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5年11月25日8时20分，人民银行广东潮州市支行发行股股长谢某、出纳员蔡某、库管员吴某和警卫文某去银行库房领取60万元的现金。谢某在办妥了手续后，从库房中分别领取了8包（用牛皮纸包裹）10元纸币（每包5万元），7包5元纸币（每包2.5万元），10捆2元

1985年11月25日8时20分，人民银行广东潮州市支行发行股股长谢某、出纳员蔡某、库管员吴某和警卫文某去银行库房领取60万元的现金。谢某在办妥了手续后，从库房中分别领取了8包（用牛皮纸包裹）10元纸币（每包5万元），7包5元纸币（每包2.5万元），10捆2元纸币（每捆2千元）和5捆1元纸币（每捆1千元）。在领取后，四个人将10元和5元的纸币分装进三只白色帆布口袋里，其余的纸币装进一只旅行袋中，然后四个人每人提着一袋出了库房，将袋子放上一辆平板车后拉回支行。

上海印钞厂封包好的5元纸币包（注意上面的“伍元劵”的贴头纸封条）

但是，谢某在清点纸币的时候，忽然在一包原本应该是5元纸币的钞票中发现了一扎标有“壹元劵”的贴头纸封条，要知道这是完全没有开封的新钞，5元钞里怎么可能混入1元钞的贴头纸封条？

这一下，蔡某、吴某和文某也紧张起来，他们立即对其它的纸币进行检查，发现在一包5元纸币中有一捆一千张总计5千元的假钞。

一千张假钞，总价5千元，支行行长急了，立即通过专线电话向北京的人民银行总行汇报，总行大惊，立即核实这批纸币的来源，结果查实这批纸币是上海印钞厂印制的。

……

接到人民银行总行行长打来的电话后，上海印钞厂厂长和党委书记全都懵圈了，因为这是上海印钞厂自建厂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盗窃案，印钞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钞票从印制到入库都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怎么可能会发生掺入假钞这样严重的问题？

为了搞清楚假钞到底是否出自上海印钞厂，上海印钞厂保卫科科长郑某和印钞车间技术员张某立即动身赶往广州，会同广东省人民银行保卫处对已经被送到广州的假钞样本进行查验，初步认定其印钞纸的确来自上海印钞厂，于是郑某立即挂了一个长途电话给厂里，要求印钞厂立即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报案。

……

11月26日，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汕头等地的公安、银行系统的专家齐聚潮州，当晚召开案情分析会。首先，上海印钞厂的杨副厂长确定了这一捆5元假钞的确是上海印钞厂生产的，因为印着“伍元劵”贴头纸封条在全国的印钞厂中只有上海印钞厂一家，别无分店；此外，混在一捆5元纸币内的“壹元劵”字样的贴头纸封条也是上海印钞厂的独家产品。

5元纸币

通过讨论，与会人员有以下共识：

1、这是一起蓄意的人为调包作案，并不是普通的生产事故。

2、钞票中塞进一张“壹元劵”的贴头纸，这种贴头纸也是上海印钞厂独家生产，那么在押运途中或入库后被盗的可能可以排除。

3、鉴于上海印钞厂严格的管理制度，犯罪分子应该是印钞厂的内部人员。

11月27日，杨副厂长带着那捆假钞带回上海，交给上海市公安局的技术部门进行检查。

11月28日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上海印钞厂、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在普陀分局召开了一个小型内部分析会，会上大家针对上海印钞厂钞票被调包一事进行讨论分析后一致认为这次钞票被调包的目的是盗窃钱财，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贪财，侦查范围放在上海印钞厂的成品车间，嫌疑对象是掌握钞票生产过程且有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的人。

但是这包有问题的纸币是7月8日出厂的，到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之间已经相隔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排查难度可想而知。

调查得知，上海印钞厂的成品库房设在大楼的三楼，生产场地处在半封闭状态，有专门的值班员看管，操作均在白天，车间有前后两扇铁门，工人上下班只走前门，后门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是不开的。每天下班等工人全部退出车间后，值班员要将整个车间的全部门窗统统关上并锁死，将钥匙放入铁箱封存后交给厂保卫科保管后才能离开，其安全措施不可谓不严格，可偏偏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上海印钞厂大楼

