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1942年9月15日出生在河南省永城县东大营村，父亲是一名乡村小学校长，母亲在家务农，我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当时家庭生活很艰难。

我1942年9月15日出生在河南省永城县东大营村，父亲是一名乡村小学校长，母亲在家务农，我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当时家庭生活很艰难。

1956年7月，新疆兵团到永城县招兵，条件是年满18-24岁的青年，我们县里的很多青年都积极踊跃报名，少男少女热情很高。

当时我要准备上初二了，还不到年龄，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情非常激动，学也不想上了，就想去。

第二天上午，我就急切地赶去报名，负责招兵的一位同志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说：“满15岁了。”

他说：“不行，你年龄太小了，不能去。”我又向他们表决心软磨硬泡，说了很多好话，还是不行，不给我报名。我心里很难过。

回家后，我也不说话，茶饭不思，生气苦恼，一个人躲在房里里哭。

我妈看到我这么伤心又铁了心想去，就找到村干部去讲好话，村干部和我们家都是乡里乡亲看着我长大的。

第二天临近中午时村干部兴高采烈地来到我们家，母亲正在厨房添柴造饭，他告诉我母亲说村里的刘淑云自己想去可家里人嫌新疆太遥远艰苦女孩去不放心，坚决不同意她去。

问我母亲你女儿是否还愿意顶替她去？

听到后我内心十分高兴，立马从房里跑出来激动地喊着：我去，我去，我愿意去。

当时我们县报名的男女生有300多人，就这样我顶替刘淑云先报了名。

当时家父虽心有不舍，但看我执意要去参军支边的坚定决心，也就同意了。父亲还特意请假从学校赶回家来，千叮咛万嘱咐，去了一定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干。

过了几天新兵就出发了，大家和送行的家人们依依惜别后就乘车直奔河南省新兵集合地商丘市，那天我们坐的是军用大卡车，很威武。

1956年7月4日上午7点多钟，在商丘火车站所有新兵列队完毕，准备上火车了。

好事多磨，谁知临要上车出发时又出现了状况。这时来了一位带兵的干部从队伍里把我和还有些人叫了出来，说到旁边的大房子里集合，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一进去看到全县年龄小不到18岁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了。

等了一会儿，进来了一位身材魁伟腿脚有点伤残的老首长（听说是武装部的领导），我们面对他站成几排，他面带微笑和蔼地对我们说：“小朋友们好！你们的精神可嘉，小小年纪就想为祖国去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新疆在祖国的大西北，隔我们这儿有几千公里，太遥远了。现在新疆还在刚刚开始开发建设时期，条件非常艰苦，不适合你们这些年龄太小的孩子去，受不了那个苦，会想家哭鼻子的。希望你们长大了再去，好吗？现在给你们发学费送你们回家好好上学念书，将来长大了有机会再当兵去建设祖国的边疆”。

听了这些大家都很心急难过，议论纷纷，向老首长讲好话想去。

这时，正好面对着的首长背后的窗户外面我的堂姐夫寇廷引连连向我招手，让我赶快出来，部队要出发了。

我趁着混乱想悄悄溜出房间，这时被一名军官看见了，说：“小鬼，你干什么去？”

我说：“我想上厕所去”。出门后，堂姐翟冠英夫妇拽着我就赶紧跟着大部队跑向乘车地，爬上了火车混在新兵队伍里。

当时堂姐夫妇他们也满腔热忱地报了名，堂姐夫原在永城县委办当通信员，被招兵办安排临时担任了新兵中队队长。

就这样经过几番波折我顶着村里刘淑云的名字终于随部队踏上了去新疆的征程，开启了我人生崭新的一页。

当时我们乘坐的是用来运输货物的闷罐火车，一节车厢只有6个窗口，几十人靠着行李席地而坐，闷热难耐，还好车厢里大多都是我们商丘地区的同乡，大家相互照应。

我第一次坐火车，不知怎么的第二天就开始发烧整个人昏昏沉沉，表姐夫妇沿路照顾着我，不知不觉地就走了十几天。当时火车铁路只通到甘肃张掖，余下的几千公里路程就必须换乘大卡车进疆了。

