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的功用变迁”为元问题，梳理我党新闻工作功能观念的百余年历史，尝试深化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为主流媒体在复杂媒介生态中坚守定位、创新发展、提升治理效能深化理论思考，锚定现实意义。

作者：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米湘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9期

导 读：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的功用变迁”为元问题，梳理我党新闻工作功能观念的百余年历史，尝试深化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为主流媒体在复杂媒介生态中坚守定位、创新发展、提升治理效能深化理论思考，锚定现实意义。

一、从“传播效果”到“媒介化”：新闻功能的范式转型与视野锚定

自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之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了“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我国主流媒体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进一步的方向。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以马克思主义系统性理论为基础，强调整体性、联系性、层次性[1]的重要改革任务，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回溯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历史，理解并践行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可以从内涵、背景、理论、制度、路径等多个维度展开。既有研究关注到“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提出是根植于媒介跃迁、平台更替、技术冲击等外部挑战，以及体制机制、人才结构、造血功能不足等内部困境的大背景之中[2]，并以媒介逻辑、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为理论依据[3]。已有媒体融合经验大抵可归纳为“媒体一体化整合的资源互通”“全省范围内共享平台的贯穿”“子媒体改革的局部突破”三种模式，属系统性变革的实践雏形[4]。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在微观层面，处理好主流媒体的“四力”之间的关系；在中观层面，处理好我国新闻传播体系中四级媒体间的关系，以及行政扶持与市场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在宏观层面，处理好党和政府对媒体的治理和媒体参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5]。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涉及方方面面。其中，组织架构重构，包括指挥架构的扁平化转型、职能架构的全媒体整合、人事架构的智能化升级以及经营架构的跨界化拓展，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举措之一[6]。经济基础重建[7]、技术、平台和数据的运用研发[8]、内在评价体系的重构[9]亦是不可忽视的要素。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历史追溯。在党的百余年新闻实践中，系统性变革已经发生多次，虽然可以有不同维度的解读，但回到新闻本体的功能与作用这一基础层面加以理解与审视则更具专业深度，对当下更具实践启发价值。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性质、地位、任务、作用问题是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10]由于新闻传媒的作用、功能等问题决定了新闻的存在，因此新闻的功能和作用具备“前提性”意义。新闻的功能属性在秩序建构、社会整合、共识凝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新闻的功能视角出发，有助于厘清媒介变革应如何回应新时代社会对信息的治理需求、公共性建构的期待，国际传播的战略目标等问题。提升传播效能和功用是落实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新闻功能定位的历史发展梳理，亦能够为当前理解主流媒体为何要变、该往哪里变提供相应启发。

“新闻功能”属于广义传播效果研究范畴的议题。传播效果研究的范式经历了传统研究取向到“媒介化”视野的转向。传统传播效果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媒介对人做了什么”，也就是把媒介所传递的讯息看作自变量去考察其如何作用于作为因变量的人，但这样的研究视野落入仅仅关注传播内部回路的窠臼。媒介理论的研究以媒介技术或物质性为起始点，从整体视角看待媒介影响，但由于单一技术逻辑被视为社会变革关键因素，往往忽视其与文化环境的互动。随着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度渗透，“使用媒介以传递意义”已不能描述媒介变迁进程，“媒介化”对功能的探讨从“媒介信息参与传播的示例”拓展到“媒介在当代文化和社会中的结构性转变”[11]。媒介化属晚近且高度现代化的进程，以二元性为特征，打破了单向因果链，揭示媒介与社会的双向重构关系。作为一个敏感性概念，媒介化能够被运用为引导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探索性工具。媒介化理论一方面同当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背景、认知等相契合，存乎理论和实践相对话的空间；另一方面能够作为探索性工具，在梳理中国新闻工作的历史实践的基础上中西互镜，开显媒介技术影响下中国特色的新闻功能认知。

总之，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的功用变迁”为元问题，梳理我党新闻工作功能观念的百余年历史，尝试深化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为主流媒体在复杂媒介生态中坚守定位、创新发展、提升治理效能深化理论思考，锚定现实意义。

