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媒介的发展，影响了网络悬疑小说构造悬念与揭开真相的方式：在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小说”中，探险家用符号学方法揭露超自然现象背后“理性化”的科学真相，显示出印刷媒介的影响；《无限恐怖》等“无限流”小说的“同人志”与“游戏化”特征，凸显了“反转”式悬念结构
作者
王子健 南开大学文学院
【摘 要】
现代媒介的发展，影响了网络悬疑小说构造悬念与揭开真相的方式：在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小说”中，探险家用符号学方法揭露超自然现象背后“理性化”的科学真相，显示出印刷媒介的影响；《无限恐怖》等“无限流”小说的“同人志”与“游戏化”特征，凸显了“反转”式悬念结构，小说中多维世界的设定则动摇了悬疑小说中“理性”真相的确定性；《诡秘之主》等“克苏鲁”式悬疑小说将悬念与升级叙事相结合，反思“理性”与“非理性”的合谋，呈现信息论视角下后人类时代的“真相”思维。信息时代人类与计算机的亲缘关系，为悬疑小说的发展与重审人类主体观念提供了契机。
近年来，悬疑惊悚小说逐渐成为中国网络小说的热门类型，典型者如《诡秘之主》《十日终焉》等。事实上，自清末民初福尔摩斯越洋而来，拉开中国侦探小说的现代化序幕，悬疑小说这一类型文学在中国已流行百年有余。相较于传统的公案小说，现代侦探小说更强调“智力”与“理性”，并把侦探与罪犯的智斗视为核心描写对象。这种对智性的崇拜既源于现代社会对工具理性的推崇，也与现代符号学的阅读理念息息相关，同时亦反映出侦探小说与印刷术、照相机等现代媒介的关联。时至今日，互联网及其他新媒介的发展，使得网络悬疑小说构造悬念与揭开真相的方式再次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清晰地反映在福尔摩斯这位侦探形象代言人身上。在《神探夏洛克》（2015）这部现象级的电视剧中，福尔摩斯的侦探方法从由细节阅读真相的“演绎法”，变为直接看见信息标识，或通过信息记忆进行联想的“记忆宫殿”（图1）。这表明信息论思维与计算机媒介开始主导当代侦探类文艺作品的悬念结构变迁，以网络为媒介载体的网络悬疑小说亦如此。围绕媒介经验这一线索，本文将讨论三种不同的网络悬疑小说亚类型，它们分别是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小说”，以《无限恐怖》为代表的“无限流”小说和以《诡秘之主》为代表的新式“克苏鲁”小说。三者前后相序的历程正是印刷媒介向信息媒介发展的直接映射，小说中的侦探角色从“探险家”变成“计算机”的历史，也展现出新的“后人类”主体意识对网络文学的影响。
图1 《神探夏洛克》中福尔摩斯处理案件的主观镜头。他直接从死者的戒指中看到了“婚姻不幸10年以上”的信息，这也是观众戏称其侦探方法为“扫描”的原因。
一、“墓穴”、书籍与历史——从《鬼吹灯》看“盗墓小说”的符号学“真相”
在传统通俗文艺的视域中，悬疑小说主要指以侦破案件为中心的侦探类作品。进入网络媒介后，传统侦探小说不再一家独大。在起点中文网当前的悬疑小说主页上，列有“诡秘悬疑、奇妙世界、侦探推理、探险生存、古今传奇”五个热门子类型，其中传统的“侦探推理”仅排在第三位。当然，这些子类型的热度时常发生变动。例如，“无限流”小说曾是悬疑门类中最热门的子类型之一，其流行之甚，甚至使它从“悬疑”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与之同级别的类型。本文讨论的“盗墓”“无限流”“克苏鲁”作品，均是网络悬疑小说发展过程中曾经风靡一时的子类型。它们虽仍以“悬念”与“真相”为故事的主要驱动力，但已与传统侦探小说有所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些作品在悬念构造与真相揭示方式上的变化，能够反映出媒介经验变迁对网络悬疑小说的特殊影响。