记得很清楚，1956年7月17日晚火车到达了张掖。在城内休息整训了几天，兵团接兵干部对人员按部队编制以连排班重新进行了整编，填表登记造册，并发放了军装大衣被褥等生活用品。

这时我就按自己的真实身份填表登记了相关信息，至此我穿上军装才算是正式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参军入伍了，非常激动，心里也踏实了，身体的不适也好多了。

接着我们又坐在遮着蓬布的大卡车车厢里浩浩荡荡开始了下一段漫长艰难的进疆之路！

我们坐在颠簸摇晃车厢里，继续沿着酒泉、哈蜜、吐鲁番、库尔勒、轮台一路跋涉，来到了南疆的库车县。

由于正是夏季天山雪水融化涨大水，前行的道路被冲毁受阻无法通行，一直在库车县滞留休整到8月中旬。

在这期间，部队对我们这些入伍的新兵进行了入疆前的整训，学习部队纪律条例，民族政策，介绍新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和禁忌等。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若和维吾尔族人在一起时，不能说吃猪肉，要说吃大肉；库车的蚊子成堆；“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库车的洋冈子一朵花”的顺口溜。

后来的路程还是比较顺利，又经过几天艰苦跋涉，1956年8月底我们终于到达了新疆兵团农一师胜利九团，地名叫玉尔滚。

8月底的一天早上，新兵集合宣布我们永城县来的全体人员300多名新兵被分配到了胜利九团四连。

大卡车又载着我们在大漠中驰骋，沿路满眼望去，眼前是漫芜的荒沙盐碱地，满地的红柳梭梭，一片荒凉。

好像车队在荒漠中颠簸了很久，终于来到连部，下车后我们这些怀着美好憧憬和期待的新兵们全都傻了眼，地面上只有几幢低矮的土坯房，周围星落散布的是“地窝子”。

从周围“地窝子”里呼啦啦跑出来很多战士热情地迎接着我们。“地窝子”说白了就是1米多深的大土坑，大小依住人多少而定。

当晚我们就先住在了帐篷里。第二天连队就派人指导我们自力更生挖自己住的地窝子，大的住8个人，小的住6个人，挖好后在“地窝子”里的土台子上先铺上红柳枝再铺上一层芦苇，垫上棉絮就是睡觉的床了。

天气太冷了我们就两个人的棉被垫一床盖一床再盖上棉大衣拼伙睡在一起。

当时我们的地窝子住了8个人，一排的地通铺。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睡觉时临挨着我旁边姐妹的被褥底下怎么有东西在不停的跳动，班长点起马灯掀开被褥一照，妈呀，是一条有半米多长的黄色四脚蛇，顿时吓得我们8个女孩大声尖叫，惊恐万状，蛇也在我们的惊叫声中从容地从地窝子的墙缝溜了出去。

这段经历的阴影一直伴随了我们很久，从这以后每次睡觉前大家都不自觉的先抖抖被褥。

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热情十分高涨。

当时连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修路挖渠垦荒造田，由于这些都是重体力活，在连队干了近2个多月。

领导看我年纪小身材单薄，难以胜任这种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知道我读过些初中，人还算机灵，就安排我担任连队的通讯员，负责团部和连队之间的上传下达送信联络工作。

连部到团部都是的荒沙盐碱地路程，我的工作就是帮着连部整理一些文档资料，有时去团部负责上下信息信件的联络传递沟通工作。

12月初，兵团要从我们这批新兵人员中抽调一批战士充实到工程队、机耕队、师医院等单位去。

我又服从组织的安排，被选调了到当时设在阿克苏的新疆兵团农一师医院护训班学习护士。从此走上了我一生的从医道路。

农一师医院是1950年2月建立，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兵团二军五师医院。1953年部队整编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医院。

