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覃在大前天发布了《李雪峰发现彭真紧挨自己坐下，想起开会前叶剑英说的话，叫苦不迭》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6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康生负责在会议上传达毛主席近期来在杭州、武昌发表过的几次谈话内容。
老覃在大前天发布了《李雪峰发现彭真紧挨自己坐下，想起开会前叶剑英说的话，叫苦不迭》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6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康生负责在会议上传达毛主席近期来在杭州、武昌发表过的几次谈话内容。
会议尚未结束，康生就把大家在会上的意见归纳为10条，飞到杭州向毛主席作了详细汇报。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插进了许多建议性的意见。
康生全都用心地记了下来，回头，把这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综合在一起，分别向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这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被发表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
和康生的夫人曹轶欧走得很近的聂元梓，似乎从这段指示里捕捉到了什么。
聂元梓出生于1921年，河南滑县人。其兄聂真为滑县党组织创建者之一，受兄长的影响，其年少时便立志投身中国革命事业。1937年，加入了由我党与阎锡山联合组建的“牺牲同盟救国会”军事训练， 1938年入党，1939年到延安进修。
在延安进修期间，与中央党校干事吴弘毅步入了结婚殿堂。
解放战争爆发初期，聂元梓夫妇随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出关抢占东北，吴弘毅一度被任命为哈尔滨市副市长，聂元梓则出任了区委宣传部长。
聂元梓的功利心极强。
尽管她与吴弘毅已经生育了三名子女，当吴弘毅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牵连，被撤销了职务，她就断然与吴弘毅离婚，选择了单飞。
1964年，聂元梓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部书记，结识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吴溉之，才43岁的她，没有过多犹豫，就嫁给了时年68岁的吴溉之。
话说回来，聂元梓在曹轶欧的启发下，于5月25日下，召集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教师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李醒尘等七人，就北京市委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佩云等人传达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关的指示展开讨论，最后，捣鼓出了一张大字报，张贴在校内大饭厅东墙上，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此举，掀起了轩然大波。
北京大学党委发动北京大学学生和教师对这张大字报进行了的反击。
全校贴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足足有1500份之多！
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奉命到北大做师生的思想工作。
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恰好在5月26日宣告闭幕。
则康生、陈伯达乘飞机前往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会议决议时，顺便把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和北大的情形报告给了毛主席。
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看了那张大字报的内容，特别是看到批评北京大学“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那一大段，和他之前批评北京市委“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情形如出一辙，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
毛主席大概是觉得单单这个评价还不够，又多加了一句：
“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这就不得了了。
《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很快就刊登了北大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
毛主席于6月1日下午又对此作了批示，称：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
那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于6月1日晚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也于6月2日在显著位置上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
聂元梓一下子就成为了全国的知名人物。
但是，关于那张大字报，戚本禹在数十年后撰写《戚本禹回忆录》时，在书中对这张大字报的“出炉”过程做了详细说明。
他说，这张大字报并不是聂元梓写的，聂元梓只不过是个“思想虽糊涂但却善于投机的人”罢了。这张大字报的真正执笔者，乃是北大教师杨克明。幕后的策划者却是杨克明的老师张恩慈。
张恩慈是一个“懂哲学，有头脑”的人，曾在1966年5月5日写过信给毛主席，就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展开讨论。
毛主席于5月11日将这封信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题目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
而杨克明曾在1966年7月给中央文报告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称在写大字报前找过曹轶欧，得到了曹轶欧的指点。写好后，考虑到聂元梓是领导，就让聂元梓领头签名了。
想不到，这张大字报的“著作权”后来全归于了聂元梓。
来源：覃仕勇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