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兴衰史】第四回西晋国无锐气，君臣纸醉金迷，奢靡斗富

摘要：西晋初年，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在文学领域，左思、陆机等人以文采驰名；而在科技与医学等其他领域，也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今天，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两位鲜为人知却贡献卓著的学者——一位地图学家，一位针灸名家。

西晋初年，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在文学领域，左思、陆机等人以文采驰名；而在科技与医学等其他领域，也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今天，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两位鲜为人知却贡献卓著的学者——一位地图学家，一位针灸名家。

历史上，祖孙三代接连在三个朝代担任同一要职的情况极为罕见，裴秀一家却创造了这样的传奇。裴秀（公元224—271年），出身于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其家族仕途显赫：祖父裴茂曾任东汉尚书令，父亲裴潜为曹魏时期的尚书令，而裴秀本人则在西晋建立初期官拜尚书令，延续了家族的政治地位。

尚书令一职在东汉时已是直接辅佐皇帝、统领政务的核心职位；到了魏晋时期，虽有中书监、中书令分掌机要，但尚书令仍位列中枢重臣，权责重大。

裴秀早年仕途顺畅，一路升迁至尚书令，然而高位之上风波骤起。当时官场倾轧严重，屡有人借机攻讦。一次，他的旧友郝诩写信给他人，言语间提及：“裴秀乃我故交，现任尚书令，若有何事需他通融，我可代为说情，他定不会驳我面子。”

这封信意外落入他人之手，随即被呈报给晋武帝，指控裴秀结党营私、滥用职权。此事虽未必属实，却让裴秀陷入舆论风波，也为他的仕途蒙上阴影。

尽管身处权力中心，裴秀的一生不仅留下了政治印记，更在地理学领域开创了不朽成就。他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和提出的“制图六体”原则，被誉为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奠基之作，影响深远。

晋武帝曾为裴秀辩护道：“别人前来请托办事，是他们自己的行为，身为尚书令的裴秀又怎能未卜先知、提前防范？况且所谓假公济私也尚未形成事实，裴秀何罪之有？”

不久后，司隶校尉李熹再次上奏弹劾：“刘尚替裴秀强行侵占官田，裴秀应负其责，理当收押治罪！”

对此，晋武帝仍为其开脱：“裴秀虽有些小过失，但怎能与其功绩相提并论？真正犯下占田之罪的是刘尚，裴秀并无过错，不必拘押。”

尽管晋武帝对裴秀多有回护，却难以抵挡朝中屡次有人进言攻讦。后来，随着王祥、郑冲等八公中的老臣因年迈多病陆续退居府第，晋武帝也将年仅四十多岁的裴秀调任为司空——职位尊贵，却不再掌握实权。

司空一职，掌管全国道路修建与地理事务。古代朝廷为掌握疆域地形，常绘制地图，但旧时图册既无经纬度，也缺乏统一比例尺，导致距离远近、面积大小极不准确，使用极为不便。

早在曹魏末年，裴秀随司马昭出征讨伐诸葛诞时，便深感地图粗陋带来的困扰：图上看似临近的两地，实际跋涉数日仍不见踪影；地图中标示平坦无阻之处，实地却突现连绵山岭或湍急河川，只得临时组织人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仓促应对，令人焦头烂额。更甚者，宫中所藏地图竟以数十匹绸缎拼接而成，幅面庞大，收纳与查阅皆极不方便。正因如此，裴秀深感改革地图绘制之迫切，遂萌生“制图六体”之念，开启中国地图学的新篇章。

裴秀立志革新地图绘制技术，不愿让那些错误频出、误导世人的旧图继续流传。他率先采用比例缩制的方法，以“一寸代表百里”的比例尺，将原本需数十匹绸缎才能绘成的巨幅《晋地图》，精简为便于使用的《地形方丈图》，大大提升了实用性与传播性。

裴秀的热忱感染了朝廷图籍库的官员们，纷纷加入制图研究。其中，学者京相璠精通地理，曾著有《春秋土地名》一书，也积极参与其中。在裴秀的主持下，团队系统梳理了历代积累的地理知识与绘图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绘制地图的六大原则：比例尺、方位测定、道路实际长度、地势高低、地貌形态以及坡度缓急。这六项准则几乎涵盖了现代地图学的核心要素，仅缺经纬度与等高线，堪称世界制图史上的重大突破。