通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警方一无所获，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痕迹。侦查员们逐一找在成品库房工作的职工谈话，了解生产工序程序。职工们表示：当时车间印制5元纸币的任务非常繁重，人手严重不足，成品来不及装箱，只好直接堆放在库房里头，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此外，职工们还提供：成品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打包装箱，一般来说打包完成后除非发现包装有破损要重新包装外，一般就无人问津了，唯一能接触每一道工序的职工是拉车工。

80年代上海印钞厂的女工在捆扎纸币

通过对那几个成品车间的拉车工的社会关系的排查，侦查员获得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有个姓华的拉车工嗜赌如命，经常在里弄和厂里聚赌，被抓包后写过好几次悔过书，但每次都是收敛一阵子后旧态复萌，每次赌博都会输掉千元以上，这是远远超过华某的收入水平的支出。

于是，警方将华某传唤到了普陀分局，华某承认自己赌博的恶行，但坚决否认自己拿了印钞厂的钱去参与赌博：“你们抓我赌博，我服帖，我认罚，但车间钞票被偷跟我不搭界，偷库房的钞票是要‘切花生米’（上海话‘吃枪子’）的，厂里啥人不晓得？我还没活够呢。”

通过深入核查，华某所说的属实，他并没有作案时间，因此在审查了半个月后只能将华某释放，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

1986年春，上海市公安局对全市猖獗的盗窃犯罪开展了一场“严打”行动，普陀公安分局决心借这股“东风”，在上海印钞厂保卫科的大力配合下又进行了一次破案努力，希望尽快把犯罪分子给挖出来。上海印钞厂的三千多名职工也被层层发动起来，积极向警方提供线索，但是一连几个月下来，排查出来的十几条线索全部被否定掉，侦破工作依然一筹莫展。

然而，就在侦查员们在这边一无所获的时候，1986年7月10日，上海印钞厂又接到北京印钞总公司的电话：“在广东惠阳县工商银行又发生一起纸币短缺事件，金额是2.5万元。”

接到电话后，上海印钞厂厂长姚某、技术员张某以及普陀公安分局刑侦科的侦查员小陆立即搭乘飞机飞往广州，然后转乘长途汽车赶往惠阳县——

他们风尘仆仆地赶到惠阳县后，接待他们的惠阳县工商银行出纳股股长曾某介绍了案发的过程：

7月10日20时，曾股长开了一张80万的支票，然后带着两个警卫和一名司机到惠阳县人民银行库房提取现金，钱取回来后，曾某叫库管员点了一下大数，其中两箱10元纸币计50万元，一箱5元的全新纸币计20万元外加10万元的5元旧币。但在清点的时候发现那箱新的5元纸币中少了一包2.5万元的纸币，但是包装箱上的封条明明是完整的——

姚厂长和小陆立即会同惠阳县公安局对钱箱的铅封进行鉴定，确定是上海印钞厂的铅封工序，铅封内侧留有重复挤压的印痕，说明这个钱箱是正常封箱后被人开启后又再度封上了，只不过两个印痕重合度很高，肉眼是觉察不了的，所以更加确定犯罪分子是上海印钞厂内部人员。

姚厂长将钱箱带回上海后，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的技术人员又对钱箱进行了技术检查，确定了惠阳县公安局同行的鉴定结果。在随后的案情分析会上，大家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方认为钞票虽然可能是印钞厂印制的，但失窃地点并不一定在印钞厂内；

一方认为钱箱是1985年12月18日装箱、12月20日出厂押运到上海重点库，12月24日运往惠阳，期间时隔七个月，途经几个省，押运途中途经的库存单位都有动手脚的可能性；

还有一方认为5千元一案和2.5万元一案的作案手法非常相似，两起案件很可能是同一人所为，罪犯是个熟悉生产工序，会打包装箱，知道钞票从印刷到投放市场要相隔很长一段时间的内部人员。

