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了两年，彭咏梧收拾行李那晚，油灯昏昏的，他说“等革命成了，就回来”，她没哭，把攒的鸡蛋塞进他包袱，看着他背影消失在巷子口，这一走，就是六年。

1948年重庆街头，那个抱着孩子狂奔却把另一个丢在孤儿院门口的女人，叫谭正伦。没人知道她为啥这么“狠心”，故事得从十六年前说起。

她十六岁那年，红缎子嫁衣边角绣着小朵的花，红盖头往下垂，被花轿抬进彭家。

日子过得慢，却也暖，早晨熬玉米糊糊，晚上蒸红薯，桌上偶尔有碟咸菜，彭咏梧总把碗里的米粒拨给她。

过了两年，彭咏梧收拾行李那晚，油灯昏昏的，他说“等革命成了，就回来”，她没哭，把攒的鸡蛋塞进他包袱，看着他背影消失在巷子口，这一走，就是六年。

六年后的一个傍晚，弟弟从重庆捎来封信，牛皮纸信封边缘磨得起了毛。

信纸是部队用的糙纸，字挤得密密麻麻：彭咏梧在一次突围中听说她被还乡团杀害，已在重庆与江竹筠同志结婚，孩子叫彭云，刚满周岁。

谭正伦捏着信纸的手慢慢收紧，指节泛白，她盯着"已牺牲"三个字看了半袋烟工夫，突然把信纸铺平，用碗底压住。

"他以为我死了"，她对着空荡的堂屋自言自语，声音轻得像风刮过窗纸。

当晚她把家里仅有的两亩地契交给邻居，把信纸折成小方块塞进袜底，第二天一早就找村干部开了路条，揣着几个麦饼往重庆走。

到重庆时，彭云正发着烧，江竹筠把孩子交到她手里，红着眼圈塞了块银元。谭正伦抱着彭云，牵着刚学会走路的炳忠，在七星岗租了间阁楼。

白天不敢出门，巡捕房的人总挨家拍门，她就用板凳顶住门板，让两个孩子躲在床底。夜里就着煤油灯缝补破军装，袖口磨破了拿浆糊粘，浆糊干了硬邦邦的，第二天拿去给码头工人换两个窝头，彭云小，炳忠懂事，总把窝头芯推给弟弟。

彭云染了风寒，咳嗽得整夜睡不着，她揣着那块银元跑遍黑市，药摊老板看她抱着孩子，塞了包草药，说“熬三次，熬过今晚就活”。

回去路上遇到盘查，她把孩子藏进菜筐，自己被扇了两耳光，菜撒了一地，爬起来抱着筐就跑，草药叶子掉一路。

后来阁楼住不成了，又搬到城郊废弃小屋，墙缝透风，夜里炳忠冻得直抖，她就把两个孩子裹进同床破棉絮，自己靠着墙坐到天亮。

炳忠问“爸爸什么时候来”，她摸着孩子后脑勺，没说话，灶上的红薯粥咕嘟冒泡，蒸汽模糊了窗户上的裂缝。

可那年冬天，江竹筠同志被捕的消息传进小屋，巡捕房的皮鞋声在巷口响得越来越近。

江竹筠同志被捕的消息传进小屋那天，巡捕房的皮鞋声在巷口响得越来越近。谭正伦把彭云塞进木箱，盖块破棉絮，转头看炳忠正蹲在灶边玩石子，小手脏得像刚从泥里捞出来。她突然想起江竹筠临走时的话：“彭云是彭家唯一的根，拼了命也要保住。”

连夜翻出炳忠过年穿的蓝布褂子，叠得方方正正塞进布袋，又从床板缝里摸出块糖——上个月炳忠生日，她用三个鸡蛋换的，孩子一直没舍得吃，糖纸皱得像团废纸。第二天一早，她牵着炳忠往孤儿院走，孩子一路蹦蹦跳跳，“妈妈，我们去哪？”她攥紧孩子的手，没说话。