在诸多网络悬疑小说的热门亚类型中，最早流行的是“盗墓探险”类，其核心叙事聚焦于主人公在地下墓穴或其他高危环境中的探险经历。此类作品以《鬼吹灯》和《盗墓笔记》为代表，悬念主要由形形色色的边缘空间及其中超乎常理的自然、人文环境与离奇生物构成。与之相应，探险家揭示“真相”的方式，主要通过符号学式的阐释，将超自然现象还原为现代“科学知识”。从这一点看，此类作品仍带有明显的印刷媒介痕迹，这也使书籍与知识成为作品主人公胡八一等探险家的核心象征。
天下霸唱（本名张牧野）的《鬼吹灯》被视为“盗墓小说”的“鼻祖”。作品讲述主角胡八一凭借祖父传下的《十六字阴阳秘术》，与王胖子、Shirley杨组成“摸金铁三角”，在各类险境中探险寻宝的故事。小说发表半年后，《鬼吹灯》的同人作品《盗墓笔记》从“鬼吹灯吧”迁至起点中文网，并脱离同人身份，成为该类型的另一大代表。这两部作品迅速走红，吸引了大量模仿者，其中较为知名的有《藏地密码》（何马）、《青囊尸衣》（鲁班尺）、《茅山后裔》（大力金刚掌）等。上述作品皆以民间传说与盗墓探险为描写对象，但均未能再现两部代表作的盛况。值得注意的是，《鬼吹灯》和《盗墓笔记》不仅在网络媒介广受欢迎，亦是纸质书市场上的畅销作品——当时出版界甚至将2007年戏称为“盗墓年”。可见，“盗墓小说”在网络文学与传统印刷媒介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
已有研究指出，盗墓探险小说的兴起与当时中国印刷出版物中流行的悬疑恐怖小说关系密切。事实上，在《鬼吹灯》为盗墓小说确立文类规范之前，它本身亦属于广义的“悬疑恐怖小说”。《鬼吹灯》成文之时，正值中国出版业掀起恐怖小说热潮，其问世的2005年甚至被出版界称为“恐怖小说年”。在当时的界定中，恐怖小说着重描写“人在遭受死亡、疯狂等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高度的焦虑的心理状态”。《鬼吹灯》所呈现的，正是主人公探险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离奇死亡威胁。它最初连载的板块是以恐怖小说见长的“莲蓬鬼话”，而作者天下霸唱的处女作《凶宅猛鬼》则讲述了一个纯粹的鬼故事。综上可见，《鬼吹灯》确实脱胎于彼时印刷媒介的恐怖小说风潮。
此外，盗墓冒险类小说也深受现代大众文化中“寻宝”热潮的影响，因此其悬念构造多与“失落文明”或“历史真相”相联系。天下霸唱亦曾坦言，《鬼吹灯》受到《夺宝奇兵》《古墓丽影》等现代冒险电影、游戏的启发。这些大众文化产品所呈现的“墓穴”往往位于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如沙漠、雨林、深山等，这些边缘空间通向一段失落的文明。正如李玥阳所言，盗墓小说中的“古墓”“秘境”与21世纪初大众文化对“异类”文明的“凝视”密切相关。在这种“凝视”中，处于西方文明视域边缘的文化被塑造成神秘而封闭的“奇观”，从而激发大众的消费欲望。类似的消费热情亦体现在当时中国公众对历史知识的“追逐”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衍生书籍如《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等长期位居畅销榜。截至2007年，出版业仍认为“与《百家讲坛》沾边的似乎都要火爆”。
从表面上看，大众对“异类”文明与历史知识的热衷体现出对理性精神的知识渴求，而恐怖小说的流行则源于大众文化对非理性“恐怖”体验的追求。有趣的是，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消费诉求实际上紧密相连，其最直观的例证便是《达·芬奇密码》的热销。该书于2003年引入中国，仅在2004年一年即重印18次，销量突破120万册。这部畅销小说将血腥的悬疑谋杀情节与西方历史传说相结合，并穿插大量符号学式的解读，可谓“悬念”与“历史”融合的典范。
事实上，维多利亚时期的侦探小说与鬼故事已经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的共谋关系。如斯尔詹·斯马伊奇（Srdjan Smajic）所言，19世纪侦探小说的“理性主义”表面上排除了“各种非理性知识形式”（诸如鬼魂等超自然现象），却与“唯灵论”“心灵视觉”“直觉主义”等超自然视觉理论保持着紧密关联。这一现象又与19世纪对“符号学”的阐释和百科全书式知识的热衷相呼应。对此，福柯指出，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一个“新的想象空间”被发现。他写到，从那时起，“想象的世界”由“符号学”与“图书馆”构成：
