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无愧于“卓越”二字的隐蔽战线领导人，众所周知之外的鲜为人知

摘要：李克农的传奇人生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追忆他的书刊诗文虽已是量可等身，但他的传奇经历、卓越功勋、人品官德依然值得我们不断挖掘、梳理与传颂，与知之者重温，与鲜知者共勉。

文/秦正

今年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诞辰126周年。

李克农的传奇人生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追忆他的书刊诗文虽已是量可等身，但他的传奇经历、卓越功勋、人品官德依然值得我们不断挖掘、梳理与传颂，与知之者重温，与鲜知者共勉。

近年来，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隐蔽斗争春秋书系》，其中李克农的传记定名为“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卓越”二字至允至当，李克农当之无愧。

功勋配得上“卓越”二字

李克农是与钱壮飞、胡底一道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红色“潜伏”先行者，是特科在国民党核心要害部门建立的第一个情报小组的组长，是起死回生挽救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龙潭三杰”之首。

1929年12月，经周恩来决定，李克农奉命与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党务调查科。1931年4月，钱壮飞截获破译顾顺章叛变的密电，派女婿刘杞夫前往上海报告李克农，李克农几经周折找到陈赓，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即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转移，抢在敌人动手之前搬迁机关、隐蔽同志，化解了党中央领导机关可能被敌人“一网打尽”的重大危局。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因这一时期的情报贡献，特别是挽救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卓越功勋，被誉为“龙潭三杰”。

一直以来，广大公众对李克农早期隐蔽斗争生涯的了解，主要集中在挽救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段被称为“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故事”上，而对这一时期他的其他传奇功勋知之甚少。

他成功保卫过党中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上海秘密召开之际，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侦获此情，密令上海军警特联合行动，妄图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李克农得悉敌情后，在一张钞票上写了四个字：“会不能开！”，交给秘密交通员宋治家。中央接到这一情报后，当即决定推迟会期，改变会址，从而避免了一场严重灾难。

◆李克农

他曾妙计锄害。当时上海警察局有一个极端反共的督察队长，抓了我党很多同志，严重威胁到我组织、人员安全。为了除掉这个祸害，李克农等人租了一处住房，安排一些自己人住在那里，故意在屋里放了一些已被国民党查获的中共文件，然后有意让那个督察队长得到这一秘点的线索，在他决定动手之时，又建议他暂缓抓捕，放长线钓大鱼，督察队长欣然同意。等过些日子他再去抓捕时，那处秘点却已人去屋空。上峰查问共党为什么漏网？李克农趁机将矛头引向那个督察队长，使上峰相信此人是共党安插的奸细，将其革职后秘密处决。

他单枪匹马护送过刘伯承。1930年初刘伯承从苏联回国，受组织委派从上海经南京前往武汉，中央特委决定派李克农护送刘伯承到南京。一天，李克农按约在外滩公园门口等候，见一辆雪佛莱轿车下来两人，其中一人是李立三。他当即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暗示“一切正常”。三人上车后，李立三指指身边人，对李克农说：“老李，这位就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李克农急忙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刘伯承微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随后，李克农用敌人拨给的经费买了火车头等车厢，用敌人配发的枪护卫，用敌人颁发的特种证件应对军警特检查，单枪匹马将刘伯承安全送到南京。

顾顺章叛变后，李克农于1931年8月转移到中央苏区，开启了隐蔽斗争新征程。长征路上，李克农担任红军工作部部长，搜集情报，扫除敌探，整理、研判各军团特别是前卫军团所获敌情及时报告中革军委。他还兼任着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遵义会议会场内外周密、细致的安全保卫措施，就是他一手布置的。

巧渡金沙江时，能否搞到船只关乎红军生死存亡。李克农提出一条妙计：“抢船用大部队不行，要用小分队；不能正面进攻，要偷袭；组成精干的侦察组，化装成国民党兵。”他的这一方案得到了刘伯承等人的赞同，3军团侦察科长张明远带一个侦察组化装成国民党兵摸到敌乡公所，搞到了船。

