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越来越普遍的新闻接触渠道，理解网络新闻消费对塑造公众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信任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基于传播中介模型，从政治讨论和理性原则的角度出发，将政治讨论区分为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两种形式，分析网络新闻消费如何通过不

作者介绍

艾民伟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张楠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琳斐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胡敏佳

王琳斐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

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媒体成为人们越来越普遍的新闻接触渠道，理解网络新闻消费对塑造公众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信任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基于传播中介模型，从政治讨论和理性原则的角度出发，将政治讨论区分为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两种形式，分析网络新闻消费如何通过不同形式的政治讨论作用于政治信任。通过对2018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网络新闻消费同时与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正向关联，但是仅公共讨论能够显著地增加政治信任，并且在网络新闻消费与政治信任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理性程度能显著地增强公共讨论对政治信任的促进作用：越理性的公共讨论，越能产生更高的政治信任水平。研究发现不仅丰富了现有关于政治信任与媒体使用的研究内容，还为倡导理性公共讨论、提升互联网治理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政治信任；公共讨论；私下讨论；理性原则；网络新闻消费

一、问题的提出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网络新闻消费与政治信任

（二）传播中介模型与公共讨论、私下讨论

（三）政治讨论的理性原则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二）变量测量

四、研究发现

五、讨论与结论

一、问题提出

关于政治信任与媒体使用的关系，目前学界已经累积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且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传统主流媒体使用可以增加政治信任，而网络媒体使用则会降低政治信任。当下，互联网已成为人民群众获取时政新闻、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截至2023年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互联网新闻市场用户规模超过5.79亿人。与此同时，互联网也催生了虚假信息、“圈层化”、观点极化、情绪宣泄等负面现象，不断地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虽然政府持续倡导增强互联网空间的主流媒体话语权，但非主流话语仍持续存在。在此背景下，如何引导网络新闻消费并将其转化为增加政治信任的重要力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学术和政策议题。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从政治讨论和理性原则的角度出发，旨在探讨它们对网络新闻消费和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本文基于传播中介模型（communication mediation model），关注政治讨论在网络新闻消费与政治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并根据政治讨论发生的空间将其分为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两种形式，以检验不同形式的政治讨论如何在网络新闻消费与政治信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一方面，本文从公共空间的角度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引入传播中介模型，丰富了其理论内涵；另一方面，本文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关注熟人社会中的私下讨论形态，以更好地理解公众如何通过参与不同形式的政治讨论来获取和解释新闻信息，并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信任，这对于理解公众对政府和政治体系的态度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本文还将考察理性原则在不同形式的政治讨论中的调节作用，以更准确地把握公众对新闻信息的评估和解读差异，从而更有效地理解政治讨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实证分析，本文希望能够为政治信任与媒体使用的关系提供新的洞见，并为倡导理性公共讨论和改善互联网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以构建更理性和信任的政治环境。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网络新闻消费与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反映着公民对政治系统和政府的信任，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目前，政治信任存在多种定义，包括政府信任、政治体系认同、社会信任、政治机构信任等。为方便后续探讨，本文采纳政治机构信任的观点，将政治信任定义为民众对政治组织（如政党）、政府机构（政府）、军队等的信任。研究发现，转型中国的政治信任呈现出政府信任差序化、政府信任阶层差异化、政治信任U型分布、政治信任流失加剧等核心特征。

媒介作为公众了解时政的重要渠道，对公众的政治信任有重要影响。西方关于媒介影响政治信任的研究大致有积极、消极和中立三种理论观点。“媒体抑郁论”认为，媒介之间的竞争会将新闻报道的关注点聚焦于政治丑闻和政治冲突，导致民众政治冷漠、政治信任度降低；与之相反，有学者研究发现，媒介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在提高政治知识和政治兴趣、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媒介使用有利于政治信任的维持和提升。另有观点认为，媒介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取决于媒介内容，而媒介本身只是中性的、传播资讯的中介。

