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七八年前，得到了一部油印本的王謇（1888—1969）所著的《续补藏书纪事诗》，遂请王謇曾孙王学雷为之题跋。跋里感慨，他家原藏有此书的清稿本，不慎流落别处，相见无缘，但也有令人振奋的消息：鉴于此书已出版本存在不足，王学雷“乃发宏愿，详为校证，期于尽善”。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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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前，得到了一部油印本的王謇（1888—1969）所著的《续补藏书纪事诗》，遂请王謇曾孙王学雷为之题跋。跋里感慨，他家原藏有此书的清稿本，不慎流落别处，相见无缘，但也有令人振奋的消息：鉴于此书已出版本存在不足，王学雷“乃发宏愿，详为校证，期于尽善”。如今，《续补藏书纪事诗笺证》终于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失落的清稿本也翩然归来，成为校订的重要依据。珠还合浦、物尽其用已是佳话，家学四世不绝，后人笺证曾祖名著，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于是生出许多感想。

作为近代江南名重一时的文献学家，王謇的著作，论精审，无过于《宋平江城坊考》，论影响，却以未竟之作《续补藏书纪事诗》为第一。究其缘由，不得不说与“藏书纪事诗”这一独到的文体有关。

藏书纪事诗这一文体的开创者是清末学者、藏书家叶昌炽（1849—1917），自从1890年他历时七年将《藏书纪事诗》“粗可写定”，又在生前两次刊行（1897、1911）之时起，相关著作与文体即备受瞩目。详细说来，“藏书纪事诗”是“援厉樊榭《南宋杂事诗》、施北研《金源纪事诗》之例”，对五代以下近千位藏书家各作一诗，“条举事实，详注其下”。诗为七绝，详注则以藏书家生平事迹为主，涉及书籍的聚散、灾厄、鉴藏等，文末间以考证或点评。此书一出，百年来续作不断。仅刊行面世的，就有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周退密与宋路霞合作的《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等，蔚为大观。这些后续之作，都基本遵循了叶氏的新体，差别只在于“注”（或谓之按、传、跋）的详略程度不同而已。历代学者对《藏书纪事诗》的评价都很高，如“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书林之掌故、藏家之诗史”等，可见一斑。

不过，我们今天回顾“藏书纪事诗”这一体例，就能明白，它的创制并不在于难，而在于巧。从载体来看，它属于文学；从内容来看，它关乎历史；从趣味来看，它是掌故性质的。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它都在文人与学者、才华与学问、趣味与严谨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平衡，再经过一百多年的学术淘洗，成为读书人驰骋辞章之才、考据之学、义理之识的载体。

几十年来，学界通常认为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的创作时间在1949年之后、1969年作者去世之前，但王学雷综合材料，推测此书动笔当在王謇1937年迁沪执教之后，寓居流碧精舍期间。王学雷根据家藏遗稿，整理出《续补藏书纪事诗》被摒弃的三个书名《续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三续藏书纪事诗》《再补续藏书纪事诗》，均指向1935、1936年间伦明出版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结合王謇自道“拙诗之作，盖由先生（指伦明）启之也”，可见其创作缘由或起于伦著。

王謇始作《续补藏书纪事诗》，年已五十许，不大可能没读过叶昌炽的名作《藏书纪事诗》，却未尝动念续补。但他对“藏书纪事诗”必定有兴趣，这才会一听说伦明发表了《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便千方百计托人找来，甚至最初的创作意图都离不开续补伦著。关于伦著，学者苏精认为“体例上不如叶氏的严谨，往往涉想所至即笔而书之，精悍有余，完整不足”，学者翟朋则认为与叶昌炽重在为藏家立传不同，“非亟亟于辑录史料，为藏家留影，而在默察时变、深究风习，既存学术故实，且忧世道人心。其意旨深沉，非限于藏书一事”，如此种种，与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确有相通之处。相较而言，王氏写法较近乎伦明，也是最适合他自己的表达方式。

王謇逝世一两年后，其好友洪驾时推动同人集资，将《续补藏书纪事诗》“油印试之”。此书从此传播文苑，形成了多个版本。王謇是苏州人，行迹不出沪、宁，接触的书人、书事自然以江南为中心，而江南明清两代藏书尤为兴盛。《续补藏书纪事诗》所记多亲历亲闻，极为可贵，书中所记姚子梁、陆鸣冈、林石庐、孙毓修等人的事迹，多未见诸他处。藏书家的生平、珍本名椠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部以江南为中心的近代藏书文化史。

