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不走了。＂风雪中，我站在村口的路灯下，说出这句话时，声音被寒风吹散。

还乡路

＂我不走了。＂风雪中，我站在村口的路灯下，说出这句话时，声音被寒风吹散。

那盏我出资安装的路灯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根细线，连着我和这个不再欢迎我的故乡。

雪花落在肩头，冰凉刺骨，却比不上心里的寒意。

那是1988年的深秋，我从汾阳一中毕业，拿着录取通知书走出了这个山西小村。

父亲李长安那天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硬是背着我的铺盖卷把我送到村口的小槐树下。

＂娃，出去了就好好干，别忘了自己是李家的根。＂他掏出皱巴巴的十块钱塞进我口袋，拍了拍我的肩膀，粗糙的手掌带着常年劳作留下的老茧。

我记得那天早晨，母亲蒸了一锅白面馒头，塞了两个煮鸡蛋在我的衣兜里，眼圈红红的不说话。

村口的大喇叭正播放着＂东方红＂，几个放学的小娃娃好奇地看着我的行囊，我知道他们在羡慕我能走出这片黄土地。

火车站里人声鼎沸，父亲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纸包，里面是母亲缝的一双布鞋。

＂娘说城里地滑，这双鞋底缝了三层，结实。＂父亲的眼睛湿润了，却强装笑容。

那一刻，我差点掉头回家，但火车的汽笛声已经响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大学校园里，我像一块干渴的海绵，拼命吸收着知识。

晚上宿舍熄灯后，我常躲在走廊的昏黄灯光下看书，省下饭钱买了台收音机，每晚听＂新闻联播＂和＂戏曲联播＂。

大学四年，我只回过一次家，那是大二的寒假。

村里人围着我问长问短，我穿着城里买的的确良衬衫，说着许多新鲜词汇，感觉自己像个异类。

父亲变老了许多，头发花白，弯着腰在院子里劈柴；母亲的手更粗糙了，脸上的皱纹像田里的沟垄。

他们为我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盛在缺了口的搪瓷盘里，香气弥漫了整个土炕。

＂儿啊，多吃点，城里伙食哪有家里的好。＂母亲一直给我夹菜，眼睛里满是慈爱。

那顿饭我吃得很慢，想记住每一种味道，因为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回来。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南一家国营纺织厂，从技术员做起，一步步升到了车间主任、副厂长。

九十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浪潮中，许多人下岗回家，我却凭着拼命钻研的技术和不服输的劲头，在厂里站稳了脚跟，还带领车间研发了两项新工艺。

父亲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因肺病去世，我正在厂里参加重要培训，错过了最后一面。

母亲在信里说：＂你爹临走前还念叨着你，说他李长安的儿子出息了，他这辈子值了。＂

这个心结，让我辗转反侧多年。

每年春节我都会给村里寄钱寄物，却始终没能回去。

工作太忙是一方面，害怕面对没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的愧疚是主因。

我给母亲寄了电风扇、收音机、后来是彩电和冰箱，却始终没寄去一张回乡的车票。

2008年冬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回乡探望。

一下火车，家乡的黄土气息扑面而来，熟悉又陌生。

公共汽车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两旁的高粱地已经收割完毕，只剩下干枯的秸秆。

村口的小卖部换了新招牌，老槐树却还在原地，只是树干更粗了，枝桠更加盘虬。

见到母亲时，我几乎认不出来。

那个曾经能把一担水挑得稳稳当当的壮实女人，如今已佝偻成了一尊土黄色的雕像。

她摸着我的脸，眼里含着泪：＂娃儿，你可算回来了。＂

母亲住的还是那间土坯房，炕上铺着我寄回的花被子，墙上挂着我的大学毕业照，角落里的柜子上放着我寄回的彩电和录音机。

＂这些年你寄的东西，我都留着呢，舍不得用。＂母亲笑着说，泪珠却在眼眶里打转。

晚饭是白面馒头配咸菜，还有一碗稀稀拉拉的白菜汤。

＂往常就我一个人，简单对付。＂母亲不好意思地说，＂明儿我去街上买肉，给你炖上一锅。＂

夜里，我躺在儿时的土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心里盘算着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炕是热的，是母亲早早就烧好的，可我心里却凉飕飕的。

