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春节刚过，家门口种的迎春花还没来得及谢，堂弟就拎着两袋子土特产站在了我家门口。他脸色发黄，眼睛下面挂着两个黑眼圈，像是很久没睡过好觉。

那年春节刚过，家门口种的迎春花还没来得及谢，堂弟就拎着两袋子土特产站在了我家门口。他脸色发黄，眼睛下面挂着两个黑眼圈，像是很久没睡过好觉。

“二哥，我来看看你。”他喘着气，坐下就咳嗽了好几声。

那会我正在拆那种塑料纸封着的酱油小包，往昨晚的剩菜里倒。电视上正放着《乡村爱情》，赵四扭着屁股在跳舞。

“来啦？坐会，一起吃点？”

我随手把没喝完的半罐啤酒推过去，堂弟摆摆手，又咳了两声。这小子，以前最爱占便宜，现在倒是客气起来了。

堂弟比我小六岁，我们俩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打小他就跟在我屁股后面，我上哪他跟哪。乡下地方有句话叫”隔壁邻居比远亲”，但我们俩既是邻居又是亲戚，那感情自然不一样。我爸早年出了车祸，是堂叔带我和我妈度过那段日子。后来我上了城里的技校，堂弟也考到县城高中，只是他不爱学习，读完高中就回乡里跟人跑运输了。

“二哥，我想去县医院看看，你医保卡能借我用用不？”他终于说出了来意，扣着手指上裂开的一小块皮。

我当时在县水泥厂上班，单位医保报销比较好，让我爱人都羡慕得不行。堂弟这突然来借卡，我心里已经有个大概，但也没多想。咱农村人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怎么了？”我问了一句，手里的筷子在剩菜上夹来夹去，焖白菜都变软了，“严重不？”

“就是…” 堂弟摸摸后脑勺，“可能肾上有点问题，尿有点黄，前几天还尿血了…”

我的筷子停住了。我爸当年就是因为肾衰竭走的，那种病我见过是啥样子。堂弟看我脸色变了，赶紧补充说：“估计就是上火，不严重，看看就好了。”

我起身从抽屉里翻出医保卡，医保卡的一角被压坏了，有些翘起来，是前年我把卡塞在裤兜带去钓鱼，掉进水里后烘干的。

“拿去吧，啥时候去？要不要我陪你？”

他摆摆手，笑了笑：“不用，不用，明天就去，看完就还你。”

那一刻，厨房里的油烟机突然发出”啪”的一声，我抬头一看，原来是灯管闪了一下。我手上还粘着一片白菜叶，那菜叶边缘已经发黄了。

我在水泥厂负责仓储，每天除了入库就是出库，一天到晚不是在数砖头就是在搬砖头。春节刚过，厂子开工也不急，我们单位还放着假，堂弟借卡那事我就渐渐忘了。

要不是那天医院的赵医生打电话来，我都差点忘了这回事。

“李师傅？您是李建国吧？您最近怎么这么频繁做透析啊？”

电话那头是县医院肾病科的赵医生，我们厂子组织体检时认识的。

“透析？什么透析？”我手上拿着的塑料袋掉到了地上，洗衣粉撒了一地，弄得满鞋都是白色的粉末。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您不是每周三都来做透析吗？已经做了近三个月了…”

那一晚，我喝了半年没碰的白酒，酒是五年前单位发的福利，瓶身上的标签已经发黄脱落了一半。我爱人出差回老家照顾她妈，家里就我一个人。我琢磨着事情没那么简单，第二天一大早就打车去了医院。

肾病科在住院部六楼，电梯门口那个”请先下后上”的标志被人用指甲抠掉了一角。按理说是上班早高峰，可医院电梯里却出奇的空，只有个护士抱着一摞床单，散发着消毒水的气味。

“赵医生，我是李建国。”我站在科室门口，护士台后面的赵医生抬头看了我一眼，手里的笔顿了顿。

“李师傅啊，您这…怎么回事啊？”

“我…” 我刚想解释，那边透析室的帘子被拉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机器旁边，见到我时愣住了。

是堂弟。

四月的风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灌进来，把墙上”爱心捐助”的海报吹得哗哗作响。海报一角已经脱落了，露出下面更旧的一张宣传画。

后来的事情不用多说，真相总是藏不住的。堂弟尿毒症已经到了晚期，需要长期透析，农村医保根本报销不了多少。他当初借我的卡只是想检查一下，查完就傻了眼，医生说再不透析就没命了。