鬼魂主宰的领域不再是夜晚——理性沉睡或欲望之前那段不确定的空白——相反，它出现在人们十分清醒、孜孜不倦地聚精会神、热衷博学并持续警惕之时。……幻象被精心安置在静谧的图书馆里；整齐排列的书卷、依次排开的书名，共同构成一个紧密而封闭的空间，它既封印又释放那些不可能的世界。……怪诞不再是心灵的私产，也不是源自自然的不和谐；它从知识的准确性中衍生，其珍宝潜伏于档案之中。
福柯的描写揭开了“墓穴”的第一重面纱——一个由书籍与档案所主宰的“知识空间”。早在《鬼吹灯》开篇，天下霸唱即已向读者展示恐怖冒险故事与档案知识之间的紧密关联。引言强调，“盗墓是一门技术”；为寻找墓穴，盗墓人不仅依据“古代文献中的线索”，还有极少数人凭借秘术，通过解读山川河流的脉象、运用风水术寻墓。故事亦从胡八一“爷爷留下的一本残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讲起。全书8卷几乎都围绕书籍或“失落的知识”展开：第2卷《龙岭迷窟》中的“龙骨天书”以暗语记录“凤凰胆（雮尘珠）”的秘密，胡八一唯有求助语言学家孙教授方能破译；第3卷《云南虫谷》中，众人依靠“人皮地图”指引进入献王墓；在《昆仑神宫》《南海归墟》《巫山棺峡》等卷，胡八一最大的依仗则是自半本古籍所得的“十六字天卦”符号学知识。
对古老文明“失落书籍”和“秘传知识”的追索，并非对历史本真之复原，而是一次带有现代“符号学”目光的再阐释。虽然胡八一的盗墓行为常被包装成考古行动，但他并非遗迹的守护者，而是对古旧知识进行“现代译码”的冒险家。《鬼吹灯》设置悬念的显著特征，正是执着于为超自然现象（谜面）赋予当代“科学”解释（真相）。这些解释有时由人物亲口道出，例如《云南虫谷》中Shirley杨对“霍氏不死虫”的生物学说明；有时则来自作者的上帝视角，如《黄皮子坟》里对老羊皮暴食黑鱼的成因分析：
许多年后，我参军到了兰州，才知道在黄土高原上，有种罕见的黑鱼……任何人尝上一口，都会变得跟饿鬼投胎一般，越吃越饿，越吃越想吃，一直吃到胀死为止，关于这种可怕的黑鱼，有许许多多的传说，有说这些鱼都是闹饥荒时活活饿死之人所化，也有人说黑鱼是河中的龙子龙孙，谁吃谁就会遭到诅咒。
后来随着科学日益昌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种黑鱼中含有一种麻药，人类之所以会感到饥饿和饱胀，都是由于人的大脑下视丘中，有一段“拒食神经”，黑鱼中的某种成份，恰好能麻痹这片神经，使人感到饥饿难以忍耐，一旦吃起来，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了……
这些都进一步表明，《鬼吹灯》在制造悬念的同时，总是把古老传说中的超自然“禁忌”转译为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正如李玥阳所指出的，盗墓小说“是文明探索在网络文学中的一种叙述模式”，其中关于“秘境”与“废墟”的描写，“并不是回到古代，而是基于现代的一种历史想象”。
在这一意义上，盗墓探险小说虽然与传统侦探小说有别，但其悬念的生成机制及其展开所依托的空间与后者一脉相承。书中将“失落文明”与“超自然生物”皆视为现代文明“边缘空间”的产物，犹如经典侦探小说中潜伏于都市阴影的“罪犯”。冒险者所承担的任务也与侦探相似：运用现代理性与科学知识，对边缘现象进行符号学译码，并将之重新纳入中心化的理性秩序。继盗墓题材之后，网络文学又出现一种新兴悬疑形态——“无限流”。此类作品因其同人基因而偏爱“反转”式悬念，又借助游戏化结构，在多重维度中生成离散化的“真相”；从类型史视角看，它或可被视为网络悬疑小说真正的起点。
二、智斗与“反转”式悬念——从《无限恐怖》看“无限流”小说的“游戏化”
在《鬼吹灯》的众多“后继者”中，影响力最大者当属何马的《藏地密码》。小说聚焦西藏地区的冒险经历，与《鬼吹灯》类似，篇幅中穿插了大量想象性的“藏地知识”，因而依旧归属于传统“探险”范畴。此类文本与2000年前后兴起的“探秘”文化风潮同频共振：一方面关注“野史”“民俗怪谈”“失落文明”等非现实主题；另一方面又借助现代理性，力图为“非科学”现象揭示“科学真相”。刘松将这一演变阶段概括为“文化悬疑小说”时期。此类文本对“书本”与“知识”的另类符号学迷恋，本质上延续了自启蒙时代以来由印刷媒介塑造的“通俗科学”文化氛围。
