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位女作家在她的书中调侃，就是那么几个老男人，而且估计都是直男，关起门来商量，既然谁也不服谁，那就打一仗，于是就有了谁也不想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事情是这么简单，那就好办多了。《1914 年一代》讲“一战”这一仗终究打了起来背后的社会心理——它重点讲知识分子

有位女作家在她的书中调侃，就是那么几个老男人，而且估计都是直男，关起门来商量，既然谁也不服谁，那就打一仗，于是就有了谁也不想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事情是这么简单，那就好办多了。《1914 年一代》讲“一战”这一仗终究打了起来背后的社会心理——它重点讲知识分子、年轻人、代际冲突那部分的心理。社会心理如何与战争捆绑在一起，并且谁也不负责，或者说谁都很委屈地抱怨这个世界何以至此。那前后几代人——炮灰一代的父辈、炮灰一代、炮灰之后海明威那一代，他们都扮演了什么角色。书里说其实最核心的那三代人，前后相差也不过十五年，但这世界变了。

1914 年一代，为什么会希望战争？战争指向何处？他们希望得到什么？

印象深刻有几个地方：

（1）最智慧最人文的头脑为什么也希望用战争涤荡世界？因为他们对理性的信任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正达到顶峰，以至于相信打起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文明可以控制战争……后来科层制战争、大屠杀的现代性、平庸的恶……告诉我们文明的脆弱。

（2）他们期待战争，与他们期待革命有相近的心理。20 世纪必须革命：年轻人觉得理应如此，老一代人也没有了对既往坚持的自信——只要有代际冲突在，就意味着年轻一代的天然进步性……当然，战争与革命一样，最终都让他们失望。

（3）他们相信改变。19 世纪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 1914 年之前都遇到了麻烦，一战又让文明蒙羞，于是那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觉得不妨给法西斯主义一点机会。是不是有点熟悉的味道？这多像去年和今年，对进步主义忍无可忍的大选中的美国人。

这本书应该是 1970 年代的作品，今天看仍然惊悚。

有两个小瑕疵，一是这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叫“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迷惘一代的诞生”，从内容上看，似乎并不准确；另一个是翻译，其它都好，就是很爱用“他们从小便相信”“他们从小便被培养”这个句式。我至少在书中看到四次，以前董桥讲美文，说遣词造句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两个字拆开——虽然董桥现在大约会被划到老登那个范畴里去了，但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道理。

经“理想国”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一章《法国：当代青年》的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我们是被献祭的一代。

— 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1914

历史意义上的“代”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出来的。它是人们思考社会并试图对其进行改造的工具。但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在 20 世纪初的欧洲，代际主义者 * 几乎都是生活在大城市的文学知识分子。作为一小群精英团体的成员，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并为自己智力上的优势感到自豪。令这些作家或者准作家担忧的，是文化的衰落和活力的日渐消失 ;驱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是那种新建一套价值观并把正在衰退的那套取而代之的渴望 ;促使他们行动起来的，是那种认为自己代表了未来的坚定信念 ;令他们感到恐慌的，是他们与他们希望领导的群众之间的不太确定的关系。

不管他们称自己是表现派、未来派，还是费边主义者，他们都觉得自己首先是“当代青年”。[1]

正是在这些知识分子团体中，我们将发现“1914 年一代”最初的痕迹，没有什么地方比法国更清楚的了，因为就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那里出现了一股疾风骤雨式的对新一代青年“奇迹”的调查。 书籍大量出版，各种文章出现在有影响力的评论杂志上，报纸的舆论调查结集出版后广受好评。在这些报纸的调查中引发讨论最多的， 也是据说把新一代法国人推上历史舞台，同时又赋予了它属性和轮廓的，是 1912 年为巴黎的日报《舆论报》(L’Opinion)所做并于第二年出版的题为《当代青年》(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 的调查。

《当代青年》的作者用了一个古典的笔名— “阿伽同” 6 (Agathon)，苏格拉底的弟子，“在战争中表现英勇”— 掩盖了两名年轻的法国知识分子，亨利·马西斯(1886)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Alfred de Tarde，1880)。* 德·塔尔德是著名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的儿子。直到 1904 年去世，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一直担任法兰西学院(College of France)的现代哲学教授。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是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人们之所以记得他，主要是因为他对法国家庭崩溃的担忧，以及他对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集体心态观念的驳斥，这是一种与代际观念有密切联系的思想。马西斯比阿尔弗雷德 · 德 · 塔尔德年轻，也更早熟，而他的职业生涯也注定比后者更长也更辉煌。将他放在 1914 年以前的法国知识分子生活中进行恰当的分析，你也许会说他既不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那样的创造型思想家，也不是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那样的诗人，更不是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那样的政治记者— 三位都是他敬仰的作家— 而是一个难以掩饰自己成为青年领导和精神领袖雄心的有抱负的文人。马西斯一度非常崇拜世纪之交的法国文坛宗师阿 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但他后来转向了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在巴雷斯那重要而倾向共和的民族主义的启发下，马西斯写了一本小书，在书中，他承认自己在知识上对巴雷斯感恩不尽，并认为这名“青年领袖”和自称的“活力教授”(professor of energy)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人”。[2]

