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把信封摆在桌面上，信封泛着点油光，纸角磨得有些起毛，像极了父亲用了一辈子的工具箱，角角落落都留着生活的印子。

雨后的夜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带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像是把院子里那棵槐树的叶子揉进了屋子。

我把信封摆在桌面上，信封泛着点油光，纸角磨得有些起毛，像极了父亲用了一辈子的工具箱，角角落落都留着生活的印子。

“宁宁，你睡了没。”手机里，她压低了声音，像怕惊醒谁，又像怕惊动自己，“明天上午的选择题，全是‘B’，作文关于‘复兴’，别跑题。”

我沉默着听她讲，听她说起“重生”，说起“上一次的人生”，她说她见过这一切，见过我在考场上咬着笔帽的样子，见过父亲在小区配电房里摔倒，见过母亲半夜回一针一线，“这回，你别再受那个罪了。”

她把信封塞到我的掌心那刻，我指尖触到印得发黑的字，“绝密”，像一枚冰冷的小钉子扎在心里。

我没有拆。

客厅那头，父亲在抽屉里摸钥匙，叮当作响，母亲缝纫机的脚踩板“哒哒哒”像一口老钟慢慢量着时间，我忽然觉得好吵，又觉得好安静。

我把手机卡出来，指尖发抖，深吸气，又按回去，我拨通了市教育局的举报热线。

“单位您好。”那边人声平稳，像是已经听惯了各种颤抖与急促。

我说了地址，说了时间，说了一个名字，又立刻补了一句，“不完全是她。”

我停了一秒，抬头看窗外那片漆黑，“她说她重生了。”

对面的人沉默了片刻，像是翻过一页，又像是叹了口气，“好的，我们会安排。”

电话挂断的时候，母亲的缝纫机也停了，屋子里只剩下墙上的挂钟走动，这个声音突然把我从一个深夜拉回到另一个深夜，从一个人生拉回另一个人生。

第1章 小镇成长与门缝里的光

我们小城叫柳水，旧城绕着河，新区沿着一条高架往外铺，像是有人拿尺子蹚了一条直线，沿线生出几排灰白的楼，一到黄昏楼都变成了统一的颜色。

我家住在旧城北头，院子里的槐树比我年岁大很多，夏天的时候遮得整个院子都凉，秋天一撒叶子，母亲就拿竹扫帚一层一层扫，扫出干净也扫出清脆的响声。

父亲做电工，他的手指很粗，指甲缝里永远蹲着黑色，像是永远洗不掉的影子，他顺电线像有人顺一条老蛇，耐心，一路摸过去找短处，找断处，直到找到那个“卡”的点，愣是把黑暗里摸出了光。

母亲在服装厂做计件，厂长喜欢她手脚利索，逢年过节就多分两斤桃子，母亲每次都推给别人，“不了，这桃酸，我家闺女不爱吃酸。”

我读的是柳中，是县里那所还算拿得出手的高中，门口总是停着两三辆外地牌照的车，车里的家长戴着墨镜，打量着我们这些从自行车上下来的孩子，像在看一批还没定价的货。

我成绩中等偏上，数学好一点，语文稳一点，英语时好时坏，物理卡在某个门槛上总是上不去，班主任是王老师，二十七八岁，干净利索，发髻梳得紧，走进教室总带着一股洗发水香。

林晓桐是我邻桌，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同桌缘分”，很多次换座位，我们总莫名其妙走到一起，她身上总有一股洗得发白的皂角味，她在午间趴着午睡，额头会印出格子印，她醒来总摸摸那印子，笑，“我该去纹个身，这样就不用每天重新印了。”

她家在河对岸，父亲做木工，母亲做小贩，卖凉皮，夏天的时候常常见她母亲推着一辆木箱子，木箱子上罩着纱，打开满是香辣、芝麻、绿黄瓜丝，掐一下面，舀一点香，生活就有了头绪。

我们两个在一起，总能把沉得要命的空气搅得轻一点，做题做累了，她开玩笑，“等考上大学，我要学建筑，给你家槐树设计一个专用树屋，你天天在里面写作文，肯定满分。”