随着前述文化热潮的消退，盗墓探险小说渐趋沉寂。与此同时，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悬疑小说在2007年登场——zhttty（本名张恒）的《无限恐怖》。小说讲述郑吒、楚轩等人被幕后“主神”强制投放至各类电影与书籍世界，执行高危任务。自此，该类型因这部开山作而被称为“无限流”。“无限流”作品的同人基因与游戏化机制，决定了其对“反转”结构的偏爱，也促使网络悬疑小说的悬念逻辑从理性化、符号学式的唯一阐释，转向竞技化、策略性的智力博弈。多维世界的设定不仅动摇了传统侦探小说中“真相”的绝对权威，也暴露了理性权力潜在的暴力性。
早期“无限流”作品几乎都以同人小说的形态出现。《无限恐怖》便将叙事场景嵌入《生化危机》《午夜凶铃》等大众熟知的文本之中。正如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指出的，同人文化的兴起与网络时代息息相关。网络媒介一方面强化了粉丝社群的互动，并为同人创作提供了公开的平台；另一方面，版权制度的缺位也让写作者得以凭借同人文本获利。由此带来的“同人志”身份，为“无限流”小说开辟了新的谜题与悬念模式：传统侦探小说的悬念源于案件，探险小说的悬念源于野史和民间传说，惊悚恐怖小说的悬念源于超自然生物，而“无限流”小说的悬念则诞生于对原始文本的“改写”与“再解读”——在这种机制下，“理性真相”不再唯一。
《无限恐怖》的多数剧情源自各类名作，读者对其“原初真相”与“生路”早已熟知，因此这一类型的悬念不在于揭示已知真相，而在于主角能否“改写”既定结局。第二个剧情单元即为例证：郑吒与队友借助“主神”提供的道具及剧情内现成的炸药，击杀了《异形》中连原始主角亦无法对抗的终极怪物“异形女王”。随着“无限流”的发展，读者不再满足于对固有框架的改写，而期待出现更多脱离原著的情节。“再解读”遂成为另一悬念机制：作品不只改写结局，更追索文本中更深层的“真相”。至中后期代表作《惊悚乐园》，这一逻辑演化为“破解世界观”的任务——主角须探明整个故事空间的成因与规则。
从表面上看，“无限流”作品依旧在追索原始文本被遗漏的“真相”，对“理性”原则也毫不动摇。但更重要的是，悬疑小说的同人化改写正动摇这种排他性的理性。在传统侦探小说中，真相只有一个，正如福尔摩斯所言，“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也必定是真相”。“同人志”的写作姿态本身，就是对侦探式排他理性的怀疑，这也进一步凸显了侦探文学中“后期奎因问题”的困境：既然侦探角色身处小说世界，他还能得出唯一确凿的真相吗？笠井洁的追问恰与“无限流”的真相逻辑相合：郑吒等人并非原生角色，因而得以窥见更高层面的真相。于是，“无限流”至少并置两级世界：其一，各原作构成的故事世界；其二，主角与“主神”所在的高维世界。两层世界之间关于真相的龃龉与反转，正暗示网络与游戏媒介对理性唯一性的持续怀疑。
类似的，《惊悚乐园》对“世界观”的破解，看似在表明作者对“唯一真相”的执着；但事实上，“世界观”的真相与“案件”的真相分处两重维度：前者指向电子游戏本身的系统规则，后者则是规则框架内的故事进程。这表明，“多维真相”结构同样源于“无限流”作品的游戏化特征。事实上，主角在不同异世界空间完成任务的设想并非《无限恐怖》的原创，其灵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漫画《杀戮都市》（GANTZ，2000）的影响：该作的主角玄野计等人被黑球“GANTZ”（主神）召至封闭房间（主神空间），被迫前往不同时空与各类敌人战斗，并以完成任务获取点数，用于兑换武器或复活同伴。这种鲜明的“游戏化”机制后来成为多数“无限流”文本的核心范式。
