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仲马: 历史是什么？是我挂小说的钉子！

摘要：当拿破仑无视你对生活最基本的需求时，是他忘了，他忘了你是身高两米、力大无穷的共和国的黑豹；他也忘了你单枪匹马守卫克罗森桥。他可能认为英雄不需粮食，只要功勋。可是与荣誉等身的人，多数都有难逃的宿命，像归国途中被囚禁毒害一样，只是因为你过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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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仲马1802 7 24——1870 12 5

文/叶谷

我是亚历山大·仲马。

今天，我站在巴黎凯旋门的南墙，仰望父亲的名字。我想问他，当荣誉裹身，它是否像牺牲成就它时的那样，回应了当下的需求？！

当拿破仑无视你对生活最基本的需求时，是他忘了，他忘了你是身高两米、力大无穷的共和国的黑豹；他也忘了你单枪匹马守卫克罗森桥。他可能认为英雄不需粮食，只要功勋。可是与荣誉等身的人，多数都有难逃的宿命，像归国途中被囚禁毒害一样，只是因为你过于忠诚。

追溯我的家族历程，要提安东尼亚历山大·戴维·德·拉帕耶特里。他是我的祖父，他以诺曼底侯爵的身份娶了非洲黑奴——玛丽·赛瑟特·仲马。

我的祖母常年在甘蔗种植园里干活儿，她不是一个对世事敏感的人，自然无法感性地预见未来。我父亲的名字被镌刻凯旋门上，对她来说一定是一种对精神上的施暴，因为她认为失去儿子等同于不再被人想起。祖母在父亲十岁时辞世后，父亲托玛·亚历山大·戴维·德·拉帕耶特里以母姓参军，又以母姓立下了赫赫战功。这至高无上的荣誉自然不在已故祖母的期待之中！

父亲一直有着贵族和奴隶两个身份，但他与拿破仑兄弟相称。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等价交换，拿破仑独裁后，战场由埃及变为内廷时，父亲的罪名就已经产生。昔日的盟友，今日的审判官，连信仰也解释不了人性的疯狂，父亲将其称为——完整的献祭！

面对父亲的死，只有4岁的我不敢批评拿破仑。我知道有上帝，且我从未见过祂。我冲上楼拿了父亲的枪，我要上天堂杀死上帝，因为他把父亲杀了！母亲拦住我说:“你需要拥有比冲动更高级的行为！”

家道中落是一种不幸吗？你或许可以这样看:命运没有选择阻止你，你尽可以奔赴自己的命运。每一种经历都会掩盖另一种痛苦，只要你不去过度放大。

我的母亲玛丽·路易丝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她做到的不是放下，而是通过我亦或是通过责任驱使我们母子活下去。她承认痛苦的存在，但她坚信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说谎的高手，因为它们就像自然现象一样抵不过时间的推离。她讲述家族中的冒险与抗争，讲述父亲英勇奋战的事迹，她的目光仿若在凝视着爱人的伤口，而这些陈年旧事只有在幸存者的口中才不会被吞噬掉感动！此刻的我，已然在母亲的指尖触摸到了神性！

法国巴黎先贤祠

无情的现实多有冒犯，我和别人比不了家世也比不了学识，我只和昨天的自己较劲。我跟偷猎者学狩猎、射击；跟骑兵学习马刀、剑术。我去结识新朋友也不是因为寂寞，而是他们告诉我生活中除了恋爱和打猎，还有工作。有一份喜爱的工作，等于在婚前就感受到了幸福。

1817年，我在公证事务所工作，专门负责把各种公证文件送到周围的村子里请当事人签字。枯燥的工作、重复的路线，让我既敏感又麻木，能让我坚持五年的原因就是这种不对抗的状态。期间，我学习了意大利语和德语，并与拉朋斯合作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乌戈·弗斯科洛的小说《雅可波·奥尔蒂的最后几封信》。

二十岁那年，前往巴黎的决心已然被磨砺得很粗糙，但这好过没有。我仰仗父亲残存的声望在奥尔良公爵的办公室谋得了一份文书的职位，公爵赞我写得一手好字，便邀我抄写剧本和书籍。