我笑她，“你就只会画草图，怎么能盖楼。”

她斜过眼来，“我会画你家的门，我会画一个门缝很长很长的门，光都从那缝里漏出来。”

那时候，我们以为门缝就是希望，以为只要往前走，总会有光。

临近高考，教室前黑板上写着倒计时，数字从十变九，从九变八，仿佛有人在不停地掰走我们青春的指头，掰得骨节都疼。

父亲每晚给我泡一杯菊花茶，端进我的小屋，“降火。”

母亲叠好我第二天要穿的校服，放在椅背上，“别忘了带证件，别忘了带笔，别忘了带表。”

我答应着，一边整理课本，一边看窗外黑透了的天，心里慢慢生出一种又热又冷的东西，像在烧，又像冻住不动。

有一晚，晓桐突然发来一条消息，她说，“你在吗，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打了一个“在”，又删了，想了想，轻手轻脚去把门关上，母亲在隔壁打了一个小小的呼噜，像一只老猫咕噜了一声，又沉进梦里。

第2章 重生与信封的重量

她坐在河边的台阶上，穿着校服，校服袖口有几道蓝色的褶，她低头把那些褶子抚平，像一遍遍把心底的褶子抚平。

“我重生了。”她抬头，看我的眼睛，眼神里有一种笃定，那种笃定让人不由自主起了鸡皮疙瘩。

我笑了一下，那个笑有点僵，“你是不是在看什么小说，看上头了。”

她摇头，用力，“我真的重生了。”

她开始说起一些细节，“明天早自习第一件事，王老师会把教室里的窗户关上，说风太大，会吹翻卷子；中午我们去了后操场，买了两根雪糕，你咬第一口崩到牙齿叫了起来；你父亲晚上回家，会在门口摔一下钥匙，说‘这破钥匙圈要断’。”

她说的时候，我的心一点点往下坠，像石头掉进河里，一层一层扯着水草。

第二天她说的都发生了。

我看着王老师“咔嗒”关上窗子，听着玻璃振了一下，心里“咯噔”的声音更响。

午休我确实咬到牙，一个凉一下，眼泪一下子就冲出来，又被我忍回去。

晚饭后父亲在门口掏钥匙，钥匙圈儿“喀嚓”一声，他真的站住了，低头骂了一句“这破玩意儿”，又弯腰捡起钥匙，用两只手拧了拧，像是在拧一根小骨头。

我走到厨房洗碗，水龙头漏水，“滴答滴答”，那声音像是在我的太阳穴里敲钉子。

晚上，她把信封塞给我，她的手心很热，“你别怕，我上一次没拿，这一次我想把你也带上。”

我低头看信封，封面印着红字，角落里有一个盖歪了的章，她说她是“看见了”，看见了那一页一页的答案，像有人把天书给了她，她说她不是偷，她是拣到了一个上一次没敢拣的机会。

“你知道这样是……”我喉咙里干了一下，我没说出那个词。

她抢着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我们，我们谁都不欠谁，这回我们一起出去，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说“出去”的时候眼里有光，那光和她曾经说要给我画一个门缝的光像极了，只是更急，更烫，更像火。

她又给我看手机里的一条信息，写着某个号，“表哥”的头像是一个卡通猴子，“别怂，明天先发第一科的，剩下的慢慢来，谁用了谁就明白。”

她把手机翻过来，放在桌上，像把一块烫手的铁放下，“我是帮你也是帮我妈，厂里发工资拖了两个月，她每天四点就起，推车去摆摊，回来手臂抬不起来，我看着心里堵。”

她猛地吸了一口气，“顾宁，我不想我妈再那样了，我不想再看着她把从别人碗里剩下的豆芽洗一洗再吃。”

我的喉咙痒了一下，像是有一根破旧的刷子从里面慢慢拖过，我想起我妈也常常把别人不要的布头整整齐齐叠好，说“做个鞋垫刚好”。

晓桐又低声说，“你不用现在给我答复，你拿着，明天你会看见，试卷出来，你会看见。”