我在医院走廊坐了一宿，天亮的时候看到护士把前一天死去的老人的床单拆下来，再换上新的。新床单上印着”县人民医院”六个字，但有几个字已经洗得模糊了。

我掏出手机，先是点开了微信转账，但思考了半天，关掉后又打开了在线贷款的APP。透析不是小事，一次下来少说也得几百，堂弟这情况，没个一年半载是好不了的。

“二哥，对不起…”他从透析室出来，走路还有点晃，额头上冒着虚汗。

我抬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一个趔趄，嘴角渗出一丝血迹。

“你小子有病不早说？憋到现在？几个月了？这要是出了事，让叔怎么活？”

他低着头，盯着地面。地上有个卫生纸团，不知道谁扔的。

“我…爸不知道，我没敢说。”

我一愣，意识到他这几个月瞒着所有人。“那你每周三来医院，家里人不问啊？”

“我跟我爸说在跑运输，反正我路线多，时间也不固定，他们习惯了。”

三月的县城开始回暖，医院窗外的梧桐树抽出了新芽。我看着堂弟消瘦的背影，想起了小时候他追着我让我捉知了的场景。那时候他跑得飞快，总说要超过我，现在却走几步就喘。

透析室外的走廊上放着几把长椅，有个老人坐在那嗑瓜子，嘴一动一动的。壁橱里的医疗垃圾桶已经满了，溢出来的纱布和手套散落在周围。

“我跟医院说，以后你用我的名字来透析，我去争取单位医保能多报销一点。”我狠狠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但是你得答应我，回去跟叔说清楚。”

堂弟眼眶红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从小嘻嘻哈哈的小子哭。

“不行，二哥，这不行。医保卡是实名制的，你这是违法的，查出来你要丢工作的。”

我笑了笑：“县医院都认识我，再说…哪有那么邪乎，我都用了这么多年了，谁查啊。”

走出医院，看到一个推着瓜子车的老太太在树下卖瓜子，墙上贴着一张”肾好，百病消”的海报，上面的大夫穿着十年前那种白大褂样式，耳朵上还架着听诊器。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我找了厂里的会计老张，给他买了条中华烟（是年前就囤的，烟盒有点受潮了），托他想办法。老张抽了半天烟，说厂里账上紧，不好操作，但可以走医疗救助。

“建国，你把手续准备一下，就说是你自己得了病。你也知道，这病不好治啊，单位会批的。”老张说着，中华烟灰掉到了他新买的蓝色衬衫上。

从那以后，每周三都成了我和堂弟的”约会日”。我请半天假，跟厂里说去医院复查，然后开车去县城接堂弟去透析。他那运输的活也慢慢接不了了，只能接点小件，有时候去不了的地方，就托别人捎带。

透析室的护士小张渐渐和我们熟了。她是隔壁村的，认识我小舅子，知道我们的事后，经常帮着打掩护。有一回，医院来检查，她急匆匆把堂弟推到后面的隔间，跟检查的人说那里有个传染病人不能靠近。

“李师傅，你家弟弟这个情况，还是得考虑肾移植啊。透析不是长久之计。”赵医生有一次私下跟我说。

我点点头，心里却一阵发凉。肾移植，那得多少钱？我悄悄上网查了查，没有一两百万下不来。我那点工资，加上爱人在服装厂做工的钱，一年到头也就十来万，去掉日常开销，一年能存下三四万就不错了。

“等等再说吧，先保命要紧。”

赵医生叹了口气，在病历本上写了几笔，然后把笔帽重新盖上，用力地一按，“咔哒”一声。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我和堂弟的秘密，除了医院的几个人，谁也不知道。爱人见我总是周三请假，以为我在外面有了人，闹了好几次，我也不敢解释。毕竟这事要传出去，不光我要丢工作，怕是整个医保报销都黄了。

那天是七月中旬，我像往常一样接堂弟去透析。刚到医院门口，就见赵医生在等我们。他脸色不太好，把我拉到一边。

“李师傅，医保局要来核查了，你们这情况…”

我心里一紧，手中的车钥匙差点掉到地上，堂弟站在后面，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了。

“能不能…再拖几天？这次过后，我们就不麻烦你们了。”我声音有些发抖。

赵医生摇摇头：“核查是这两天，具体哪天不清楚。你们今天还是别冒险了。”