这剧本抄的，越抄越气。那些垃圾的剧情就像诉苦的废物，它们恨穷怕老，直接将读者的上进心腰斩，顺带着毁了我们为数不多的怜悯。

文学是三种东西的转换——知识、人性、时间。若作者以为真实的丑陋是反派，那么拿来用的只有虚假的美化。所有遮遮掩掩的文字报不了大仇，也医不了心病，更谋不成大事。举例:金钱可以分别在阴暗与光明之处，若谁以为它是价值本身，那他就是糊涂透顶。只有将它定位为价值的媒介，才是真正看到了金钱的本质。人性也是如此，它是衡量各种品质的媒介，是答案两极分化的起点，只有不脱离母体，一切事情才有最终的交代！别羡慕有毒的鸡汤具有多强的时效性，我们更应该看到反人性的文字给人类造成了多少无知。所以，当我们看到没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难免会生疑、愤怒、绝望！虽说不应随意地否定一部作品，但精神给养属于缺失的状态时，我无法降低需求的成本去恭维我赖以生存的工作。当然这只是我的心理活动，我也怕丢了工作。

我开始下定决心写一部剧本时，这份野心引发了我的焦虑也驱动了我的成长。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历史、自然、科学……

白天和年轻的医生在慈善医院学习生理学和解剖学，夜晚则钻研化学和物理。后来我在创作《基督山伯爵》时，那段维尔福夫人下毒杀害家族成员的描写均来自这段时间对化学的涉猎。

小仲马1824 7 27——1895 11 27 代表作《茶花女》

我在创作第一部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时，我的定力受到了诱惑和干扰。

卡特琳娜·拉贝是奥尔良公爵办公室隔壁的女裁缝，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到她我都会很自然地在脑海里浮现出人体解剖的画面。我想象着脱掉她衣服的时候，连这个意愿在我的潜意识里也不是孤立的。我渴望她放松、疲惫、甚至希望过程中充满转折与惊喜，我分明是想欺负她！

二十一岁被一种臆想的感觉直击，算不算是一种对懵懂的接纳？我允许一切发生，因为不允许也得发生。1824年的7月27日，拉贝为我生了儿子，我以自己的名字亚历山大·仲马为其命名。拉贝很善良，她为我这个举动感动至极。但我喜欢打明牌，因为遮遮掩掩是坏品质。拉贝破坏了我的生活习惯，但她培养了我对女人的兴趣。很快，我将她们母子送到了乡下，因为柴薪有限，必须减少消耗。拉贝不吵不闹，选择主动性失聪，她的平静让我窃喜了好一段时间，殊不知这是她对这份感情最深的反击！

1829年，巴黎大剧院上演了我六年前写的话剧——《亨利三世及其宫廷》。雨果写信向我索取剧票，我们见面时两手紧紧地握住，再也没有分开。时隔不久，雨果推荐我进入法兰西学院未果，他为我在法国文坛上受到的歧视忿忿不平。

在一次文学聚会上，我在留言簿上回答了 “若君非您自己，愿为谁矣？”的问题，我坚定地写下:吾愿为雨果！

我最欠缺的是在现实中不能从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她们，所以我对感情上的痛苦不深。这些年，我流连风月场所，却永远不被女人牵绊。有时候还会忘记拉贝和小仲马，甚至连生活费也忘了给。而拉贝一直在儿子面前树立父亲的高大形象，所以小仲马对我充满了崇拜。

1831年，演员贝尔·克莱尔塞梅尔为我生下了女儿玛丽。当时我极其排斥又不想履行父亲的义务，但贝尔强势威逼，从不出离左右，她还会抱着孩子突然出现在我与新欢之间，弄得尴尬至极！要我承认玛丽的身份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贝尔必须接受小仲马的存在。我多单纯啊，这根本就不是她关心的问题，但我当时确实那么做了，也将小仲马接到了身边养育。

自从1830年法国爆发革命以来，很多人劝我趁此机会恢复祖父的贵族姓氏，以打通进入上层社会的大门。我忠于父亲的共和理想，所以我只姓仲马，别的什么也不姓！

因此，菲利普国王不信任我，甚至有意冷落我。1837年，国王的儿子、王位继承人小奥尔良公爵成婚，凡尔赛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当时国王邀请了全法国所有的知名人士，唯独没有我。幸亏雨果全力斡旋，国王才补发了请柬。我参加宴会与小奥尔良公爵夫妇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并为自己赢得了骑士十字勋章。

维克多·雨果1802 2 26——1885 5 22

爱情是渺小的，而爱是庞大的！爱情不过是男女在爱里共建的一部分回响，有没有爱情，爱都存在！

初识伊达·费丽埃时，她二十岁，体态丰满也有姿色。她不是什么贞洁的女人也不知道有过多少男人，但她最大的优点是从不干涉我与其他女人的关系。所以她是我娶回家的唯一女人。我不是什么会迎合的男人，也不会在女人面前装作感动，之所以娶伊达，只是感觉自己不能被人侮辱。或许结婚是一种成长，如果她最后离开我，那么她的离开也是教我成长。