对电子游戏的仿效，使“无限流”小说制造悬念的重心由“解谜”转向“回合制”智斗。传统侦探小说的悬念核心是案件（谜面）与推理（解答）；“游戏化”则让“无限流”文本大幅增加战斗场面。这些战斗不同于武侠叙事，它们更依赖“智力”而非纯粹“武力”。宇野常宽曾指出，受卡牌游戏影响，2000年前后日本通俗文艺的主流战斗描写，已由即时对打转为“回合制”技能应对。同样，“无限流”小说也充斥此类“回合制”智斗，典型例子是近年走红的变体作品《十日终焉》。书中主角齐夏为逃离一个仅存10天、循环往复的世界，被迫参加一系列“生肖游戏”。作者通常先安排队友受对手欺骗，随后由齐夏以智力或武力翻盘。例如早期“仓库寻道”一局，齐夏需在仓库里找到对手“人鼠”隐藏的游戏货币“道”。当队友屡寻无果、对手自认计谋得逞时，齐夏指出“人鼠”本人也在仓库，“道”就在她身上，遂获胜。此种“智斗”模式在近年来的影视作品中亦屡见不鲜，《弥留之国的爱丽丝》《鱿鱼游戏》皆属此列。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上述“智斗”胜负的，不仅是传统悬疑小说所倚重的理性精神与无尽的符号学知识，更关键的是对游戏规则及其漏洞的洞察。以《鱿鱼游戏》为例，主角能在“抠糖饼”环节取胜，正因他捕捉到潜在规则，先以舌尖舔湿糖面来软化边缘，降低断裂风险。同样，有学者指出，在“无限流”文本中，左右战局的已不再是单纯的角色“数值”，而是参赛者综合运用技能与道具、发现对手软肋并实施针对性打击的能力。换言之，电子游戏经验的浸润使“智斗”的真正要害转向对游戏机制及其机制漏洞的认知；这正是“无限流”作品热衷“反转”结构的基底——角色以“游戏化”的目光审视并颠覆现实。
可以说，同人志文体对“改写”与“再解读”的执着，加之电子游戏影响下的“回合制”战斗，共同塑造了“无限流”小说对“反转”的迷恋。这种“反转”既包括传统侦探小说里“最不像犯人的人就是犯人”的戏法，更涉及不同维度世界之间的反转逻辑。从《无限恐怖》的同人写作，到后期完全原创的“无限流”文本，作品始终预设多层世界的并存。与传统穿越小说相比，这一点尤为显著：穿越文学也有“能否改写结局”的悬念，但改写始终局限于单一的故事世界，因此早期穿越作品通常着重描写穿越后的情节，却少有追问“穿越行为本身的真相”。相反，“无限流”小说的主角永远在多维空间之间穿梭，他们不仅追索故事内部的真相，也致力于揭露故事世界得以成立的真相。
这种“关于真相的真相”也动摇着侦探世界稳定的理性秩序。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认为，侦探小说的核心特征，是通过“片面化”与“风格化”来表现“全盘理性化的文明社会”。为了维护“理性空间”的既定秩序，侦探必须在神秘化的案件表象中找到科学且唯一的符号学解释。因此，尽管传统的侦探故事会经历曲折或多重反转，但皆大欢喜的结局与理性的秩序内核不会被动摇。相反，“无限流”小说不仅承担去神秘化的解密功能，更将悬念的重心置于不断“反转”的智力对抗及对故事世界基本规则的突破，理性化的“真相”因此不再唯一。这正是其与传统侦探模式的关键分野，也映射出对现实权力结构截然不同的认知。
事实上，“无限流”作品本就脱胎于以《大逃杀》为代表的“幸存系”亚文化。邓剑将此类型的基本模式归纳为：玩家在低维叙事层展开行动，而至高权力居于高维元叙事层，注视并干涉这些行动，迫使玩家相互厮杀直至只剩最后一人。就此而言，“无限流”小说也是某种展现理性权力残酷内核的反乌托邦寓言。这与克拉考尔笔下的侦探小说对理性权威——乌托邦式和谐秩序——的承诺迥然相异。耐人寻味的是，多数“无限流”作品仍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于理性本身。读者们大多希望多次“反转”后，作者能给出一个更加可靠的“真相”；然而，多维度世界的基本假定，却使任何一种“真相”都会遭到质疑。因此，从《无限恐怖》开始，几乎所有的“无限流”作品都以“烂尾”收场，始终无法提供一个完满的总体真相。换言之，一旦“真相”被嵌入无尽链条，它便无法再“反转”回理性权威的原初起点。
总的来说，“无限流”小说呈现了网络时代的“游戏化”媒介经验。“游戏化”的网络中，读者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他们一方面热衷于见证“理性”战胜“非理性”，又渴望目睹“理性”之间的对决；同时，他们亦期待亲自登场，这正是网络“同人志”得以萌发的重要原因。此种心态可称为“玩家”的多维意识。正如周志强所言，游戏玩家明知自己是游戏之外的“真实之人”，却仍想成为“游戏中的角色”，于是便在“电子游戏的现实性悖论”中，一面破坏规定性，一面服膺规定性。受此影响，探案与犯罪的边界越发模糊，传统侦探小说的“理性”神话也逐渐摇摇欲坠。下一节将讨论近年来网络文学对“克苏鲁”元素的借鉴，探究新兴悬疑作品将“反转”与“升级”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它们从信息论的角度揭示“真相”的另一面，并进一步暴露“理性”与“非理性”的合谋。
