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图源：pixabay导读：今年正值中美第一个跨国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启动100周年。回首这一历史，尽管中美科学水平在当时相差较大，但合作共赢，中国培养了农业人才，美国的科学家也做出了新发现。

1925年4月10日，美国水稻育种专家洛夫 （Harry. H. Love） 博士乘船抵达上海。第二日，他来到南京，启动中美两国第一个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的在地工作。

彼时的中国，政局动荡、战乱不断，全国的铁路网尚未建立，各地依靠电报通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合作的 “作物改良协作计划”持续了七年之久。 项目由金陵大学主导发起，美国康奈尔大学多位育种专家负责技术指导，统筹全国的育种试验站最多时曾达到14个，不仅培育出小麦、棉花等35个品种的优良种，还将系统化的育种方法引入中国，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现代农业人才。

今年正值中美第一个跨国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启动100周年。回首这一历史，尽管中美科学水平在当时相差较大，但对于中美双方来说，科学合作与交流都是共赢之举，中国培养了现代农业人才，美国的科学家也做出了新发现。

民国初期，现代育种在中国才刚刚起步。1910年代，国立农校多有设立，但教学水平参差不齐，且多宥于书本知识，少实践。例如在浙江省立甲等农校，“园艺教员授蔬菜，则亦多译日文讲义数册，而未尝实地认识蔬菜，亦不调查栽培留种等方法。”实践层面，国民政府则短暂设立过“农林部”，广设农会“图农事之改良、发达”，要求地方“每月派人巡讲农事改良之技术”，或于冬季农闲时教授农民“农学大意”。但因经费或执行问题，大部分农会形同虚设。

1914年，地处南京的金陵大学阴错阳差地新建了一个农林系。倡导建系的是当时担任算学教员的裴宜理 （Joseph Bailie） 。裴宜理曾经是一名长老会传教士，但饥荒使他感到传播福音的无力，因此他放弃了传教理想，此后兜兜转转换了不少工作。

一天晚上，他听到住处楼下一个流浪汉虚弱地喊着“饿死了，饿死了”。第二天起来，流浪汉已经死在街边。

“我知道我在银行里有美元，只要其中很少一部分可以挽救这个人的生命。几天来我像疯了一样四处走动，没让任何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裴宜理 在日记里写道。为了解除良心上的不安，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赈灾事业中 。他“精力充沛且急躁，目光长远，雄心勃勃”，很快便牵头发起了一个大项目。

裴宜理 Joseph Bailie

裴宜理发起的项目，名曰“义农会”，这是一个收容难民做佃农的作物试验农场，曾经得到包括张謇、袁世凯、蔡元培等商政界名流的支持。《中国饥荒赈救》1912年的报道提到，南京的裴宜理教授“对中国、中国人和汉语有深入了解，在中国有大量经营业务，熟悉北美垦殖和农业策略”。

裴宜理认为，中国的灾荒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培养本国的农业人才。因此，他向学校提议建设农林系。

实际上，裴宜理虽是组织和倡议的好手，但并非农学专家。他毕业于神学院，所有的农学经验不过来自小时候在爱尔兰老家农场干的活。然而接下农林系首位系主任的职位时，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的农学还没起步。“我没什么资格讲授农业，除了在这个连基础知识都是一团迷雾的地方”。

他的教学方针是“重实践”，要求学生从第一年开始就下田耕种，并将实践能力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他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四年课表，学生前两年学英文和基础科学，后两年精学农学课程。不过，裴宜理的能力无法支持这些课程的教授。

1914年，刚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芮思娄 （John H. Reisner） 来到金陵大学，成了系里唯一、也是中国当时唯二的农学硕士。裴宜理感受到了这个年纪只有他一半的毛头小子对他并不服气。几番摩擦之后，脾气暴躁又多疑的裴感到自己的话语权被削弱，辞去了系里的实务工作。最终，他从金陵大学离职，很快回了美国。

如果说裴宜理建农林专业，源于他对于中国饥荒的无力感，那么接替他成为系主任的芮思娄，则希望用农业和传教相结合的方式，更好地传播基督教教义。

芮思娄（John H. Reisner）

芮思娄是耶鲁大学的生物学系高材生，毕业了就想来中国传教。他原本接到的offer是金陵大学生物学系的教职。但听说农林系开系的消息，觉得自己对农业更感兴趣，就去康奈尔大学上了一个农业的夏校，并接着完成了农业硕士学位，主修农作物，辅修育种学。1914年来到中国教书的时候，芮思娄自己的硕士论文都还没写完。