我把信封揣进书包夹层，那个夹层平时放作文本，纸皮硬硬的，压住信封的角，扎得我背都直不起来。

她走的时候，夜风把河边的柳叶吹得哗哗响，她一步三回头，我每一次都躲开她的眼睛，她每一次都像没看见。

回到家，我把书包放在椅子上，靠在椅背上，椅背有点松，发出“吱呀”的声，像老人喘气。

父亲从工具箱下面摸了两根钉子，一根长，一根短，他拿长的敲了一下椅背，试探，摇头，又换短的，短的刚好，他抬头，“你坐稳，别扭。”

我点头像个木偶，脑子里一片乱麻，我想起他曾经在街口看见一张百元，捡起，追着前面的男人跑了半条街，气喘吁吁把钱塞回去，“你掉的。”

回到家，母亲夸他“傻”，父亲笑着掸掸手，“钱按理说不是我的，该还。”

那时的我觉得父亲很古板，觉得这世道讲理的人都显得笨，现在，我觉得那一刻他是站得直的，就像他修电那姿势，腰杆一直撑着。

我去卫生间洗脸，抬头的时候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眼睛里有一条细细的红血丝，像一条小鱼游过去，又游回来。

我把水关上，水龙头终于安静了，屋子里还是那只时钟在走，“哒……哒……”，每一下都像问我，“你呢。”

半夜，我翻出旧抽屉里的小本，翻到空白页，写了几行字，写得很慢，“如果有一天，我要告诉你，我不是要害你，我只是撑不住我自己了。”

我不知道我写的是给谁，我只知道我不想让那封信只剩下被撕开的声音。

第3章 举报与良心的刺

举报热线那头的男声不急不缓，像是在石头上磨刀，“你先不要慌张，把你所知道的尽量说清楚。”

我把晓桐给我看过的信息同步念了一遍，念到“表哥”的头像是卡通猴子，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是我心里知道这不荒唐，因为那背后不是猴子，是人。

“你们会……会伤害她吗。”我问，声音发虚。

对方停了一下，“我们会依法处理，考前涉密，考中违规，考后追查，这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也会区分情况。”

我又问了一句，“会不会抓错人。”

“我们会先进行核查，不会凭一通电话就贸然行动。”

电话挂了，我觉得背后椅子的钉子又顶到了我的骨头，我站起来，走到父母的屋门口，门没有关严，留了一道缝，缝里泄出来一条黄灯，母亲说话，“老顾，你说孩子最近怎么瘦了。”

父亲叹了一声，又压低，“你别老这么问，孩子心里有数。”

我转身回自己的屋，坐在书桌前那盏台灯下，灯罩黄，灯泡是LED，但那黄色让一切都像盖了层旧报纸，我打开书，眼睛在行间跳，心却在另一条路上走。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把什么推到了风口，我甚至知道我可能失去什么，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若我不做，我余生每每听到那种“哒哒”的时钟声，心里都会痛。

我在小本后面又写了一行，“晓桐，对不起。”

第二天一早，我把信封用透明袋装好，放在书包最底层，然后把一张纸压在最外层，上面写“考场证件”，我让它刚好遮住袋口，遮住那个“绝密”的字。

早饭是母亲做的荞麦面，面条细，汤里漂着几片蒜苗，我端起碗，汤面在晃，像是我的心在晃。

“慢点，别烫到。”母亲给我端了一杯温水，手又摸了摸我脑门，“不热，挺好。”

父亲把那断了的钥匙圈换成了一个新的，金属的挂环闪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昨晚在屋里抠了半天抠出来的，挂件上的笑脸磨掉了半边，有点滑稽。