在中国，研究者发现，不同类型的媒体使用会对政治信任产生不一样的影响。传统主流媒体的使用能显著地增加政治信任。例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的数据，卢春天和权小娟发现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的使用对提高政府信任具有积极影响。张明新和沙贺稳发现，媒体使用能够增加传统主流媒体信任，进而增加政治信任。可见，传统主流媒体在维系民众对政府和政权支持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能够提高公众对现有政治体制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和信任。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发现，网络媒体的使用会显著地降低政治信任。例如，胡荣和任重远发现，非传统主流媒体接触——自媒体平台、网络帖子、国外媒体——对政府信任具有消极的显著性影响。目前诸多研究均认为，互联网传播的这些负面特征能够显著地降低用户的政治信任水平。因聚焦于网络新闻与政治信任，本文将网络新闻消费作为自变量，而将传统主流媒体新闻消费当作控制变量，这样能使我们的分析更为准确。

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网络新闻消费越多，政治信任水平越低

（二）传播中介模型与公共讨论、私下讨论

政治讨论或政治表达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民众政治参与的常见方式，也是影响公共舆论的重要因素。互联网的出现，既为政治讨论提供了信息材料，也提供了平台。一方面，互联网使新闻信息的接触和消费变得更加容易和便捷。另一方面，网络媒体更加重视与受众的互动，鼓励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如发表帖子或撰写评论。互联网助力下的政治讨论成为公共舆论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在“教材插图争议”“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事件中，都能够观察到广泛的政治讨论及其影响力。

在关于中国的政治传播学中，学者日益重视对政治讨论的研究，如分析网络讨论的结构特征、互联网公共讨论中的多元共识、政治讨论的影响因素等。在这些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理论是传播中介模型。该模型最早由美国学者McLeod提出，旨在解释传播活动对心理和社会变量与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这些传播活动主要指媒体使用和人际传播。根据传播中介模型，政治讨论是一种思考和理解活动，充当着信息接触和政治参与的中介。人们通过政治讨论对媒介信息进行消化，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参与意愿。例如，林奇富和殷昊发现，政治内容的媒体接触和政治讨论呈正相关关系；王建武则发现积极参与网络政治讨论能够促进维权抗争行为的实施。这些研究在中国情境中证实了政治讨论的重要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传播中介模型进一步指出，政治讨论对政治参与的影响需通过态度这个中介实现，即媒介接触—政治讨论—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然而，现有的文献对政治讨论如何影响个体的政治态度还缺乏研究。相比于政治参与，研究政治讨论和政治态度的关系可能更为重要。其原因是政治讨论并不一定激发政治参与，甚至有时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例如，美国学者发现，在西方社会中，强关系的政治讨论并不能激发政治行动，而Ai和Zhang则发现，强关系的政治讨论在香港社会中对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没有影响。因而本文将政治信任作为因变量，分析政治讨论与其的关联。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讨论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而非单维度。大部分研究把政治讨论当作单一的维度来处理，但是少数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区分不同类型的政治讨论。比如，将政治讨论区分为线下讨论和线上讨论。也有学者从政治讨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强度出发，将其区分为强关系的政治讨论和弱关系的政治讨论。本文在林奇富和殷昊的研究基础上（公开政治表达与私人政治讨论），将政治讨论区分为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两种形式。公共讨论指的是发生在公共空间的政治讨论，该社会空间向所有人开放；相对应地，私下讨论发生在私人空间中，该空间仅对私人关系开放，如家庭和朋友。相比于公共政治讨论，私下政治讨论是公民未公开的、私下进行的政治表达和交流。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天下”的价值观意味着朝堂之外无所谓的“公共空间”，而互联网第一次为中国政治文明形态敞开了公共空间和个人空间。具体而言，互联网的低门槛进入准则有益于构建向更多人开放的公共空间，其资源共享精神也体现着这种开放空间的公共性特征。在互联网平台，两种社会空间的政治讨论同时存在，并且二者具有诸多的差异。