然而，裴秀亦未能摆脱当时士人阶层的风气——服用寒食散。此药服用后需格外注意饮食冷热，必须饮用温酒。不幸的是，在他四十八岁那年，因误饮冷酒，导致药性冲突，最终英年早逝。世人无不惋惜，毕竟他不仅是中国地图学的奠基者，也在全球地理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寒食散虽害人无数，却也催生了一位医学大家——皇甫谧。他因亲身饱受其苦，转而深入钻研针灸疗法，终成一代名医，其著作影响后世千年。

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出身于安定郡朝那县（今宁夏固原东南一带），自幼被过继给叔父抚养。少年时期的他顽劣贪玩，不爱读书，家中书籍被鼠虫啃咬也不管不顾，日常琐事更是漠不关心。

直到十七岁，已长成身高七尺八寸（约合现今一米八十）的魁梧青年，却仍目不识丁，整日与表弟梁柳用荆条做盾、削木为矛，模仿战场厮杀，乐此不疲。他的叔母为此忧心忡忡，屡次劝导皆无成效。

直到二十多岁时，皇甫谧才逐渐醒悟，深感辜负了叔母多年来的殷切教诲，于是立志向学，发奋苦读。因家境清贫，他常在耕作时随身携带书卷，劳作间隙便席地而坐，孜孜不倦地阅读。数年如一日的勤学，使他终成学识渊博之士。

大约三十五岁起，皇甫谧饱受疟疾困扰，常年寒热交作；四十二岁时又罹患风湿，导致半身瘫痪，右腿日渐萎缩，长期卧床不起。然而病痛并未阻断他对学问的追求，他反而更加沉浸于书海，废寝忘食，昼夜研读，时人敬称其为“书淫”——意为对书籍痴迷至极之人。

尽管朝廷多次下诏征召他入仕为官，皇甫谧均以病情沉重为由，婉言谢绝，坚守淡泊明志之节。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与皇甫谧一同舞枪弄棒的表弟梁柳，后来被任命为城阳郡太守（治所在今山东莒县）。众人建议他设宴为其送行，皇甫谧却淡然道：“梁柳未做官时来探望我，我迎送不出门；招待他也只是粗茶淡饭，几碟咸菜而已。如今若因他当了太守就大摆筵席，岂不是看重官位而非情谊？我怎能安心如此？”一番话，尽显其重情轻利、不媚权贵的高洁品格。

皇甫谧年过半百时，已将市面上能寻得的书籍通读多遍。为了进一步求知，他大胆向晋武帝请求借阅典籍。晋武帝为笼络人心，欣然赐予他整整一车书，以示恩宠。

然而，皇甫谧长期体弱多病，饱受折磨。为了强身健体、延续治学之路，他听信时风，服用了当时流行的“寒食散”，不料从此陷入更深的痛苦。

服药后，皇甫谧的四肢沉重酸麻，身体浮肿，咳嗽不止，昼夜难安。寒冬腊月，众人裹着厚实棉衣御寒，他却燥热难耐，不得不脱去衣物，甚至躺卧在冰上降温，口中咀嚼冰屑才能稍感舒缓。病痛令他夜不能寐，梦中常惊叫呼救，数次情绪崩溃欲自尽，幸被身边人及时制止。

正所谓“久病成医”，为了摆脱疾病的桎梏，皇甫谧决心自学医术，向病魔宣战。他将艰深晦涩的古代医学典籍视作必须攻克的难关，反复研读。坐久了便躺下继续看，躺累了又坐起来接着读。即便全身关节剧痛难忍，他也咬牙坚持，逐字推敲，深入理解。

起初，皇甫谧曾请人诵读医书，但后来听力也逐渐丧失，只得依靠自己静心阅读。他一字一句细细品味，将大量医理内化于心，并结合自身病情融会贯通，尝试配制药方进行自我治疗。

与此同时，皇甫谧还潜心钻研针灸之术，以自身为试验对象。针刺之时，疼痛常令他失声大叫，甚至数度昏厥，但他从未退缩，始终坚韧不拔。经过长达七年的艰苦抗争，寒食散带来的种种病症终于逐步缓解，原本近乎瘫痪的身体也日渐康复，最终竟能起身行走，重获健康。

到了晚年，皇甫谧在针灸领域的实践经验日益丰富，对经络穴位的定位与治疗规律有了深刻掌握，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针灸理论体系，并最终撰成医学巨著《针灸甲乙经》。这部著作不仅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成为世界医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公元六世纪起，该书便传入朝鲜、日本等国，被当地医者奉为经典必读之书，影响深远。

除了在医学上的卓越成就，皇甫谧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史学家，曾编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玄晏春秋》等多部史学与哲学著作，展现了他在文史领域的深厚造诣。