我在师医院经过两年多护训班的边工作边学习，不仅掌握了很多基本的医疗知识和操作技能，还光荣的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59年 6月经医院组织上严格政治审查和业务考核，我又从医院内科二组调到医院新成立的师医院干部病房工作。

干部病房是专门负责照顾为革命做出突出贡献英雄的老红军，老革命，老首长团以上病人接诊住院治疗。

在此工作期间，还有幸长期陆续亲身近距离的接触到了王震将军、王恩茂（兵团司令员）、张仲翰（兵团政委）、林海清（农一师师长）、杜宏鉴（农一师政委）、王先文（农一师副师长）、赵海清（农一师副师长）、莫我若（农一师副师长）、赵明高（农一师副师长）、李正肃（农一师副师长）、路略（农一师参谋长）、杜联华（农一师副参谋长，起义将领）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老首长。

当年农一师师长林海清来院住院。林师长是当时农一师最大的首长，后来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当时我听说后心里又紧张又高兴激动：紧张的是自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让首长满意；高兴激动的是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就想见见长得啥样子。

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9点多钟，他是和警卫员来的。林师长是湖南湘潭人，个子不高，中等身材，面带笑容，人很和气，看上去很温暖的样子。

最难忘的是1960年的一天，林海清师长由于多年戎马生涯战争的病伤和工作的劳累，身体旧伤复发还伴有慢性肾炎在师医院住院。

当时已是担任国家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来到农一师视察工作。

听说林师长住院，王震将军就亲自来到师医院病房看望自己359旅的老部下。

那天我正在病房做医务护理准备为师长换药，只见一位身材伟岸，穿着朴素，可亲可爱的长者走进病房，林师长见到后连忙起身敬礼，感谢老首长来探望。

我当时也不知道紧张和拘束，只知是北京的大首长来看望我们师长了。

首长的相貌和穿着就仿佛像我老家的一位慈祥可亲的邻家老伯，没有前呼后拥的人群。我也傻糊糊地不知道部长是多大的官。

林师长说这是王震将军，我听到过这个熟悉的鼎鼎大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心里开始紧张，手忙脚乱，赶忙倒茶。

师长又让我给首长削个苹果吃，在当时苹果可是稀罕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更别说会给苹果削皮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削的坑坑洼洼，厚薄不均。坐在旁边的首长和蔼地笑着对我说：“小鬼，不是这样削的，我来教你。”

他一边削一边问我：“小鬼，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多大了？”。

“1956年，18岁”’。

他说：“你是老兵了，可以带新兵了。”

还问起我：“你是哪儿人？”

“河南永城县”，

他笑着说：“永城，我知道，永城出美女呢。”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两位老首长也都爽朗地笑了。

短短的交流，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暖意，就暗暗下决心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老将军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的形象，至今还浮现在眼前。

后来，国家农垦部副部长兼兵团政委的张仲翰也到师部医院来看望过我们林师长。

那天张仲翰政委来医院时正好我在病房里给林师长送药打针。

听到张政委和林师长谈话，张政委说工作忙，到处东奔西走，生活没有规律，多年戎马从军留下的病伤时常发作，想找一位随行的保健医生。

林师长就给他推荐说：“小翟护士就不错，工作认真负责，有耐心，有医务护理经验，就调她去吧！”。

张将军说：“不行，为了避嫌，不要女护士！”。

后来，师医院就安排了我的同事也是河南永城县的老乡叫毋广颜男护士去了。

记得农一师李正肃副师长（后调任第十一师任师长）来医院看望林师长，他们正在病房里谈工作，我敲门进去为林师长量体温、测血压、脉搏。

我带着听诊器，手里拿着血压计、一个记录本子、一个大的座钟用来看时间。

李副师长看见后笑着说：“小翟，你们很忙啊！”。

林师长说：“她们是很辛苦的！”。

李师长又说：“拿这么大的家伙太费劲了，我给你开个条子，去买块手表，上海牌的”。

当时生活物资供应非常紧张，很多都需要凭计划票证才能购买。我听到后又高兴又不好意思，就懵懂直爽地说“谢谢首长，我买不起”。

李副师长说：“买的起，到师供销处去买”。

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2元，买手表要70多块，我就把李副师长写的条子收好了，心想等自己攒够了钱再去买。