首先，讨论的参与者不同。公共讨论的参与者之间大多彼此不熟悉，如论坛的匿名用户，而私下讨论的参与者之间往往具有较为紧密的关系，如家人、朋友。公共讨论的参与者人数众多，而私下讨论的人数较少。其次，讨论的形式也不一样。公共讨论一般借助开放性的媒介平台，如网络论坛、虚拟社区、社交媒体；相反，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私下讨论则多借助私密的媒介形式进行交流，如使用微信、QQ与朋友进行聊天。公共讨论因而具有开放性，而私下讨论具有排他性。最后，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的内容也存在差异。公共讨论的内容一般可以转化为私下讨论的内容，但私下讨论的内容却不一定适合公共讨论，私下讨论的内容可能更为敏感和负面。总体而言，公共讨论可能是传统主流媒体舆论场的一部分，私下讨论则属于民间舆论场，两种形式的政治讨论构成当下的舆论格局。因为存在这些差异，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的政治效应也可能大不相同。据此，下文将探讨公共讨论、私下讨论与传统主流媒体使用、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

传播中介模型认为，媒体使用是进行政治讨论的前提。无论是进行公共讨论还是私下讨论，参与者都需要提前获取和准备好讨论的信息材料。该材料的主要形式即新闻，新闻承担着为政治讨论提供素材的角色。新闻接触越多，人们进行讨论的素材、话题等信息材料就越多，因此也越容易参与政治讨论。学者已证实新闻消费和政治讨论之间呈正向关联，如李雪晴等人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香港社会中，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时事信息与线下和线上讨论都存在正向关系。通过对2017年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数据分析，林奇富和殷昊发现人们对政治内容的接触越多，他们越可能进行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网络新闻消费使用能够增加（a）公共讨论和（b）私下讨论。

作为理解新闻的一种活动，政治讨论还能影响到人们的认知和态度。传播中介模型认为，人们在消费新闻后，会进一步在人际网络中讨论其内容，以更好地理解和澄清事件并做出判断。该信息消化过程会从两个方面影响人们的态度。其一，人际讨论能够提高个体对新闻内容的理解，人们据此形成认知；其二，政治讨论通过人际影响使人们主动或被动接受他人或群体的意见。可见，政治讨论能够形塑人们的政治信任。然而，不同类型的政治讨论，可能会对政治信任产生迥异的影响。

相比于私下讨论，公共讨论更容易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根据“沉默的螺旋”假设，当人们感知到自己的观点是少数人支持的观点时，由于害怕被群体孤立，他们常不愿意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在公共讨论中，信源可信度高、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意见及关于政府机构积极正面的言论，更容易传播并形成舆论气候。与之相比，私下讨论常常发生于家人、朋友、同学、同事等熟人网络中，虽然具有排他性，但群体压力较小，更适合参与者深入地交换意见，甚至包括负面信息。因此，个性化的、多元的，甚至非主流的意见和观点更容易在私下讨论中得到表达和传播。据此，承载主流价值观的公共讨论有利于公众形成对政府机构的正面感知，增加政治信任水平；而私下讨论则有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负面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H3a：公共讨论越多，政治信任水平就越高。

H3b：私下讨论越多，政治信任水平就越低。

综合前三个假设，基于传播中介理论，本文进一步探究公共讨论和私人讨论的中介作用，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公共讨论和（b）私下讨论在网络新闻消费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三）政治讨论的理性原则

互联网的发展不仅给中国的政治讨论创造了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挑战，最典型的现象是中国网络公共讨论中理性的缺失。其原因不仅包括非理性话语的侵蚀，还包括网络社区缺乏谣言自洁机制、网络民主的有效性难以得到保证、群体极化效应的副作用、传统媒体“把关人”作用的弱化，以及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精神匮乏。公共讨论中理性的缺乏严重影响了网民的民主协商水平。虽然诸多学者提倡理性讨论，但长期缺乏对理性程度的实证研究。