芮思娄接手的农林科，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烂摊子”。离开金陵大学之前，裴宜理去美国为农林科筹款，但一无所获。金陵大学一度要取消农林科，回归文科，在校董张伯苓的反对下才没有实施。

为了争取各方支持，裴宜理和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接洽，将官办的“森林传习所”归并到金大，并设立林科，请山东等四个省的政府派官费生入学。芮思娄接手后，则在教会层面广做宣传，提升传教士们对于“农业兴教”的认知。到了1919年，教会对于农业领域支持渐增，农林科也成为了金陵大学规模最大的专业。

在芮思娄的延揽下，农林科的师资也不断增强。芮思娄采用美国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行政模式，借鉴康奈尔农学院教学、科研和推广相辅相成的经验，聘请了不少外籍专家和学成归国的农学留学生。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at the Heart of New China》截图，介绍农科情况

金陵大学农林科的发展时期也正值美国经济蓬勃发展，收到了美国商会的诸多支持。如美国的棉厂主就赞助了1920年农科的棉花改良计划，美丝业会也在1923年帮金陵大学筹建了蚕桑系和蚕院。

农林科在芮思娄治下蒸蒸日上。1920年 Science 上的一篇消息显示，“对受过培训的毕业生的需求已经超过了供应，特别是对农业传教工作助理的需求。 传教士组织和一些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的兴趣明显增加。”

20世纪20年代初，教育部视察金陵大学农科，认为该科“所授功课均系按照美国农科大学程度，当无躐等降格之弊”，“教授中多为高材之士，此为该科发达之最大原因”。由此，教育部在1921年率先核准农科立案。

1924年，金陵大学收到一笔意外的丰厚资金。这笔款原本是美国华灾协济会为淮河流域大饥荒募捐而得来，剩了100万美元没用完。美国最高法裁决，将之转为十年期的防灾基金，其中的3/4交给金陵大学，其利息可供大学使用。农林科因此也得到一部分经费，可以在各地购买农地，并开辟农事实验园。

有了硬件设备，芮思娄开始扩张筹划已久的学科版图。他去信给母校康奈尔大学的植物育种系 （Department of Plant Breeding） 的洛夫教授，“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植物育种专家——一个对植物育种原理的实际应用以及尽快获得实际成果感兴趣的人，而不是一个从纯科学角度而非应用科学角度来研究课题的人。”

虽然芮思娄提到了在华工作的种种好处，例如学术前景大好（“中国的作物品种非常容易改进”）、助手资源丰富（“聪明谨慎地使用这些助手会让你事半功倍”）等，但显然，中国的条件不足以吸引洛夫抛弃在康奈尔的全职工作。他与芮思娄商议，用自己的学术休假时间来中国指导项目，之后由同事马耶 （C.H.Meyers） 接棒。最终，他们决定项目需持续5-10年，三位教授交替领衔研究。

项目时间变长，也意味着更多的投入费用。原来计划投入的钱就不够用了。好在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拨出2700万美元成立了国际教育委员会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 ，正在寻找合适的教育项目。就在芮思娄写信的前一年，国际教育委员会的主席Wickliffe Rose向康奈尔大学提议建一个“世界级的农业项目”。因此，芮思娄遇上了天时地利人和。

在和母校商议后，芮思娄向国际教育委员会提出了经费申请，申请不仅包括项目本身的花销，还颇有远见地考虑到了“临近中国机构的实验和育种项目的审查”费用，地方研究机构开会的费用和培训独立育种人才的费用。

1924年12月，国际教育委员会批准了芮思娄的提案 “康奈尔-金陵项目 （Comell-Nanking project） ”。国际教育委员会对这个项目的总投入最终为1.4万美元。

为了确保项目顺利进行，两所大学规定了一些执行上的细节。五年期的项目，每年有一位教授从康奈尔赴金陵大学做执行工作，教授只从同一个系抽调，以确保试验的连贯性。每位教授从中国回来之后会有3-4个月的交接期，以保证下一位能充分掌握项目的情况。

语言不通是教授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他们不会中文，而在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们英文水平也有限。洛夫因此提议，派一位中国留学生来辅助教学将会“非常有价值” （extremely valuable） 。 刚刚在康奈尔大学完成学业的沈宗瀚成了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 沈宗瀚出身于浙江余姚农村的一个没落士绅家庭，从小立志学农，后自费留美，先在乔其亚大学读研，后转康奈尔读博。洛夫在出发之前，详细询问了沈宗瀚关于中国作物的情况。

