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窗外的阳光带着秋日最后的暖意，懒洋洋地洒在地板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箔。

本内容纯属虚构

父亲走的时候，是个很平常的下午。

窗外的阳光带着秋日最后的暖意，懒洋洋地洒在地板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箔。

我正在单位的资料室里整理旧档案，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是在说一件与生命无关的小事。

“林女士吗？请您尽快来一趟，您的父亲，林守诚先生，刚刚走了。”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手里还捏着一本泛黄的卷宗。

档案的纸张散发着陈旧的气味，和父亲老屋里那股子常年不散的木头香气，有点像。

我的父亲，林守诚，是个木匠。

一个和刨子、凿子、墨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木匠。

在我记忆里，他永远是沉默的，身上总有股淡淡的松木混合着汗水的味道。他的手很大，布满了老茧和细小的伤口，像一块饱经风霜的老树皮。

他很少对我笑，更多的时候是埋头在他的木工房里，用一把刻刀，在一块平平无奇的木头上，雕琢出整个世界的花鸟鱼虫。

我们父女的关系，算不上亲密，甚至有些疏离。

我嫌他固执，守着那点老手艺，不懂变通，一辈子过得清贫。他大概也觉得我，这个读了大学、坐在城里办公室的女儿，早已不懂他手里的那些“宝贝”。

我们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墙，墙的一边是他的刨花和木屑，另一边是我的报表和文件。

料理后事的过程，简单而安静，符合他一贯的风格。

没有多少亲戚，来的大多是他的一些老徒弟、老主顾。他们围着父亲的黑白照片，说着我从未听过的，关于他手艺如何精湛、为人如何耿直的故事。

我站在一旁，像个局外人，听着他们口中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林师傅”。

直到整理遗物时，我才真正被拉回了现实。

父亲的东西很少，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一套被摩挲得油光发亮的木工工具，还有满屋子大大小小的木雕半成品。

在一个上了锁的旧木箱里，我找到了一本银行存单。

那是一张很普通的定期存单，纸张有些发皱，上面的开户人，是林守呈。

而存款金额那一栏的数字，让我以为自己眼花了。

一串零，前面缀着一个“4”。

四百万。

我反复数了好几遍，没错，是四百万。

这个数字像一颗惊雷，在我平静的脑海里炸开。

我攥着那张薄薄的存单，手心沁出了汗。它很轻，却又重得我几乎拿不稳。

父亲，那个连买件新衣服都要犹豫半天的父亲，那个因为我给他换了智能手机而埋怨我乱花钱的父亲，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这笔钱的来源，像他沉默的性格一样，成了一个谜。

我决定去银行问个清楚。

第一章 一张薄薄的存单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那张存单和所有能证明我身份的文件，去了市里最大的那家银行。

银行大厅里人来人往，叫号机的声音、柜员的说话声、点钞机的哗哗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曲属于城市的、忙碌而嘈杂的交响乐。

我取了号，坐在冰凉的塑料椅子上，心里七上八下。

那张存单被我紧紧攥在手心，已经有些潮了。

四百万，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太过巨大，也太过虚幻。

它像一个不属于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的闯入者，带着一种陌生的、沉甸甸的压迫感。

我试图在脑海里搜索关于这笔钱的任何蛛丝马迹。

父亲有提过吗？没有。他和我最后一次通话，聊的还是邻居家那只老猫又生了一窝小猫。

他的生活里，除了木头，似乎再也装不下别的东西。

“A134号，请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广播里传来我的号码，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走向柜台。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化着精致的妆，笑容很职业化。

“您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

我将存单和一沓证明材料——我的身份证、户口本、父亲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一股脑地推了过去。

“我想……查询并取出这笔存款。”我说这话时，声音有些发干。

女柜员拿起存单看了一眼，职业性的微笑瞬间凝固在了脸上。

她显然也被那个数字惊到了，抬头重新打量了我一遍，眼神里多了几分审视和探究。

她没有立刻操作，而是拿起内部电话，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我能感觉到周围的气氛似乎都变得有些微妙。

等待的时间格外漫长，每一分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

不一会儿，一个挂着“大堂经理”胸牌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脸上带着客气但疏离的微笑。

“您好，是林女士吧？”他看了一眼柜台里的材料，“我是这里的大堂经理，姓王。”

我点了点头。

王经理示意我跟他去旁边的贵宾接待室。

接待室里有柔软的沙发和免费的茶水，但我没有丝毫放松的感觉。

王经理在我对面坐下，将我的那些证明材料仔细地翻看了一遍，每一页都看得格外认真。

“林女士，是这样的，”他放下材料，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身体微微前倾，“您父亲的这笔存款数额比较巨大，而且是一笔长期未动的定期存款。”

“按照我们的规定，办理这种大额遗产继承，手续非常复杂，需要核实的情况也很多。”

我耐着性子听着，心里已经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您的这些材料，我们看过了，基本是齐全的。”他话锋一转，“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份关键性的文件。”

“什么文件？”我问。

“经过公证的遗嘱。”王经理说得不紧不慢，“或者，需要所有法定继承人一同到场，签署一份财产分割协议，并且也需要公证。”

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父亲没有立遗嘱，我是他唯一的法定继承人，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都……”

