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小时候都会背一首诗，叫《悯农》，作者是李绅。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就和他密切相关。为什么呢？因为这首诗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形象：一个悲天悯人、为百姓发声的诗人形象。但如今有一种说法：李绅是个大贪官，生活还极度奢靡。他奢侈到了什么程度？据说一顿饭要吃 30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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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农》

我们小时候都会背一首诗，叫《悯农》，作者是李绅。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就和他密切相关。为什么呢？因为这首诗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形象：一个悲天悯人、为百姓发声的诗人形象。但如今有一种说法：李绅是个大贪官，生活还极度奢靡。他奢侈到了什么程度？据说一顿饭要吃 300 条鸡舌。一顿饭吃 300 条鸡舌，不就意味着要宰杀 300 只鸡吗？无论放在古代还是现代，一顿饭消耗 300 只鸡，都是极端奢侈的事。那么，这个传言究竟是真是假？

李绅出身赵郡李氏，公元 772 年（唐代宗时期）出生。他的父亲曾任乌程县县令。李绅是通过科举入仕的，与白居易、元稹是好友，在 35 岁左右考中进士。他后来官至高位，晚年曾担任节度使，甚至官拜宰相。李绅一生都处于政治中心，当时正值 “牛李党争”，他被视为李党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与牛党中的李逢吉等人是死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刚才提到的那些关于李绅的传言，“结论” 和 “证据” 是两回事，我们要分别对二者进行考证。大家看我这个节目，首先要明确一点：李绅去世后，由于李党在政治斗争中整体失势，他的身后名誉遭到了极大否定。正因如此，我们如今看待相关史料时，必须保持批判性思维。

我们再回到刚才说的 “吃鸡舌” 话题。“李绅一顿饭吃 300 条鸡舌” 这件事本身就是虚构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说法并非唐朝人编造，而是现代人虚构的。现在查询相关说法，有人称这个故事出自《云溪友议》，但只要翻开这本书就会发现，书中根本没有这段记载。《云溪友议》里确实收录了不少抹黑李绅的内容，却唯独没有 “吃鸡舌” 的情节。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耳熟，它极有可能源自清代笔记小说中记载的一个宋朝典故：宋朝的吕蒙正官至高位，却自诩生活节俭。有一次，他偶然路过家中后厨，发现墙角堆放着许多死鸡，便疑惑地询问缘由。厨子回答：“您喜爱喝鸡舌汤，每次做这道汤，我都要宰杀上百只鸡才能凑够所需的鸡舌；剩下的鸡肉虽然会分给家里的下人，但家里人根本吃不完，有些鸡只能丢弃。” 这便是那个典故的完整内容。

这个故事极有可能就是现代 “李绅吃 300 条鸡舌” 传说的蓝本。《云溪友议》这本书中，不少内容的依据是李党失势后，牛党栽给李党的诸多罪名，因此书中说了不少李绅的坏话。比如，书中记载李绅如何不顾惜名节、轻视百姓权益，甚至说李绅在龙宫寺 “昼寝”（即睡午觉）时，有人看见他变成了一条蛇 —— 蛇在传统认知里自然不是好东西。

卞孝萱先生所著的《李绅年谱》，就专门驳斥过《云溪友议》的说法，尤其针对 “李绅化蛇” 一事，卞先生明确指出 “尤属胡说”。正因为《云溪友议》常说李绅的坏话，才被现代的 “历史发明家” 利用，谎称 “李绅吃 300 个鸡舌” 的说法出自这本书。可问题是，即便《云溪友议》说了很多李绅的坏话，书中也确实没提过 “吃鸡舌” 这件事。

当然，我刚才也说过，在我们历史学者看来，“结论” 和 “证据” 是两回事，二者都必须站得住脚。如果拿 “吃鸡舌” 这件事来证明李绅不顾民力、生活奢靡，坦白说，这并不是一个站得住脚的证据。从结论来看，李绅生活中确实有奢侈的一面，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在于，他的奢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咱们不妨这样说：官做到节度使乃至宰相这个级别，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唐朝后期，哪个达官贵人不是过着这样的生活？真正生活清苦、极其节俭的，能找到吗？根本找不到。

李绅的生活确实比较奢靡，有一个成语就和他密切相关。他喜好声色犬马，身边也有不少家妓。后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刘禹锡曾参加李绅举办的宴会，在宴会上看中了一名歌妓，名叫杜韦娘。刘禹锡想向李绅讨要这名歌妓，于是写了一首题为《赠李司空妓》的诗。诗是怎么写的呢？