1912 年，一场反对“新索邦”* 教授的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马西斯和德·塔尔德在这场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们指责教授们使法国文化“日耳曼化”，把传统学科替换成日耳曼社会学(Teutonic sociology)和其他毫无意义的学问。在这场针对法国学术界巨头— 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夏尔·薛纽伯(Charles Seignobos)、阿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埃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 文学评论家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和斐迪南·布吕诺 (Ferdinand Brunot)，以及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他们全都是各自学科的奠基人，我们今天依然尊敬他们，并且仍在拜读他们的著作— 的运动中，第三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教育机构的目标一直存在争议。阿伽同指出，这些教授未能完成他们教育和塑造本国青年的使命。他们未能给自己的学生提供理想或者未能使学生对国 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他们同样未教会这些学生欣赏自己的文化遗产，在马西斯和德·塔尔德看来，这需要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同时对法国的经典作品有所了解。相反，为了培养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世界精英，学术巨头们把自己的学生变成了记录员、目录学家和学术工匠(intellectual technicians)。他们以文学批评之名，干的却是玷污本国文化英雄之事，而不是教学生们以本国文化英雄为荣。马 西斯和德·塔尔德被那个碰巧在课堂上讲帕斯卡(Pascal)的文学教授激怒了，当时他高兴地宣称“这次我们把他逮了个正着”。到 1911 年底，巴黎的知识分子纷纷表态，其中学院和大学的大部分人支持阿伽同，左派则为索邦的事业呐喊助威。辩论甚至被提交到了参议院讨论，一名议员曾含沙射影地说，阿伽同的运动对“那种认为智慧是女神，勒南 * 是先知的信念”，无异于当头一棒。[3]

运动刚爆发，对“当代青年”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调查便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在马西斯和德·塔尔德看来，索邦大学的教授们已经输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或者说不愿满足那些涌进他们课堂的二十几岁年轻人的精神需求，这些年轻人希望寻找信仰，但是现代学问的肤浅却使他们感到十分痛苦。正如一名年轻人写信对阿伽同所说的，“在一个渴望找到一些和生活有关的信念的年纪， 在一个视老师为精神权威，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寻找自我的时期， 我们发现了什么?一个没有把智力需要考虑在内的空洞学科，一种学究式的物质主义，一种堕落和退化的可疑的研究模式。他们教的每一样东西都在迫使我们要么做个迟钝的奴隶，要么疯狂起来反抗”。[4]

这些年轻人与众不同的特点给马西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和他们的所谓老师以及导师之间的差别不是程度或者年龄上的，而是类型上的。他们似乎拥有自己的面貌，并且正朝着共同的方向走 去。马西斯认为，正在发生的一切无异于“一次性格的转变”、一次物种的变异。马西斯一度打算写本小说，以说明他们的心路历程，并以一首行动和命运的“自信之歌”(song of confidence)作为结尾。但是他的想象力平平，在辩论上倒是有些天赋，而那种渴望接触更多民众的想法则促使他选择了报纸调查这种形式。反索邦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问卷调查风靡一时。为什么不让阿伽同再次活跃，向公众展示一个 1912 年一代的复杂形象呢?要知道有了调查记录(从而可以说是科学)的加持，这个形象将变得更加令人信服， 影响力也将大增。马西斯找到了德·塔尔德，跟他说了几个自己认 为具有新思想的朋友，并给他看了年轻人写的几篇评论文章。为了确定这些想法的普及程度，他们俩同意对巴黎的学生进行一次调查，他们把调查对象的年龄设定在 18 岁到 25 岁之间，地点是优秀的预科学校、大学各院系和高等专业院校。[5]