尽管声名远播，晋武帝多次征召他入朝为官，皇甫谧始终以年迈多病为由婉拒，坚持隐居治学、潜心著述。虽自中年起长期患病，但他以顽强的意志投身医学研究，不仅用所学疗愈自身，更惠及后人，最终享年六十八岁。

皇甫谧一生坚韧不拔、淡泊名利，其学术成果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至今仍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宝贵启迪。

两万亩田

国家统一后，战乱逐渐平息，政局趋于稳定，但百姓的生活依然困苦不堪。皇室成员和权贵阶层依旧大肆兼并土地，毫不收敛。以长安东南百余里的蓝田县（今陕西蓝田县西）为例，当地最肥沃的熟地竟被强弩将军庞宗一人强占数百顷（一顷为百亩），令人震惊。

庞宗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背后有强大的权势撑腰：他的夫人赵氏是赵俊的同族，而赵俊本人则是晋武帝皇后杨艳的亲信外戚。杨艳出身关中望族，祖上四代曾官至汉朝三公，家族根基深厚。她幼年丧母，生母赵氏早逝，父亲杨文宗也早早离世，全靠舅母哺乳抚养长大，因此对舅舅一家感情极深。

成为皇后之后，杨艳为报养育之恩，请求晋武帝重用其舅家亲属。赵俊因此被任命为中护军，掌握禁军要职。不久，赵俊的侄女赵粲又被纳入后宫，封为夫人。至此，赵家集外戚与皇亲于一身，权势熏天，趁机广占良田、扩张势力，地方官员虽心怀不满却不敢发声，民众更是敢怒而不敢言。

在宗室贵族与世家大族疯狂圈地的背景下，大量农田产出流入私门，国家赋税严重流失。迫于财政压力，晋武帝不得不颁布“限田令”，规定一品王公贵族最多可拥有五千亩土地，每降一品减少五百亩，至九品则限额为一千亩，试图遏制土地兼并之风。

庞宗虽被封为强弩将军，但这不过是个杂号将军，地位不高，在真正的军事统帅中难入流品。然而他出身西川（今陕西旬邑县北）的世家大族，又依附权臣赵俊的势力，在雍州多地广置田产，势力盘根错节。光是在蓝田县，他就占有两万亩土地，远远超出朝廷规定的限额。当朝廷颁布限田令后，庞宗内心颇为不安，但他转念一想：如今像他这样逾制占地的权贵不计其数，皇帝真要严查起来，难道能一个个治罪不成？

与此同时，晋武帝还推行了“占田制”与“课田制”。其中，“占田令”规定：成年男子可依法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课田令”则明确赋税义务——丁男（年龄在十六至六十岁之间）须缴纳五十亩地的租税，共计四斛粮食；丁女缴纳二十亩份额；次丁男（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缴二十五亩；次丁女则免除课税。

这些新法令一经传布，庞宗手下的佃户们顿时心思浮动。原本他们身为私属农户，除勉强糊口、免于兵役外，几乎一无所有。而如今，只要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便可依法拥有自己的土地，收成在完税之后尽归己有。更何况天下已定，徭役兵役大为减少，自耕农的生活反而更有保障。于是，不少佃户悄悄逃离庄园，寻求登记为民户之路。

倘若佃户纷纷逃离，庞宗的奢靡生活便难以为继。然而他毫无顾虑，因为在晋武帝的统治下，对逃亡奴隶的惩罚极为严苛：初次被抓回者，要在眼皮上用铜锡调墨刺字；若二次逃亡，则在面颊两侧加刻；若是三度出逃，双颊将被刺上更为醒目的大字，每字长达一寸五分，宽达五分，令人终生蒙羞。更甚者，若奴隶胆敢反抗主人，主人有权随意将其处死。正是倚仗这些残酷律法，庞宗之流才能肆无忌惮地镇压任何试图逃跑的佃农。

尽管朝廷颁布了限制土地占有的诏令，但执行起来举步维艰。王公贵族彼此观望，谁人不是私占数千乃至数万亩良田？谁家没有豢养上百甚至上千名佃户与家奴？

庞宗自然不肯率先让步，一亩土地都舍不得放弃。

肥沃的土地几乎全被权贵与豪强瓜分殆尽，普通农民即便想依“占田令”合法耕种，也只能被迫开垦贫瘠荒地。而荒地收成微薄，难以果腹，生计依旧困苦不堪。因此，所谓“占田令”对广大底层百姓而言，不过是一纸空文。于是，在蓝田的庞宗庄园里，佃户们仍在饥饿与压迫中艰难求生，如同沉默的奴隶，日复一日。

