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期诊断的前列腺癌患者（Ⅰ期或Ⅱ期）5年生存率接近100%，而晚期（Ⅳ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50%左右。
当前前列腺癌筛查的主要方法和存在的问题，包括PSA检测的局限性。
多基因风险评分的基本概念、计算方法和遗传学基础。
PRS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包括高风险人群的识别能力。
PRS相比传统筛查方法的优势，包括精准筛查、减少过度诊断和突破现有方法局限。
PRS目前面临的局限性，如种族差异性、成本效益问题和技术壁垒。
PRS的未来发展方向，包括模型优化、临床整合和个性化筛查策略。
对多基因风险评分在前列腺癌筛查中的应用进行总体评价和展望。
2020年全球数据显示，前列腺癌导致约37.5万人死亡。
早期诊断的前列腺癌患者（Ⅰ期或Ⅱ期）5年生存率接近100%，而晚期（Ⅳ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50%左右。
这一显著差异凸显了
对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作用。
目前，
临床上普遍采用的前列腺癌筛查方法
PSA是一种由前列腺上皮细胞合成的糖蛋白，正常情况下在血液中含量很低，当前列腺发生病变（如前列腺癌、良性前列腺增生或炎症）时，PSA水平会升高。然而，
PSA检测作为筛查工具存在明显局限性：首先，它的特异性较低，良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甚至某些生理情况都可能导致PSA水平升高，造成假阳性结果；其次，PSA检测的敏感性也不理想，部分前列腺癌患者PSA水平可能正常，导致假阴性结果。由于PSA筛查的这些局限性，实践中出现了
低风险前列腺癌（如Gleason评分6分的肿瘤）可能永远不会对患者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但仍可能接受根治性治疗（如手术或放疗），从而导致患者面临不必要的尿失禁、勃起功能障碍和其他生活质量下降的风险。这些挑战促使研究人员寻找
更精准、可靠的前列腺癌筛查策略，
以期在
它通过整合多个遗传变异（主要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的效应大小，计算出一个综合评分，用于量化个体基于遗传因素的疾病相对风险。
已经识别出
这些变异为构建PRS提供了遗传学基础。
PRS的计算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首先，研究人员通过大规模遗传学研究识别与前列腺癌风险相关的SNPs；
然后，根据每个SNP与疾病关联的效应大小（优势比或相对风险）为其分配相应的权重；
最后，将个体携带的风险等位基因（基于基因分型结果）与相应的权重相乘并求和，
近年来，随着遗传学研究技术的进步和样本量的增加，
例如，最近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BARCODE1研究基于130个与前列腺癌风险相关的SNPs计算PRS。
研究表明，欧洲裔人群中PRS最高的人群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比最低的人群高5.54倍；在亚洲裔和非洲裔人群中，这一风险比分别为4.49和2.54。
不同祖先背景的人群在
等位基因频率和连锁不平衡模式上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PRS在不同种族群体中的预测准确性。目前大多数GWAS和PRS研究主要基于欧洲裔人群的数据，因此在其他人群中的应用效果可能需要进一步验证和校准。
近年来，多项大规模临床研究评估了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伦敦癌症研究所牵头的BARCODE1研究，该研究结果于2025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项前瞻性研究从英国初级医疗中心招募了55至69岁的男性参与者，最终有6,393名受试者完成了唾液样本采集与DNA提取，用于计算多基因风险评分。
研究结果显示，在完成PRS计算的参与者中，有745人（11.7%）的评分处于前10%（≥90百分位），被归类为高风险人群并邀请接受进一步临床检查。在这些高风险个体中，468人（62.8%）接受了多参数磁共振成像（MRI）和经会阴前列腺活检检查，其中187人（40.0%） 被诊断为前列腺癌。确诊时的中位年龄为64岁（范围：57-73岁）。
评估指标 数值 百分比
完成PRS计算的参与者 6,393人 100%
PRS≥90百分位的高风险人群 745人 11.7%
接受MRI和活检的高风险者 468人 62.8%
确诊前列腺癌病例 187人 40.0%
需要治疗的中高风险癌症 103人 55.1%