1936年7月至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保安采访，撰写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形象。这次历史性的采访背后，是李克农时现时隐的忙碌身影。斯诺想来边区采访的要求及其本人情况，是李克农最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的。他认为斯诺是尊重事实的外国记者，他的采访将有利于外界正确了解中共，建议批准其采访。斯诺进出边区的路线、采访行程及安全是李克农一手安排的。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几次写到李克农，对他的才能、作风和性格，作了生动描写和高度评价。

◆1945年10月，毛泽东重庆谈判归来，与李克农、谭政等人在延安机场。

朝鲜停战谈判，是新中国与美国的首场外交斗争，需要派一名得力大将赶赴一线指挥，毛泽东亲自接见李克农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此时正值李克农严重的哮喘病复发，平时靠药物控制，每天须服用镇痛剂才能入睡。他担心病重误事，提出是不是改派伍修权或姬鹏飞去。毛泽东稍稍犹豫一下，肯定地说：“还是你去吧！”经中朝两党协商，李克农成为停战谈判朝中联合团的第一线指挥。

谈判期间，美方创下最长、最短两个世界纪录，彰显出谈判之艰苦，更让世人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执意选定李克农坐镇指挥。

最长静坐纪录，诞生于军事分界线的谈判期间。美方坚持所谓“海空优势补偿论”，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有一次，美方老调重弹，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当即予以批驳后，等待美方回应。不想，美方首席代表、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海军中将为了表明绝不让步的态度，竟不再发言，与助手们默契地耍起了沉默战术。乔埃“有时双手捧着双腮，有时用右手玩弄着面前的两支笔”，一会儿又掏出香烟吞云吐雾。他的助手们则有的抽烟，有的写写画画，有的眼睛紧盯着中方，似乎在说“看你们怎么办？”

面对美方的施压战术，中方代表沉着应对，静坐以待。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静默”近一小时后，志愿军联络官柴成文轻轻离场，来到距会场百米之外的“工作队前指”请示李克农怎么办。李克农指示：就这样“坐”下去！柴成文回到会场写了“坐下去”三个字，传递给我方人员。132分钟后，美方终于绷不住了，不得不率先开口：“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点继续开会。”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图为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及工作人员在板门店合影，前排左二为李克农。

最短会谈纪录，诞生于战俘问题谈判期间。美方第三议程代表哈里逊少将发明了另一种施压战术：“开会即休会”，表明美方立场不容讨论，以此拖延和谈进程，等待美军当时正在战场上发起的攻势取得胜利，增加谈判筹码。他每天走进会场，不待坐稳就急切地宣称休会，并立即退场。就这样，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2分钟、1分钟、半分钟，最短一次只有25秒。在李克农主持下，中方见招拆招，在程序问题上奉陪，在原则问题上斗争，美方玩弄的把戏再次破产。

美国人创下的两项世界纪录，在“老辣”的李克农面前，成了幼稚的儿童游戏。

两年的停战谈判坚持下来了，李克农的身体却愈来愈差。1953年2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向周恩来呈送了一份报告，说李克农早年就患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症状，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一二次，曾晕倒五六分钟，需要到医院检查治疗，但李克农“尚未同意”。并说李克农服用的安眠药量过大，“平常服用量为0.2毫克，他竟服过0.8毫克”。

周恩来看后十分焦虑，将报告呈报毛泽东。3月4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尚昆同志：克农这样对自己的病状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绝不可那样服用药法。”毛泽东就党内同志日常用药这样具体问题作出批示，恐别无他例。

然而，李克农并未“遵医嘱休养”，他继续为和谈而呕心，终于同年7月28日迎来了停战协定的签署。伍修权评价说：“谁也不知道他对制止这场战争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我们子子孙孙以至世世代代，都不应忘记他的这一伟大功勋。”

1954年4月，中央指定李克农随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李克农提出了他不适合参加代表团的三条理由：一是三个情报部门年度计划刚通过，需贯彻落实。二是“我无国际知识，不懂外文”。三是“身体不健康”。

◆李克农随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不同意，要求李克农抓总。周恩来批示：关于代表团人选，“告李（克农）副部长先行讨论，三月二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克农）副部长决定。”“有关会议对策、资料汇编、业务分工，请李（克农）提出方案。”