蓝田县令张辅为人刚正不阿，才干出众。上任之初，便听闻当地数万亩良田被豪强庞宗强占，民怨沸腾。他深知庞宗背后有赵俊等权贵撑腰，一时难以直接撼动其势力，于是果断出手，将庞宗手下作恶多端的两名家仆依法处决，并没收其非法占有的两万余亩土地，尽数分给贫苦农民。此举震动蓝田及周边郡县，百姓纷纷称赞张辅执法严明、不畏权势。

当时，晋武帝正大力推行“占田制”与“限田令”，意图抑制土地兼并、整顿社会秩序。得知张辅的作为后大为赞赏，遂将其调任至靠近京师的山阳县担任县令。到任后，张辅再显铁腕作风——太尉陈准的家奴在山阳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被张辅查实后依法惩办，毫不留情。晋武帝闻讯更加欣喜，接连提拔他为尚书郎，后又任命其为御史中丞，专司监察百官、纠举违法之职。

西晋建国前后，朝廷曾两次下令废除屯田制度，将屯田区改为普通郡县。这一改革使原本依附于官府屯田系统的佃农转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赋税负担也有所减轻。

与此同时，朝廷严禁官员贵族私自招揽佃户。中山王司马睦因私纳七百余户流民为佃客，触犯禁令，被贬为丹水县侯。此外，为增加农业人口、促进生产，晋武帝还颁布政令：凡年满十七岁的女子必须出嫁，逾期未嫁者，由官府统一安排婚配。

西晋时期，汲郡太守王宏因治理地方农业成效显著，受到晋武帝嘉奖，获赐千斛谷物，并被擢升为大司农，掌管全国赋税、粮储、盐铁及财政事务。与此同时，朝廷恢复了常平仓制度，于丰年收购粮食以备荒年平价出售，稳定粮价。这些政策有效推动了农业恢复与发展，国家财政日益充盈，户籍人口也随之增长。

据西晋灭吴初期统计，全国共有约245.98万户，人口达1616.38万。到了公元282年（太康三年），经各地重新上报，全国户数增至377万。在短短不到三年间，户口激增逾百万户。这一增长不仅源于自然人口繁衍，更关键的是大量原本依附于豪强贵族、沦为私属佃户的农民，得以脱离控制，登记为向国家纳税服役的编户齐民。

灭吴之后的一二十年间，社会安定，百姓勤于耕作，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后人追忆这段时期时描述道：“田野间牛马成群，粮仓中余粮堆积；旅人途中可得款待，家家户户夜不闭户；财富唾手可得，贫寒之人几近绝迹。”尽管此类描述带有一定理想化色彩，但确实反映出当时民生较前有所改善，社会趋于稳定富足。

西晋建国之初，分封了众多同姓宗室为王，同时册封了五百多位功臣为公侯。经过多年繁衍发展，这些贵族及其家族逐渐形成一个庞大而稳固的统治性地主阶层。他们所拥有的法定封邑总计达百万户之多，约占当时全国总户数的七分之二。国家每年征收的租税赋役中，约有三分之一流入这数百个王公贵族之家，财富高度集中。

这一特权阶层势力日益膨胀，原本旨在限制土地兼并的“限田”“占田”等制度难以推行，最终只能名存实亡，不断被放宽甚至默许废止。贵族们趁机大肆兼并土地，占地规模愈演愈烈。

面对此局面，晋武帝虽有所察觉，却无力遏制，只得采取姑息态度，听之任之。而他本人，在实现天下统一后，逐渐沉溺于安逸享乐，追求声色犬马，对朝政日渐懈怠，进一步助长了权贵奢靡、土地集中的社会风气。

“可比桓、灵”

在一次朝会之上，文武百官齐聚殿前，晋武帝当众下令焚烧一件极为奢华的“雉头裘”。这件裘衣以野雉羽毛精心装饰，光彩夺目，据说是世间罕见的珍品，由太医院医官程据进献。群臣初见此衣，无不惊叹其华美绝伦。然而晋武帝却认为，如此奢靡之物违背了他此前颁布的禁奢令，有损朝廷风气，遂果断命人当场焚毁。