1926年，沈宗翰作为马耶的助手、国际教育委员会资助的研究员回到中国。沈宗瀚回忆，“马耶教授作物育种，余任翻译，同时，余又教授遗传学。”沈宗瀚曾在国内读农科并教授农学，和官员、学界有诸多联系。

“他掌握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与各地教育领导的交情，促成了很多原本不可能的联系。”马耶后来在给世界教育会的工作报告中写道： “如果不提及沈宗瀚先生的贡献，这份报告将是不完整的。”

一个有趣的插曲是，出国前，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的沈宗瀚曾到金陵大学求职，芮思娄在信中应允职位，却在他到校拜访时告诉他，已将职位给了另一位金大毕业生。

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当沈宗瀚从康奈尔学成归来，芮思娄热情招待了他。沈宗瀚在回忆录里记下了这笔帐：“回忆民国七年夏向彼谋事，欲求月薪十四元之事而不可得，学问即权力。洵然。以后芮氏与余颇友好，语殊谦和，一变老气横秋态度矣。”此时面对芮思娄的要求，他可以讨价还价了。

1920年代，国民政府提高了对于外国人开办学校的归化要求，教会学校的权力关系也在逐渐变化中。也在这时，中国籍教授过探先担任了农林科的联合系主任。“ （过探先） 管理教学 （包括课堂和实地） ，而芮思娄则继续负责所有部门一般行政事务的管理，尤其是研究、拓展和公共宣传。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我们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当时在校教授园艺学的外籍教师Leslie Hancock记录道。

按计划，金陵大学将与各地的试验站合作开展选种和育种，这就需要教授们去各地指导育种方法。试验站分布在安徽、湖北、河南、山西、山东和江苏等地，1931年一度扩展到14个。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旅行中充满了意外。有一次，马耶教授和沈宗瀚在鲁南山区的车站遇到过“若干壮汉，穿旧军服，无番号，似兵似匪”，询问他们的来处。马耶受到惊吓，之后不敢再去峄县了。

到了项目中后期，国内局势更加动荡。1927年春天，魏更斯到达中国时，正值国民政府北伐，进入南京城的国民革命军开始驱逐外国人。当年3月，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 （Dr. John Elias Williams） 遭到杀害。人心惶惶的局势下，魏更斯只能待在上海，等着其他人从南京赶来与他开会，最终只停留了一个月就回了康奈尔。第二年的派遣计划也搁置了，到1929年才重启。

但魏更斯在中国短暂的停留也是有意义的。他在上海时，和一同开会的同事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南京和合作站的实验均按照在上海商定的安排进行。

“魏更斯博士因行程缩短而未能长时间停留，这让所有相关人员感到遗憾，但他的鼓励，在会议上的指导，对中国工作人员仍极具帮助。 ”康奈尔大学的报告记述道。

两年后，项目受到了国内洪灾和饥荒的影响。1931年，黄河和长江的大洪水致使2500万农村人口受灾，南京也属于灾区，城市水深达三英尺，郊外数千英亩的农田也被淹没。

“金陵大学实验农场地势较低的部分也被淹没了。但幸运的是，实验材料没有发生严重损失。那一年的一些水稻试验失败了，但储备的种子供应可以在条件允许时立即恢复工作。”马耶的报告写道。除了武昌合作站当年的作物被毁，其他站点几乎没有损失，“作物改良计划受洪水永久影响相对较小的事实证明了其稳定性以及负责执行的训练有素的中国工人的忠诚度和效率。”

一个成功的育种项目往往需要多年不间断的实验记录。 “作物改良计划”运行的七年中，几乎没有发生丢失种子或育种进程中断的情况，这与项目人员，尤其是中国学生和工人的努力分不开。

这些年几乎没有中断的选种和育种实验，最终改良培育出小麦、棉花、水稻、大豆、高粱、大麦、玉米等35种高产作物品种。例如小麦品种里，“金大2905”是国内纯系育种法育出的第一个品种，它早熟且不易染病，蛋白质含量高，很适合做挂面。这些品种很快进入实际农业生产。

在南京开展的育种试验， 不仅系统性地比较了不同种植方法的优劣，如直播法与移植法，还广泛采用了穗行纯系育种法和杂交育种法。此外，遗传学、生物统计学、作物分类学的引入和推广，提升了实验效率也促进了创新。 例如去康奈尔留学的王绶回国后，将“方差分析”、“随机区组设计” 等统计学方法引入大豆、大麦等作物的育种试验。