有一次，我不顾礼节带伊达到奥尔良公爵的府邸赴宴，她很成功地得到了公爵夫妇的注意并对她百般热情。可是在告辞的时候，公爵低声对我说:“你当然知道，亲爱的仲马，你只能带你的妻子来见我！”

其实一个人在世俗中的地位与传统的观念是息息相关的，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违背美德。至于我们犯的那些错误，都是欲望在挑拨离间！

1840年2月1日，我娶了伊达。结婚是一段感情的分水岭，若在此之前我们的激情达到过峰值，那么此后的每一天都将走下坡路，因为纯粹的爱是不可再生物！这一点，伊达给了很好的说明。婚后短短几个星期，她就勾搭上了别的男人。我撞见浪漫派诗人德·波瓦尔从她的浴室里走出来，惊得我目瞪口呆！我想，男人应以宽大为怀，在短暂的沉默后说:“行了，行了，快坐我的扶手椅上歇歇。我和伊达要休息了，这件事儿咱们明天解决！”这个有上进心的婊zi，她清楚女人不能总做新娘，这就开始工作了。

我不是天生的学者，也不怎么擅长钻研，我更喜欢你们拿给我一个土坯人，然后我赋予他有血有肉的生命。

历史是什么？是我挂小说的钉子！

在马赛图书馆，我发现了一本库蒂尔兹·德·桑德拉撰写的《回忆录》，这里面详实记录了“圣巴托洛缪之夜”的惨史。这本书自1700年出版后一直默默无闻，而我读后兴奋异常，我决定将库蒂尔兹笔下的一些人物和情节移植到小说中。

1844年，《三个火枪手》问世。与此同时，《基督山伯爵》也开始在《议论报》上连载。后者取材于《复仇的金刚钻》的案件原型及我在地中海基督山岛游历的经历。1842年，我随同热罗姆亲王（拿破仑的侄子）游历厄尔巴岛，我们计划登岛，但因防疫限制未能成行。我绕岛观察，获取到了详实的地貌及登岛的路线，最后将该岛植入《基督山伯爵》的作品中，成为宝藏岛的原型。

《三个火枪手》插画

你们知道，我是法国贵族与非洲黑奴的后裔。太多人潜意识里的种族歧视在操控我的人生，左右我的情绪，我越清醒就越带着痛苦。我不停地挥霍金钱，毫无节制地纵欲，并不是想锋芒毕露。作为一个有黑人血统的作家来说，我也只能以此来标榜我在法国文坛上的地位。不过现在不必了，《基督山伯爵》的成功将我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被人诟病的人品就是我在美德上赔掉的一座城池。

我人生的缺口巨大，滚滚而来的稿费像我从一千年以前接到今天的雨，从此再无大旱！我想像复仇的爱德蒙·邓蒂斯那样活着，哪怕我与他的绝望同步，哪怕我孤独到生锈，哪怕……哪怕我不再是我！

我确实不再是我，因为我常以“基督山伯爵”自居，并在临近塞纳河的圣日耳曼莱昂的山脚下买下了一大块地皮。我请建筑师希波吕特·杜朗设计了哥特式城堡的基督山山庄的图纸，他告诉我城堡的造价需要二十万法郎。

我说:“但愿比这更多一些！”

城堡里有我居住的地方，也有我专职写作的地方。每扇窗户的上方都悬挂着我精心挑选的各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著名作家雕像。门厅正中央也放着我本人的一尊半身雕像，雕像的底座上刻着:我爱爱我的人！

城堡落成之日，应邀前来祝贺的嘉宾有六百余名。大堂高朋满座，其中也有穷困潦倒的文人画家和贫穷的百姓。

我热情好客，奔放不羁。创作之余精心研制美食款待拜访者，我甚至将一个籍籍无名的艺人奉为座上宾。我的卧房里放着一个很大的啤酒杯，里面放满了价值24法郎的金路易。不管谁来借贷，我伸手就是一大把。那些曾经攻击过我的人在走投无路时也腆着脸皮前来求援，我概不拒绝。一个朋友请我捐50法郎埋葬一个刚刚去世的地主管家，我哈哈一笑拿出100法郎。

“去埋葬两个地主管家吧！”

《基督山伯爵》电影剧照

1848年，《茶花女》的诞生震惊了整个法国文坛。编辑社的人问小仲马为什么不署上真名？他轻描淡写地说:“我想拥有真实的高度！”