他还借此发布诏令，明文规定：今后凡有进献奇珍异宝、崇尚浮华者，一律治罪。此举震惊朝野，却也赢得后世赞誉。晋武帝焚裘之举，成为历代帝王传颂的佳话，被视作克制欲望、倡导节俭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晋武帝司马炎并非白手起家，而是承袭祖父司马懿与父亲司马昭打下的基业。他自幼生于宫廷，长于富贵，本非以节俭著称的君主。公元278年（太康四年），天下尚未统一，他为激励群臣专注国事、勿耽享乐，尤其着眼于即将展开的平吴大业，才刻意以焚裘立威，树立勤政戒奢的形象。

然而，待到灭吴之后，国家疆域一统，府库充盈，社会渐趋安定，朝廷上下便陷入一片升平气象。宴饮之际，“杯盘舞”风行一时——宾客们边饮边舞，将酒杯与餐盘抛接旋转，姿态轻盈优美。席间还传唱着一首名为《晋世宁》的乐曲，歌词欢快悠扬：

> 晋世安宁，四海太平，普天同庆永康宁。

> 四方安定，天下欢腾，盛世兴隆舞杯盘。

> 杯盘飞旋何翩然，举座翻覆祝长年。

> 天道圆满终归一，左转右回永不离。

这歌舞升平的景象，与当年焚裘警众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令人感慨万千：一时之节制，难敌长久之安逸；初心易立，持守却难。

在灯火辉煌、奢华靡丽的宫廷生活中，晋武帝早已将节俭之道抛诸脑后，转而沉溺于无尽的享乐之中。他不仅沿用了魏明帝时期建造的豪华宫殿，还命人进一步修缮装点，务求极尽精致。凡世间最新潮、最稀有的器物陈设，宫中无不争相采用，以显皇家气派。

一日，晋武帝召见大臣满奋入宫议事。谈话间，满奋却不停地瑟瑟发抖。晋武帝见状大为诧异，便问道：“你可是身体不适？是否染了风寒？”满奋摇头否认。

晋武帝又问：“莫非是朕的话令你心生畏惧？”满奋依旧否认。

见皇帝追问不已，满奋抖得愈发厉害，几乎语不成声，最后才颤声道：“微臣素来体弱，畏寒怕冷。”说着，抬手指向北面一扇窗户，“那边风缝甚多，冷风阵阵袭来，陛下也当保重圣体。”

晋武帝闻言望去，不禁莞尔，解释道：“那并非普通窗棂，而是外国进贡的透明刻花琉璃所制，浑然一体，毫无缝隙。你不信，可上前亲手触摸。”

满奋迟疑上前，伸手一探，果然触感光滑密实，毫无寒风渗入。顿时心中释然，寒意顿消，也不再发抖了。

回到座位后，他自我解嘲地笑道：“臣下这般反应，真如江淮一带的水牛一般。那牛怕热，日间见太阳便喘息不止；到了夜间，若见明月高悬，竟误以为是烈日当空，也吓得气喘连连。臣虽身形丰腴，却天生畏风惧寒，今日初见这琉璃奇物，少见多怪，竟至发抖，岂不正是‘吴牛喘月’的写照？”

此言一出，晋武帝忍不住开怀大笑，殿内气氛也为之轻松欢畅。这段趣事，后来也成为一时佳话，流传于朝野之间。

晋武帝在修建祭祀祖先的陵庙时可谓不惜重金。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罗最上等的木材和石材，无论路途多么遥远，都要千里迢迢运送到都城用于建造。庙宇建成之后，又命人铸造了十二根巨大的铜柱，表面以黄金镀饰，并加以精细雕琢，图案繁复奇异。四周还镶嵌了数不清的明珠，极尽奢华之能事。

晋武帝沉溺美色之名也广为人知。公元275年（咸宁元年），他颁布诏令，从民间征选年轻女子入宫，只有未被选中的才能许配婚嫁。所有应选女子必须盛装打扮，依次进入宫殿接受他的亲自挑选。若有父母隐瞒女儿、拒不送选者，将被定为“大不敬”之罪，甚至处以死刑。后来东吴灭亡，建业皇宫中遗留的五千余名宫女尽数被他接收，加上原有的嫔妃，后宫人数突破一万，规模空前。

为了决定每晚临幸何处，晋武帝别出心裁地乘坐由羊牵引的车在宫中巡行——羊车停在哪位嫔妃的居所前，他便留宿于彼处。有些聪明伶俐的宫人发现羊爱吃竹叶和盐，便纷纷在门前插满青翠竹叶、在地上撒上盐粒，引诱羊车驻足。一时间争相效仿，竹叶成丛，盐迹遍地，羊反而习以为常，不再停留。但晋武帝毫不在意，整日沉湎于声色享乐之中，昼夜不休。