三、后人类的“真相”——《诡秘之主》、“克苏鲁”网文与信息论
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在2015年前后，中国网络文学发生了一次明显转型。相较于以“升级打怪”为主题的“传统网文”，新作品展现出更强的多元化取向与解构传统的姿态。譬如上一节提到的《惊悚乐园》（2015），就一反悬疑小说惯常的凝重氛围，在“吐槽”与“玩梗”中营造出“轻松”的悬疑感。因此，有学者认为，“玩梗”与“吐槽”带来的“轻松化”“粉丝化”正是新网文的关键特征。然而在2018年，一部相当“正统”且“沉重”的作品却夺下所谓“轻松”时代的王冠，那便是爱潜水的乌贼（本名袁野）的《诡秘之主》（图2）。本文认为，这部新时代桂冠之作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将“反转”式悬念构造与传统“升级”叙事结合在一起。其对“现实/真相”关系的处理，也由在场与缺席的符号学，转向信息论意义上的“模式/随机”符号学。
图2 小说《诡秘之主》封面。
从故事内容上看，《诡秘之主》仍是一部颇为传统的“升级”叙事作品。主角周明瑞穿越到因受邪神蛊惑而自尽的克莱恩·莫雷蒂体内。为了重返地球，他一方面以“灰雾之上”的神祇“愚者”身份组建秘密组织“塔罗会”，另一方面寻找并服用“占卜家”序列的魔药，逐级从序列九“占卜家”成长为序列零真神“愚者”。与众不同的是，作品在西方玄幻底色中融入大量“克苏鲁”“SCP基金会”等小众悬疑/惊悚元素。这些设定既呼应了福尔摩斯诞生的维多利亚时代氛围，也令全书呈现出《呼啸山庄》式的冷冽基调和“阴郁凝重”的悬疑风格。
更重要的是，风格化的悬疑要素极大增强了《诡秘之主》升级故事的内在连续性。作者将主角的每一次重大“升级”都与一宗复杂案件绑定：第1卷中，克莱恩在晋升至序列八“小丑”的同时，侦破了廷根市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卷末，他在更庞大的阴谋中死里逃生，为追索幕后黑手不得不离开廷根，远赴帝国首都贝克兰德，从而引出全新的场景与剧情。悬疑与升级的捆绑，使“升级”不再是单一叙事引擎，“换地图”亦不再沦为机械的“飞升”。作者为后续每一张“地图”都配备了独特的风景与案件：第2卷的贝克兰德“大雾”事件便与其原型“雾都”伦敦互文。因此，有研究者将“侦探式追索真相”视为整部小说的缩影。
同时，“克苏鲁”与“SCP基金会”等元素的引入，使“升级”本身成为该书的根本性“悬念”。这类设定强调：超自然力量伴随着大量风险。在《诡秘之主》中，非凡者服药稍有不慎便会失控，堕为怪物；使用各类超自然道具亦需付出严苛代价。比如第1卷幕后黑手的道具“阿勒苏霍德之笔”，它可以使写下的故事变成现实，但会导致持有者在故事发展中遭遇不幸。这些背景既能为故事提供紧张的情绪氛围，也使“升级”本身成了小说最大的“谜团”。读者一边阅读，一边怀疑“升级”的终点是否意味着一场惊天阴谋，事实的确如此——克莱恩最终发现，他看似顺利的晋升其实是神灵复活计划的一环。虽然他成功挫败阴谋，却在结局陷入沉睡，由此引出续作《宿命之环》的新悬念。
《诡秘之主》悬疑与升级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和“克苏鲁”式背景设定，也影响了其后的许多作品。如此书之后的另一部畅销作品《大奉打更人》，便被读者戏称为“诡秘悍刀行”，意即它是《诡秘之主》故事与《雪中悍刀行》风格的模仿者。该作也采用了小案件与大阴谋相结合的模式，第1卷是主角解开一个个小案件，并发现所有案件背后都是邪教“巫神教”的阴谋。如上所言，“克苏鲁”元素加深了“升级”与“悬疑”两种叙事动力的结合，其沉浸化的悬疑氛围，也有助于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于是，《诡秘之主》之后，多部网络小说或多或少地移植了这一框架，较为人熟知者包括：黑山老鬼《从红月开始》、真愚老人《长生志异》、风月《天启预报》、狐尾的笔《道诡异仙》、远瞳《深海余烬》等。甚至曾因尺度问题被下架的悬疑作品《神秘复苏》，亦在修订之后打上了“克苏鲁”的标签（tag）重新上架。