过了一段时间，正好医院有一个得了病毒性肺炎的小孩手术需要输血，A型血，可父母的血型又对不上（是个抱养的小孩），我的血型是A型就给她输了血（那些年在师医院工作期间，自己年轻，体质好，为了救死扶伤先后献过4、5次血）。

后来我就用医院给的献血救助病人的100元营养费，拿着李副师长写的条子，到师供销处找到李副师长的爱人（她在供销处任指导员）才买了那块珍贵的手表。

记得还有一天，在阿克苏大街上我带着大儿子去取了照片正往回走，正好迎面碰到李正肃副师长，他问我干什么去？

我说去取了和儿子的照片，他笑着说给他看看，看后说照的蛮好的，就要我送给他一张。

想想那个年代的首长们出门从来没有前呼后拥，为人谦和，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

还记得有一次，我做为医务保健护士陪林海清师长和其他师首长们一起出差下团场视察工作，当时坐的是首长的吉普车，路况很差，一路上颠簸的我头晕晕乎乎，不知道天南地北，晕车呕吐。

师长笑话我说：“小翟，这出来不知道是你照顾我们，还是我们照顾你！”。小事见真情，体现了老一辈军垦领导对战士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那个年代，首长和士兵们心连心。师首长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主动当起红娘为我们介绍对象。

我和丈夫胡正国的相识是林师长、李副师长和路略师参谋长牵线推荐介绍的。在师医院干部病房工作了几年，师首长们对我的情况都很了解。

1961年6月份的一天，路略参谋长让他的通信员林道静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要给我介绍对象。

他就给我讲师司令部生产室的参谋胡正国的情况，湖南人，大学生，有知识，人忠厚老实正直可靠，文笔和字都写的很好，你放心。

由于事出突然，当时我没有立刻表态。后来林师长知道了，他也和我说参谋长介绍的胡正国是他的老乡（林师长是湖南湘潭人），人很好，能写有知识，工作踏实勤奋。

这之后不久，我在给李副师长换药时他也说胡正国是个好同志，革命性坚定，工作扎实，人诚实可靠。

但我一直还没有见过胡正国是什么样子，他经常下团场去指导工作。我认识的师机关很多人也都说胡正国人品不错。

我想，我就听首长们的话，信任首长们的安排吧！

后来，我做为医务保健护士陪林师长和其他首长们到师机关农场出差，正好师部机关生产室的人员也在师机关农场劳动锻炼，生产室的主任雷佳騋就安排我和胡正国见了一面。至此才是我俩第一次见面相识。

到1961年8月底，他回来后，就主动邀我去参加师机关在阿克苏胜利大楼举办的舞会，当时我不会跳舞，非常拘束，他就耐心的教我，这时我们就开始通过写信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由于他工作很忙，经常随同师司令部机关首长们下各团场实地检查指导工作，一年里有大多半的时间在出差。

1961年11月25日我们结婚了，在师部里一间临时腾出来的不到十平米的宿舍里，房子很小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火炉就没多少空地了，很是艰苦简陋。

当天是同事们帮忙简单的布置了新房，师首长安排通信员送来了一张写着祝福和勉励语的大红纸，路参谋长夫妇也来参加了。

在路参谋长的主持下和同事们的祝福声中，举办了一场简单热烈的婚礼。

当时在首长和战友们的热心催促下，我们在11月22日才决定了结婚的日期；由于临近年底，胡正国他们的工作很忙，11月23日，他还在和路参谋长、周科长一起共同研究编写“农一师七年远景设想规划的报告”，我也还在正常上班。