出门的时候，天还没大亮，空气里有种雨后的清冷，我踩着上周父亲刚修过的台阶，台阶边缘打了一层水泥，灰白色还没和老砖完全融合。

学校门口今天比平常更忙，有几个穿制服的人站在门口，胸前挂着证件，老师们跟他们点头，眼神严肃。

王老师把我们带进考场，检查证件，手机统一收走，监考老师不仅看，还闻，好像生怕我们身上藏着什么。

我的手始终夹着那封信，我把它压在桌子左边，压得平平的，像一张没字的纸。

铃响了，监考老师打开密封袋，袋子口撕开那刻，我猛地抬头，看见他手微微颤了一下。

试卷发下来，我第一眼看的是选择题，A、B、C、D整齐排着，像四扇门，都开着，又都不开。

我慢慢做，一道一道对，脑子里却开了两条线，一条线是题目，一条线是晓桐说“全是B”的声音。

我在第二题犹豫了一下，第一次想把笔尖往“B”上按，按到半路停住，我把笔抬起来，像是从一块泥里拔了一根铁钉。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笔杆子滑，我擦了一下，擦到手背上留下一道水痕。

我把所有我能做的都做了，最后留下几道想了又想的空，时间剩下十分钟，监考老师在讲台上敲了敲表，“检查答案。”

我把铅笔一格一格涂，涂得像在田地里种小苗，每一格都埋下自己的心。

铃响的时候，我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下，像是一只停在树枝的鸟。

走出考场，太阳刚出来一点点，雾在操场上打着旋儿，像有人把一锅白粥轻轻搅拌。

在外面等候的家长们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又在门口被隔离线拦住，波浪收住，细细碎碎的声音飞过来，“考得怎么样。”“吃点什么。”

我转过头，看见晓桐，她站在人群背后，嘴角扯着笑，眼睛却没有笑，她冲我比了一个大拇指，又很快收回，像是在空气里写了一个字，又立刻擦掉。

我没有开那个透明袋，我也没告诉她我举报了。

那一刻，我觉得内心像被某种东西轻轻劈开，有了又细又深的一道缝。

第4章 风暴与课堂外的审问

第一天下午，考场外来了一辆没有标志的车，车门贴着灰尘，看不出颜色，几个穿着便装的人走下来，却让人一眼就知道他们不是普通人。

校长和他们说话，手势略大，像在解释什么，又像在恳求什么，王老师站在一边，脸色很白，手里攥着卷子袋子，袋口封得很严。

考生被要求提前半小时进场，所有的袋子都被翻开，口袋被拍了拍，鞋被看了一眼，有几个男孩被带到角落，脱鞋再拍一遍，他们有些不耐烦，又不敢发火。

考试结束后，老师说，所有学生在教室稍作停留，班主任有话说，王老师站在讲台上，嘴唇上有一道小白皮，像是在焦虑中咬破了，才刚愈合，她向下看见我的时候，眼神停了一秒，又很快滑过去，她说出了“留校配合调查”几个字。

下午有同学被叫走，名字一个一个被念出来，我听见“林晓桐”，脑子里像“嗡”地击了一下，耳朵后面有一股热气从里往外冲。

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没有看我，走过去的时候鞋跟蹭了地一下，那一下让我想起小学操场上红砖碎渣的感觉。

她被带到德育处的小屋子，窗户关着，风吹过窗户外面那棵老榆树，叶子“沙沙”，像故意不让屋里的人听到外面。

我坐在教室里，桌面上有一圈水印，像一个没有中间的圆，空心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反倒更显得空。

王老师说，大家安静，保持秩序，不要传播不实信息，“相信组织，相信法律”。

晚上回家，父母本想问我的考试情况，一看我脸色，竟都没问，母亲把烧好的红枣粥端上来，放在桌上，手指轻轻敲了敲碗沿，“趁热喝。”

我喝了一口，甜到了舌尖，后面一阵空荡，像是糖后面的水味儿，淡。

第二天早晨，空气里有一种紧绷，似乎连麻雀都不敢吱声，校门口站着更多人，手里的本子更厚，眼睛更亮，他们盯着每一个孩子的手，每一个孩子的书包，每一个孩子的眼睛，像在对照一本看不见的清单。

午后，传出消息，“抓到一个团伙”，有人在微信里悄悄传了一张模糊的照片，几个人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桌子上有一个黑色的小设备，像一个拆开的遥控器，又像一个自己拼起来的玩具，有人说是无线耳机控制器，有人说是发射器，也有人说是某种改装过的电台。