二十年了，我在外面风生水起，家里却仍是这般贫瘠。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村委会，提出要出资修缮村里的主干道，建一座小型图书馆，还要安装几十盏路灯。

村委会办公室里，墙上挂着发黄的＂为人民服务＂标语，几把木椅围着一张方桌，桌上摆着茶缸和烟缸。

村主任马德福，曾是我初中的同学，现在已经大腹便便，眯着眼睛看我：＂李小山，你这是存了多少钱啊？舍得拿出来？＂

他吐着烟圈，半信半疑地打量着我，仿佛在估量我的家底。

＂不多，不过够用。＂我笑了笑，＂咱们村的娃娃们冬天天黑得早，有了路灯就能安全些。＂

我看着窗外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想起自己小时候放学回家，冬天四五点天就黑了，摸黑走在泥泞的村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

＂图书馆里的书，也能让他们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小时候除了课本，见过的书少得可怜。＂

马德福半信半疑地答应了，可村里人的议论却像开了闸的水，哗啦啦地涌来。

＂李小山这是发达了，回来显摆呢！＂

＂人家在城里当了厂长，哪瞧得起咱们这些泥腿子。＂

＂你们信他的邪？肯定是有什么名堂。＂

这些话从集市上、茶馆里、田间地头传来，像一把细针，一针针扎在心口上。

母亲听到这些流言，愁眉不展：＂儿啊，你别管这些了，安安生生回城里过你的日子去吧。＂

我摇摇头：＂娘，我想为村里做点事，不为别的，就当是报答这片土地的养育之恩。＂

修路工程开始那天，我亲自上阵和工人们一起干活。

冬日的阳光淡淡的，照在黄土上，映出一片金黄。

我穿着旧棉袄，戴着草帽，和村里请来的工人一起搬砖挖沟，手上磨出了泡，却感到一种久违的踏实。

母亲端来热乎乎的茶水，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娃儿，别太累着。＂

中午休息时，大家围坐在工地上吃饭，我掏出带来的香烟分给工人们。

有人问：＂小山，你在城里是不是特别有钱啊？＂

我笑了笑：＂哪有，就是攒了点钱，想为家乡做点事。＂

一位老工人感叹道：＂现在的年轻人，出去了就不愿意回来了，你能记着家乡，真难得。＂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暖，望向不远处的小山坡，父亲的坟就在那里。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他站在那里，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脸上带着欣慰的笑。

图书馆是在一个废弃的老校舍里改建的，我请人刷了新墙，铺了新地，又定制了一排排书架。

城里的朋友帮我采购了两千多本书，有儿童读物、文学名著、科普知识，还有农业技术和医疗保健方面的实用书籍。

开馆那天，我特意穿上了新买的中山装，心里比过年还高兴。

村里的孩子们都来了，好奇地翻阅着那些从未见过的书籍。

我给他们念了一段《城南旧事》，看着他们专注的眼神，心里暖暖的。

还请来县里的几位教育工作者和作家，为孩子们讲故事，教他们认识更多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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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站在图书馆门口的槐树下，咧着嘴说着粗话，指指点点。

＂李小山这是赚了多少钱啊，回来这么显摆。＂

＂读书有什么用？娃娃们长大了还不是要种地？村里缺的是工厂，能让娃娃们找到活干。＂

＂你们不知道吧，听说他在外面当了什么厂长，怕是钱来路不正呢！老实人哪有这么多钱？＂

那一刻，我如坠冰窖。

夜深人静时，我独自一人来到父亲坟前，放下一瓶二锅头，点上三柱香。

坟前的黄土已经被岁月和雨水冲刷得平整，只有一块简朴的墓碑立在那里，上面刻着＂先父李长安之墓，子李小山立＂。

＂爹，我回来了，可他们不明白我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滚落，打湿了黄土地。

父亲生前最爱喝二锅头，每天收工后要小酌一杯，脸上泛起红晕，眼睛里闪着光。

我倒了一杯酒，洒在坟前：＂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我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了，还评上了高级工程师。＂

