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思:和女同学一起在北大荒生活了十年,她说我是个大呆鹅

B站影视 电影资讯 2025-09-15 03:21 3

摘要:那是我记忆中的郝小梅,一个来自北京的女知青,也是我在北大荒朝夕相处的同伴。

知青追思:和女同学一起在北大荒生活了十年,她说我是个大呆鹅

她有一头乌黑的长发,剪得齐齐的刘海下是一双明亮的眼睛。

当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两道月牙,露出洁白的牙齿。

那是我记忆中的郝小梅,一个来自北京的女知青,也是我在北大荒朝夕相处的同伴。

我叫李明志,一九六八年从北京来到北大荒。

那一年,我十七岁,刚刚高中毕业。

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的工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责任。

父亲是北京一家小型机械厂的钳工,母亲则在纺织厂当工人,两人的工资勉强维持着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

我有一个大我三岁的哥哥和一个小我两岁的妹妹,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父母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流露出困难。

临行前的那个晚上,父亲难得地早早回了家,他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神情凝重地看着我。

"明志,爸爸没什么本事,给不了你什么。"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有一样东西你要记住——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

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母亲则把我拉到屋里,从缝了又补、补了又缝的枕头套里掏出三十块钱塞给我。

那是她攒了大半年的钱。

"明志啊,到了那边好好干,别给咱李家丢脸。"母亲的眼睛湿润了,但她没有掉一滴泪。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坚强得像一块顽石。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和其他知青一起来到了北京站。

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同学好友。

我的家人没有来送我,因为父亲要上早班,母亲则要照顾年幼的妹妹。

离别前,他们只是嘱咐我要照顾好自己,然后目送我走出家门。

火车上挤满了和我一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我们唱着《北大荒,我的家》,憧憬着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荒原的模样。

火车一路向北,窗外的景色从繁华的城市变成了连绵的山川,最后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旅途中,我认识了几个同车厢的知青,我们分享着从家里带来的干粮,聊着对未来的期望。

其中有个叫王建国的男生,比我大一岁,说话爽朗直接,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下了火车,还要坐大半天的卡车才能到达目的地。

卡车沿着崎岖的土路前行,颠簸得我们东倒西歪,但没有人抱怨。

年轻人嘛,总是充满了朝气和活力,再苦再累也能笑着面对。

我们被分配到了建设兵团第五师二十八团。

初到北大荒的震撼至今难忘。

广袤的黑土地一直延伸到天边,野草比人还高,风一吹,草浪翻滚,像是大海的波涛。

但美丽的景色下是残酷的现实——这里的生活条件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我们住在用木板和泥巴搭建的简陋房子里,十几个男知青挤在一起。

炕上铺着稻草,没有床垫,更别说什么床单被罩了。

冬天,北大荒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室内外温差能达到五六十度。

那时候,我们睡觉都是穿着衣服的,被子下面垫满了干草,用来保暖。

到了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天气,我们的被子常常会被自己的呼吸冻住,早上起来时,脸上还会结一层薄薄的冰霜。

第一次见到郝小梅是在分配劳动任务的时候。

她和其他女知青被安排在我们男知青的对面排。

她个子不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袄,系着一条红围巾。

当队长念到她的名字时,她响亮地答了一声"到",声音清脆得像山间的泉水。

那天的阳光正好,照在她的脸上,让她整个人都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边。

我偷偷地多看了她几眼,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北大荒的第一个春天很快到来。

春耕是一年中最忙的时节。

那时候没有什么机械化工具,开荒全靠人力。

我们用铁锹一下一下地挖着坚硬的土地,汗水浸透了衣衫。

有一次,我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手上磨出了血泡,晚上疼得睡不着觉。

王建国看不下去了,半夜爬起来,用他珍藏的半瓶止痛药酒给我擦手。

那股辛辣的刺痛让我差点叫出声来,但想到周围的战友都在熟睡,我硬是咬牙忍住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地头休息,郝小梅走过来,递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窝头。

"吃吧,我从食堂多拿的。"她说。

我接过窝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会和女孩子说话,总是显得笨拙。

"你怎么老是一个人啊?"她问道,"大家都叫你'闷葫芦'呢。"

"我...我不太会说话。"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她笑了,"你真是个大呆鹅。"