二、从“喉舌”到“基础设施”：新闻功能的历史制度主义回溯

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功能的认知和实践的历史演进，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反映了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目标、社会环境与传播生态变化。其大抵可划分为四个关键阶段，呈现出延续和发展、变与不变的张力结构。

（一）革命战争时期（1921-1949年）：阶级斗争的“武器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面临着艰苦的革命环境与多重敌对力量。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因此报刊不只是传播信息的工具，更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其首要任务是提供知识、改造思想、动员群众、打击敌人、宣传革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闻功能的基本定位是阶级斗争中的“武器论”。

近代以来，报刊发挥着重要的教化和宣传功能，首先表征为“改造思想”和“提供知识”这两个方面[12]。从我党的早期报刊实践看，1930年3月26日，《红旗》发表的《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指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有全国范围内的经常的定期的政治机关报，有系统的对全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苦群众作广大的政治教育。”[13]这一论述不仅界定了党报的功能方向，也凸显出新闻作为政治教育工具的战略地位。同时，新闻作为一种信息产品，其最基础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和知识。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道：“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4]《中国工人》发刊词也论证了新闻工作之于提供知识的意义：“《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15]新闻承载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信息，通过阅读新闻，群众能够首先在认知层面了解党的纲领。尽管从早期党报实践到《解放日报》改版前，报刊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经历了从“教育”“反映”再到“学习的对象”的变化[16]，报刊的基础功能始终是上通下达的信息传输之用。

更为重要的是，“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7]，因此新闻工作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武器。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明确，“有系统地巡回政治宣传，此项宣传务使工人阶级由被动的改良的单纯经济的运动，进到自动的革命的经济与政治不分离的运动”[18]。早期中央苏区学习、继承并推崇列宁认为报刊具有宣传动员、组织集体作用的观点，并形成有益于宣传组织动员的报刊话语实践。[19]随着历史情境变化，报刊功能的比喻使用频率从“指针”“灯塔”“号角”走向“喉舌”“武器”，更加强调对内组织群众、对外与敌人斗争的双重作用。土地革命时期，“报刊是一切工作武器”的思想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20]。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一直强调、坚持宣传鼓动工作。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谈话中明确新闻记者的工作任务和作用:“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21]新闻工作作为“笔杆子”的重要形式之一，与“枪杆子”一同构成了应对多重矛盾的斗争工具。

至《解放日报》改版时期，胡乔木撰写《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陆定一撰写《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了报刊的“喉舌论”观点。从版面改革到党性观念确立，再到“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实践，《解放日报》实现了语言到观念、个人到组织、理念到实践的全面改造。此外，从阅读者视角，《解放日报》改版从阅读观念、阅读方法、和组织体系改造读者，实现了读报的群众化[22]。因此，《解放日报》改版可以说是党的新闻工作在战争时期的重要系统性变革。报刊不断被政治逻辑塑造，在战争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整合与社会动员的媒介功能[23]。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展现出鲜明的革命特征和积极的战斗精神[24]，新闻工作也同样被赋予了争取团结、鼓动宣传的作用和意义，锚定了“武器论”的定位。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年）：制度化的“喉舌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初步完成，新闻事业的功能定位由革命工具转向建构社会主义制度的“喉舌”。经历长期革命战争的中国亟待完成从战时动员到和平建设的历史性转型，迫切任务是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统一的政治认同。这一转型不仅依赖经济与制度重建，更依赖思想文化领域的整合，以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价值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目标下，新闻的传播生态实现了由分散多元到集中统一的格局转型。新闻在国家治理、经济建设与思想教育中被赋予居于核心地位的“制度性”功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运行不可或缺的一环。“喉舌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功能的重要定位。