讨论是否理性，不仅影响人们对政治讨论的参与意愿，还影响到他们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非理性的政治讨论可能迫使参与者退出讨论的过程，并拒绝接受新的观点。研究发现，不文明的网络评论会导致人们拒绝接受新的观点，并强化他们先前的态度；类似地，新闻内容下面的不文明评论能够降低人们思维的开放性，使他们更加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与之相反，在政治讨论中坚持宽容、换位思考及讲事实，能够使参与者感受到尊重，增强其卷入度，参与者更愿意分享自己的观点、聆听他人的看法。

从公共传播的角度看，当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公共讨论以审慎思考、理性等商议的原则进行时，越能超越个体视角体现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越能提高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换言之，公共讨论的过程越理性，其对政治信任的正面效应可能更强。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对理性原则与基于私人空间的政治讨论进行研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和问题（整体关系模型见图1）：

H5：理性原则对公共讨论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存在积极的调节作用，即理性程度越高，公共讨论越能够促进政治信任。

RQ1：理性原则是否能调节私下讨论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马得勇教授主持的2018 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该数据收集于2018 年8月，网络问卷的发放渠道是微信、问卷网和微博，分别收集了1363份、1761份、2291份问卷，最终该年度的样本量为 5415。

在样本中，男性占比55.1%，年龄的中位数是30岁至34岁，家庭平均年收入的中位数是10万至20万，居住地区的中位数是中等城市，教育水平的中位数是大学本科。具体人口统计学特征见表1。

虽然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系列调查采用的是方便样本而非随机抽样，但其提供的数据仍具可信度。首先，网民是基于自愿性质花费10 至30分钟来答题，并且全程不面对受访者，因而有理由相信他们提供了较为真实可靠的信息。其次，答题时间小于七八分钟的问卷也已经从数据库中剔除。最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已被境内外不同的学术研究采用。基于此，我们认为使用该数据库来分析中国网民是具有可信度的。我们通过中国学术调查数据资料库获取了该调查的使用权限。

（二）变量测量

一是网络新闻消费。该变量的测量题项包括通过网络论坛（如凯迪社区）、自媒体平台（非传统主流媒体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及 X等境外媒体获取时政新闻信息的频率。选项为1（几乎不使用）到4（几乎每天都使用）。这3个题项相加求均值，得到网络新闻消费变量（克隆巴赫系数=0.653，M= 2.29，SD=0.74）。

二是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该变量考察网民进行公共讨论和私人讨论的行为，具体询问答题者通过以下方式表达自己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看法的频率。其中，公共讨论行为包括：①在网上发帖、回帖；②撰文并向媒体投稿；③在自己的微博、博客上发言；④参加网络QQ群、微信群的讨论。私下讨论行为包括：①线下和朋友聊天；②通过私人邮件、聊天工具等方式私下交流。选项为1（从来不参加）到4（经常参加），对相应题项相加求均值，得到公共讨论变量（克隆巴赫系数=0.792，M=2.38，SD= 0.75），以及私下讨论变量（斯皮尔曼–布朗相关系数=0.606，M=2.57，SD =0.78）。

三是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是询问答题者对一系列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包括：①法院；②警察；③党中央和中央政府；④省级政府；⑤乡镇政府；⑥村委会。选项为1（非常信任）到4（很不信任）。反向编码后，题项相加求平均值，得到政治信任变量（克隆巴赫系数=0.857，M=2.91，SD =0.64）。

四是理性原则。该量表询问答题者在与人交流和讨论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坚持哪些原则，题项包括：①宽容；②克制；③换位思考；④讲逻辑；⑤讲事实。选项为1（非常重要）到4（很不重要）。将题项反向编码后进行相加求均值，最终得到理性原则变量（克隆巴赫系数=0.783，M=3.28，SD=0.55）。