记录1927-1933年之间金大2905号小麦与金大26号小麦产量对比的表格，来源：The Cornell-Nanking Story

育种人员的培训为金陵大学的科研存续留下了火种。 康奈尔大学的记录显示，项目至少成功培训了125人从完全“小白”的状态到能独立开展作物育种实验。即使到了1937年后，“学校在战火中暂避成都时，作物改良工作仍然在各个方面延续着。”

金陵大学和康奈尔的合作，也为农科教师和学生打开了留学通道。 中国早期的农业育种人才，如玉米育种先驱吴绍骙、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王氏大麦”育种人王绶等，都曾远赴美国留学。

康奈尔大学的报告认为该项目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功。报告引用沈宗瀚的总结：“南京-康奈尔-国际教育委员会作物改良项目在中国的最重要成果是： 1）培训了一批中国植物育种家，以开展国家作物改良计划；2）培育小麦、大麦、水稻、高粱、小米、大豆等优良品种，比本地品种增产10%至20%；3）推动中国政府于1931年成立工业部国家农业研究局，通过科学研究和农业推广服务，到1949年中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进步……”

1925年，国际教育委员会特派观察员、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系主任H.L.Russell视察了金陵大学的教学情况，并建议国际教育委员会增加对金陵大学的资助。

但这一提议最终没有被采纳。这是由于Russell同期发回的关于中国政界和学界的报告充满了负面评价，国际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Wickliffe Rose最终决定停止任何在中国的项目资助。“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科学和农业的状况都十分原始。在这样的条件下，委员会无法承担在任何国家发展科学或农业的重任。”他这样解释。同时，Rose担忧报告里提到的中国民族主义，此时投资与西方利益关系过于密切的学校，风险很大：“金陵大学目前是一所传教士机构，也就是说，是一家植根于中国土地的外资机构。委员会的计划是与那些扎根于其服务国家本土的机构进行合作。”

金陵大学的项目因此在其原本框架下的1931年戛然而止。不仅金陵大学的项目未得延续，当时申请资金的国立东南大学也遭到了拒绝。国际教育委员会最终将资金转投美国本土和加拿大等地。

但项目的成功已经让国民政府看到合作的必要性 。1930年，南京中央政府的农业矿业部、江苏和浙江两省政府决定共同建立一个服务于两省的作物改良计划，并聘请了洛夫教授担任顾问，任期自1931年1月1日开始，为期三年。项目仍然以金陵大学为总部开展研究。

这一由中方主导的计划最终导向了国家农业促进机构“国家农业研究局”的诞生，其设立目标为“在人才与设施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推动中国农业各重要领域的研究”。到1937年战争爆发、政府西迁之前，研究局“土地已扩展至428英亩，建成五座实验室、一座行政大楼、十余栋教职工宿舍、温室、鸟类防护网、冷藏室以及高温室。”

对美国学界和政界而言，这一项目的意义何在？当洛夫回到美国，学校的行政人员问他，这是不是一个“只付出不收获”的项目。他的回答，“当然不是。”

在他的育种生涯中，洛夫一直想寻找茎更壮的大麦品种。当他视察一片杂交大麦田时，他惊讶地饿发现有几个植株即使在近乎成熟的情况下茎仍然挺立——相比之下，几乎所有美国品种的大麦茎都很柔弱。洛夫选取了这个品种的4个穗带回纽约试种，并最终筛选出其中一穗适合当地生长的大麦品种，命名为“Wong”。Wong在纽约的试种中胜过了Kentucky No.1和Michigan Wonder等本地品种，每英亩的收获量最高。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Wong被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等地的农民广泛种植，到了1960年，它的产量在种植比例只有34.4%的前提下，占到了当年冬季大麦产量的40.3%。Wong也作为母株进入了美国农业的育种体系。

“作物改良协作计划”项目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总统杜鲁门后来启动更广泛的技术援助项目“第四点计划” （Point Four program） ，推动了东南亚等地的学术交流。

今年是康奈尔大学和金陵大学开启动这段合作的100周年。 回首这段中美合作与交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国与国之间的科技总有水位高低，但交流本身即能促进双方的进步。

而无论政治和社会环境如何变迁，以保障学术研究独立性和可持续性为导向的制度安排，以及对研究者的合理物质和精神激励，是跨国科技合作得以蓬勃发展的关键

来源：点滴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