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昏，临淄县郊外的土路之上，十几名伪军正骑着自行车、簇拥着卖国投敌的汉奸头子王砚田急匆匆赶路。虽然也曾举起过抗日旗帜，但自1941年末公开投敌以来，王砚田悍然制造“关桥事件”，屠戮了数十名党的干部、八路军和爱国群众，双手早已沾满同胞的鲜血。正因如此，他不得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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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临淄县郊外的土路之上，十几名伪军正骑着自行车、簇拥着卖国投敌的汉奸头子王砚田急匆匆赶路。虽然也曾举起过抗日旗帜，但自1941年末公开投敌以来，王砚田悍然制造“关桥事件”，屠戮了数十名党的干部、八路军和爱国群众，双手早已沾满同胞的鲜血。正因如此，他不得不打起十二万分小心，生怕遭遇我党“锄奸”。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就在他们的自行车队路过一片坟地时，复仇的子弹突然射来，领头的人当即眉心开花，剩下的伪军连忙丢下自行车、卧倒还击。但他们的对手却不断变换着射击位，并以精准的射击给这些伪军造成杀伤。眼见对方身手如此了得，伪军们纷纷惊呼着：“是共军的侦察员”“一定是共军的侦察员，说不定就是刘锡琨……”
侦察员小史
在反映抗日战争文艺作品中，往往都会有一个英俊潇洒、气宇不凡的同志深入敌占区，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矫健的身手，成功从敌方宪兵和特务的重重包围带回重要情报或珍贵药品。他们是《烈火金钢》中的肖飞、是《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是《地下交通站》中的石青山，而在我军的编制序列之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侦察员。
在2000年出版的《军事大辞海》中，“侦察员”是“直接遂行侦察任务的人员的统称”，而按照遂行任务的方法和性质又可分为“军队侦察员”和“谍报侦察员”。其中谍报侦察员可由军人担任，也可由非军人担任，一般是化装或以合法身份打入敌人内部进行侦察。从这个定义来看，侦察员可以被视为特种部队和特工的结合体。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我党在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遍布各大战区的情报网络的同时，也积极在一线部队中培养侦察尖兵，而活跃于山东抗日前线的侦察英雄刘锡琨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少年侠气
1916年，刘锡琨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作为昔日齐桓公驯养战马的“戏马台”所在地，桓台县本是一片河流纵横、沃野处处的富足之地。但进入20世纪以来，在淄博地区乃至整个山东饱受外部势力蚕食、内部连年混战的情况下，桓台县也无法独善其身。
日本方面之所以敢在山东地区肆意妄为，很大程度是因为此时的民国政府正处于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之中。1916年5月，同盟会元老吴大洲、薄子明等人于山东组织“护国军”，与盘踞济南的北洋军阀靳云鹏展开激烈交锋，战火一度波及桓台县城。
纷乱的时局下，山东各地掀起一股习武保国的风潮。据1935年官方不完全统计，全省国术馆、社、所共236处，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刘锡琨自幼便对传统武术有浓厚兴趣。受制于家庭条件的限制，刘锡琨无缘拜在如宫宝田、尚云祥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闻名于山东的武术名家门下，但多年来他坚持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曾利用自制的铁砂包进行击打练习，练就了一手“铁砂掌”绝技，锤炼出一副强健的筋骨。
青年时代的刘锡琨心中充满对英雄、侠士的向往，虽然年轻气盛，却从未仗着身怀武艺欺压百姓，也没有“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野心。在练武之余，他更多的是在村里帮助乡亲们，尽自己所能为家园建设贡献力量。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令满怀赤诚的刘锡琨产生为保家卫国而战的强烈信念。恰在此时，1937年冬，时任桓台县警备大队副兼中队长的爱国军人胡凤林在日寇大举南下的背景下，以“抗日救国，自卫保安”为号召，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并很快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认可，被授予“华北第十三抗日游击支队第十二梯队”的番号。
几乎同一时间，中共山东省委也派出姚仲明、廖容标等进入长山县，与长山中学校长、进步人士马耀南合作，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2月27日，3人共同率学生、工人和农民百余人在黑铁山举行武装起义，正式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尽管第十二梯队和抗日救国第五军分属于国、共两党，但在抗日救国的理念上却是相同的。第十二梯队司令胡凤林本人更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常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教育部下，并与抗日救国第五军真诚协作，共同抗日。有了这样的基础，1937年10月参加长（山）桓（台）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刘锡琨，最终于1938年1月正式加入了姚仲明、廖容标等人领导的抗日救国第五军。