我看见那几张脸，模糊中感觉有一个人眼熟，身材瘦，肩膀有点耸，不笑的时候嘴角往下垂，像小时候那个总在篮球场旁边放风的小混混，后来听说他做了“生意”。

班里有几个男生在角落里小声讨论，“说是印刷厂里有人把题拍出来了。”

“怎么拍，外面不是有武警守着吗。”

“听说是监控有盲区，厕所。”

王老师走过来，冷冷看了一眼，“别议论，做好自己的事。”

晚自习，我在最后一排角落，窗外灯光像一条条长长的带子，拉在操场上，带子中间有虫子飞来飞去，撞来撞去却飞不出去。

晓桐被放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自习结束，她眼睛有点红，嘴唇上那层白皮被咬破了，露出一点鲜红，她坐下，好半天没抬头，后来才把头埋在臂弯里，肩膀抖了一下，又稳住了。

散学的时候，我们在楼下碰上，她看着我，眼神里是复杂的东西，怀疑、倔强、伤心、困惑都挤在一块儿，像几种颜色的油漆糊到了一起，“是你吗。”

我的喉咙打不开，嘴里像含了棉花，憋了几秒钟，我点了头，又摇了头，最后只挤出一句，“我不想你走那条路。”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苦，“你以为我想。”

她顿了一下，又说，“可你以为我有路吗。”

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站在同一个门口，门外都是风，门内也是风。

她低低说了一句，“我妈这周又被拖了账，现在只剩一包面了，她说她可以熬，可你让我拿什么熬。”

我张开嘴，又合上，像一条被放在岸上的鱼，身子还在跳，嘴里已经没有水。

我们沉默着走出校门，街灯下的我们拉出两条长长的影子，我们的影子比我们更贴近，贴着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

第5章 余波与门口的哭声

高考结束的那天，天很蓝，蓝得像被人仔细擦过，擦掉了浮灰，擦掉了叹息，只剩下一个淡淡的笑。

走出最后一门的考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像站在一个很高的台阶上，脚下一空，不知该往前还是往后。

我没有喜也没有悲，我像从一场很长的梦里醒来，一切都还在，但心里一些东西不见了，好像有人趁我睡着把它悄悄拿走。

回到家，院里有人在说话，是邻居王婶的声音，“你家闺女可懂事了，听说还在校里做志愿，递水呢。”

母亲笑着应了一句，“孩子嘛，都一样。”

父亲把一个坏掉的开关拆开，里面的触点烧黑了，他拿砂纸打磨，磨出一点银光，像从乌云里刮出一小片天。

第二天，晓桐的母亲来我家，眼睛肿，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鸡蛋，鸡蛋上还粘着稻草，显然是刚从谁家鸡窝里拣的，她站在槐树下，嘴唇抖，“宁宁，你跟阿姨说实话。”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母亲赶紧把她往屋里让，她却没进，站在门口不动，像错把我们家当成了一个审判庭。

“阿姨，”我嗓子发紧，“我……”

她忽然低头啜泣，“我晓桐她……她说她没想害谁，她说她只是想试一试，我知道她傻，我知道她胡来，可她还是个孩子。”

母亲忙从屋里拿了纸巾，递过去，“大姐，你先坐，你坐下说。”

她崩溃一样坐在门槛上，纸巾没有接，双手抓着裤腿，指节发白，“人家说她是涉事学生，说要记过，成绩也许会被影响，她爹那姓林的又丢下我们母女跑了，要跑也跑不了多远，一个破三轮能跑到哪去，我这可是盼着她有个出息啊。”

父亲站在她身后，一句话没说，他的手还握着一根螺丝刀，光在螺丝刀的尖上跳了一下，他把螺丝刀放下，咳了一声，“大姐，先别怪孩子，事情总能慢慢理出来，都是受苦的人。”

晓桐的母亲哭得眼里都是红血丝，往上翻着，“我就想问一句，谁往局里打的电话。”