微风吹过，坟前的小草轻轻摇曳，似乎是父亲在回应。

＂他们说我显摆，说我忘本。爹，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想让更多的孩子能像我一样，通过读书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夜色愈发深沉，星星点点地洒满了天空，像撒了一把碎银子。

村庄沉睡在黑暗中，只有远处的一两处灯光，像是漂浮在黑暗海洋中的孤岛。

这情景更坚定了我安装路灯的决心。

第二天，我就联系了县城的电力公司，商量安装路灯的事宜。

公司负责人姓王，是个四十出头的壮汉，听说我要自费为村里安装路灯，连连称赞：＂现在像你这样有心的人不多了。＂

路灯是最后完成的工程。

在我坚持下，每隔五十米就安装了一盏，把村里的主要道路照得亮堂堂的。

老人们夜里散步方便了，孩子们放学回家也安全多了。

我本以为这事会让乡亲们高兴，却没想到引起了更大的风波。

几个村里的闲汉在集市上大肆宣扬：＂李小山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

＂听说村东头要修工厂了，地皮值钱着呢，他提前把路修好，是不是想分一杯羹？＂

＂你们没发现吗，路灯都照着哪里？不就是照着那些要拆迁的地方吗？＂

这谣言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

村委会甚至专门召开会议，质疑我的动机。

马德福把我叫去，办公桌上摆着我捐款的收据和工程合同。

＂小山啊，村里有人对你的事情有意见，你得解释清楚。＂他翘着二郎腿，手指敲着桌面。

村委会的几个成员坐在一旁，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其中一个瘦高个子冷笑道：＂李小山，你这么大方，是不是对村里的拆迁地有想法啊？＂

我心里一震，原来是这么回事。

城里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农村的变化，听说县里有计划在村东头建一个工业园区，涉及到土地征用和拆迁补偿。

＂我早就放弃了家里的土地继承权，娘和我商量过，都归我弟弟了。＂我平静地说。

母亲年轻时改嫁给了父亲，带来一个儿子，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李小海。

我们兄弟感情不错，但他早年因病没能上学，现在在村里种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想让家乡变得更好一些。这些收据和合同都是证明，一分钱我都没有拿回来。＂

我拿出所有文件，一一向他们证明我的清白。

＂我李小山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血脉里流的还是这里的黄土。＂

正当场面僵持不下时，我小学的语文老师赵先生拄着拐杖走了进来。

他已经七十多岁，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张布满皱纹却依然严肃的脸。

＂我听说你们在怀疑小山的动机？＂他的声音虽然苍老，但中气十足。

村委会的人都认识赵先生，纷纷起身让座。

＂我可以作证，李小山这孩子从小就品行端正。十年前，他悄悄资助了我班上五个贫困学生上大学，一直到他们毕业，却从不让我说出去。＂

赵先生讲述了我这些年来默默资助村里孩子的事迹，包括给村小捐建了一个小图书角，还定期寄来学习用品。

＂今天我来，就是不想看到一个好人被冤枉！你们村里那些散布谣言的人，才是真正心怀鬼胎的！＂

赵先生的话让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

我看着眼前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乡亲们，心如刀绞。

他们复杂的眼神里有怀疑、有嫉妒，也有不解。

我终于明白，不是所有的善意都能被理解，不是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回报。

会后，有几个年轻人来向我道歉，但大多数人还是默不作声。

特别是村里的几个＂能人＂，可能觉得我抢了他们的风头，一直对我冷眼相看。

母亲听说了这件事，气得拄着拐杖去村委会评理：＂我儿子是什么样的人，我这个当娘的最清楚！你们这些人，良心都被狗吃了！＂

晚上回家，母亲拉着我的手：＂儿啊，别管他们说什么，娘知道你是好孩子。＂

她从柜子底下翻出一个旧布包，里面是一沓发黄的信纸。

＂这些年你寄回来的信，娘都留着呢。每次念叨你，就拿出来看看。＂

我翻开那些信件，上面写满了我在城里的生活，对家乡的思念，还有每次寄钱时的叮嘱。

＂娘，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叹了口气，＂我只是想为家乡做点事，却变成了这样。＂