五是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区和教育水平，以及政治兴趣和传统主流媒体新闻消费行为。其中，性别为定类变量，年龄、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区、教育水平均为定序变量。本文还将政治兴趣水平和传统主流媒体新闻消费进行了控制。政治兴趣水平（M=3.54，SD= 1.15），其测量问题是“总体来说，您对时政类信息感兴趣吗？”，选项为1（完全没兴趣）到5（很感兴趣）。传统主流媒体新闻消费量表询问答题者通过以下渠道来获取时政类消息和评论的频率，题项包括：①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时政分析报道（含微博及微信公众号）；②各地方电视台的时政新闻节目；③凤凰网、新浪网、腾讯等商业门户网站的时政新闻。选项为1（几乎不使用）到4（几乎每天都使用）。门户网站无政治新闻的采编权，其政治新闻的来源多为主流媒体，因而新浪网等门户网站的时政新闻通常被纳入传统主流媒体新闻消费的测量指标。这 3 个题项相加求均值，得到传统主流媒体新闻消费变量（克隆巴赫系数 = 0.680，M = 2.69，SD = 0.71）。

四、研究发现

为检验网络新闻消费对政治信任（H1）、公共和私下讨论（H2a&H2b）的作用，以及公共和私下讨论与政治信任的关系（H3a& H3b）及其中介效应（H4a&H4b），本研究通过SPSSProcess宏（设置为5000个偏差矫正的重复抽样，95%的置信区间）的模型 4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第2—4列）所示。由表2第2列和第3列可知，网络新闻消费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公共讨论（b=0.530，SE=0.014，p支持。研究假设1期望网络新闻消费越多，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表2第4列数据表明网络新闻消费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b=0.063，SE=0.014，p平越高。表2第5列数据显示公共讨论和政治信任之间呈正相关关系（b=0.087，的讨论。数据显示，私下讨论对政治信任水平存在微弱的负向影响（b=–0.002，SE=0.015），但是在统计上并不显著（p=0.936）。因此，该数据表明私下讨论对政治信任水平没有显著的作用，H3b未被支持。SE=0.017，p

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呈现在表3中。根据Hayes的研究，当置信下限和置信上限不包括零时，认为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发现，公共讨论的中介效应值为0.046（SE=0.010，95% CI=［0.028，0.065］），私下讨论的中介效应值为–0.001（SE=0.006，95%CI=［–0.013，0.011］）。因此，仅公共讨论对网络新闻消费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网络新闻消费能够通过促进公共讨论提高政治信任水平，H4a得到支持。然而，数据不支持私下讨论的中介作用，H4b 被拒绝。

本人自2012年起着手建立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历年来的社会意识调查结果（见表1）。此外还包括大学生调查、实验调查，以及美德日韩四国网民对中国国家形象、外交政策看法的跨国比较等。数据库涵盖了传播学、心理学及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的变量。其中，除了人口学变量，传播学变量还包括媒介接触/信息接触、媒介信任、框架效应、舆论极化等。心理学变量包括人格、意识形态、批判性思维/分析思维等认知模式、虚假共识、认知偏差等。政治学变量包括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国际外交、政治价值观等方面。

为检验理性程度的调节效应，本研究采用 Process宏的模型14进行分析，结果呈现在表2的最右一列。公共讨论与理性程度交互，能显著地预测政治信任水平（b=0.155，SE=0.029，p信任（见图2），故H5a得到支持。此外，私下讨论与理性程度的交互效应不显著（b=–0.045，SE=0.027，p=0.092），H5b被拒绝。