我和堂弟站在医院的台阶上，台阶边缘有些碎裂，露出里面的水泥。一个推着轮椅的家属从我们身边匆匆走过，轮椅上坐着的老人手里攥着一个已经氧化变色的铜钱。

“二哥，算了吧，我们回去。”堂弟拉了拉我的袖子。

我看着他，三个月没见，他已经瘦得脸颊凹陷，眼窝深深地陷了进去。就像我爸临终前的样子。

“不行，你上次透析都提前了，这次再拖，你身体受不了。”

医院对面有家小诊所，墙上贴着”专治不孕不育”的广告，广告下面画着一对抱着婴儿的夫妻，笑得特别灿烂。诊所门口摆着两盆仙人掌，其中一盆已经枯死了，另一盆长得歪歪扭扭的。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拉着堂弟上了车，直奔城东的私立医院。那是最近才开的，据说设备不错，就是价格贵，而且不能用医保。

私立医院的护士穿着统一的粉红色制服，大厅摆着一盆巨大的富贵竹，茎秆上系着红色的丝带。墙角摆着一台咖啡机，但没有人用，咖啡机旁边放着几个包装精美的速溶咖啡袋。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前台的护士礼貌地问。

“我弟弟需要做透析，你们这边能做吗？”

“可以的，但是需要先做个检查，评估一下情况。一次透析的费用是…”

她报出的数字让我倒吸一口冷气，大概是县医院的三倍。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做吧，我们不差钱。”我故作轻松地说，掏出了刚在ATM取的一沓现金。那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刚发下来的。

堂弟在一旁拉我的衣角：“二哥，这太贵了，我们回去吧…”

我没理他，把钱交给了护士。

检查室的墙上挂着几幅山水画，都是那种批量生产的仿真画，有一幅的框架已经歪了。护士给堂弟测了血压，又抽了血，然后让我们在VIP休息室等结果。

休息室的沙发是真皮的，但坐起来并不舒服，有点硬。茶几上摆着水果，但我们谁也没动。外面传来电钻的声音，好像在装修什么。

“二哥，你没必要这样的。”堂弟低着头说，“我已经拖累你够久了。”

我摇摇头：“别说傻话，咱们是兄弟。你忘了当年叔是怎么对我的？”

堂弟的眼眶又红了。当年我爸出事后，是堂叔借钱给我妈治病，那时候家里一贫如洗，连棺材钱都是叔东拼西凑的。

“检查结果出来了。”护士推门进来，身后跟着一个白大褂医生。

医生看了看检查单，皱了皱眉头：“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需要立即透析。但是…”

“但是什么？”我心里一紧。

“但是他的肾功能已经严重受损，单纯透析效果有限。您考虑过肾移植吗？”

我和堂弟对视了一眼，都笑了。谁不想啊，但那是有钱人才能考虑的事。

“先透析吧，其他的以后再说。”我拍了拍堂弟的肩膀。

透析室比县医院的干净多了，机器也更新，护士的动作也更专业。但堂弟躺在床上，脸色依然不好看。

“疼吗？”我问。

他摇摇头：“习惯了。”

透析室的电视开着，正播着下午的综艺节目。有个小品演员扮着东北大妈的样子，逗得观众哈哈大笑。堂弟也笑了，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二哥，我想跟我爸说实话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好，等你这次透析完，我陪你一起回去。”

那天下午，天空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雨。我坐在透析室外的长椅上，看着窗外的景色。对面是一栋写字楼，楼下有个小公园，几个老人在打太极拳，动作缓慢而协调。

手机响了，是爱人打来的。

“喂，你今天又请假了？厂里张会计来找你，说是医保局要核查，让你明天必须去一趟。”

我的心突然提到了嗓子眼：“他…他们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是例行核查。对了，你弟妹来电话了，说你堂弟好几天没回家了，问你见着没？”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了，等会儿回去再说。”

挂了电话，我走到透析室门口，透过玻璃窗看着里面的堂弟。他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胳膊上插着管子，脸色惨白。

雨终于下了起来，敲打在窗户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隔壁病房有人在放歌，是那种老歌，唱着”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那天晚上，我和堂弟坐在县城的一家小面馆里。面馆的招牌灯只亮了一半，另一半不知道什么时候坏的。堂弟点了碗牛肉面，但没怎么动筷子。

“二哥，我想通了。”他突然说，“我打算去找赵医生，把事情说清楚。”

我愣住了：“你疯了？那我怎么办？”