母亲抹着眼泪：＂人心难测啊，儿。那些人心眼小，见不得别人好。＂

过了几天，弟弟李小海从外地打工回来了。

他比我小两岁，皮肤黝黑，身材精瘦，脸上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

＂哥，我听说了，那些人太过分了！＂他气愤地说，＂要不是我在外地打工，早就找他们理论去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别生气，做好事不求回报。＂

弟弟无奈地摇头：＂这个村子变了，人心不古啊。＂

春节临近，村里的气氛热闹起来。

集市上人头攒动，家家户户贴上了新对联，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在村子里跑来跑去。

图书馆每天都有十几个孩子前来看书，有时候连大人也会进来翻翻农业技术书籍。

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照亮了村民回家的路。

看着这些变化，我心里有了一丝安慰。

也许，事情会慢慢好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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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村委会门口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地质疑我的动机，说我是为了＂政治资本＂，是想回来竞选村主任。

看到那些恶毒的字眼，我的心凉了半截。

母亲气得浑身发抖：＂这些人，造谣生事，不得好死！＂

我劝母亲别生气，身体要紧，但她还是眼含热泪：＂儿啊，娘对不起你，没能给你一个温暖的故乡。＂

大年三十那天，我收拾好行李，决定离开。

母亲拉着我的手，眼泪流个不停：＂娃啊，别走，娘舍不得你。＂

＂娘，我不属于这里了。＂我轻声说，心里却在滴血。

我把准备好的红包塞给母亲和弟弟，还有一沓存折：＂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你们留着用。＂

母亲死活不肯收，说这是我的血汗钱。

弟弟也劝我：＂哥，你别走，那些人不代表全村。大家伙儿其实都很感谢你做的事。＂

我摇摇头，心意已决。

临走前，我在父亲坟前上了一炷香：＂爹，你儿子无能，没能让您安心。＂

夜色渐浓，我站在村口的路灯下，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我肩上。

回望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灯火点点，炊烟袅袅，多像一幅水墨画。

忽然，远处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我循声望去，那是图书馆的方向。

路灯下，几个孩子正围坐在一起，认真地读着书。

其中一个小女孩，戴着红色的线帽，正聚精会神地读着《草房子》，那是我特意从城里带来的儿童文学。

旁边的男孩子手捧《十万个为什么》，眼睛里闪烁着求知的光芒。

他们的脸被路灯照得通亮，笑容纯净，眼神明亮。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

真正的回报不在于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而是在于种下改变的种子。

即使这种子现在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这些孩子，或许将来会像我一样走出山村，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又或许会留在这里，但心中装着更多的梦想和知识。

＂也许，我可以不走。＂我喃喃自语，把行李放在了地上。

雪越下越大，路灯的光照在我身上，也照在那群读书的孩子身上。

我在想，父亲当年送我出村时，是否也有过同样的心情？

他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能看到更广阔的天地；而我回来，是希望把那片广阔的天地带给更多的人。

风雪中，我迈开脚步，朝着图书馆的方向走去。

那里有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有未来的希望，有我与这片土地最真实的联结。

＂小山叔叔来啦！＂一个孩子发现了我，欢呼起来。

他们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向我讲述着书中的故事，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小山叔叔，您能给我们讲讲城里的样子吗？＂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女孩怯生生地问。

我蹲下身，轻抚她的头：＂当然可以，叔叔给你们讲讲城里的学校、公园，还有高楼大厦。＂

孩子们围坐在我身边，像一只只好奇的小鸟，仰着脸听我讲述城市的模样。

这一刻，所有的委屈和不解都烟消云散了。

乡愁，从来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心中的那盏灯。

它照亮我们来时的路，也照亮我们要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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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风花雪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