李克农组织外交部、外贸部、情报部等十个单位，编写了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和内外政策等材料1700多万字，组织翻译、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司机分类培训和测试，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和随行中外记者多次模拟演练记者招待会。

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后，瑞士各大报纸报道周恩来简况时，称他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提供给外方的这份简历是李克农主持草拟，未经总理阅改，径报中央审定的。其中“最亲密的战友”这个提法，大概是首次使用。瑞士人由此知道了周恩来，知道了新中国。

李克农在各个时期的卓越贡献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担任了多高的职务，而是当党、国家、军队面对紧要关头时，最高决策层是否会首先想到他，用到他。

能力配得上“卓越”二字

李克农智勇双全，能够机智妥当地处理复杂棘手情况。

单刀赴会面见张学良时，这位少帅起先并不那么友好，他先是毫不客气地质疑李克农能否代表中共，否则免谈。李克农当即回答，既然派我来，当然能负责。张学良继而质问红军能否放下武器接受改编，李克农断然拒绝说，我是谈判代表，不是投降代表，请不要弄错。张学良又要求红军把瓦窑堡让给他，李克农立刻说，副司令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不好吗？

张学良见红军代表既有诚意，又非软弱可欺，态度逐渐诚恳，双方最终达成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头协定。毛泽东称赞说：“李克农这次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

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祭奠黄帝陵之机，乘坐国民政府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的汽车跑到西安，又在国民党特务的安排下乘火车前往汉口。中央得知此情，立即通知在武汉的周恩来，要他找到张国焘，劝其觉悟。

张国焘资格老、地位高，又生性骄横，还非常狡猾。当时他虽已显露叛逆之心，却尚无叛变之实，“接”的方法过于粗暴会给他以口实，一味温良恭俭让又怕他摆老资格根本不听招呼。因此，要想把这样一个人坚决而又有分寸地“接”来，必须派一个有高超智慧和过人魄力的人才能完成任务，周恩来当即想到了李克农。

◆李克农

李克农毅然领受任务，立即带了几个人，全副武装赶往汉口火车站。他知道张国焘乘火车来，却不知道具体车次，只好日夜蹲守。结果连续等了3天，过去了18个车次，仍不见张国焘的踪影。

4月11日晚，终于在西安发来的火车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张国焘。张国焘拒不配合，李克农等人连说带劝将他扶下火车，架进事先停在站台上的轿车里，站台上等候张国焘的国民党特务见状一拥而上企图阻拦，李克农的随行人员立刻拔出手枪，逼退了特务，迅速将张国焘“接”走。此后，张国焘假装在江边溜达，当一艘轮船即将驶离之际，他猛地甩掉随行人员，跳上了轮船。他以为顺利逃脱，不料李克农派来的随行人员也神不知鬼不觉地上了轮船，再次将他“接”了回去。李克农出色完成了这项棘手任务，无奈张国焘叛逆之心决绝，最终还是投靠戴笠做了特务。

武汉工作期间，有一次国民党要员康泽宴请周恩来。席间，康泽、张治中等人再三请求与周恩来合影，而且把照相师都请到了现场，周恩来内心不愿，却只能客随主便。回到住地，李克农总觉得此事有什么不对，担心康泽这个特务头子拿照片做文章。

周恩来也想到这个问题，第二天问李克农该如何处理。李克农笑称：“任务已经完成。”原来，他一早就跑到照相馆，向老板提出要看看昨天的底板怎么样。那时的摄影底板都是玻璃板，李克农将底板高高举起“观赏”，“不小心”失手将底板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满脸惋惜地念叨：“可惜！可惜！再重照吧。”

李克农多才多艺，善编善演，能把话剧娴熟地运用到思想转化工作之中。他中学时期就在上海一家刊物发表过短篇小说，青年时期自编自导了《荒山泪》《兵匪交易》《春兰梦里人》等剧目。转移到中央苏区后，李克农创作了独幕讽刺话剧《秘书长万岁》，嘲笑国民党特务的无能，他在剧中扮演陈立夫，生动自然、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一片喝彩。他还在《黑人吁天录》《红色间谍》和《杀上庐山》中扮演反面角色。著名导演凌子风的夫人、赵一曼的扮演者石联星，当年在苏区曾与李克农演过对手戏，她称赞李克农有非凡的表演才能，在台上演戏逼真又有生活气息。伍修权也回忆李克农的表演说“他在演出中那么生动自然，惟妙惟肖，使人很难想象不久前他还是战斗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者。”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展开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其中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高福源思想转变的是李克农，而李克农做通高福源思想工作的秘密武器，正是他的拿手好戏──话剧。