“就说是我偷用的，跟你没关系。反正事实也是这样。”他抬起头，眼神出奇的坚定，“二哥，你为我做的够多了。我不能再拖累你了。”

我放下筷子，心里五味杂陈。桌上的酱醋瓶有点脏，瓶身上沾着陈年的酱油渍。老板娘从后厨出来，把一盘花生米放在我们桌上。

“送你们的，下酒菜。”她说完就转身回去了。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围裙，背后印着”顺心顺意”四个字，但”意”字已经掉色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

我和堂弟默默地喝着散啤，谁也没再说话。屋外的雨越下越大，雨水顺着破旧的排水管往下流，在地上汇成一个小水洼。

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医保局的电话，让我去一趟。我的心沉到了谷底，知道事情终于瞒不住了。

医保局在政务中心的五楼，电梯里贴着”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的海报，海报边缘已经翘起来了。

让我意外的是，赵医生也在。

“李师傅，你来了。”他朝我点点头，眼神有些复杂。

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是个中年女性，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很严肃。

“李建国同志，我们接到举报，说你的医保卡被他人冒用，是这样吗？”

我心里一惊，不知道是谁举报的。难道是堂弟？但他昨晚明明说要今天来的。

“我…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硬着头皮说。

女人推了推眼镜：“根据我们的记录，你在过去三个月内，每周三都在县医院做透析。但根据你单位提供的考勤，你有多数时间是正常上班的，这是怎么回事？”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赵医生在一旁插话：“李师傅确实是在我们那做的透析，我可以作证。”

女人看了赵医生一眼：“赵医生，透析不是小事，如果有人冒用医保卡，性质就很严重了。我们需要了解真实情况。”

房间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空调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墙上挂着一幅”廉洁奉公”的书法，笔画有力，但”廉”字写得有点歪。

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堂弟走了进来。我吓了一跳，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里。

“我就是冒用李建国医保卡的人。”他站得笔直，声音却有些发抖，“是我偷拿的他的卡，他不知情。”

女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所以，做透析的人是你？”

“是的。”堂弟点点头，“我肾衰竭晚期，需要透析，但我的农村医保报销比例太低了，我付不起…”

“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吧？”女人的语气严厉了一些。

堂弟低下头：“我知道，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我站起来：“不，是我自愿借给他的。责任我来担。”

赵医生在一旁叹了口气：“我可以作证，李师傅确实是自愿的，而且他弟弟情况特殊…”

女人打断了他：“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冒用他人医保卡都是违法的。”

堂弟突然跪了下来：“求求你们，不要追究我哥的责任。是我一个人的错。他工作不容易，厂里就那点工资…”

我赶紧把他扶起来，心里一阵酸楚。当年他也是这样，跪在我爸的灵前，哭着说”叔，我会照顾好二哥的”。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她桌上放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表面浮着一层茶渣。

“这样吧，”她终于开口，“鉴于特殊情况，我们会从宽处理。已经产生的费用，需要你们补交个人部分。至于你…”她看向堂弟，“我建议你尽快申请大病救助。”

我和堂弟愣住了，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谢谢，谢谢…”堂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走出医保局，阳光正好，照在我们身上，暖烘烘的。堂弟的手机响了，是叔打来的，问他在哪。

“爸，我在县城。”他顿了顿，“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慢慢地、坦然地向父亲道出了实情。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不再是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的小男孩了，他长大了。

医保局对面是个小公园，公园的长椅上坐着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公园入口处有个牌子，写着”爱护公物，人人有责”，牌子下面的角落里，有人用红漆涂鸦了一个小小的心形。

我和堂弟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天很蓝，云很白。前面就是车站，我们得赶一点，叔已经在家等着我们了。

“二哥，”堂弟突然说，“谢谢你。”

我笑了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别客气，咱们是兄弟。”

路边的小贩在卖糖炒栗子，香味飘得老远。我买了一小袋，塞到堂弟手里。

“尝尝，趁热吃。”

堂弟笑了，那笑容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单纯而明亮。

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收到了爱人的信息，说她在县城发现了一个医疗救助基金会，专门帮助肾病患者的。她说她已经帮堂弟预约了明天的面谈。

我把信息转发给堂弟，他看了看，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窗外的风景飞快地后退，田野、村庄、小镇…生活就像这车窗外的风景，有阴天，有晴天，但总会向前。

就像这趟透析，痛苦，但为了活着，我们一起挺过来了。

来源：荷叶聊故事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