曾有一年多地遭遇洪灾，百姓流离失所。晋武帝难得动了恻隐之心，准许部分宫女出宫返乡，自行婚配。然而在一万余人中，仅放归二百七十人，尚不足总数的零头，所谓的“仁慈”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

晋武帝沉迷享乐，荒淫无度，哪还有多少心思去操持朝政？他的种种行径早已引起部分正直大臣的不满。

一次，晋武帝与群臣谈论汉代诸帝，见汉室后裔刘毅在场，便得意地问他：“依你之见，我可与汉朝哪位皇帝相比？”他心中自诩为开国之君，至少能与光武帝刘秀比肩，甚至不逊于高祖刘邦。

岂料刘毅直言不讳，只冷冷答道：“可比桓、灵。”此言一出，满座皆惊。

晋武帝顿时恼怒：“我灭东吴，统一天下，日夜勤政，怎会与昏庸腐败的汉桓帝、汉灵帝相提并论？”

刘毅却神色从容地回应：“当年桓、灵卖官鬻爵，所得钱财尚归入国库，用于朝廷开支；而如今陛下卖官，银钱却流入皇室私囊或权贵腰包。单就这一点而言，恐怕还不如那两位亡国之君啊！”

一番话如利剑直刺时弊，揭露了晋武帝时期官场腐败、财政私用的黑暗现实，也道出了王朝由盛转衰的隐忧。

晋武帝面对铁一般的事实，虽无法辩驳，却并未失态，反而灵机一动，朗声大笑说道：“当年桓帝、灵帝在位时，朝中无人敢如此直言进谏。如今我身边还有像你这样敢于直谏的忠臣，足见我比他们贤明得多！”一番话既巧妙化解了尴尬，又保全了颜面，可谓体面收场。当时在一旁围观的大臣们早已被刘毅的刚直吓得冷汗直流，听皇上这么一说，立刻纷纷附和，齐声称颂晋武帝圣明，顿时将他捧上了云端。

刘毅确实是个铮铮铁骨的硬汉。年轻时，平阳太守杜恕邀请他出任功曹，主管人事事务。他认为官府冗员过多，所谓“龙多不治水”，于是大刀阔斧整顿吏治，一口气裁撤了郡中一百多名只拿俸禄不干事的闲官，由此声名远扬。后来他入朝担任司隶校尉，执法严明、不畏权贵，连豪门望族都对他心生忌惮。

中护军羊琇是司马师继妻羊氏的堂弟，仗着皇亲身份横行无忌，公然收受贿赂，生活奢靡放纵，甚至在亲属之间毫无礼法界限。

刘毅查明其罪行后立即上奏弹劾，主张依法处以极刑。晋武帝出面为羊琇求情，刘毅虽无奈退让，但他的下属——都官从事程卫却不肯罢休，坚持追查到底。

程卫亲自驾车冲入护军营，逮捕了羊琇的几名亲信加以审讯，证据确凿，人证齐全。他随即再次上奏弹劾羊琇，晋武帝迫于压力，只得将其罢免以平息事端，但不久之后便又恢复其官职，实为敷衍了事。

晋朝的文武官员与权贵阶层，大多沿袭自曹魏时期，或是昔日重臣的后代，整个统治集团基本原样保留。在晋武帝自身行为不端、带头松弛政纲的情况下，这些下属权贵更是变本加厉，风气日益败坏。

奢侈之风愈演愈烈，贫者难以维生，而豪门贵族却竞相炫富斗豪，挥金如土，全然不顾民间疾苦。

奢靡斗富

西晋初年，开国重臣司徒石苞临终前分配家产时，唯独没有分给小儿子石崇（249–300）任何财物，只说：“这孩子自有发财的本事。”

果然，石崇天资聪颖，胆识过人，富有谋略。成年后历任县令、太守，在平定东吴之战中立下军功，受封为安阳乡侯，后又升任散骑常侍、侍中等要职。

除了为官从政、领兵作战，石崇更擅长聚敛财富。他不满足于常规手段，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竟指使亲信官兵乔装成强盗，专门劫掠往来富商巨贾，将他们的资产洗劫一空。甚至朝廷使者从外国带来的贡品，也难逃他的黑手。