1949年11月1日，新闻总署成立，其后颁布了《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案》和《关于统一新闻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规定了新闻传媒登记法规，将新华社改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规定了新闻广播电台的功能和使命在于“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化娱乐”[25]。可见，党高度重视新闻的宣传、教育价值，尽快建立党的新闻体系被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宣传和思想领域面临的核心任务。新闻媒体被明确纳入宣传系统，承担传播党的声音、反映人民呼声、引导社会舆论的使命与职责。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逐渐从战争时期的分散状态形成集中且统一的体制机制。新闻体系的制度化表征大抵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外部结构形成了“以《人民日报》为主导，各级各类机关报、人民广播电台和国家通讯社构成”的格局，报刊体系、广播事业网络初步形成；其二，对内管理方面，建立了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集中管理制度。[26]

新闻工作系统外部的层级网络结构和内部经常化、标准化和系统化的管理推进了新闻功能的深入发展。在这个阶段，“喉舌论”是对当时新闻制度角色的集中表述——“报纸应该负一种责任，就是把群众的兴趣，把群众的积极性，把群众的精神引导到一个比较更适合于群众自己利益的方向去。群众的积极性是无穷无尽的，但是这种积极性是须要加以引导、启发和鼓励的”[27]。新闻宣传机构是重要的舆论宣传出口，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工作的宣传功能不断被系统性整合至国家治理体系之中，转向“政治—社会”中介结构的构建者，呈现出制度化的“喉舌论”色彩。

（三）改革开放时期（1978-2012年）：“双重属性”下的功能拓展。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新闻事业逐渐步入双重属性共存的新阶段。伴随市场经济的转型，新闻媒体逐步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政策，我国新闻事业具备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双重属性[28]。新闻媒介的功能也从“喉舌论”延展出了文化、社会、娱乐等多元维度。

一方面，党的新闻工作“喉舌论”不断深化，出现了“生命论”“监督论”等重要论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转向经济宣传的同时也重申党性原则，充分发挥政策信息沟通、宣传作用。1981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对新闻工作的功能和原则作出了系统化阐释，明确新闻是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29]。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纠正了“器官论”的错误观点，强调:“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30]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发言，强调党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31]。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的新闻工作认知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和信息化、全球化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完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期曾出现“喉舌论”属过去革命战争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同市场经济不相匹配[32]的观点。对此，江泽民不仅坚持“喉舌论”，还将党的“喉舌论”进一步深化为“生命论”和“福祸论”。所谓“生命论”，是指“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舆论工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33]。“福祸论”则聚焦于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34]。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因此党的新闻工作突出舆论引导力，并将之提升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35]。胡锦涛对新闻工作的舆论引导作用提出了进一步的期待：“努力形成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总之，我国新闻工作一直延续着党和人民的喉舌的功能。

另一方面，媒体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媒体数量快速增加，传播内容日益丰富，新闻的功能也大大拓宽。1988年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规定，报刊可以开展广告业务，利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法律、卫生、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为社会提供有偿咨询服务、举办文化交流活动等等。1992年10月，由于党的十四大向全党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新闻传媒亦须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文化产业属性使得新闻事业需按市场规律展开经营管理[36]，新闻专栏专版大量出现经济政策、股市行情、物价等信息，这也意味着新闻的经济功能不断增强。此外，新闻的教育功能持续深化，新闻报道不再停留于政策相关的知识，还以知识讲座、专题栏目的形式传播普遍科学知识。文艺、法制、科技、社会服务等栏目或频道的开辟，也意味着新闻功能存在社会服务、文化娱乐等更为丰富的维度。

概言之，改革开放后，新闻工作的功能拓展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功能延伸”，即新闻向文化娱乐、市场服务、教育知识等新领域拓展；二是“功能融合”，即事业性质与市场供给的互动调适。

（四）新时代（2012年至今）：“治理枢纽论”与系统重构。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国新闻传播格局带来了诸多根本性变化——传播主体从单一到全民参与、传播模式从单向到交互网络、内容形态从静态到全媒体融合、时效性从周期到持续迭代、算法平台主导渠道和分发、舆论场复杂化等等。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工作的功能不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更被赋予社会治理枢纽的功能定位，媒介本身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键支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37]中国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其核心是党和政府发挥“元治理”作用，引导主流媒体在融合发展中实现功能重塑。