“我们理解。”王经理打断了我，语气依旧客气，却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坚决，“规定就是规定。即便您是唯一继承人，也需要去公证处办理一个继承权公证。”

“这个公证，需要证明您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没有其他潜在的继承人存在。”

他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浇了下来。

我以为带齐了所有能想到的证明，就能顺利办完。没想到，还有一道“公证”的大山横在面前。

“好，我去办公证。”我压下心头的烦躁，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麻烦您了，林女士。这也是为了保障储户的资金安全，希望您能理解。”王经理公式化地笑了笑。

我拿着那堆沉甸甸的材料走出银行，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有些发酸。

我突然觉得很累。

这种累，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里的。

父亲留下的，仿佛不是一笔财富，而是一道解不开的难题。

第二章 冰冷的规矩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陷入了和各种证明打交道的泥潭里。

为了办理那个所谓的“继承权公证”，我需要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还需要证明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已经去世，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这笔财产的遗嘱。

我跑了派出所、街道办、档案馆，甚至回了一趟早已拆迁的老家，去寻找那些早已泛黄、字迹模糊的档案记录。

每一次盖章，每一次签字，都像是一次对过往的艰难回溯。

我仿佛成了一个时间的拾荒者，在故纸堆里，一点点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家庭关系图谱。

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要磨人得多。

我向单位请了长假，每天穿梭在城市的不同角落，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越来越厚的各种证明。

那些冰冷的白纸黑字，记录着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却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温度。

终于，在我几乎要被磨得失去所有耐心的时候，那份盖着鲜红印章的公证书，总算是办了下来。

拿着公证书，我再次走进了那家银行。

这一次，我心里有了些底气。

依旧是那个王经理接待了我。他看到我手里的公证书时，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职业化的表情。

他把我让进贵宾室，接过公证书，又像上次一样，一页一页，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审阅。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进来，在深色的地毯上投下几道斑驳的光影。

我看着他，心里默默地想，这次，总该没问题了吧。

王经理看得很慢，很慢。

他的手指在纸上缓缓移动，眉头时而舒展，时而微蹙。

终于，他看完了。

他把公证书轻轻放在桌上，抬头看我，脸上是一种我看不懂的表情，既有客气，又带着一丝为难。

“林女士，辛苦您了。这份公证书，我们认可它的法律效力。”

我松了口气。

“但是……”

这个“但是”，让我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

“但是，我们银行内部对于这种特殊的大额取款，还有一个风控流程。”王经理的声音压得很低，仿佛在说什么机密。

“我们查到，您父亲在存这笔钱的时候，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安全约定。”

“什么约定？”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他当时特别嘱咐，这笔钱，除非有他本人亲自到场，核对身份信息，并输入一个特殊的密码，否则，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都不能动用。”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本人亲自到场？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王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声音不由得高了八度，“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死亡证明、火化证明，你们都看过的！我怎么让他‘亲自到场’？”

这太荒唐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林女士，您先别激动。”王经理的语气依然平稳，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我也没办法”的无奈。

“这是储户本人的意愿，白纸黑字写在当时的业务受理单上的，还有他的亲笔签名。作为银行，我们必须尊重储户的意愿，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对您父亲财产的最高级别的保护。”

“保护？人都没了，还怎么保护？”我气得有些发抖，“这是规定，还是刁难？”

“是规定。”王经理斩钉截铁地说，“银行的规定，必须遵守。没有本人到场，谁也动不了这笔钱。这是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任何财产纠纷，比如……比如伪造文件骗取存款的情况。”

他的话语里，那点若有若无的暗示，像一根针，刺痛了我。

我为了这份继承，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把一个家庭几十年的历史都翻了出来，在他眼里，却成了有“骗取存款”嫌疑的人。

一股巨大的屈辱和愤怒，从心底里涌了上来。

我看着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那张嘴里吐出的，全是冰冷的、不近人情的“规定”。

在这些“规定”面前，人的死亡，家庭的悲伤，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四百万的数字，和一堆需要严格执行的条款。

我忽然觉得很可笑。

我攥紧了手里的文件夹，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

大吵大闹没有用，跟一个只认“规定”的机器争辩，更是徒劳。

我慢慢地站起身，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我看着王经理，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说道：

“好。”

我的声音不大，却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为之一凝。

王经理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

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重复了一遍。

“好，你说的。”

“让我的父亲，本人，亲自到场。”

说完，我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走出了贵宾室，走出了那座冰冷坚硬的、由“规定”堆砌起来的堡垒。

第三章 父亲的“工具箱”

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我把自己重重地摔在沙发上。

愤怒和委屈像潮水一样，反复冲刷着我的理智。

那个王经理的脸，和他嘴里那些不带一丝人情味的“规定”，在我脑海里盘旋不去。

我甚至开始怀疑，父亲是不是故意设下这个难题，用这种方式，在我面前继续扮演他那个固执、难以理解的角色。

冷静下来后，我开始思考。

银行的规定，听起来荒谬，但从他们的角度，或许真的有他们的逻辑。

他们要的，是绝对的安全，是程序上的万无一失。

而我，要的只是拿回属于父亲的，也属于我的东西。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来源：吐司毛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