两起案件加起来案值已经达到3万元，大为震惊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表示大力支持公安部门的侦破工作，要求各地支行分行追查从上海印钞厂发出至离开上海后的去向轨迹，从中发现是否有新的钞票失窃，掌握更多的犯罪线索。

……

7月21日，人民银行小东门储蓄所报告：“我们接到上级部门协查通知，对所里所有回笼的5元纸币进行翻查，发现1985年12月21日回笼的一扎钞票里有一张号码是被盗的2.5万元中的一张钞票。”

老照片 人民银行储蓄所

侦查员查看了这扎钞票的封条，确定封条上的日期是1985年12月21日，上面还有出纳员的名字。这就意味着钱箱是12月20日上午从印钞厂押运到上海的重点金库，而储蓄所12月21日就已经回笼了钞票——

于是，侦查员问储蓄所的柜台负责人这么一个问题：“钞票回笼，是否当天就封条？”

得到的回答是：“按照储蓄所的惯例，一般回笼钞票当天无法封条，至少要隔一两天。”

这说明12月21日封条的钞票回笼的日子是12月19日或者12月20日，而这个时候钞票肯定还在上海印钞厂的库房内，这就意味着问题依然出在上海印钞厂内。

上海印钞厂内连续发生两起纸币盗窃案，这已经不是普陀分局一家能“吃”下来的，该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出手了！

1986年8月2日，时任上海市副局长的易庆瑶亲临刑事侦查处，要求刑侦处处长端木宏峪出面组织一个精干的专案组，尽快侦破上海印钞厂大盗案。当天，端木宏峪带着张声华、鲍家良等得力手下来到普陀公安分局，会同普陀分局以及人民银行保卫部门组成了二十人的专案组，专办此案。

和手下分析案情的端木宏峪（穿警服者）

在仔细听取了普陀分局汇报的基本案情后，端木宏峪提出此案的关键是弄清每个嫌疑人的8小时和16小时的关系。罪犯既然敢冒着被枪毙的风险连续作案，必定是个财迷心窍的人，而至今没有被排查出来，说明罪犯也是个隐藏很深的人，虽然之前有劣迹，但肯定不是两劳人员。

端木宏峪接着分析道：“犯罪分子既然要偷钞票，目的是为了花用，偷钞票不花用，那偷钞票干什么？因此时间一久在经济上一定有所暴露，但这个暴露不可能在8小时的上班时间内，因为周围都是眼睛，所以只能在16小时的业余时间内。在这段时间内犯罪分子认为已经脱离了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可以自由自在，思想放松了警惕，也就敢花钱了、所以你们在划定嫌疑人后，必须要逐个弄清他们在16个小时业余时间内的经济活动。”

“另外，向人民银行全市各储蓄所发协查通报，要求他们协助控制赃款。”

……

1986年11月3日，人民银行威海卫路储蓄所储蓄员方某接过一个顾客手中的存款单和现金，在数钞票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些钞票中有87张连号的5元纸币的编号属于被盗的赃款，于是在汇报储蓄所主任后将人请进办公室进行盘问。结果这名女顾客很坦然地说：“这些钞票也不是我的，是我们厂里的同事老陈要我代她来存的，这种新的5元钞票她那里有很多，还换给了我一些，我都放在厂里的宿舍。”

端木宏峪接到这条重要线索后，立即找到某厂退休女工陈某了解情况，陈某表示这笔钱是她3月从储蓄所提取的，用到现在尚有剩余，于是就又托人存回威海路储蓄所，于是这条线索又断了。

端木宏峪

随后的几个月的时间内，又不断又新的控制赃款的信息汇总到端木宏峪的案头：先后有三家储蓄所上报发现赃款，总价超过3千元。据统计，这些赃款回笼时间都在1986年春节前后，都是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前就已经销赃，犯罪分子从威海卫路储蓄所等三家储蓄所购买了定期和定活两便储蓄存单，转手再换个储蓄所取出，使赃款“洗白”。