主流媒体在系统性变革之中仍需延续和坚持的是新闻舆论阵地的角色和功能。在信息碎片化、圈层化、情绪化的“后真相”环境中，运用新技术新平台创新理论宣传和思想引领方式，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同时，国际传播亦须整合国内外资源，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社会功能泛化，使之转向为“广泛参与社会互动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资源整合者”[38]，形成政策沟通、服务集成、舆情治理等多维度系统的机制。与大众传播时代主流媒体依靠信息生产传播的治理工具机制和社会运行系统之外的平行力量不同，媒体逐渐成为万物互联时代的基础设施，深度勾连、渗透了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39]因此，超越信息传播，主流媒体应当承担舆情监测与引导的关键节点、政策解读与沟通的权威桥梁、政务办理、民生信息等公共服务整合的便捷入口、社会矛盾纾解的协商平台，深度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还意味着新闻工作古今关系和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使命[40]。党的新闻工作在“第二个结合”的指导下，亦应实现从“信息传声筒”到“文明转译者”的历史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41]新闻工作亦需要深入中国历史之中，激活传统文化现代传播动能。

综观中国共产党新闻功能观念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到新闻功能与国家政治目标、社会发展阶段和传播生态变迁之间的深刻互动。革命战争时期，新闻被定位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强调政治动员与意识形态斗争的直接功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功能转向制度化的“喉舌论”，在集中统一的新闻体制中承担政治引导与思想整合的核心角色；改革开放时期，新闻事业进入“双重属性”阶段，在坚持党性原则和舆论引导的同时，功能拓展至文化传播、市场服务与社会教育等多元领域；进入新时代，新闻功能实现由单一传播工具向“治理枢纽”转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设施，深度参与政策沟通、舆情治理、公共服务与文化传承等多重环节。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功能的认识与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既保持了连续性，又在制度化、市场化与数字化的进程中不断实现功能延伸与系统性重构。

三、媒介化驱动与系统性变革回应：新闻功能的延续与拓展

在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和治理体系不断深化的语境中，新闻事业的功能定位坚守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核心功能之“常”，同时新闻实践的表现形式、运行机制与社会角色还在媒介技术革新和治理理念更新中不断“变革”。

（一）守常与延续：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功能定位。在功能演进中，“喉舌论”是党的新闻工作不变的常量。“喉舌论”以“新闻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为理论内核[42]，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直是中国新闻媒体和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行动准则。“耳目喉舌”的功能包括听、看、说，因此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就是要为党、政府和人民群众去听、去看、去说话[43]。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提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4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无论是“喉舌论”“武器论”“阵地论”或是“生命论”，都强调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地位[45]，即作为党的宣传思想阵地、联系群众的桥梁。

在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过程中，新闻工作的重要功能仍然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仍强调党的新闻工作的“喉舌”功能：“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都要增强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46]这一要求既是对“喉舌论”的继承，又是新时代新闻工作的重要指导准则。在当前复杂舆论环境中，主流媒体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以强信心为重点加强正面宣传，提高舆论引导能力”[47]，这也意味着主流媒体首要坚持的是舆论导向功能，其舆论引导力在社会治理和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具备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二）求变和拓展：技术革新与治理理念更新下的功能锚定。然而，“常量”并不意味着功能演变的停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新闻工作的历史性与动态性，要求新闻实践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关系结构和政治任务相适应。马克思曾指出，“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48]，新闻事业的功能形态也必然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随着媒介环境的剧烈变迁和社会治理理念的更新，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功能亦经历了从“工具”到“治理”的显著拓展与深化。