那时候，师部机关的用房非常紧张，婚房的事情还没有着落；11月24日下午，在赵恒烈科长、张士衡副主任和廖科长与师部管后勤的索管理员紧急的商量下，最后同意把一套不到十平米的宿舍房暂腾借给我们做新房。

到傍晚时，医院的指导员、护士长来和师部的同事们就与我们聚在一起共同商量明天筹备结婚的分工事宜，最后决定：明天我们俩自己主要去负责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检查身体和通知首长及战友们，而购买物品、打扫和布置婚房等事宜都有他们全权负责。

算起来真正的结婚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10个多小时，就完成我们人生的大喜事。

我们内心永远铭记感激老首长们为我们牵线的这段姻缘，感激兵团这个团结友爱温暖的革命大家庭，感谢兵团的战友们给予我们无私热情真诚地帮助。

这么多年来，无论多么艰难困苦，贫穷富贵，我们始终牢记首长和战友们的嘱托，相爱如初，相携相伴，不离不弃，风风雨雨，相依为命共同走过了55年的人生旅程！

1969年5月，师机关的很多老首长都靠边站或被打倒了，丈夫也受到牵连被下放到农一师八团司令部生产组担任生产参谋工作，主要负责全团农业生产技术工作。

1970年9月丈夫又被定性为顽固的知识分子“臭老九”，开除干部队伍，下放到了最偏远艰苦的八团五连当农工，监督劳动改造。

到五连后，丈夫被安排冬天放羊，夏天挖地平地，管理水渠，看管瓜地，什么都做。

南疆的冬天零下20多度，风雪严寒，冰冻期长，连队的对臭老九的劳动看管很严，出了差错还要挨批斗。

在数九寒冬放羊时羊要喝水必须赶到冰封冻的塔里木河上去，用镐子把冰面砸开才行，还要防止羊丢失或掉到冰窟窿里；夏天日夜吃住在看管的瓜地里，瓜棚的茅草墙上还贴着自己写的“大漠苍茫，四海为家”几个大字，白天阳光炽烤，晚上蚊虫成群，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丈夫工作很认真扎实，为了管好瓜地放好羊，在寒暑假里都是把两个年幼的儿子叫上一起去帮忙，力争把每件事都做到很好。

1972年的一次机缘，我们的情况才得到了些许改变。

当年5月，师领导曾纪银副师长（后任阿克苏地区行署副专员）到胜利八团检查指导工作时专程来到五连并点名要见我爱人胡正国。

曾副师长见面后关切的问起了我们工作、生活和孩子的情况，还到简陋寒碜的家里实地去看了看，深情地说你们受苦了，很快就会给你们调整工作，做好准备。

没过几天团部领导就指示给他重新安排工作，调到了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胜利八团四连去担任农业技术员工作。

那天在五连开来一部吉普小车，师首长来了说是来找胡正国的，当时他还在戈壁滩上放羊，连长赶忙派了一个班长去把他找来，来时他还穿着一件老旧的军用棉衣，用一根布条绑在腰间，手里还拿着一根红柳枝羊鞭，看到这样子真让人心酸。

当天连队里的人们就纷纷议论开了：那个闷不做声的“臭老九”是什么来头？师首长开着小车子来看望他的。

1973年5月，兵团农一师重新复查后落实政策，给他摘除了“臭老九”的帽子。丈夫又调到了农一师直属设在阿拉尔的师农科所（后改为新疆阿克苏地区农垦局农科所）担任技术员，从事棉花科技研究和生产技术指导推广工作。

我也伴随着一起调到农科所卫生所担任医生工作。

在丈夫从师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当时我还在师医院工作了10多年，得心应手，非常稳定，按政策是可以不随夫下放的，但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同甘共苦照顾丈夫和两个6岁、4岁年幼的孩子，我就主动申请跟随丈夫一起下放，相伴相随。

