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肃顺是咸丰朝力挽狂澜的能臣，铁腕整饬吏治、重构财政，用汉臣、练新军、抗外敌，却因锋芒太露触动了清廷最敏感的神经。他以“刑上大夫”的霹雳手段斩杀贪腐高官，打破满蒙贵族特权垄断，将曾国藩、左宗棠推上权力巅峰，甚至试图架空太后权力，建立“亲王辅政”体制。在咸丰帝驾崩
肃顺是咸丰朝力挽狂澜的能臣，铁腕整饬吏治、重构财政，用汉臣、练新军、抗外敌，却因锋芒太露触动了清廷最敏感的神经。他以“刑上大夫”的霹雳手段斩杀贪腐高官，打破满蒙贵族特权垄断，将曾国藩、左宗棠推上权力巅峰，甚至试图架空太后权力，建立“亲王辅政”体制。在咸丰帝驾崩的热河行宫，这位改革旗手与野心渐显的慈禧太后展开终极对决——他手握顾命遗诏，她暗联宗室亲王；他主张乾纲独断，她誓争垂帘听政。当肃顺的囚车碾过北京菜市口，晚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首次交锋以血腥收场，却也埋下了“同治中兴”与慈禧专权的双重伏笔。那么一朝之能人肃顺到底是什么原因败下阵来被慈禧太后置于死地的呢？本文就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对于肃顺与慈禧太后的矛盾或者说以肃顺为首的改革派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病危的咸丰帝在热河行宫试图以“垂帘辅政双轨制”平衡权力：一面授予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御赏”“同道堂”印章作为谕令合法性凭据，一面指定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拟定诏谕”。据《清文宗实录》卷356记载，诏书特别规定“凡谕旨必加盖两宫印信，但八大臣所拟诏稿，太后不得更改字句”，实际上将决策权完全交予肃顺集团。
肃顺
这一制度设计中，肃顺以“顾命首辅”身份垄断诏书草拟权，甚至代行朱批，而两宫仅保留象征性钤印职能。当慈禧提出参与政务讨论时，肃顺以“后宫干政违祖制”为由强硬驳回，并在热河期间控制奏折呈递渠道，致使两宫对前线军报、财政奏议几近失聪。政变爆发后，慈禧特别以“肃顺等擅权拟旨，自盖御玺，欺瞒幼主”作为核心罪状，并公布其私截江西巡抚毓科密折等证据，直指其架空皇权的实质。这场制度设计引发的权力裂痕，终使“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矛盾不可调和。
肃顺推行的满汉共治改革，从根本上瓦解了满洲勋贵集团的政治垄断。他任户部尚书期间，以镇压太平天国为由打破“满缺优先”祖制，破格提拔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左宗棠为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并公开宣称“旗人暮气已深，非汉人不能办贼”（《肃顺奏折汇编·咸丰九年七月折》），直言八旗军“弓马废弛、营务虚冒”。这种激进言论在1860年达到顶峰：当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质疑湘军扩权时，肃顺在御前会议上当面驳斥“若满将堪用，何至江南半壁沦于贼手？”彻底激怒满洲既得利益集团。
肃顺
慈禧敏锐抓住这一矛盾，通过承诺保障旗饷、恢复满臣特权，成功拉拢醇亲王奕譞（其福晋为慈禧胞妹）、僧格林沁（掌握京畿八旗兵权）及内务府总管瑞麟等实权派。尤其当肃顺计划裁撤旗营空额、削减宫廷用度时，直接威胁到内务府系统的贪腐网络，促使这些“铁杆庄稼”受益者倒向慈禧阵营。这种满汉权力结构的剧烈震荡，最终使辛酉政变超越了单纯的权力争夺，演变为保守派对改革派的政治清算。
肃顺对两宫太后的饮食进行了控制，据《热河密档·内务府膳档》记载，肃顺以“国库支绌，宜示节俭”为由，将两宫太后的膳食标准从咸丰帝在位时的“每日银五十两”骤降至“二十两”，且常以“山路运输不便”为由延迟供膳，甚至多次出现“午膳申至（下午三至五点）”的怠慢情形。对比之下，八大臣膳食仍按亲王标准供应，每日耗费三十两。这种刻意压低两宫待遇的行为，被慈禧视为对其权威的公开羞辱。1861年8月咸丰帝梓宫返京途中，肃顺更下令缩减两宫沿途饮食至“仅备素粥”，致使慈安太后因体弱晕厥，矛盾进一步激化。
肃顺影视形象
在出行方面，肃顺也对两宫太后加以限制，咸丰十一年（1861）夏，两宫太后欲仿照旧例赴喀喇河屯行宫避暑，肃顺以“江南战事未平，库帑不及百万”为由强硬驳回，声称“行宫修缮需银二十万两，断不可靡费”。然而，他本人却率八大臣在热河木兰围场频繁举办狩猎活动，仅一次围猎便调集八百匹御马、三百名护军，耗银逾万两。这种“只许州官放火”的双重标准，暴露了肃顺借财政之名行权力压制的本质。慈禧曾私下抱怨：“彼等以天子为孤寡，视两宫如囚徒”，出行限制成为其策动政变的重要心理诱因。
慈禧太后