这一变化首先体现于新闻服务功能的强化。主流媒体在新时代的传播格局中扮演着社会治理的重要枢纽角色，应发挥其“新闻+政务服务商务”功能，打通横向不同领域、纵向各级媒体架构，实现对全媒体服务体系的综合治理[49]。主流媒体不再只是信息的“传声筒”，而需向集宣传、政务、教育、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平台演进，具备提供公共信息、政务服务、社会资讯等多重功能。在横向领域，主流媒体通过跨界整合政务、商务、文化、科技等领域的资源，实现了信息流与服务流的即时衔接。在纵向方面，中央、省、市、县乃至乡镇的各级媒体通过协同运作，实现了政策信息从中央精神到基层落实的全链路传达，同时也确保了基层民意和地方创新经验能够迅速上达，为国家治理提供数据支撑与舆情参考。

其次，新闻参与功能在治理体系中的嵌入程度明显提升。在基层治理中，新闻媒体作为党与群众之间的互动通道，承载起信息汇聚、舆情反馈、治理协商等关键任务。一项基于对全国各层级媒体融合的五年考察研究指出，主流媒体不只是社会治理的渠道工具，还是形成治理资源配置的技术和组织载体，密切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50]。各地融媒体中心应当集成传统媒体、公务信息平台与社交互动机制。从基层治理的实践来看，新闻媒介的参与功能可以通过三种路径实现深度嵌入：其一，制度化嵌入，即在地方治理体系中明确媒体在舆情监测、信息反馈、公共沟通等环节的职能定位，使其成为治理流程中的正式环节，即“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51]；其二，网络化嵌入，依托社交媒体和数字化传播手段，实现信息收集、政策传达与公众互动的即时化和广域化；其三，平台化嵌入，通过融媒体中心、智慧政务平台等载体，将新闻传播与政务服务、公共事务处理深度融合。例如党的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要求“要丰富载体、创新手段，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城乡社区”[52]。这三种路径相互配合，共同推动新闻参与功能在治理体系中的有机融合。

最后，从传播效果和功能实现的角度来看，新闻工作的舆论引导功能也在媒介生态变化中转化为多元化、互动性的语言表达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53]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之于传播力的新推进在于，向内调整主流媒体组织结构并运用技术推进新闻生产的供给侧改革[54]。新闻文本生产应当借鉴吸收互联网思维，实现从灌输为主的“读者思维”转向更注重共情的“用户思维”、从“文本思维”到“画面思维”、从习以为常的“他者视角”切换为个性化的“我的视角”。[55]新闻内容生产需注重亲民化、通俗化、场景化的传播形式，实现话语创新，顺应新媒介生态的传播规律，提升舆论引导力与公共沟通效能。

总之，新闻事业的功能定位在坚守政治立场的前提下，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实现理论原则与历史实践的统一。正是在常量与变量的相互作用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功能定位才能在新时代保持政治坚定性、理论先进性与实践创新性的统一，呈现出历史性发展，实现由传播内部回路向综合治理枢纽、由单向传播主体向多功能公共平台的转型升级，从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从范式到实践：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效果理论的范式升级。对新闻工作功能的相关表述本质上反映的是对新闻本体的理解，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技术发展和社会结构等多重维度交织的结果。基于对党的新闻工作的功能认知历史回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新闻工作的功能认知也经历了一个由传统传播效果范式向复杂认知转化的过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突破了单一工具论的桎梏，为重新理解新闻在现代社会的功能与定位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使命在于政策传达、社会动员，强调的是新闻信息对个体的直接影响。在以“新闻所提供的信息对人做了什么”为核心命题的视域中，新闻信息为起始点，新闻接受者受到新闻信息的影响形成了新的态度、改变行为方式。这种功能理解符合宣传需求，具有政治现实的合理性。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渗透，媒体功能更多开始承载着“社会交往的桥梁、人机互动的手段、生产生活的工具以及社会治理的载体等”泛社会化功能，倒逼主流媒体系统转型。[56]新闻及其制度组织不再停留于以文本为核心的工业文明，而是经历了全方位的变迁，指向更大的“新闻世界”命题——新闻与人的个体、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57]。从“喉舌论”到“生命论”“祸福论”，再到“媒体融合”“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党的新闻工作功能新认知和新要求一直适应着环境变化并不断深化。