在战斗中成长：刘锡琨的从军之路
1938年春，抗日救国第五军与第十二梯队相互配合，在长桓地区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因身手不凡成为廖容标警卫员的刘锡琨，在这位1929年便投身革命，参与过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直罗镇战役的老红军身旁学习到了许多宝贵的战斗经验。在极短的时间内，刘锡琨已然能手持双枪、弹无虚发，给他一匹战马更能展现飞马倒立、镫里藏身的绝活。
除了练就一身的杀敌本领外，残酷的战争还教会了刘锡琨侦察和情报工作的重要性。1938年6月26日凌晨，日伪军600余人借着夜色的掩护，突袭了淄川县的黄家峪村，驻守该村的地方抗日武装赵子忠部及当地“红枪会”244人惨遭杀害。
同年9月24日，第十二梯队于张店花山一线为日军包围，尽管此时已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抗日救国第五军全力支援，成功接应第十二梯队大部分头突围。但包括司令胡凤林在内的70余名第十二梯队的战士还是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显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旦被日军兜住，后果不堪设想。为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刘锡琨不仅苦练侦察本领，还学习了日语，以便在敌后行动时更利于伪装。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侦察员的工作，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曾在其日记中有过如下要求：
1.侦察范围：应以战役为主，战术次之，战略是附带的并为发展方向。
2.分工：谍报应以战役侦察为主，战术次之。部队侦察在平时应以战役为主，在战争发起以后，应以战术为主。分区以上战役侦察为主，团战役（术）并重，营以下属于战术侦察范围。间谍派遣只有分区以上才行。
3.侦察任务：（1）了解敌之“扫荡”计划和动向。（2）及时查明敌之局部行动。（3）侦察敌人资材储藏和敌人运输。（4）查明敌之兵力兵动，调动变动及其番号。
此外应加强对伪军的侦察。伪军番号、组织、装备，主官姓名出自何部、出身、性格、嗜好、指挥能力、社会关系，部队的质量，部队成分、情绪、训练、薪饷、生活，敌伪关系，防区，是否与国民党有关。
1939年1月刘锡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八路军第四支队最为出色的侦察员。而他的工作不仅全面践行了陈赓的上述要求，往往还能锦上添花，取得更大的战果。
1939年6月，为粉碎日军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刘锡琨带领6名侦察员潜入青岛港，在摸清了日军大批军火运抵港口，并将通过铁路运往济南的情况后，刘锡琨果断制定了一个“半路截胡”的计划。
在日军将军火卸下货轮、装上列车的同时，刘锡琨和几名侦察员也化装登上列车。随着列车行驶过青州火车站，进入八路军第四支队的伏击圈后，刘锡琨随即带领侦察员们从车厢顶上来到第一节军火车厢的前边，弯腰摘开挂钩，让火车头带着押车的日军继续向前跑，满载军火的车厢却慢慢停了下来。
火车头刚过淄河桥，一声巨响，桥身被拦腰炸断，第四支队的战车冲向列车，迅速将押车的日军悉数消灭，并在日军援军赶到前将军火抢运一空，事后清点，这批军火足足可以装备三个团的兵力，极大地改善了第四支队的装备水平。
除了“巧夺军火”外，有关刘锡琨斗敌除奸、敌后侦察的英勇事迹也在桓台乃至鲁中大地广为流传。而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刘锡琨所肩负的任务也逐渐从侦察队长向敌后武工队指挥官转变。
锄奸卫民的“敌后武工队”
为配合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1941年下半年侵华日军加强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针对这一情况，各根据地依照1941年5月2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抓紧时机派出小部队接近敌据点，进行武装宣传”的精神，于当年农历七八月份开始不断派出精干力量深入敌占区。
由于当时这些精干小分队的主要工作是携带大量的宣传品，深入敌伪据点附近开展宣传活动，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因此也被称为“武装宣传队”。随着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展开会议，全面总结了各类“便衣侦察队”特别是“武装宣传队”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正式作出关于建立“武装工作队”的决定，“敌后武工队”应运而生。
