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登科 (1919～1998)，江苏涟水人，中共党员。1937年秋，参加江苏涟水县抗日游击队。他在游击队里摸爬滚打，很快锻炼成长为一名作战勇敢、能双枪连发的神枪手，由他亲手捉住的汉奸超过百人，击毙的敌伪军也达60余人，他的名字使日伪军闻风丧胆。

陈登科 (1919～1998)，江苏涟水人，中共党员。1937年秋，参加江苏涟水县抗日游击队。他在游击队里摸爬滚打，很快锻炼成长为一名作战勇敢、能双枪连发的神枪手，由他亲手捉住的汉奸超过百人，击毙的敌伪军也达60余人，他的名字使日伪军闻风丧胆。

1950年毕业于中央文学研究所。曾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作家协会主席，《清明》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共八大代表，全国第三、五、六、七届人大代表。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活人塘》、《杜大嫂》、《黑姑娘》、《雄鹰》、《淮河边上的儿女》、《移山记》、《风雷、《赤龙与丹凤》、《破壁记》（合作）、《三舍本传》（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百岁图》，散文集《坎坷集》、《俯仰集》，电影文学剧本《柳湖新颂》、《卧龙湖》(合作)、《风雪大别山》(合作)、《柳暗花明》、《徐悲鸿》(合作)等，出版文学作品16部，600余万字。

陈登科是著名作家，其力作《风雷》轰动文坛。他也因此招来厄运，备受迫害，坐牢五年多。陈登科是从 一个农民到游击队战士进而成长为作家的，是党的培养加自己勤奋好学成才的。1959年冬至1964年创作长篇小说《风雷》。文革中，《风雷》被定为“反动小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被揪斗、关牛棚，被秘密囚禁五年之久。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陈登科的长篇小说《风雷》与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均以农村为背景，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变革的复杂图景。两部作品虽同属“十七年文学”范畴，却在主题表达、人物塑造、现实批判及时代局限上呈现出鲜明差异。本文将从主题内核、人物情感、现实映照与历史局限四个方面展开对比分析，探讨两部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独特价值。

一、主题思想：阶级斗争与理想主义的张力

《风雷》——批判性视角下的基层斗争

陈登科的《风雷》以1954年淮北农村为背景，通过复员军人祝永康的视角，揭露了基层干部腐败、官僚主义与阶级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小说原名《寻父记》，原计划以“大跃进”失败为背景，但因政治环境限制，将时间前移至1954年的灾荒时期。这一调整使作品以隐晦笔触批判了农村权力异化：以黄龙飞、黄大权为代表的地痞流氓勾结干部，借灾情敛财；而祝永康则以“寻父报恩”为动力，带领群众对抗压迫。陈登科直言创作初衷是“鞭笞背叛人民的干部”，并借祝永康之口强调“不忘本”的警示。这种对基层腐败的直接揭露，使《风雷》在同时代作品中更具批判锋芒。

《艳阳天》——意识形态规训下的合作化赞歌

浩然的《艳阳天》则将镜头对准1957年北京郊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支书萧长春与保守势力马之悦的路线斗争，展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必然胜利”。小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将人物划分为鲜明的正邪阵营：萧长春代表“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新人，而马之悦、弯弯绕等则被塑造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象征。尽管浩然强调作品素材源于亲身经历，但其叙事逻辑高度契合主流意识形态，通过“马老四吃野菜”等情节的戏剧化处理，将个人牺牲升华为集体主义精神的典范。这种对政治主题的主动靠拢，使《艳阳天》成为“红色经典”的标杆，却也削弱了现实的复杂性。

浩然（1932年～2008年），本名梁金广，中共党员，祖籍河北宝坻（现天津市宝坻区），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苍生》、《乐土》、《活泉》、《圆梦》、《春歌集》等。

1946年参加革命，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调任《河北日报》记者。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0年到山东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下放劳动，后任该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历任中国文化传播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委，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1973年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7年起连续当选为北京市第七、八、九、十和十一届人大代表，1998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二、人物塑造与情感纠葛：革命叙事中的个体温度

祝永康与万春兰：困境中的相濡以沫

《风雷》的情感线扎根于生存困境。祝永康作为复员军人，其“寻父”动机既包含对人民恩情的回馈，也暗含对身份归属的追寻。他在龙庙集初遇泼辣寡妇羊秀英，后者以狗肉摊为掩护，周旋于地痞势力之间，展现底层女性的生存智慧。而万春兰作为进步女性代表，与祝永康的情感更多建立在共同抗争的基础上。小说通过“芦柴车相遇”等细节，暗示二人情感萌芽于风雪中的互助——万春兰推车堵路时，祝永康的焦躁与最终的理解，折射出革命者对群众从疏离到共情的转变。这种情感模式虽未脱离“革命伴侣”框架，却因生存压力的真实刻画而更具血肉。

萧长春与焦淑红：意识形态化的情感符号

相比之下，《艳阳天》中的情感纠葛更服务于政治叙事。萧长春与焦淑红的感情始终笼罩在阶级斗争的阴影下：焦淑红作为进步青年，其爱慕之情常被转化为对萧长春政治立场的支持。例如“晒粮事件”中，焦淑红以行动捍卫集体财产，情感表达与政治忠诚高度重合。这种将私人情感公共化的处理，使人物关系成为意识形态的注脚。浩然曾坦言，萧长春原型萧永顺的经历被刻意“提纯”，以突出其“无产阶级英雄”特质，这种创作理念导致情感线缺乏人性纵深。

三、现实映照：苦难书写与理想建构的分野

《风雷》——灾难叙事中的社会切片

陈登科以冷峻笔触还原了淮北农村的生存困局。开篇对1954年雪灾的描写——“千里平原白茫茫一片，如同雪海”，不仅渲染环境之残酷，更隐喻政治寒潮的降临。羊秀英的狗肉摊成为权力寻租的缩影：黄龙飞等地痞以灾情为机，勾结干部倒卖物资；而祝永康的“寻父”实则是寻找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根基。小说通过“吃狗肉”场景的讽刺性对比——饥民挣扎求生，权势者纵情享乐——揭露了阶级分化的加剧。这种对“人祸”的批判，使《风雷》在特殊年代成为“不合时宜”的异响，最终导致陈登科在文革中遭迫害入狱。

《艳阳天》——乌托邦建构下的现实遮蔽

浩然则以“本质真实”为名，将现实矛盾纳入意识形态框架。例如“马老四吃野菜”原型本是农民田敬元对知识分子的朴素关怀，但在小说中被重构为“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典范。通过将个人苦难升华为集体荣耀，浩然将合作化运动的挫折转化为“道路正确性”的证明。这种叙事策略虽增强了作品的鼓舞性，却遮蔽了合作化过程中的实际矛盾，如“大锅饭”效率低下、农民自主权丧失等问题。正如雷达所言，浩然的作品是“真切与虚浮的混合体”。

四、时代局限：政治语境中的艺术困境

两部作品均受制于创作语境的规训，但应对方式迥异。 《风雷》因触碰敏感议题，在文革中被定性为“反动小说”，但其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对农民苦难的呈现，反而赋予其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来源：楚之奇纵谈文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