我的胃像被什么抓了一把，往里缩。

母亲替我挡了一下，“大姐，谁打电话也好，你先别问这个，孩子犯错，总要有人拉一把，这一把早一点晚一点，都是一把。”

晓桐的母亲“哇”地又哭出声来，眼泪一串串下来，像坏掉的龙头关不住，母亲把她扶到一边的长椅上，父亲悄悄把门带上，给我们留了一道空间。

那天晚上，我收到晓桐的消息，“我没有把你供出来。”

我握着手机，心里像有人往里倒了一大盆雪，再往上浇了开水，冷热一冲，全是白汽，我打了一个“谢谢”，又删了，又输入“对不起”，又删了，最后手机黑屏，我把它扣在桌上，听见它轻轻一声，“咔”。

几天后，学校通知开会，班里几个学习好的同学被选去当代表，王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诚信，讲规则，讲公平，讲每一个人都该有的底线，她的手拿着话筒，手背青筋凸起，像树根扎在皮肤下面，她的眼睛扫过我们，“你们都知道，这几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有的同学的选择，会决定他的一生。”

走出礼堂，男生们压低声音讨论，有人说“听说晓桐成绩要被审查”，有人说“她本来就不行”，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她哭的照片，又很快被删掉，王老师在群里发了一句，“谁再发，处理。”

我在走廊里停了一会，靠在墙上，墙皮粗糙，磨得我后背有点疼。

我想起小时候，我和晓桐踢毽子，踢着踢着，毽子飞到隔壁老王家的院子，老王不在，我们两个趴在墙头，笑着朝里面喊，“叔——叔——”，没人应，我们就悄悄爬进院子，刚踩到地，院里的大黄狗“汪”一声扑出来，我们两个吓得跳上石凳，抱成一团，大黄狗绕着我们转圈，吐着舌头，我们笑着叫“救命”，最后老王回来了，笑着把狗拴上，递给我们毽子，说，“下次别翻墙，掉下去可不是闹着玩。”

那时候我们以为所有的墙都能翻，任何一个大人都会笑着把狗拴上。

现在，我知道有的墙是铁，有的狗会咬人，有的大人笑着也会把你推回去，叫你“自己看着办”。

那一天，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的短信，只有一句话，“你也不过如此。”

我看了一会，忽然觉得这几个字像一个小小的洋钉，钉在门框上，不晃不响，却让你每次进门出门都被刮一下。

第6章 真相的边线与人的分寸

几周后，市教育局发了通报，说破获了一起“考前涉密信息非法获取及传播”案件，涉案人员十余人，其中包括印刷厂临时工、外包配送员、社会闲散人员，还有某培训机构的讲师，通报里没有学生的名字，只有“涉事学生若干”。

我们把那份通报在手机屏幕上放大再放大，试图在那些标准文字间看出一条缝，像窥视一个我们参与又不参与的世界。

王老师叫了我到办公室，她把窗帘拉开了一点，窗帘边上有些灰，落在她的指甲边，她抖了一下手，又忍住不动，她看着我，“你知道，我大概知道是谁打的电话。”

我心底一紧，表面上却保持平静，“老师。”

她叹了一声，拿出一个信封，和那晚我桌上的信封一样大小，但颜色不同，这个是黄色的，角上还少了一点，像被老鼠啃过，“有人寄到学校，说是写给你的，没有署名。”

我接过来，拆开，里面是一张折了又折的复印纸，展开时发出“沙沙”的声音，上面是几道数学大题的标准答案，最后写了一行字，“你以为你干净吗。”

我把那张纸压在桌上，手指按住角，它不再动，我抬头，笑了一下，“老师，看来人家对我评价挺一以贯之。”

王老师看着我，眼里很复杂，她说，“这个世界很多线纠缠着，线缠在你脚上，你难免摔跤，但你要小心别把那线变成绳，拴住别人。”

她顿了一下，又说，“人心要有分寸。”