靠着这种明暗结合的掠夺方式，石崇迅速积累起惊人财富，从一介寒门跃居顶级豪富之列。此后他被召入朝中，官至太仆。

在石崇尚未返回洛阳之前，国舅王恺堪称京城首富。作为晋武帝司马炎的亲舅舅，王恺权势显赫，生活奢华无度。然而石崇进京后，局面悄然改变。

两人在几件小事上的较量，让王恺接连落败：其一，豆粥本不易速成，但石崇家中宾客一到，片刻之间热腾腾的豆粥便已上桌；其二，寒冬时节韭菜早已绝迹，石崇却能端出细切鲜嫩的韭叶，令人称奇；其三，王恺的牛体壮毛亮，看似远胜石崇的座驾，可两辆牛车同时出发，不出数十步，石崇的车子便疾驰如风，把王恺远远甩在身后，任其如何追赶也只能望尘莫及。

接连三次受挫，王恺心中愤懑不已，从此立誓要在财力上压倒石崇，一场旷日持久的奢靡竞赛就此拉开帷幕。

王恺暗中收买石崇的家仆，终于探听到了此前两桩奇事的真相：原来所谓的“热豆饭”，其实是提前将豆子煮熟，待宾客到来时只须与米同煮片刻即可上桌；而寒冬时节出现的“韭菜”，实则是将韭根捣碎，混入切细的麦苗冒充而成。不甘落后，王恺又重金聘请石崇的车夫，将他那套高超的牛车驾驭技艺尽数学去。至此，王恺在三项比拼上已能与石崇抗衡。

然而，“有钱能使鬼推磨”——石崇也非等闲之辈，他同样用重金收买了王恺府中的人，很快便查明了对方为何能迅速赶超自己的原因。得知泄密后，石崇当即下令处死所有泄露机密的亲信。

王恺心中仍不服气，决意继续与石崇一较高下，展开更为激烈的斗富较量。

在居所装饰上，王恺别出心裁，用赤石脂代替普通泥灰粉刷墙壁。赤石脂本是一种可入药的红色陶土，常用于治疗慢性腹泻，在当时极为珍贵。涂抹于墙面后，色泽红润，质地如蜡般光滑明亮，视觉效果极佳。

石崇见状，毫不示弱，竟以花椒混合泥土涂墙。花椒彼时需从域外进口，价格远超赤石脂。这种“椒房”不仅冬暖夏凉，更散发持久清香，多年不散。在当时，唯有皇室后妃所居宫殿才配称“椒房”，而石崇却将其搬入私宅，奢华程度可见一斑。

此外，权贵们出行讲究排场，常在道路两侧设置可挡风遮尘的帷幕，称为“步障”。王恺制作了一道长达四十里的步障，以紫丝为里，翠绫为面，气势恢宏。谁知石崇直接动用各色锦缎、花绮织物，打造出五十里长的锦绣步障，色彩绚丽夺目，长度与华美均胜出一筹。

这两人比富斗阔，手段可谓登峰造极。听说王恺家的厨房用米汤或麦芽糖水来刷锅洗碗，石崇听后不甘示弱，干脆直接用白蜡当柴烧。谁也说不清用米浆或糖水洗碗究竟有何妙处，但谁都清楚，白蜡燃烧时火力虽旺，却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可这些权贵根本不在乎这些细节，他们只在乎如何炫耀财富，其他一切皆可无视。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不仅挥金如土，甚至将人命视同草芥。王恺宴客时，一边饮酒，一边命美女吹笛助兴，只要笛声稍有差错，便下令当场将那女子拖到台阶下处死。而石崇设宴则更为残忍，席间必有上百名美婢轮番歌舞、劝酒。若客人不肯一饮而尽，劝酒的侍女便立刻被处斩。有一次，太子舍人王敦故意拒绝喝酒，石崇竟接连下令杀死三名女子。如此以杀戮取乐，其残暴冷酷，简直泯灭人性。

王敦身为当朝驸马，娶的是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身份显赫。起初他对公主日常生活中的奢华讲究并不了解，因而闹出不少笑话。一次他在公主的寝宫如厕，见旁边放着一盆香枣，不知这是用来掩盖异味、塞鼻提神之物，还以为是点心，尝了一颗觉得味道甘美，便将整盆枣尽数吃光。如厕完毕出来，又有宫女端来一碗“澡豆”，本是洗手祛污用的香粉，他却误以为是食物，伸手抓起一把放入口中。这一幕惹得四周宫女忍俊不禁，笑作一团。

西晋富豪石崇的奢华生活令人咋舌，连他家的厕所都修得如同仙境一般。散骑常侍刘寔一次登门拜访，途中想如厕，刚踏入房中，顿时惊呆：眼前是锦绣帷帐低垂，锦被罗褥整齐铺设，还有数名美貌婢女手持香囊恭敬侍立。他误以为闯入主人卧房，连忙后退赔罪：“抱歉抱歉，走错房间了！”即便石崇再三解释这正是厕所，刘寔仍心有余悸，迟迟不敢入内。