五、讨论与结论

虽然学界普遍认为网络媒体使用会导致政治信任水平降低，但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何引导网络新闻消费，使其转化为增加政治信任的重要力量，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本研究以政治讨论和理性程度为切入点，区分为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两种类型的政治讨论，并比较了这两种政治讨论与网络新闻消费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同时检验了理性原则如何调节政治讨论与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网络新闻消费同时与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正向关联，但是仅公共讨论能够显著地增加政治信任，私下讨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理性程度能显著地增强公共讨论对政治信任的促进作用，即越理性的公共讨论越可能产生更高水平的政治信任。

首先，本文的发现在学理上支持了网络新闻消费对政治信任的积极影响，拓展了既有的研究视角。现有的研究普遍认识到了网络新闻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一些学者据此提出了建议。例如，梅萍和胡红生认为，要化解互联网对青年政治信任的冲击，有必要培育青年的公共理性精神。杨文娟和李黎明则建议鼓励并支持民众利用互联网参与各类公共活动，进而培育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任感。本文从公共讨论和理性程度的角度，证实了将网络新闻消费转化为政治信任推力的可能性，理性的公共讨论能够促使网络新闻使用对政治信任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本研究的发现丰富了现有关于政治讨论的研究内涵。现有的关于政治讨论的研究多数将政治讨论视作单一维度的变量，忽略了政治讨论的多样性。本文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将社会空间理论引入政治讨论的研究中，首次明确区分了公共空间的政治讨论（公共讨论）和私人空间的政治讨论（私下讨论），并且分析了它们可能产生的不一样的政治效应。研究发现，网络新闻消费能够有效地促进公共讨论，进而增加政治信任，然而私下讨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方面，公共讨论和私下讨论在讨论内容上存在差异。相较于私下讨论，在公共讨论中意见领袖、主流媒体常常把握对于重大社会事件和重大社会问题的话语权，他们能够作为主要的议程设置者，建构积极的政府形象，围绕公共利益传播主流价值观，引导和平衡民间舆论，因此公众更能通过参与公共讨论增加其政治信任水平。另一方面，在参与对象上，公共讨论参与者众多且他们并不相互熟悉，参与者因而更容易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更可能修正自己的观点，以和群体保持一致；而在私下讨论中，由于参与者较少且相互之间关系更为紧密，群体压力较小，参与者更能坚守自己的立场。此发现从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公共讨论和公共传播的角度，为如何促进中国政治文明中自发社会秩序的形成及多元共识的产生提供了实证经验。

再次，本文的发现也为网络空间治理和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提供了方向。理性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但近年来网络群体极化现象频繁出现，给理性公共讨论和民主协商带来了挑战。虽然诸多学者在关于网络民主协商的研究中大力提倡理性程度，但长期缺乏关于它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本研究表明理性的公共讨论更容易产生更高水平的政治信任，可能的原因是非理性的公共讨论更容易导致参与者退出公共协商，他们因而无法接收更多新的信息和观点，其态度也就越难改变，也就无法就社会的核心观点，如政治信任，达成共识。与之相反，越理性的公共讨论，越可能激发人们持续参与，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他们接收新的信息，修正自己的立场，达成社会共识。倡导和鼓励理性的公共讨论因而显得尤其重要，在公共讨论中提倡宽容、克制、换位思考、讲逻辑及讲事实等原则是必要的，通过公共讨论达成的决策也具有更强的正当性和公共性，有助于提高政府权威、促进公民有序参与政治。

最后，本研究的局限性须予以说明。本文采用的是针对网民调查的二手数据，鉴于研究数据的时限，可能无法捕捉当前互联网环境的最新变化，因此需谨慎地推广本研究的结果与发现，后续的研究可改进问卷量表、扩大调查对象，捕捉当前互联网环境的最新变化。本研究采用横截面调查数据，难以进行严格的因果推断。虽然以往研究从理论和实证数据上支持了网络新闻消费对政治讨论和政治信任的影响，但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通过跟踪调查检验其因果关系。本文对理性原则的测量是基于个体的自我评估和判断，可能存在主观性和误差，未来的研究可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进行更客观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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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