……

1987年4月8日上海印钞厂又接到北京印钞总公司的来电：“吉林农安县农业银行在4月3日发现一包2.5万元新的5元纸币中又少了一捆5千元的纸币。上面的贴头纸封条出厂日期是1985年7月8日，和第一起5千元的案子上的贴头纸封条是同一天印上去的。”

端木宏峪立即派人前往农安将那一包短缺的5元纸币带回上海，发现这包纸币确实是1985年7月8日出厂的，作案手法也和前两起案件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牛皮纸包装被调换过。

端木宏峪对前段时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发现那个阶段专案组并没有贯彻自己“弄清每个嫌疑人的8小时和16小时的关系”的要求，作为具体主抓的专案组副组长张声华的检讨，他主要将主要警力放在发现和控制赃款流向方面，希望以钱找人，而对“弄清每个嫌疑人的8小时和16小时的关系”则认为工作量太大，并没有特别上心。

张声华（左）

为此，一贯好脾气的端木宏峪对这个爱徒在此案中的表现非常失望，但端木宏峪并未训斥张声华，而是给张声华上了一道“紧箍咒”，让另一个爱徒——刑侦处副处长裘礼庭出任接下来的专案组常务副组长，代替年事已高、精力不济的自己来直接指挥专案组接下来的侦破工作，并且再三叮嘱：“一定要弄清嫌疑对象8小时和16小时的关系”。

裘礼庭

此时，这个案值已经有3.5万元的案子已经引起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市委书记芮杏文、副书记兼市长的江泽民的委托，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祝三亲临专案组，问裘礼庭：“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可以破？”

石祝三

裘礼庭回答：“最快国庆节前，最慢年底！”

石祝三拍手叫好：“破案日期由你定，如果如期破案，我亲自为你们庆功，如果破不了案，我撤你裘礼庭的职！”

6月12日，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视察了上海印钞厂，并慰问了专案组全体成员，表示“银行口”将全力支持和配合专案组办案，有要求有困难尽管提，极大鼓舞了专案组的士气。

陈慕华

……

7月9日，侦查员张雷民在永安里居委会对住在这里的印钞厂成品车间库房拉车工张德康的情况时得知张德康已经在1986年7月搬迁至曹杨地区居住，于是立即来到曹杨路派出所跟踪这条线索。

曹杨路派出所户籍警沈德方和居委干部反映：张德康自从搬到曹杨地区后，新房装饰一新，富丽堂皇，家中有许多高档家具和时髦服装。张雷民顿时想到张德康熟悉钞票的全套生产操作工艺并有条件出入库房，于是他立即回到普陀分局的专案组驻地，向裘礼庭汇报。

裘礼庭大喜：“这个对象蛮像的，马上开展重点调查！”

经初步调查，张德康现年40岁、已婚，育有一个男孩，父母和岳父都已经先后病故，岳母尚在。1986年印钞厂分配给他曹杨新村的两室户的住房，夫妻俩的经济收入属于一般水平。

1986年开始，张德康整个人的外貌变得时髦起来，新衣服一件接一件地换，头发也理成了当年流行的“爆炸式”，手指上也戴上了金戒指，他的爱人也烫了卷发，戴上了项链和戒指。1986年到1987年这一年半时间里，张德康总共花掉了超过1万元，经济极为反常。

张德康的一个亲戚反映：张德康曾对他讲：“厂里钞票被盗，要是有人来调查，就说岳父去世前留给我儿子一笔巨款”。

于是，裘礼庭将专案组分成三路，分别找张德康夫妇以及张德康的岳母核实家庭收入来源，结果三人说法根本就对不上，漏洞百出。

7月11日，听完裘礼庭汇报的端木宏峪拍板，对张德康拘留审查，并让大案队队长谷在坤出马负责审讯张德康。

谷在坤（左）

于是，谷在坤和张德康之间就有了如下的“较量”。

谷：“张德康，车间里发生的盗窃案你是清楚的，现在请你说说你的想法。”

张：“我没啥想法，车间里钞票被偷跟我不搭界的！”

谷：“那谈谈其他方面！听说你爱好摄影，家里头一定有照相机吧？”