我点头，忽而明白她在说什么，她既肯定我，又提醒我，不要因为一次选择就一直站在“裁判”的位置上看别人。

出办公室，我在楼梯口遇见了晓桐，她瘦了，脸颊陷下去一点，眼睛更大了，像被秋风吹拢的一汪水。

“你被叫了。”她说，声音很轻。

“嗯。”我答，“你……家里还好吧。”

她苦笑了一下，“还能怎样，账还是账，胃还是胃，人还是人，我妈昨天去医院，医生说她胃里那个小息肉要盯着点，我在门口卖了一晚上的凉皮，卖到半夜，腿抽筋。”

我喉咙一热，问，“你还……要继续吗。”

她的眼睛往远处飘，操场上几个男生在追逐，一个球从他们脚下飞起来，撞到了护栏再落下，发出“当”一声，她像那球一样回到原点，“可能要复读，也可能去个技校，谁知道呢。”

她把手插在校服兜里，摸出一张发黄的小纸条，递给我，“这是我之前写的，没敢给你，现在给你吧。”

纸条上是她一行一行写的“门”，她画了很多门，大小不一，有的长，有的短，有的高，有的矮，每扇门下写了一个字，“出”“入”“留”“走”“等”“怕”“爱”，最后一扇门是空白，什么都没写。

我拿着纸，手心热。

她看着我，又保持着那种容易破碎的镇定，“你当时为什么相信他们真的有答案。”

她愣了一下，像是被这个反问击中，她低下头笑了一下，“我也不全信，但我想抓点什么，哪怕抓错，我也想抓。”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一个字，“抓”，这字中间有一个“爪”，那爪有时会抓住机会，有时会抓破手心，有时会抓住一个人一生的方向。

她忽然抬起头，认真地看我，“顾宁，我知道你做了你的选择，我也在做我的选择，我们两个都不会停，但以后别让我再从你的影子里走了。”

她说完转身，夕阳把她的影子拉长，覆盖到我的脚面上，她的背影不再是曾经那样轻快，腰背有一点弯，那是生活先给她的形状。

同一天的晚上，父亲回来晚了一点，脸上沾着黑，眼睛里却亮，他拿出一个布包，打开，是闪亮的扳手，像一把把银色的小刀，他说，“老刘家那个变压器换好了，给了点钱，我想起你小的时候就喜欢拧这拧那，给你看。”

母亲笑着嗔他，“你给孩子看这个做啥。”

父亲眨了一下眼，“让她知道，能拧开的东西，就不算是没办法的东西。”

我坐下，摸了摸那几个扳手，手心里冰凉，凉出了一个坚定，我知道，未来想做的，可能也不是一条宽路，但只要有扳手，总能想办法卸下一些，不让它一直卡在那里。

第7章 缝合与回声

出分的那天，天气闷了一上午，到了中午，风忽然大起来，像是天上有人给这座城市扇了一扇，所有的叶子都“哗啦哗啦”响。

我在手机上输入准考证号，手指在屏幕上点了一下，又缩回来，深呼吸，然后再点，“总分：六百零五”。

这个分数不高不低，够上一所一本普通院校，不够顶尖，不跌入谷底，像是刚刚好长到我能抱住的那截树干。

父母笑得真心，母亲嘴里念叨着“老天保佑”，父亲看了一眼手机点了点头，“好，干干净净的分。”

晚上的饭桌上多了一盘红烧肉，母亲做红烧肉时糖放得刚好，红亮，酱汁裹得厚，我一口咬下去，想起了很多次我们家的桌上只有菜梗的日子，我想起那晚信封的重量又像一个人坐到我的肩上，然后又轻轻跳下来。

我和父母商量填志愿，父亲建议我学电，“有手艺吃不穷。”

母亲想让我学师范，“女孩子教书好，有寒暑假，工作稳定。”

我自己在网上看了很久，最后选了材料科学，我想起父亲的扳手，想起那些能拧开的螺丝，我想去看一看那些被人忽略但支撑了整个世界的东西。

志愿填完一天，晓桐发来消息，“我想去学护理。”

我回她，“好，很合适，你手很稳。”