孤儿院铁栅栏锈得掉渣，门卫老头蹲在门口抽旱烟。她把炳忠拉到栅栏前，把糖塞进他手里，“妈妈去买菜，你在这等会儿，别乱跑。”炳忠剥开糖纸舔了舔，眼睛亮起来，“妈妈快点回来。”她转身就走，没走两步，炳忠突然哭喊着扑上来抱住她腿，“妈妈别走！我不吃糖了！”指甲掐进她裤腿，疼得她咬唇。

她掰开孩子的手，转身就跑，布鞋踩在石子路上打滑。炳忠的哭声追着她：“妈妈——妈妈——”她不敢回头，跑到街角墙根蹲下，听见孤儿院门卫哄孩子：“别哭别哭，爷爷给你讲故事。”过了会儿，传来炳忠带着哭腔的笑声，她捂住嘴，眼泪砸在地上，渗进土里。

回到小屋，彭云还在木箱里睡着，睫毛上挂着泪珠。她把孩子抱出来，揣进怀里，摸了摸空荡荡的左手——刚才炳忠一直牵着的地方，现在只剩凉飕飕的风。

1949年秋，重庆解放的鞭炮炸响那天，谭正伦揣着孤儿院的字条，在铁栅栏后看见炳忠——孩子瘦得只剩皮包骨，却攥着半块糖纸，见她就扑上来喊“妈妈”，眼泪把她的粗布褂子洇湿一片。

民政局的人来，说彭咏梧是烈士，让她去机关当干事，每月发抚恤金。她摆手，“我不认字，干不了”，又指着炳忠，“这孩子的钱也别发，他爹的血不能换米”。

转头去街道幼儿园找了活，保育员管吃住，还能带着彭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三十多个孩子穿衣喂饭，彭云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写作业，炳忠放学就来帮着擦桌子。

晚上孩子们睡了，她就坐在油灯下纳鞋底，麻绳勒得指头疼，炳忠帮着穿针，彭云趴在旁边认字，针脚歪歪扭扭的，却攒了一摞，月底拿去杂货铺换几斤米。

彭云的课本边角磨卷了，炳忠的铅笔用到只剩手指头长，两人都考了头名，她把奖状贴在土墙上，夜里纳鞋时，借着灯光看了又看。

彭云十六岁那年，谭正伦带他看《江姐》话剧，舞台上绣红旗时，孩子捂着脸哭了。

回来路上他不说话，谭正伦知道该说了。

夜里从箱底翻出江竹筠照片，摆在桌上：“这是你亲娘，江竹筠烈士，你爹彭咏梧牺牲在前，她牺牲在后。”

彭云摸着照片，眼泪掉在相纸上。

谭正伦看着两个孩子：“你们都是彭家的根，要好好读书。”

从那天起，彭云和炳忠夜里煤油灯总亮到后半夜，后来彭云考上哈军工，炳忠进了四川大学，兄弟俩都成了国家栋梁。

1976年冬天，彭云从北京寄来封信，说开春就接她去住，还在信里画了个小房子，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妈妈的房间”。她连夜把旧木箱拖出来，叠了两件蓝布褂子，又把彭云小时候穿的虎头鞋塞进箱底。炳忠来送煤，她摸着信笑：“北京的冬天，是不是比重庆冷？”

腊月二十七那天，她起来扫了雪，中午还炒了炳忠爱吃的回锅肉，下午坐在藤椅上晒太阳，手里还攥着彭云的信。炳忠傍晚再来时，见她歪在椅上不动，喊了两声没应，伸手一摸，身子已经凉透了。桌上的药瓶倒在一边，瓶底还剩两粒降压片。

后来彭云成了教授，彭炳忠成了专家，他们站在讲台上讲革命历史时，总会提到江姐的绣红旗、彭咏梧的枪声。可台下的人里，有多少知道那个在黑夜里抱着孩子躲搜捕、把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的母亲？历史记住了英雄的丰碑，却常常忘了托举丰碑的泥土——而谭正伦，就是那捧最沉默也最沉重的泥土，她用一辈子守着两个孩子，守着一句承诺，最后没等到北京的春天。

来源：分享人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