与“非理性”主人公和“狂欢化”风格相对，“克苏鲁”小说中的反派常代表绝对的“理性权威”，这也造就了此类小说的核心“反转”。这些小说常把“升级”的代价设想为故事的核心“悬念”，并把主角的成长与故事的发展，描述为一个巨大的“阴谋”与主角揭开“真相”的过程。有评论者将其核心句法概括为“杀皇帝”，意即阴谋主要源于权力中心的设计。理性的掌权者是“阴谋”的幕后黑手，他们表面上光鲜亮丽，但为了巩固地位或攫取更多的权力，便会不顾治下平民百姓的生命，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如《诡秘之主》中“贝克兰德大雾事件”的真凶，恰是该国前国王乔治三世，他与对手弗萨克帝国合作，用阴谋挑起战争，最终目的是发动一场献祭仪式，使自己升级为序列零的真神。就此而言，“克苏鲁化”的网络悬疑小说与侦探小说不同，并不把理性视为唯一真理，而是试图展现“权力”与“理性”的疯狂一面。
这种理性与疯狂的辩证关系，也可被视为模式（有序）与随机（无序）之间的悖论关系，这恰恰反映了信息时代的符号学变迁。N.凯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认为，在印刷媒介为主导的时代，打字机的键盘与字母处于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的意义模式中，然而这种在符号学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系——在场与缺席之关系，却在信息媒介的影响下，让位于有序的模式与无序的随机关系。如凯瑟琳·海勒所言，“能指”在信息论中不再是“单独的标记”，而是“作为通过相关编码作用下游各种随意关系交织起来的、具有可变性的标识符链条存在”。具体而言，每一个计算机时代的能指都存在于指令链条上，人们在键盘上打下的字符并非直接写在屏幕上，而是先将键盘的敲击转换为二进制的机器代码，再由信息处理器重新编码成文字符号。在信息论的符号系统中，符号的意义源自多重编码链条上的信息传递，“意外”与“噪音”等不确定因素会干扰链条上的传递过程，因此必须尽可能排除。此外，信息也依赖于“不确定性”，例如意外总是包含着超出日常惯性的信息。因此，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认为，信息“既依赖于可预测性，也依赖于不可预测性”，“既依赖于模式，也依赖于随机”。
在此意义上，克莱恩反抗权威、识破阴谋的成神之路，也是一种“随机”对“模式”的修正。事实上，该书中的“升级”行为也带有明显的信息论意味。《诡秘之主》将“升级”描述为消化“魔药”的过程，而魔药本身便是“超凡特性”的载体。这些“超凡特性”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去身体化的“信息”标识，而“升级”则意味着更多信息的聚合与稳定的框架。因此，《诡秘之主》中的成神之路，不仅代表传统“升级流”作品对力量的渴望，它更应被视为信息媒介对“信息”与“模式”的欲望。无独有偶，王玉玊指出，在远瞳等与爱潜水的乌贼同时代的网络文学作家作品中，对宇宙与神秘力量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已经信息化了。如克莱恩成为序列一“诡秘侍者”后的能力“嫁接”，便是“无法直接产生联系的”事物“嫁接”在一起，书中特别强调这作用直接发生于“概念”本身，而非物质层面。这也表明该书力量体系中信息对物质的超越。
可以说，《诡秘之主》不仅有对“发展主义情结主导”的“升级流叙事”的反思，也表现了信息媒介的去身体化想象，而这恰是另一种“发展主义”。爱潜水的乌贼在《诡秘之主》的完本感言中写到，他希望借克莱恩的成长表达“人性与神性的对抗与融合”。为了表现人性的一面，该书描写了主角与许多底层人物的互动，并力图重现其具体生活，以使他们“看来像人而不是数字”。然而随着克莱恩不断晋升，他的人性愈趋稀薄，“越来越孤独，渐渐没有血肉之感”。正如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所指出的，控制论虽然将信息与其身体剥离，但并非令肉身彻底“消失”，而是生成一种由“信息论的物质性”与“信息的非物质性”交错构成的“特殊主体性”。《诡秘之主》对理性权威的反讽与对成为信息之神的渴望，正是这种“特殊主体性”的想象方式之一，也应被视为“具身化”文学与“信息化”世界的对抗与融合。