她发了一个笑脸，又发了一个握拳，她说，“我不想再等别人，我要把人从痛里拽出来。”

我打了一个“好”，这一次没有删掉。

我去看她母亲，她母亲在住院部外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一张检查单，眼睛上浮着红血丝，她看见我，眼睛立刻有了温度，“宁宁来了。”

我们坐在一起，窗外一棵老梧桐落下两片叶子，慢慢打着旋儿，落在草地上，这样的安静让我觉得我们也像两片叶子。

“阿姨，”我小声说，“对不起。”

她愣了一下，半晌伸手拍了拍我的手背，手心有老茧，却很温，“傻孩子，对不起什么，人都有自己的道。”

她又说，“我年轻的时候急，做小买卖总想着赚快钱，后来才知道钱快了心也快，心快了人就乱，乱起来就走叉道，孩子们看着我们乱，他们也跟着乱，这怪谁。”

我低头不语，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纽扣，慢慢扣在我心上，使我和整个长椅、和整个医院、和整个城市缝在一起。

快开学的时候，我去了一趟父亲修电的配电房，铁门上的漆掉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铁锈，父亲拿砂纸一点一点打，像是在擦一个旧故事。

“爸，你不累吗。”我问。

他笑着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累的是心，不是手。”

他停了一下，把砂纸递给我，“你来，你得知道什么叫合格，什么叫良心。”

我接过砂纸，第一次觉得这不是一块纸，这是一个传承的仪式，我用力擦了两下，铁锈下面露出一点明亮的金属，我看着那一点亮，忽然觉得心里也亮了一小块。

我去学校报到的前一晚，晓桐发来一段语音，背景有风声，也有夜虫的叫，她说，“顾宁，我以后不会再说什么重生了，我就这样走，我走一步，算一步，走过一条街，就把那条街数清楚。”

我听完，笑了，回复她，“我也是，我们一起数。”

大巴车驶出柳水，槐树从窗外过去，河从窗外过去，面馆、修车铺、服装厂、配电房都从窗外过去，我知道这些不会离开我，它们会在我的某个夜晚突然出现，像一盏灯，像一扇门。

在学校的第一节课，是材料科学导论，老师戴着眼镜，笑起来眼角细纹很多，他说，“材料是人类文明的骨骼，骨骼要结实，也要有弹性，结实是为了撑住，弹性是为了遇到冲击不破。”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两句话，写完之后我忽然想到，做人是不是也这样，撑住自己的骨骼，保留自己的弹性。

后来我在实验室闻到金属被加热的气味，像小时候父亲的手里那股味，又像夏天午后雨后土的味，我的眼睛一热，我知道我走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给父母写了第一封邮件，告诉他们课堂在讲什么，实验室在做什么，校园里的风从哪边吹过，我还给晓桐发了一条消息，“我们学校食堂的粥没有你妈做的好喝。”

她回我，“那是当然。”

我笑了。

多年后，当我在单位里带着实习生，我们讨论一个参数是否应该调小一点，我看见一个男孩有点犹豫，我忽然听见多年以前那个夜晚的“哒哒”声，那个时钟在说，“你呢。”

我对男孩说，“我们做的是产品，但也是良心，良心这个词，不在书上，不在嘴上，在手上。”

男孩点头。

那天晚上我回家，打开老屋的门，槐树还在，我伸手摸了摸树皮，粗糙。

屋里，父亲的工具箱还在角落，母亲的缝纫机被擦得很亮，我坐在它们之间，觉得一种连接，一种缝合，一种安稳。

我想起那个信封，那个沉甸甸的信封，那是我在门口遇到的一次风，是那一次风让我看见了门缝的光，也看见了门缝外的暗。

我顺手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抽出里面夹着的一张纸，是晓桐画的那些门，我在最后空白的那扇门下面，用铅笔写了一个字，“仁”。

我不知道写得对不对，但我知道，这个字会在我以后的日子里一直提醒我，提醒我在每一次选择面前，别让自己的手变成抓人的爪，而要尽力让自己的手成为修理那扇门的手。

来源：溪边的石头挑选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