也许，小仲马已将父子之情视为烂掉的关系。当我知道了《茶花女》出自我儿子之手时，也就想到了他在默默无闻的日子里有很多次用匕首刺中了臆想中的父亲。

拉贝，小仲马的母亲，我再一次想到了她。二十五年前的爱紧紧地勒住现在的我，我无法跟她说对不起，因为在她的经纬度上，我是那块沉没的陆地！

同年，法国再次爆发革命，我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愤慨激昂的巴黎人民宁愿走上街头游行也不愿坐进剧院，我斥巨资修建的历史剧院才开张不久就关门大吉，加上山庄里常年养着一些寄生虫，光这些支出每年就高达几十万法郎。我试图以写作来救急，但当时的出版业也相当不景气。历史剧院破产、基督山庄被拍卖、我也被债主围追堵截，随时有进债务人监狱的危险。

当时，雨果因反对拿破仑三世称帝而被迫流亡海外，我也跑去布鲁塞尔，其真实的目的就是为了躲避法庭的执达吏。

我是浪子，但浪子才有归途！我不后悔曾经的慷慨大方，我所有的财富取之于民也用之于民。就像我让基督山伯爵将唐格拉尔非法所得的500万巨款归还济贫院，将德·维尔福小姐继承的家族遗产赠与巴黎的穷人一样。

我的善良是本性使然，纯粹而炽热。看到那些人因得到我的帮扶而走出泥淖，吾心甚慰！我也不在意巴尔扎克的讽刺，即便他说我堕落得像个庸才，是一个浑身散发着黑奴臭气的腐化分子，那又如何？！我躺下是水，坐起来是山；我是世俗的叛者，也是信仰的圣徒！

1853年，威尔第将《茶花女》改编为同名歌剧。小仲马的光环从来不是我给予的，正是他失去父亲才成为了真正的自己。此时的我正被通缉，遗憾不能回国观看。儿子打来电话说:“演出的盛况足以令人误以为是您的作品！”

我眼含热泪，“孩子，你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同年，我与债主们达成体面的协议，重返巴黎。我试图东山再起，写作品办报纸，也全力游说拿破仑三世拨款再建历史剧院，但都没有成功。

大仲马的府邸基督山庄园

小仲马开始接济我！

是的，我落魄了……可我从没这样幸福过。我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每日伏案写作，也不必为了写好一部作品而通宵达旦。我和小仲马是公认的文豪父子，不用继续创作也能出入上流社会，生活得很体面。日益自由的法国对我礼遇有加，后起之秀也将我视作前辈一般尊重，可为什么我竟这般空虚？！除了写作，我还能从何处生还？我在作品里写别人，看到的是自己。我所写的仇恨也是我热爱这个世界的深度。

每个人都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想要的，一个是拥有的。如果我将现在拥有的赠给巴尔扎克，他就不用以咖啡续命继续创作，而我也没失去什么，因为我睏了可以直接睡觉。

我现在才明白，他说我堕落得像个庸才，其实是说我没像他那样真正地热爱过写作！

沉，是一种内敛；浮，是一种绽放。如今黑土盖得越来越多，我拿起笔正在回报这一段阅历。可事与愿违，我的思想已经独立到不能与语言交融，再赴笔端仿佛与昨日的自己割裂。使我最灰心的是常感头痛，力不从心。我不是想赚钱，我是不能让人以为我已江郎才尽！我努力了数月，终于承认二十年前的大仲马已离我远去。我开始寻找枪手，让他们模仿我的风格，初成的一些作品也署上我的名字发表。可代写的枪手往往找不到支点，肆意飘摇。时间一久被读者发现了，他们开始联名声讨冒充我的作者。我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我闯祸了，而是心存愧疚。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丧失执笔的能力而是变得虚荣。我竟然在文学上造假，赌的还是我一生的名誉。这不是低级的错误，而是没有智力；读者也不可能不知道真相，而是替我保全名声！真正的境界是不再寻求认可，可我总想以各种方式去解释自己，我终归禁不住读者的凝视！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

普军兵临巴黎之际，小仲马强行将我接到了诺曼底。我不想离开巴黎，我要亲历这场革命，我要目睹巴黎百姓的怒吼，我还要我的儿子为我拿来步枪，穿上制服！

从8月4日到9月1日短短27天的时间，拿破仑三世投降，8.3万法军被俘！经此一役，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历史上陨落！

我累了，我是共和国将军的遗孤，我和法国的命运休戚与共！我没能像父辈那样上战场杀敌，却以我的笔呼吁了半辈子和平。帝王制度是有野心的人最熟悉的概念，固化的观念一定是因果的源头，任何试图推翻的个人都将被边缘化。

2300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了著名的洞穴寓言:一群囚徒被锁链束缚在洞穴中，只能看到墙上的影子。因此，他们把影子当做唯一的现实。当有人挣脱锁链看到真正的阳光时便跑回去告诉其他囚徒真相，可第一个看到阳光的人被视为疯子和敌人。认知，有高有低，都是囚笼。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一切，但未知会推翻一切固有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