这两个人的第二次合作从一开始就非常困难。刚过而立之年的德·塔尔德对马西斯口中的年轻人充满了好奇和同情，但同时也不无怀疑。在他这个反对宗教、坚定拥护共和政体和对社会学规律笃信不移的人看来，这些年轻人作为研究对象，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过认真核实。他怀疑这名年轻的合作伙伴正在用问卷调查的 形式写自传，他猜得没错。简而言之，德·塔尔德需要被说服，而 证据却并不总是唾手可得。不到 25 岁的马西斯则认为自己和这些新青年一样 ;他自己正经历一场精神危机，这场危机将导致他改信天主教 ;他对共和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而且与严格性和准确性相比，他更担心的是，他们对这些青年的刻画是否入木三分。毕竟， 他不是一名有远大志向的社会心理学家 ;他的抱负不在大学，也没有“国家博士学位”(state doctorate)。巴雷斯才是他的榜样，而不是涂尔干和老塔尔德。马西斯希望影响而不是评估舆论，德·塔尔德的超然态度惹恼了他。奇怪的是，他们的合作并没有破裂，他们用事实检验马西斯的总体印象，同时征求来信，收集老师的证词， 还把那些“代表性”团体的代言人逼到墙角，给他们念阿纳托尔·法 朗士、勒南和巴雷斯的作品摘录，从而记下他们的反应。尽管存在无数分歧，他们的合作却没有中断，这是因为马西斯和德·塔尔德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 看到法国的复兴，看到它恢复昔日的辉 煌— 还因为他们收集到的绝大部分资料似乎证实了他们最初的观点，那就是有些东西已经变了，新一代的青年和以前相比确实很不 一样。[6]

毫无疑问 :法国青年跟以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毕竟，他们中有更多的人在读大学。[7] 但是阿伽同的调查给人一个深刻印象，那就是一群年轻人(马西斯和德·塔尔德所说的“jeunes gens”)不仅同声同气，连价值观也一模一样。马西斯和德·塔尔德首先把当代青年和 1885 年一代做对比。他们说，1885 年那代人悲观，自我怀疑，道德上软弱无力，过于理智和内省，把相对主义奉为圭臬，无法积极行动，没有信仰，满脑子都是颓废的思想，甘愿接受失败和国家的衰落。所有这些特征汇聚成了一种非常有害的半吊子作风。

“半吊子作风，”阿伽同写道，“是旺盛的精力(bundle of energy) 松懈后的心不在焉;是无法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缺爱的缘故。” 但是，1912 年的这代年轻人已经“驱逐了自我怀疑”，而且他们都是热爱运动的人。和书本比起来，飞机、汽车和足球更吸引他们。他们已经准备好，甚至热切地希望献上自己的生命，如果这么做 能使国家复兴并摆脱德国人的钳制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爱国者。他们已经厌倦了相对论，他们渴望绝对，他们赞成天主教，因为天主教给了他们渴望的信仰和约束，还为他们提供了一致行动的基础。他们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在政治上很务实。和长辈们相比，他们读的书不多，去过的地方却不少 ;他们的品行更加纯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很早就肩负起经济和家庭责任，而且他们更有可能生育孩子。他们通常对现在的共和政体怀有敌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厌恶那些代表人物的品行。他们不是“法兰西行动”* 的追随者，这是因为他们对制度改革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法兰西行动”所主张的君主制有悖于他们对政治现实的 理解，纯粹是“知识分子的白日梦”(an intellectual chimera)。被他们景仰和视为导师的法国知识分子是夏尔·莫拉斯、亨利·柏格森、 夏尔·贝玑(Charles Péguy)和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组织者和行动者，他们按照一套自己设 置的内在准则生活，同时又在等待时机，使他们的国家接受新的政治规则。“在所有问题上，他们的鲜明特征都是创建秩序和等级，就像他们的长辈只会制造混乱和废墟一样。”[8]