与仅需要执行侦察任务的侦察队和偏重于宣传工作的武装宣传队不同。武装工作队除了“使用各种方法调查了解敌人每个时期政策方针及各种组织尤以特务组织发展活动情况”及“随时宣传我党我军各个时期政策方针，以及各种胜利消息，保持各阶层人民对我党我军的了解，以掌握民心”之外，还要“坚决打击与消灭敌特务、爪牙、还乡团、复仇队以及敲诈勒索群众的零星外出敌人，保护群众利益”，“大力摧毁敌人伪政权及各种伪组织”，因此常常会面临以少敌众与日伪军短兵相接的局面。而1942年刘锡琨参与的马鞍山战斗可谓敌后武工队作战的经典案例。
1941年下半年，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为了控制淄河流域，从而切断鲁中区与清河区、胶东根据地的联系，派兵占据了马鞍山，同时在周围村庄修了炮楼，设了据点。1942年春末，山东纵队第四旅为拔掉这颗钉子，成立以特务营长王法山和侦察科长刘锡琨为正副队长的7人精悍突击队，在两个排兵力的配合下，黑夜从山西北部历尽艰险，攀上绝壁，奇袭了马鞍山。
他们携带匣子枪、手榴弹、大刀、绳索四大件的突击队，攀登上陡峭悬崖和3米多高的封锁墙，直捣敌军匪巢，全歼睡梦中伪军和日寇。但不甘心失败的敌人，迅速调来援兵把马鞍山团团围住，一方面武力威胁，另一方面派人劝降，妄图复夺这一关键性据点。但是王法山、刘锡琨等人在主力部队的策应和群众支持下，坚持斗争一个多月。最终迫使日军灰溜溜地收了兵，并且把附近不少据点也撤了。
相较于围困较大的日伪军据点，打击日伪特务，进而开展有系统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也是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后的主要工作。刘锡琨利用汉奸队长王青卫迎亲之际，假扮“商界阔佬”锄奸；借着寿宴之际，潜入由“第十二梯队”改编而成的“国民党保安二十四旅”高官王金生的府邸，警告其不得卖国求荣。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场对汉奸王砚田的刺杀行动，虽然由于王砚田事先安排了替身而未获全功，却极大地震慑了临淄当地的汉奸群体。
武装工作队在争取伪军弃暗投明的过程中，常常会先争取伪军家属，鼓励他们劝导子弟不当汉奸，回头抗战或回家务农。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攻势之下，冀南某县500多人的伪军“警备队”中，最终决心回头抗战者多达200余人。除此之外，武装工作队还会对每名伪军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着那些伪军日常活动的档案，被伪军敬畏地称之为“善恶簿”或“生死簿”。
因为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武装工作队和广大群众的注视下，许多伪军虽然依旧“身在曹营”却早已“心在汉”。根据不完全统计，晋察冀军区1942年内便于伪军中发展内线700多人，其中能够起到内应作用的达1/4。
除策反伪军外，武装工作队也积极对日军基层官兵的反战宣传。通过掩护“日人反战同盟”和“朝鲜青年联合会”等组织对日军孤立据点进行喊话等手段，晋冀鲁豫边区所属武装工作队仅在1942年便接受日军方面6人的投诚。而随着日本战略态势的不断恶化，到1944年自愿参加八路军的日军官兵更多达82人。冀南地区甚至出现成编制对八路军友善、并协助抗日的“和平据点”。
当然，武装工作队在敌后活动的主要目的仍是牵制日军主力、摧毁敌占区的统治秩序。小说《敌后武工队》中冀中九分区武装工作队在敌后的多次主动出击，都有主动吸引日军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以协助主力部队粉碎日伪方面所展开的“扫荡”“清乡”等行动。而历史上，八路军各部所组建的武装工作队确实常常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巨大功效。
仅在1942年这一年里，各根据地武装工作队在小股正规军的配合下，总计粉碎敌数千人至数万人规模的“扫荡”76次。而在配合主力部队完成反“扫荡”、反“清乡”任务的同时，武装工作队还常常配合主力部队对敌展开攻势作战和局部反攻。
根据相关记载，1943年至1944年两年间，山东军区各武工队共组织了6次全省范围的对敌攻势，在1万余村庄的敌占区和游击区展开武装斗争，累计消灭和抓捕伪组织人员3500余人，镇压敌特500余人。是以，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才在山东军区武工队代表大会的闭幕典礼上说：
“武工队是我党我军反攻的先遣队，是站在斗争最前线的部队。”
进入1945年后，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土崩瓦解，各根据地的武装工作队成为大反攻的先遣队。其中仅山东军区的70多个武装工作队便在敌我控制区边缘单力解放村庄7000多个，并配合主力部队解放村庄5200多个，一举令500万人口脱离日伪方面的控制。对此，彭德怀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
“武工队不仅能够破坏敌人根据地的封锁，配合根据地的斗争，而且也是扩大解放区的有力武器。”
在整个抗战时期，刘锡琨先后任侦察参谋，侦察科长等职，被廖容标等领导亲切地称为：“智勇双全、机智多谋的侦察英雄”。正是由于武装工作队在敌后抗日战场的巨大贡献。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同美国赴延安军事观察组的谈话中，将武装工作队与正规军、游击队、民兵、自卫军并列，称之为敌后根据地组织的第五武装。而毛泽东更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盛赞其在“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群众的抗日斗争”中“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