《赠李司空妓》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杜韦娘的美貌：她梳着高高的云髻，妆容是宫中流行的样式，在宴会上唱一曲，宛如春风拂面。接着 “司空见惯浑闲事” 这句，是刘禹锡对李绅说的 ——“司空” 指的就是李绅，意思是 “这样的美人、这样的场景，您早就看惯了，对您来说不过是平常事，多她少她都无所谓”。“断尽苏州刺史肠” 中的 “苏州刺史”，指的就是刘禹锡自己，意思是 “可她却让我魂牵梦绕、愁肠寸断，您能把她送给我吗？” 据说，李绅最后真的把杜韦娘转赠给了刘禹锡。显然，从这件事来看，刘禹锡笔下李绅的生活，并没有超出我们对唐朝达官贵人生活的认知 —— 他确实是过着奢靡生活的人。不过，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怎么看待李绅既写《悯农》诗，又过着奢靡生活这一现象呢？咱们这么说吧：我们要摆脱思维里总在追求 “完人” 的心态。不要看到谁身上有缺点，或是说了句不合自己心意的话，就觉得 “塌房了，人设崩了”。我只能说：你为那个 “房” 和 “人设” 设定的标准，实在太不食人间烟火了。每个人都有缺点，你去观察任何人，都没有谁是完美无瑕的。正因为你总在潜意识里寻找完美无瑕的形象，才会屡屡感到失望。

就拿白居易来说：他写过多少悲天悯人的诗？无论是写退伍老兵，还是写农民，你看看他创作了多少关切民生的诗作？可白居易自己的生活呢？他整日携妓春游，这难道不是他做过的事吗？要是从这一点来看，能说白居易的 “人设” 塌了吗？我认为：他生活奢靡，不见得就意味着他对农民的痛苦毫无同情心，这是两码事。一个人完全有可能过着富裕的生活，同时又对贫困者心怀悲悯，这件事本身并不矛盾。

关于李绅，他这个人最后倒台，在历史上声名狼藉，恐怕主要是因为他是李党核心成员之一。最后让他本人乃至让整个李党都陷入深渊的，就是他经手的一个案子，叫作“吴湘案”。但关于吴湘案，网上的很多传言，甚至部分学者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北梦琐言》

根据不少史料记载，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北梦琐言》中提到，李绅与李德裕关系很好，他担任淮南节度使时，当地有个叫吴湘的人，担任江都县尉。当时有位容貌出众的颜氏女子流落到扬州，李绅想娶她，没想到颜氏却嫁给了吴湘。李绅因此十分愤怒，便故意找借口，说吴湘给的聘礼十分丰厚，断定他是贪污犯，于是就按 “贪污” 的罪名调查吴湘，最后不仅惩处了他，甚至将他处死。

后来唐宣宗即位，在民间听说这是桩冤案，登基后便为吴湘平反了。传言还说，李德裕曾对人感叹：“李二十误我也。” 这里的 “李二十” 指的就是李绅，意思是李绅办的这个案子，导致了整个李党覆灭。大概就是这样的说法。可这个说法对吗？其实它存在很大问题。

首先，与吴湘争夺颜氏的不是李绅，而是另一名官员刘群。此事见于《旧唐书·宣宗纪》所载御史台奏章。该奏章是御史台奉旨复审吴湘案后提交的鉴定意见。请注意：这份报告本身就是唐宣宗即位后，为借此案打击李党而命人拟定的，其中绝无替李党开脱的成分。

《旧唐书·宣宗纪》

报告明确指出，争夺颜氏的并非李绅，而是刘群。当时，扬州都虞候卢行力与刘群在宴会上见到颜氏，一见倾心。刘群更以“将献颜氏于皇帝”为由，恐吓其母阿焦，并派人看管。阿焦为避祸，急将颜氏嫁与吴湘。刘群恼羞成怒，遂诬告吴湘贪赃。

案件落到李绅手中，李绅将吴湘治罪。此案当时即有人喊冤，唐武宗派御史崔元藻赴扬州重审。崔元藻回奏：吴湘有罪，罪不至死。但掌权的李德裕与李绅同党，将奏章压下，并把崔元藻贬至岭南，最终处死了吴湘。唐宣宗即位后，吴湘之兄告御状，宣宗正欲借机清算李德裕等人，遂以此案为由，对李德裕、李绅进行追责。大致经过如此。

由此可知：其一，李绅从未与谁争夺颜氏，此说纯属错误。其二，卞孝萱《李绅年谱》指出，李绅会昌四年才任淮南节度使，而颜氏嫁吴湘在会昌二年，李绅彼时并未到扬州，更谈不上争夺颜氏。《云溪友议》称皇帝重审吴湘案时，李绅忧虑自己会被比作“绣衣使者”江充；《南部新书》甚至说李绅因此案“仰药而死”。这些，都是谣言。

吴湘兄弟告御状是在唐宣宗即位后的大中元年，而李绅早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就已去世，比告御状早得多，他怎么可能因此案自杀？当然，吴湘案的重审是李党败落的导火索之一，但根本原因在于唐宣宗未即位前已深恶李德裕等人。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朝廷借吴湘案清洗李党；已去世的李绅也被追夺官爵，祸及子孙。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李绅诗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其中不少内容系唐宣宗时期对其彻底政治否定后罗织的罪名，是党争失败的产物。

这个人身上应该说有优点也有缺点，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不是一个我们心目当中完美无瑕的一个人，但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至于300个鸡舌这种事，请大家一笑置之，这就是个谣言而已。

来源：于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