身兼小说家和议员的莫里斯·巴雷斯是阿伽同分析的关键人物。巴雷斯是阿伽同所说的“被献祭的一代”— 1885 年一代— 的成 员。巴雷斯年轻时自觉吸收了许多相对主义的渣滓，这是他们的老师埃内斯特·勒南和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传授给他们这一代的。他知道生命中既有兴奋又有绝望，但却没有伟大和绝对的真理，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附的东西，除了感觉的机械跳动，以及对作为复杂、连续和矛盾化身的自我存在的崇拜。巴雷斯年轻时秉承的信条是“尽量感受，尽量分析”— 搜罗一切经验， 然后用智慧对之进行处理。他的个性和不参加任何团体— 他称他 们为“野人”— 的独特气质，是彻底而不可逆转的。但是巴雷斯却逃过了虚无主义的陷阱，重新建立了自我的统一。他克服了颓废和放纵，牢牢掌控着自己的生活。巴雷斯在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中， 把这一从梦境到现实的转变描绘得如此优美而具有讽刺性，他的一 生因此成为后世追随他的青年仿效的对象。因为巴雷斯成功地通过折磨人的自我分析，重新发现了集体主义，这既肯定了国家是一个人可能了解的终极现实，也是对传统的承诺，这种承诺体现在对国土和死去的先辈们的尊敬上，尤其是洛林(Lorraine)地区和那里死去的人。这些价值观— 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对宿命论、对法国宿命论、对出生在洛林的宿命论的认可— 给了巴雷斯行动的热情，使他从思想和观点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在他的心目中，思 想和观点的真实性一直不如感觉和情绪。正如阿伽同所理解的，巴雷斯的一生给我们的教训就是，选择和承诺是对抗“半吊子作风” 的解药。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和文学有关，从某个重要的方面来说确实 如此 :马西斯正用代际思想这把大锤毁掉前辈们的名声，从而开 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于是，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永恒的文学代际 战争，文学卫士变更的例子。“1885 年一代”都是些什么人呢? 就是那几名组织松散、价值观非常模糊且与马西斯相左的作家? 确实如此。但是，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和亲眼看见了自己最亲密的 朋友经历的变化和危机，马西斯不会把 1885 年一代和 1912 年一 代的对比描绘得如此鲜明，也不会如此自信地宣布新一代即将到来，这也是真的。阿伽同的问卷调查也许是个文艺表演，但是却 很符合亨利·马西斯的现实生活 :把他从 19 世纪末法国知识分子 的精神泥潭中拯救出来。

还在索邦大学读书时，马西斯就经常造访阿纳托尔·法朗士，后者善意而风趣的怀疑论让他感到既激动又困惑不已。按照马西斯自己的说法，20 岁时他开始从这种关系中走出来，当时的他“心烦意乱，心跳很快，却又两手空空”。正是在这个时候(1905 年)， 马西斯找到了巴雷斯，并把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拿给他看，这是一篇温和的短评，题目是《左拉是如何创作小说的》(“Comment Zola composait ses romans”)。当时声誉正隆的巴雷斯不仅鼓励马西斯，还安排出版了马西斯的第二部作品，一本以他的哲学老师阿兰(Alain)为原型的讽刺作品。1907 年，巴雷斯把马西斯介绍给了自己的外甥夏尔·德芒热(Charles Demange)，这是一名对文学和政治有抱负也有追求资本的优雅青年。马西斯立刻被德芒热的才华、 教养和娴雅的风度所吸引。德芒热天性敏感而容易激动，他完全按照自己的喜怒哀乐生活，同时决意回避可能降低自己身份的情况。马西斯对德芒热一见如故，而德芒热对马西斯似乎也是如此。两年后德芒热在外省一个旅馆里拔枪自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文 学和政治事业看起来前途无量 ;他拥有成功所需要的金钱、风度、 魅力、智慧和人脉— 一句话，他拥有一切，除了生的欲望。德芒热自杀表面上的原因是失恋。但是巴雷斯和马西斯不这么看。他们 认为罪魁祸首是他的虚无主义和对自我的过度追求。他们认为德芒 热是“半吊子作风”发展到了病态的一个例子 ;他旺盛的精力垮下来了 ;他的力量和天赋找不到目标，没有组织纪律 ;他是早期的巴雷斯，但是却没有和巴雷斯一样，在法国和洛林那里找到救赎的根源。马西斯的看法无疑是 :德芒热死于过度敏感和思想的过于丰富。

“他对人生实在太着急了，他身上的这种狂热有点可怕。他有着非常敏感的神经，但他滥用了它们。”简而言之，这名影响巨大且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成了“自我崇拜”的牺牲品。他对生活的分析和感受远远超过了生活本身。[9]

德芒热是一个反面例子，验证了马西斯最担心的相对论思想的恶劣影响，和德芒热相反，埃内斯特·普西夏里(Ernest Psichari， 1883)则是正面例子的代表，他积极、克己、自制而禁欲，阿伽同把他和 1885 年一代最优秀的人做对比。1906 年，马西斯见到了普西夏里。他立刻被对方孩子般的坦率目光、活力四射的形象和朴素自然的态度所折服。“第一次见面他就完全向你敞开心扉。”换言之，普西夏里和德芒热截然不同。他富于行动力，而不只是嘴 上说得好听。他身上没有那股子“习气”(façon)— 那种世纪末心态所欣赏而我们今天却觉得陌生的复杂而虚伪的态度。但是普西夏里并非一直都很自信，他的精神和身体也不是一直都表现得这么健康。[10]

