理界限的地方报刊，同乡报刊以“同乡”为界，踵步在乡同乡和旅外同乡之后，其空间边界是无形的、流动的，这提示我们应当跳出仅在某一区域社会中探讨地方报刊的窠臼。同乡报刊虽在上海出版，但其眷怀所系实为地方乡里，具有鲜明的地方本位取向。我们以“地方”为关键词，探讨了同乡报刊再造“地方”的三重维度和意义。
（一）再造地方共同体
移民离乡后与故土暌违既久，乡愁与失根随之产生。作为奉行地方本位的地方性报刊，每一同乡报刊都代表了一套独特的地域信息和文化系统，在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两个层面达成了故乡的“可见性”，为旅外乡民建构了一个充满情感和意义的“地方”：“我们看了这报，好像身历故乡”（邬雋，1942），“如读万金家书”（姜梅坞，1941），从而维系并深化了他们的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同时移民的同乡观念存在着差序格局，兼以职业地位各殊，平素各不相谋，“欲补救此缺憾，……端赖夫旅刊以为枢纽”（邓栽岑，1936）。以同乡报刊为声应气求、团结互助之媒介，可使旅外同乡“渐渐成为有机体”（蒋维乔，1945）。由此可见，在现代流动性社会中，同乡报刊有助于促进旅外乡民地方共同体的认同与聚合。
（二）再造地方乡土社会
空间流动使同乡报人跳出了乡土社会“向古而生”的静止状态，他们常视原籍为“内地”，不难发现其立足点之所在，那么“上海”与“内地”就不单单是地理空间上的两分，同时隐喻着“现代”与“传统”之别。他们站在现代文明的位置以一种外部视角打量故土，不论是因为现实的凋敝破产，还是基于反传统的现代叙事，乡土社会都成为了“与时俱进的流动性”的对立面，也成了被改造的对象（罗志田，2022；王铭铭，2021：432）。因此，不同于强调地方之爱的传统乡土观念，同乡报刊和报人表现出了强烈的乡土批判意识，对于地方改造与社会启蒙关怀倍切，以履行其“监督地方，向导乡民”的地方责任和历史使命。但在寻求现代性与地方性传统的平衡方面，尚有未完成的工作。
（三）再造地方乡民的国族认同
长久以来，受制于地理阻隔与信息传播的落后，国人对于超出乡里空间之外的对象或事物往往视同秦越。流动促使各地移民相遇于沪上，也将偌大中国压缩到同一个城市空间，既放大了地方之间的差异，也让彼此感受到强烈的国族联结。由此上海赋予了同乡报刊一种全国性视野，使其兼具地方观念与国家关怀。这就回答了同乡报刊何以会引导地方乡民跳出地方主义的藩篱，“引诱他们由身边的事，他们所熟习的事，达到与他们隔得遥远的国家及世界大事。”（柯天，1943：46）这表明同乡报刊和报人从“向导乡民”重新回到梁启超所言的“向导国民”，实现了不同时代、中心与边缘知识分子的思想交接。据此而言，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就不单是列文森所说的从“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地方”扩展为“国家”的过程，同乡报刊无疑也在其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但在地方认同与国族认同之外，同乡报刊并不鼓励旅沪乡民对上海的城市认同，归根结底在于彼时旅沪移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不高。相反，美国的外来移民本就抱着扎根美国的愿望而来，因而移民报刊通过传播美国的文化标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帮助其读者同化于美国社会。时殊势异，当今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强流动性状态，人口流动的规模空前巨大，并且更重要的转变在于，新时代的移民群体扎根城市的愿望非常强烈。那么，参照美国移民报刊的历史经验，发展同乡型媒介推动移民融入城市社会似乎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和路径。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5期。
本期执编 / 赵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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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新闻界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