在此意义上，“克苏鲁”式网络悬疑小说中的侦探也象征了一种后人类的“真相”。传统侦探小说的结局往往是揭开真相与皆大欢喜。在克拉考尔眼中，这是“理性毫无争议的胜利”，并与一种“封闭的内在哲学”相关。这是由理性担保的阅读神话，它象征了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唯一的对应关系，也意味着作为阅读主体的人（侦探）与作为阅读对象的现实（案件）在理性上达成统一。然而，“克苏鲁”式“真相”则意味着这种统一的消亡。在《诡秘之主》等作品中，揭开真相往往意味着发现理性与主体性的裂痕：一方面，侦探发现幕后黑手是成为计算机后将人视作数据的神；另一方面，他对抗阴谋的方式则成为另一种计算机。在此意义上，“克苏鲁”化的“真相”表现了一种新的主题，即重新描绘人类阅读与计算机编码之间的差异性与相似性，以探寻新的主体性。
余论：计算机福尔摩斯是否想变成“人”？
瓦尔特·本雅明指出，照相机在捕捉人脸的瞬间，人们得以识别并“征服”潜藏于都市大众中的“匿名者”，侦探小说亦由此应运而生。可以说，自照相机问世起，侦探小说便与现代媒介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种类型文学诞生于城市中人对陌生人的好奇与恐惧，大众既对犯罪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也害怕非理性事物对自身的伤害。现代侦探用符号学的阅读方式，为这些“非理性化”的现实建立起“理性”的因果关系，以消解其中的紧张关系。这也导致大部分侦探悬疑故事，都在“理性”的“真相”与“非理性”的表象两极间徘徊。就此而言，现代媒介的历史，也折射在网络悬疑小说构造悬念与揭开真相方式的变化中。
在以《鬼吹灯》为代表的探险类小说中，冒险家主角与传统侦探十分相似，他们通过“理性精神”与“科学知识”对“边缘空间”进行符号学解读，以揭露其表象背后唯一的理性化“真相”。到了《无限恐怖》等“无限流”小说中，“同人志”与“游戏化”的特点突出了悬念中的“反转”结构。读者关注的对象从科学与理性“真相”的胜利，变为了“玩家”能否找到系统漏洞，揭示“关于真相的真相”。而《诡秘之主》等新的“克苏鲁”化作品则将悬念构造与传统升级描写相结合，并反思传统悬疑故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合谋。同时，这种新的悬疑类型也呈现了信息论视角下后人类时代的“真相”。
值得补充的是，当计算机取代书本与照相机成为福尔摩斯的新化身，侦探形象本身也正逐渐成为悬疑小说思考的“真相”。在《神探夏洛克》中，福尔摩斯出现时像一台冰冷的计算机，他与华生的侦探经历则使他逐渐具备了感情。夏洛克的成长，也是如今许多悬疑故事的主题，即作为计算理性象征的“侦探”探索“人性”的过程。这在《诡秘之主》中表现为克莱恩与诸神的博弈，在《道诡异仙》中表现为“大千录”对身体的迷恋，在《捞尸人》中表现为李追远对情感的渴望。这些近年来最畅销的网络悬疑小说，都表现出对某种人类主体性的持续思考，这也是“后人类”时代悬疑作品的重要特点之一。如周志强所言，“芯”正逐渐取代“心”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新的美学范式表征，这也给人们带来了对传统艺术经验失范的焦虑。与此同时，侦探小说的故事表明，信息时代人类与计算机的亲缘关系，似乎也为重审传统的人类主体性提供了契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虚拟现实媒介叙事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327）阶段性成果。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