高福源对东北军一枪不放就把家乡拱手让给日本人很是不满，对滞留在东北的家人十分担心。李克农了解到高福源的身世和他被捕受到优待之后的思想变化，又发现他很喜欢参加红军的文艺活动，当即以高福源为原型，赶写了一部话剧《你走错了路》，讲述一位东北军团长被红军俘虏，悔过自新、掉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

当演到团长在逃荒人流里见到妻子，得知爹娘和孩子都被日本鬼子杀害时，看演出的东北军官兵一个个抽泣起来。团长奉命到西北“剿共”去了，无路可走的妻子绝望地跳进了松花江，低沉、悲凄的《松花江上》响了起来。突然，有人“哇”地一声嚎啕起来，捂着脸跑开了，此人正是高福源。他被这出话剧深深打动了，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下决心力劝张学良联共抗日。

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才。卓越的才能是李克农在隐蔽战线挺立潮头、建功立业的根本所在。

品德配得上“卓越”二字

1955年4月，潘汉年因“反革命”罪被捕。潘汉年案件的核心问题发生在他的情报工作之中，李克农是情报工作主管，对潘汉年的问题最有发言权，但中央审查潘汉年的班子却没有吸纳他。李克农与潘汉年长期共事，关系密切，极易被牵连进去，打成团团伙伙。这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压力有多大，人们不难想象。

然而，李克农没有默不作声或含糊其辞，没有回避、自保，而是选择对组织负责、对同志负责，毅然向中央反映实情。他根据有关档案材料，给中央写报告，明确提出五点反证，证明潘汉年不是内奸，这份报告经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圈阅。此后一两个月里，潘案的阴影仍在中共情报系统的上空游荡，有人甚至暗指中央情报部门的头头都是内奸。李克农承受着巨大压力，情报部的同志们承受着巨大压力。在此形势下，李克农再次给中央写报告，继续为潘汉年辩护。“可惜，李克农两份报告的这些反证材料，当时都未被采纳。”

◆李克农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此时，李克农已去世20年，他27年前提供的反证材料成了潘案平反的关键依据。负责复查潘案的同志颇为感慨地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克农同志能写出这样客观的报告是很不容易的。”

受潘案牵连，当年打入到日伪特务机关的红色情报员关露，也于1955年6月被逮捕入狱。经过近两年关押审查后，于1957年3月释放，但又受“丁玲案”牵连，不予恢复党籍，不予安排工作。李克农得知关露的处境后，亲自给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写信，称“关是以前情报系统的人，以前在汪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表现尚好。”并明确提出，如对关露的审查结果未发现其他政治问题，“可否给以书面审查结论，送交文化部党组，对她的党籍问题和工作安排要文化部给以解决”。在李克农关心下，关露的党籍恢复了，公安部也为她的工作安排尽了力。

1949年的一天，康生从中央情报部选来的秘书沙韬误拆了康生夫人的来信，此举招致康生怀疑、忌恨。1950年康生到中央工作后，把沙韬退回情报部，说他有政治问题，要求李克农审查处理。康生当时位高权重，但李克农深知沙韬没有任何问题，他没有理会康生的无理取闹，先送沙韬去人民大学学习，后安排他到总参工作。李克农拿来干部部门关于沙韬“没有政治问题”的审查结论，征得有关情治部门领导一致同意后，报中央核批，他把此事郑重记入日记，以示甘负历史责任。康生对此十分恼怒，下令沙韬一不能重用，二不能在重要部门工作，三不能在中央机关工作。李克农想办法让沙韬改名张韬，安排他到甘肃工作，但没有传达康生的“三不”。

李克农临终前一年，还亲自带队深入调查，使李云夫妇、吴成方等老情报干部的冤案得以解决，他还为中央特科当年的重要关系董健吾、鲍君甫解决了晚年生活来源、生活补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