王謇自己当然也是这幅藏书长卷中的人物，他的吟咏与记叙是有温度的，隐藏着许多微妙的态度与关怀。他写人物，记赵万里的一节常被引用：“见其入门下马，行气如虹，头角崭然，睥睨一切。师设宴，命余陪座。余性迂琐，蜷倦座隅，竟席未敢通一语。后读万里所著《说苑斠补》，见其出入宋元精本，挥斥诸校勘家不遗余力，乃幡然曰：‘学问之道，其如是耶？’”他重气节，表彰律师藏书家钱崇固“不受非法请托，不受脱辐反目、劫杀血手及一切显见理由之事，世称之曰‘三不接’”。他有侠义心肠，罗振常刊印王葆心《藏书绝句》，“误作者为杨惺吾守敬”，他一定要记录下来；张惠衣托他卖书应急，他先垫上资金，说已售出，却过了很多年才脱手；友人去世后，藏书被人廉价“囊括而去”，说要整理遗书，刊行札记，“余一再为其家人请践宿诺”。王欣夫说赵诒琛“生平嗜书若命，尤好表彰潜德”，移评王謇，也同样恰当。

《续补藏书纪事诗笺证》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对原著的文字校正。王学雷据以校勘的版本，清稿本便有两种，基本将油印本以来各本在字面上的讹误、脱漏、妄改一扫而空，还增加了一些未刊的内容，论准确与完备，都是前所未有的。二百多条校记，可见用力之勤。如“触枨”一词，或以为当作“枨触”，王学雷引王謇为陶冷月画作的题诗，证明“触枨”不误；又如“损书致谢”的“损”，各本均作“捐”，但可以看出清稿本原作“损”，被划去，王学雷引刘琨《答卢谌诗并序》，指出“损书”“乃受人书信之敬辞”。最有意思的是，写徐澂“敏而好学，少时尝得”某书，两个清稿本都作“敏而好学，吾党称为‘智者少师’，尝得……”，原来是脱漏六字后，将“师”臆改为“时”连接下文。这里的“吾党”，章太炎门下自谓也。

本书的主体在于“笺证”。引证材料极其广博，大家能想到的诗文集、方志、家谱、信札、日记、书目、批校、题跋、年谱、碑传、报刊、笔记、回忆录当然物尽其用，连户籍证明、职员录等等也都摄入笔端，读者一上来很容易目为之迷。其实，其中的法度，可以从三个层次里体现出来：首先以王謇的著作来笺证。书中引用最多的，大概是《流碧精舍师友渊源录长编》与《民国吴县志》及校补，其余种种不一而足。其次以藏书家本人的著作来笺证。藏书家大多是著述家，书中相当一部分人，如金鹤望、吴梅、冒广生等都有著作传世，为笺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再次以藏书家师友亲朋的著作来笺证。这些藏书家，常常被师徒、同门、亲戚、同事等提及，著述之中每每彼此牵引，也都被纳入进来。

王学雷的笺证，极大深化了原著的记载，又时时显出精到之处。郑文焯藏书为康有为所得之后的去向，屈爔与人合开的书肆双百楼等，原著都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笺证却汇总其始末，呈现深广。王謇与同时代大多数学者一样，著述时多凭记忆，下笔难免失误，笺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一一悉心订正，最为可钦。

王学雷除以十多倍于原著的篇幅作笺证之外，还附了清稿本合校，油印本与清稿本的人名顺序、用语称谓对照表以及《本书相关资料汇总》，凡一百五十多页，与《续补藏书纪事诗》相关的一手资料尽萃于此。尤其是其中首次披露的《流碧精舍师友渊源录长编》，提示了许多有意味的学术线索，必有可开掘的空间。

从《续补藏书纪事诗》延展为《续补藏书纪事诗笺证》，如果说王謇原作是书林一叶上的主脉与侧脉，王学雷笺证则是在其间错综交织、网状分布的细脉，气象邃密，生机无限。从中国传统文化与江南地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成长出来的这样一部书，也是百年来书香世家文脉不绝的见证，奕叶有光，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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