张：“有的，（海鸥）135和120各一只。”

海鸥135相机

海鸥120相机

谷：“两只照相机什么时候买的？”

张：“我想想——噢，想起来了，去年买的。”

谷：“听说你家里去年添了不少东西，可不可以报一报？”

张：“冰箱、彩电、吸尘器，还有黄货，不过买这些东西的钞票都是有来源的。”

谷：“钞票哪里来的？”

张：“岳父去年‘走’的时候留给我儿子一笔钞票。”

谷：“有多少？”

张：‘5千块。’

谷：“现钞还是存折？”

张：“存折。”

谷：“存在哪里？”

张：“我忘了，你们可以去问我老婆，存着她收着。”

谷：“据我所知，你岳父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70块钱，又常年住院治病，你岳母又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的，他哪里存的下5千块？”

张：“这我不晓得，我岳父以前家里蛮有钱的，总归会存下一点的。”

谷：“你岳父‘走’前还给过你黄货，黄货是啥？”

张：“一只金镯头，一只戒指，后来金镯头打了一根项链和两只方戒。”

方戒

谷：“瞎讲，你岳父给你的黄货分明是‘小黄鱼’（上海人对金条的称呼），你怎么讲是金镯头？”

张：“什么‘小黄鱼’？我不晓得！”

谷：“是不晓得还是不想讲？”

张：“我讲不清。”

谷：“讲不清就是有问题！”

张：“我有什么问题？！”

谷：“钞票被盗的问题！”

张：“我——”

谷：“我们了解清爽了，你岳父‘走’前就给过你黄货，钞票没给过。说你岳父给你钞票是你教你亲戚来糊弄我们的，现在要不要把你亲戚叫来和你讲讲清楚？！”

张：“啊！”

谷：“还不交代吗？！”

张：“我交代，我交代，我认输了！”

审讯嫌疑人的谷在坤（穿灰衣）

张德康的供词如下：

“1985年的7月初，是我的第一次作案时间。当天下班时，我悄默默地爬到了鼓风机上潜藏起来，等到大家下班后我耐心等到晚上10点左右，从鼓风机上跳下来，用事先带着的两条钳工锯锯断库房的挂锁进入库房拆开一包产品（5元），从里面取出一捆（5千元），并用一捆“贴头纸”调包，然后又用同样的方法拆开另一包产品，又取出一捆（5千元），但贴头纸没有了，所以就没有充进去。然后我走出库房，将门插上，用自己带来的一把新的挂锁将门重新锁上，再锁眼上贴上小封条，用扫帚将地上的铁屑扫掉……随后我又在鼓风机上心惊胆战地躲藏一夜，次日才敢混入上班人群将赃物带出。”

“回家后，妻子问我怎么一夜不归，我说在外做生意，没敢告诉妻子事情真相。以后，我到储蓄所买了“定活两便”存单，看风头已过，心又痒了起来，1985年的冬天又偷了一次，这次是2万5千，但因为外包装纸不平整，所以把包拆开后重新用新的牛皮纸包好，封包单是用茶水浸湿后揭下再贴上去的。”

“每次得手后，我都把钞票放在一只从更衣室拿来的铁皮圆桶里，上面盖上一件工作衣，在上班后趁人不注意拎着出车间，放入更衣箱，当天下班后把钞票放在我的黑色人造革包里带出厂。”

“我原本只是想手头宽裕点，有用不完的钞票，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一动手就收不住了。其实我晓得，只要钞票用了，早晚会被你们发现的，但我要是不用这些钞票，我偷这些钞票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最后还是没忍住把钞票用了。”

在张德康的指认下，专案组收缴了还没来得及被挥霍掉的1.75万元，而张德康用赃款购买的赃物也被专案组悉数收缴。

至此，这起震惊上海滩的现金盗窃案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终于告破，破案后，裘礼庭表示：“如果没有端木处长的提醒，这案子破不了，到时候我肯定会被撤职。”

端木宏峪笑了笑：“撤职还轮不到你，肯定先撤我的职！”

张德康最终因为盗窃罪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来源：顾氏造船厂厂长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