此外肃顺集团在热河理政期间，彻底颠覆清代“后宫不御外臣”的祖制。据《清宫热河档案》载，八大臣呈递奏章时“径入烟波致爽殿，直立逼视，声震殿宇”，甚至将奏折直接掷于太后御案，全然无视“臣工须跪呈黄匣，由内侍转递帘前”的礼仪。更甚者，肃顺曾当面呵斥慈禧“妇人安知国事”，并在驳回其调阅江南军报的请求时，以“恐泄机密”为由撕毁奏折批文。这种公然践踏宫廷礼制的行为，不仅削弱了两宫法理权威，更为慈禧政变时指控其“跋扈不臣”提供了确凿口实，最终成为辛酉政变中“大逆十罪”的核心罪状之一。
在与慈禧太后的对决中，肃顺集团犯下了三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低估了慈禧的政治能力。肃顺深受“女主不可干政”的传统观念束缚，认定慈禧“不过深宫妇人，焉知庙堂机要”（《热河日记》载其私语），甚至当亲信提醒注意两宫与恭亲王奕訢联络时，仍自信“彼等无印信诏书，能何为？”实则慈禧通过安插心腹太监安德海，利用清代密折匣“径达御前”的特殊通道，绕过肃顺控制的奏事处，与奕訢建立加密通信。据《清代中央文书制度研究》考证，1861年8月至9月间，慈禧通过密匣向奕訢传递七封密信，其中明确指示“速调神机营控京畿”，而肃顺竟因迷信“妇孺不通外联”未加截查，致使政变情报网完全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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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事部署失当。肃顺过度倚重热河防务，将嫡系部队——胜保部神机营5000人、醇郡王奕譞马队3000人全数部署于热河-古北口防线，重点防范英法联军北上。却对北京卫戍要害掉以轻心，放任九门提督文祥（掌握京城2万八旗兵）保持中立。当奕訢联合文祥于1861年10月1日封闭北京九门时，肃顺急调热河驻军回援，但因古北口山路冰封延误十日，致使慈禧抢先控制京师。更致命的是，肃顺误判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立场，未察觉其早已与奕訢达成“保太后、换顾命”的秘密协议，导致政变时满蒙骑兵集体倒戈。
慈禧太后
第三，舆论阵地失守，1861年9月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疏》，公开提出“太后垂帘听政+近支亲王辅政”的新权力架构。肃顺虽以“本朝无此祖制”驳回，却未及时压制舆论发酵，放任该奏折抄本在京畿官员中传阅。慈禧趁机授意南书房翰林撰写《两宫皇太后圣德疏》，塑造“孤儿寡母受权臣欺凌”的悲情叙事，直隶、山东等地巡抚联名上书附议者达十三省。而肃顺集团仅以“八大臣联名谕旨”机械驳斥，未发动门生故吏进行舆论反制，致使士林普遍认同“太后听政合乎孝治”，为政变披上“匡扶纲常”的合法外衣。
咸丰八年（1858），肃顺主导严查的顺天乡试舞弊案，处决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柏葰（正一品），牵连革职官员37人。此案打破清朝“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引发科举士族集团强烈反弹，江南士绅联名上疏斥其“践踏斯文”。
咸丰九年（1859），肃顺改革理藩院，废除蒙古王公世袭司法权，改设“边务督办大臣”统辖盟旗。喀尔喀亲王车登巴咱尔率众抗议“削藩违祖制”，漠北诸部暗联沙俄，边疆统治基础动摇。
咸丰十年（1860年）肃顺清查户部宝泉局，追缴旗人官员侵吞铸币亏空白银82万两，甚至要求宗室补缴十年俸银。满洲镶黄旗千余人聚众冲击户部衙门，高呼“肃六（肃顺）刮骨旗人”，迫使清廷暂停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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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肃顺的激进改革在咸丰帝驾崩后引发全面反噬，权力真空期的热河行宫成为矛盾爆发的火药桶。慈禧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构建起跨越满汉、联结中枢与地方的倒肃联盟：她通过密信争取恭亲王奕訢（宗室领袖）支持，承诺恢复其议政王职权；默许曾国藩“东南互保”换取湘军集团中立；更以“复旗人旧制”为饵，策反肃顺亲手提拔的嫡系武将胜保（掌握神机营兵权）。
1861年11月1日，当肃顺护送咸丰梓宫行至密云时，胜保亲率骑兵突袭将其逮捕，奕訢则控制北京九门封锁消息。11月8日菜市口刑场上，肃顺的“大逆罪”背后，实则是湘淮集团对军事集权化的默许接收——他创设的六省协饷体系被李鸿章改造为厘金制度，户部财政专业化理念催生江南制造总局等洋务企业，而打压满蒙贵族的策略更使汉族督抚在太平天国后掌控全国70%绿营兵力。这场政变看似保守派胜利，实则加速了肃顺改革遗产的隐性制度化，为同光年间“中体西用”的近代化转型铺设了权力通道。
来源：历史影视小迷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