原来，石崇家中上厕所竟是一场“换装仪式”——客人必须脱去全身旧衣，如厕完毕后，由婢女奉上从里到外全套崭新的华服更换。

更有十余名衣着艳丽的年轻女子轮番伺候，手捧沉香汁、甲煎粉等名贵香料为客人净手熏身。这般排场反倒让许多宾客望而却步，宁愿忍耐也不敢轻易踏足，生怕在豪奢之中失态出丑。

石崇的炫富手段，还惹来了另一位权贵王恺的较量。王恺本是晋武帝的亲舅舅，皇帝特意赐他一株两尺高的珊瑚树，枝繁叶茂，光彩照人，堪称稀世珍宝。王恺得意非凡，专程带去石崇府上炫耀，心想这次总算能压过对方一头。

谁知石崇见了，竟轻蔑一笑，随手抄起铁如意，“啪”地一声将珊瑚树砸得粉碎！王恺勃然大怒，揪住石崇衣领要他赔偿。石崇却不慌不忙道：“何必动怒？这点小玩意儿罢了。”随即命仆人打开库房，搬出数十株珊瑚树——光是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枝干交错、流光溢彩，远胜先前那株；至于与王恺所赠同等大小的，更是多不胜数。

面对这满堂奇宝，王恺面红耳赤，羞愧难当，最终灰溜溜地离去，连一句场面话也说不出来。

经过这场较量，人们才真正见识到石崇家中珍宝之丰盛，简直多得如同瓦砾泥土一般，视若等闲。

石崇平日极尽奢华，常将名贵的沉香细细研磨成粉，厚厚铺满在坐席之上，命宠爱的婢妾赤足其上行走。若脚底不留痕迹，便赏赐珍珠百串；若有足迹，则要求她们节食瘦身，务求体态轻盈如燕。因此，石家内宅中女子彼此打趣时常说：“你若不是身骨纤细、体轻如羽，怎能得来百串明珠？”

王恺曾与石崇斗富落败，心中不甘，仍四处炫耀自家财富。一次偶遇另一位驸马王济，又开始大肆吹嘘。这回他吹的虽是“牛”，却真有一头奇牛——通体乌黑发亮，毛色如缎，双角四蹄漆黑如墨，奔跑起来迅疾如风，据说一口气能奔行百余里，王恺为其取名“八百里驳”，引以为傲。

王恺在王济面前滔滔不绝地夸耀此牛，神气十足。然而王济身为皇亲贵胄，素来看不起王恺这般暴发户做派，心生戏弄之意。当时贵族流行以射箭赌物为乐，王济便提议：若自己先中靶心，此牛归他；若王恺命中，则王济输钱一千万。王恺自恃对方昔日箭术平庸，毫不犹豫应允。岂料王济早已拜名师苦练，今非昔比，箭无虚发。

王恺还摆出长辈姿态，大方让王济先射。谁知王济张弓搭箭，一箭穿心，正中红心！“八百里驳”瞬间易主。王济得意扬扬，随手掷下弓箭，对随从高声下令：“速取牛心来，炙熟了给我下酒！”顷刻间，那头神骏之牛被当场宰杀。王恺眼睁睁看着心爱之物惨遭屠戮，心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只能默然离去。

西晋官僚贵族之间盛行一种攀比炫富的风气，几乎人人争相斗奢，处处上演着豪奢竞赛。开国元老太尉何曾生活极度奢侈，单是每日三餐的花费就高达一万钱。他的儿子何劭（官至散骑常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日耗两万钱用于饮食。而尚书任恺被罢官后竟更胜一筹，每顿饭动辄花费万钱，山珍海味无所不包——飞禽走兽、河鲜海产齐聚一席，龙肝豹胎也不足为奇。然而即便如此，他仍嫌菜肴无味，常常责骂管家准备的饭菜难以下咽。

上层权贵们竞相在饮食上追求新奇与极致，力求标新立异。

据传，晋武帝曾亲临大臣王济府邸做客，所见场面令人咋舌：上百名身穿绫罗绸缎的美貌婢女，手捧琉璃器皿，川流不息地呈上一道道精致佳肴。席间最后端出一盆乳白色的蒸乳猪，香气四溢，入口即化，滋味独特，令晋武帝大为惊叹。他执意追问烹饪秘诀，王济只得附耳低语：“此猪以人乳饲养，再用人乳蒸制而成，家中上下严守此秘，连石崇、王恺等人都未能探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