先到胜利八团团部卫生队担任护士，后又分别到了五连和四连连队医务室做卫生员（助理医士）工作。

当时兵团基层连队医务人员严重不足，每个连队人员家属都有三百多号人就只能配备一名医务工作者，医疗条件也很艰苦，面对各种复杂的病患情况，经常加班加点，有时还要深夜出诊。

每年到了连队春播秋收农忙季节还要背着药箱跟随战士们一起下到田间地头，既要帮助收播庄稼，又要做好现场医疗后勤保障工作，在此同时还要照顾好两个年幼的孩子，安排好家庭生活，工作强度和生活的辛劳可想而知。

但不论条件多么艰苦多么难我都时刻牢记：做为一名白衣战士就是要救死扶伤，全心全意的为战友们服好务，我工作认真负责，深受职工和家属们的好评。

印象最深的是记得在五连时的一天，当地的一位维吾尔族的男牧民，急匆匆的来到五连卫生室，用很不流畅的汉语边比划边说他爱人要生产了，是难产很久都没生下来，急的直哭。我急忙背着急救包跟着他跑去，检查后果然是难产，孩子的头和一只手都露出来了，我急忙带好手套做好消毒，引导扶助产妇生产，慢慢处理逐步扶正胎位，还好产妇是第二胎生产，宫缩较好，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共同努力，终于顺利产下了一个女孩，母女平安。

她的维吾尔族老乡家人都非常感激，男主人高兴的双手拥抱在胸前说你是好样的，是解放军的好战士“亚克西”。

那时经常有当地的少数民族老乡来看病，都是免费的，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行动感动着当地维吾尔族的百姓。

1977-1978年在师首长们的积极支持下，丈夫在塔河垦区的10团、11团农场全面推广大面积棉花丰产种植技术，曾获得小面积亩产284斤的高产纪录，同时保持大面积亩产百斤皮棉的纪录，而且还进行了棉花的密度、打顶、灌溉、追肥等项的栽培试验研究指导工作。

在此期间，丈夫还积极总结整理多年积累的大量科研技术资料和科学种田的实践经验，编写了《长绒棉丰产栽培技术手册》，由当时的新疆阿克苏地区农垦局刊印出版2000册，在全垦区各国营农团场下发。

丈夫还长期和兵团棉花育种专家后任农二师副总农艺师陈顺理同志协同，积极加强两个师农科所之间的科研技术交流，共同致力于促进长绒棉种植技术在塔里木垦区的大面积推广工作。

在1975年度、1977年度他曾先后被评为阿克苏地区先进工作者；1978年度被阿克苏地区评选为全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1979年2月-1980年9月又调回了新疆阿克苏地区农垦局工作，被聘为农艺师。

1979年12月，丈夫被农垦局推选为优秀代表，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并受到华国锋、等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丈夫是湖南洪江人，是家中的独子。当时老家只剩下三位都年逾古稀的老人，合住在洪江镇上古商城里的一套祖上留下了的老屋里，年老多病，膝下无儿无女，无人照料。

1980年8月，在家中老人们的一再恳求下，依据国家独生子女的照顾政策，丈夫申请调回了湖南，先在湖南农学院常德分院后合并为湖南文理学院担任副教授，我也于当年10月份跟随调回在学院医务室担任医务工作直至退休。

1981年9月，丈夫被国家科学技术干部管理局授予棉作物农艺师技术职称；1983年7月获得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授予“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

1988年3月，丈夫获得湖南省棉花学会颁发的从事棉花科技工作三十多年做出显著贡献荣誉证书；1992年5月，由于对湖南棉花生产作出显著贡献，丈夫又被常德市人民政府授予“市级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丈夫于2015年离我而去了，这些年来对他的怀念却从来都没有减轻消褪过，无时无刻都萦绕在我的在心里，在梦里，更加清晰，更加厚重。

每当回忆我俩曾经在一起时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都忍不住潸然泪下，心痛无比。逝人已去，就让这份深深地怀念伴我走完人生的旅程吧！

文/胡荣

来源：修为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