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发布—接收”的新闻功能和效果视角，在更广泛社会结构中看到新闻的嵌入性作用。由此，新闻的功能和作用不再局限于传播的内在回路，而是在更广泛的“新闻关系”[58]论域中思考。相反，新闻作为社会制度和文化生产机制的一部分，其功能不仅源于外部赋予，更体现在其与其他制度的互动关系中。置于新闻与社会的关系脉络，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看到新闻的功能不仅是大众传播时期的信息工具，而且进一步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新闻功能的认知也就不能简单地探讨线性因果，而应关注“以新闻为中介的新闻世界如何促进社会共识，提供共识与秩序的驱动力”“新闻世界何以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建设性力量”“新闻世界何以帮助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59]等议题。

党的新闻工作的功能认知以及对应的政策举措是技术与制度相互交织、共同进化的结果[60]，从对新闻工作功能的内在回路到社会化功能、互动生成逻辑的思维转变意味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提出为新闻功能视角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范式，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

（二）中西比较：媒介化变迁下的中国实践。与西方媒介化进程相对照，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中央站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位所推行的主流媒体生态化改革实践，为应对当前媒介变迁带来传播格局、舆论生态的变化和挑战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西方社会亦经历了媒介变迁，新闻机构转型的过程，但其中媒介逻辑和政治逻辑与中国不同。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以北欧为原型探讨其新闻机构从政党报刊到舆论产业的媒介化过程：数字技术的发展和高度现代化的过程使得新闻媒介逐渐成为半独立机构，复杂化了政治传播的双重循环，媒介逻辑助推了政治的个人化和聊天化。[61]在夏瓦的考察中，媒介逻辑不仅影响政治表述方式，更进一步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使政治为“可见性”而服务，出现“媒体化治理”倾向。

相较之下，中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一政策、方法和路径则展现出不同的结构逻辑。随着每一次新的技术变革，媒介逻辑促进着中国的媒介实践变革。围绕之，党的新闻工作的功能认知不断更新。媒介逻辑和政治逻辑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运作机制：一方面，技术改变带来新闻产品形态的改变，倒逼新闻媒介组织机制转变，最终达成新闻工作观念的清晰；另一方面，党的新闻工作理念将政治逻辑和媒介逻辑相调和，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引新时代的新闻工作，适应并运用媒介技术，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注重共识和秩序的中国传统文化[62]以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中国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的影响下，媒介逻辑和政治逻辑相吸纳、整合，成为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主流媒体与西方媒体走向表面自主独立不同，强调公共性和人民性的实践。循此路径，技术、平台、数据能够为主流媒体新闻内容生产服务，展开正确舆论引导，而不会导致舆论场域堕入众声喧嚣而匮乏共识之境地。在媒介逻辑和政治逻辑的关系意义上，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以政务信息传播、公共服务提供与宣传教育三位一体的职能整合为目标，实现媒介平台在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化嵌入。从功能视角来看，媒体融合并非追求媒体自主性或第四权力，而是在“融合”中实现组织力量、技术能力与意识形态引导功能的复合运用。这一过程中，媒介化不是媒介自身逻辑的扩张，而是党和政府通过技术平台扩展其治理触角的过程。

总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开辟了一条同西方新闻媒介化相异的路径。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在媒介逻辑的渗透与政治逻辑的坚守、技术赋权的机遇与正确舆论的引导、用户需求的满足与社会责任的担当等多重张力中找到平衡点。作为中国特色的变革路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强调党和政府的“元治理”角色，通过顶层设计、目标设定、创新“媒介化治理”模式、重塑专业伦理、构建融合生态等策略，寻求在适应媒介化规律的同时，确保新闻事业能够担负传播信息、报道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的使命，牢筑党领导下的社会文化事业和宣传舆论阵地。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媒介变迁、交往革命与人的现代化研究”(批准号：23AXW002)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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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王润泽，米湘月.媒介化与系统性变革：党的新闻工作功能的历史制度主义回溯、理论转型与现实价值，青年记者，2025(09):29-37.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