传统方法会漏诊的中高风险癌 74人 71.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87名确诊患者中，根据2024年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标准，103人（55.1%） 的前列腺癌被
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如果使用英国
这些需要治疗的病例中有74人（71.8%） 会被漏诊。此外，根据NCCN标准，40名参与者（21.4%）的病情被归类为不良中危、高危或极高危。
这些结果表明，
基于PRS的筛查策略能够显著提高临床显著性前列腺癌的检出率，特别是那些需要积极干预的中高风险疾病。与传统PSA筛查相比，PRS引导的筛查显示出
研究表明，PRS与年龄、家族史、PI-RADS评分和PSA联合使用时，曲线下面积（AUC） 可达0.78，显著优于传统PSA筛查（AUC约为0.56）。
在BARCODE1研究中，通过PRS筛查并确诊的187例前列腺癌病例中，仅有84例（44.9%）被归类为
研究的过度诊断率为15.6-20.8%，与既往PSA筛查研究的报告范围相当，但重要的是，
基因评分独立于PSA和影像学结果，因此能够发现那些
因为研究表明，按照当前英国使用的前列腺癌诊断路径（高PSA水平加上阳性MRI结果），PRS筛查发现的中高风险癌症患者中有71.8%会被漏诊。
此外，
与需要定期重复的PSA检测不同，个体的基因组信息不会随时间改变，
因此PRS只需检测一次即可提供终身的风险评估。这种特性使PRS特别适合作为终身风险分层工具，用于指导个体化筛查策略的制定。最后，PRS可以与其他风险因素（如家族史、年龄等）相结合，进一步优化风险预测。研究表明，将多基因风险评分与前列腺癌或乳腺癌家族史结合，可以更好地识别出前列腺癌高死亡风险人群。
尽管多基因风险评分在前列腺癌筛查中展现出巨大潜力，但目前仍存在一些
首先，如前所述，
在其他种族群体中的性能和适用性可能有限。
研究表明，PRS在不同人群中的风险比存在差异：欧洲裔人群中为5.54，亚洲裔为4.49，而非洲裔为2.54。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不同人群间的
的交互作用。因此，
以提高其在多样化人群中的性能是当前的重要挑战。
是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
虽然基因分型技术的成本已经显著下降，但大规模实施PRS筛查仍然需要相当的财务投入，包括基因检测设备、专业人员培训和结果解读等方面的成本。此外，PRS引导的筛查策略还需要与现有的医疗系统整合，建立相应的遗传咨询和患者教育体系，
被标识为"高风险"的个体可能经历焦虑、担忧等心理负担，甚至可能面临保险歧视或就业歧视等问题。
此外，PRS结果可能会影响个体的生活方式和医疗决策，
因此需要提供适当的遗传咨询和心理支持，帮助个体正确理解和应对他们的遗传风险信息。
如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知情同意和结果反馈等。
因此在收集、存储和使用这些信息时需要格外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数据安全。
需要在更多前瞻性研究和真实世界环境中得到进一步验证。
虽然BARCODE1研究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证据，但仍需要更多研究来验证
首先，随着遗传学研究技术的进步和样本量的增加，PRS模型将不断优化和改进。包括纳入更多人群特异的遗传变异、改进权重计算方法以及整合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等因素，有望进一步提高PRS的预测准确性和跨人群适用性。
其次，PRS可能与其他生物标志物（如PSA、新型血液标志物、尿液标志物和影像学检查）结合使用，形成多模态风险评估模型。这种综合评估方法有望提供更全面、更准确的风险预测，从而指导个体化的筛查策略。例如，BARCODE1研究已经证明，PRS联合年龄、家族史、PI-RADS评分和PSA的AUC可达0.78，显著优于传统方法。
高风险个体可能接受更早开始、更频繁或更精确的检查（如MRI或靶向活检），
而低风险个体则可能减少筛查频率或延迟开始筛查。
这些干预措施可能延迟或防止前列腺癌的发生。通过将PRS与可改变的风险因素结合，有望开发出更有效的预防策略。
帮助医生和患者做出更明智的筛查和预防决策。
随着电子健康记录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这种整合变得日益可行，
包括不同种族群体中的性能差异、实施成本和可及性问题以及相关的心理社会和法律伦理考虑。解决这些挑战需要多方努力，
多基因风险评分在前列腺癌筛查中展现出巨大潜力，代表了一种从"一刀切"到"风险自适应"筛查模式的重要转变。来源：eric28846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