普西夏里和德芒热一样，出身于法国文坛精英的圈子。他的父亲让·普西夏里(Jean Psichari)是著名诗人，并且是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的希腊哲学教授。 他的母亲诺埃米(Noémi)是埃内斯特·勒南的女儿，埃内斯特·勒 南是有争议的《耶稣生平》(Vie de Jésus)一书的作者，也是共和主义智慧活生生的化身。在 19 世纪末的法国，只要提到勒南的名字，立刻令人联想到学术成就、反宗教和一种嘲讽性的、享乐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以取笑人类思想和行为的矛盾为乐，并对绝对真理(不管是宗教上的抑或仅仅是道德上的)的建立不抱任何希望。勒南在 1876 年写道 :“我们依靠影子的影子生活。我们后面的人将靠什么生活?”

普西夏里正是成长在这样一个周围都是一流学者和政治精英的环境下，并对文化和政治有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名人子孙和普通人之间互相隔绝的风气比现在更甚，他们受到的教育也使他们更可能遇到和自己相似的年轻人。中学时，普西夏里遇到了第三共和国 的另一位显要人物儒勒·法弗尔(Jules Favre)的孙子雅克·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1882)，两人迅速成为好友。当时正值世纪交替之时，普西夏里和长自己一岁的马利丹一样，对他们的自由主 义、共和主义和高级知识分子环境怀有满腔热情。普西夏里是德雷 福斯(Dreyfus)* 的热心支持者;他在家庭的餐桌上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饶勒斯(Jaurès)* ;他倾向于饶勒斯式的广义人道社会主义 ;而且为了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普西夏里每个星期天都到“民众大学”去 给他们上课，目的是有朝一日他们也可以达到自己这样的思想高度。[11]

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并不能把普西夏里从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 当时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精神上正饱受折磨。普西夏里和德芒热一样，生活上是个花花公子，同时又为了写出充满柔情、软弱、讽刺 和激情的文字而煞费苦心 ;而且他也和德芒热一样，有过自杀的念头。1903 年，普西夏里曾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时他绝望地爱了 20 年的马利丹的妹妹和别人结婚了。自杀未遂之后，普西夏里离家出走，在巴黎的街头流浪，他试图用饥饿和体力劳动的痛苦来麻醉自己。至少有一段时间，除了模模糊糊的文学梦和投身于某种有价值的事业这个理想以外，他还尝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理由活下去的身无分文的流浪汉的痛苦滋味。他是花花公子和民粹主义者的合体， 一个有行动力却不知道自己的理想在哪儿的人。

要是在十年前，普西夏里可能会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或是社 会主义者 ;但是在 1905 年，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虽然考虑到他的成长环境，这条路的激进程度并不亚于另外两条。为了摆脱生活的纷扰，普西夏里参加了军队。参军的效果是如此之好，以至于一 年后他再次入伍，并转到了殖民地炮兵部队，对于父祖均是以反军 国主义著称的大学教授的子孙来说，这个选择实在有些奇怪，甚至令人非常震惊。1906 年，已经晋升为军士长的普西夏里第一次来到非洲，他花了 18 个月时间到法国占领的刚果地区考察。这次的经历是压倒性的，既令人愉快，也改变了他的一生。普西夏里逃离了巴黎的谎言和丑陋，猜疑和讽刺，大腹便便和空洞的讲话。普西夏里想不惜一切代价摆脱一个充斥着屈从和过量常识的世界。在非洲他遇见了当地人，他们使他想起，在被“堕落的恶习”侵蚀了意志力并夺走力量之前，欧洲人应该也和他们一样，是一群没有文明负担的人。

非洲对普西夏里来说是一次伟大的冒险、一次伟大的旅行和一次原始朴素的情感教育。提起在那里为殖民地军队服役的经历， 他 写 道 ，“ 使 我 们 变 得 更 好 ; 它 提 升 了 我 们 ， 使 我 们 在 灵 魂 的 紧 张 ， 在梦想和行动的融合和统一中超越了自己”。普西夏里在非洲认识 了一帮“死亡骑士”并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些士兵和旅行者 自愿放弃祖国舒适和安全的环境，冒着可能默默无闻地死于一群茫然无知的陌生人之中的危险，来到这里。在和这些人接触的过程中，普西夏里认为自己悟到了“生命的真谛”，因为“这些稍纵即逝的 身影足以使流动的宇宙定格为一幅高贵豪迈的美景”。回到巴黎后，普西夏里可以大声宣布自己“征服了一种信仰”，并把自己的梦想擢升到“毋庸置疑和在相对论之上”的地位。

来源：好奇心精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