那是她第一次这么叫我,后来这个称呼就一直跟着我了。

北大荒的日子是艰苦的,但也充满了单纯的快乐。

每天,我们天不亮就起床,吃完稀饭和窝头就下地干活。

到了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人拉二胡,有人讲故事,有人朗诵诗歌。

虽然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世界却异常丰富。

我记得有一次,团里组织看电影,放映的是《英雄儿女》。

因为没有专门的放映厅,我们就在空地上拉了一块白布当银幕。

天还没完全黑下来,画面模模糊糊的,但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

郝小梅坐在前排,时不时转过头来和身边的人小声交谈。

她的笑容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然那么明亮,让我不自觉地多看了几眼。

那天晚上看完电影,回宿舍的路上,郝小梅突然叫住了我。

"明志,你害怕吗?"她问。

"害怕什么?"我不解地问道。

"害怕这里的生活,害怕未来的不确定。"她的声音很轻,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我想了想,诚实地回答:"有时候会。特别是晚上,躺在炕上,想起北京的家,想起父母和兄妹,就会有些害怕和孤独。"

她点点头,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

"我也会害怕。但每次害怕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总会闯出一条路来的。"

她的话让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是啊,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

我们有彼此,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这就足够了。

郝小梅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经常能想出各种点子让大家开心。

有一次,她组织大家用萝卜、土豆和白菜雕刻各种形状,还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

那次活动成了我们团里的一个小传奇,甚至连团长都来参观了,还表扬了郝小梅的创新精神。

王建国雕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兔子,我则笨手笨脚地弄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太阳",其实就是一个圆萝卜周围插了些萝卜条。

郝小梅看到我的"作品"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李明志,你还真是个大呆鹅啊!"她边笑边说,"不过,你的太阳挺有创意的。"

虽然她是在调侃我,但我心里却莫名地高兴。

能让她记住我,即使是因为我的笨拙,也是一种幸福。

我和郝小梅的友谊在第二年的冬天更加深厚。

那年冬天特别冷,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持续了一个多月。

我们的宿舍里,炉子里的火刚生起来没多久就因为柴火不足而熄灭了。

那天晚上,我高烧不退,浑身发抖。

王建国去团部开会了,其他人也各忙各的,没人注意到我的情况。

我蜷缩在炕上,感觉整个人都快要冻僵了。

就在这时,宿舍的门被推开了,一阵寒风吹进来,随后是一个熟悉的身影——郝小梅。

她是来送通知的,一进门就发现了情况不对。

她二话不说,跑回女知青宿舍拿来自己的被子,又煮了一锅姜汤给我喝。

她在我身边守了一整夜,时不时用湿毛巾给我擦额头。

"你...你不用这样..."我虚弱地说。

"闭嘴,大呆鹅。"她装作生气的样子,"谁让你前天冒着大雪去给团部送信的?现在好了吧,感冒了吧?"

第二天早上,我的烧退了。

看着郝小梅疲惫的脸,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这片荒原上,还有人如此关心我。

从那以后,我和郝小梅的关系更亲近了。

虽然我们并没有说破,但大家似乎都默认了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王建国甚至开始调侃我,说我"有人疼了",让我不好意思得耳根子都红了。

一九七零年,我们团开始推广新型农具。

我因为从小跟着父亲学过一点打铁的手艺,被调去了农具组。

郝小梅则因为字写得好,被调去了团部当通讯员。

虽然工作地点不同了,但我们经常能在食堂或者晚上的文艺活动中见面。

在农具组的工作很辛苦,但也很有成就感。

我们用有限的材料,制作出各种适合当地使用的农具。

有一次,我改良了一种耕地的铁犁,使得耕地效率提高了近三成。

团长亲自来表扬我,还把我的发明在全团推广。

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

我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闷葫芦",而是一个对集体有贡献的人。

那天晚上,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郝小梅这个好消息。

饭后,我在食堂门口等她,看到她走出来,我激动地迎上去。

"小梅,我有好消息告诉你!"我的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颤抖。

"什么好消息?"她好奇地问。

我把团长表扬我的事情告诉了她,还详细描述了我改良的铁犁是如何工作的。

她认真地听着,眼睛里闪烁着赞许的光芒。

"明志,你真的不再是当初那个大呆鹅了。"她笑着说,"你变得自信了,也更有能力了。"

她的话让我心里暖烘烘的。

能得到她的认可,比团长的表扬还要让我高兴。

有一次,团里组织学习先进事迹,郝小梅负责写大字报。

我看到她在灯下认真写字的样子,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工整有力。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个曾经叫我"大呆鹅"的女孩,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强、能干的女性。

在北大荒的第五个年头,我们迎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通电了!

电灯一开,整个宿舍区都沸腾了。

大家欢呼着,跳跃着,就像过节一样。

那天晚上,我们守在电灯下,舍不得睡觉。

有人读书,有人写信,有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享受着电灯带来的光明。

郝小梅拿出了她珍藏已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念给大家听。

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感染了每一个人,我们都被他的坚韧和勇气所震撼。

那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像保尔一样,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守信念,为理想而奋斗。

醒来后,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充满全身。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从懵懂的少年变成了成熟的青年。

北大荒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也让我们学会了坚强和自立。

每天的劳动虽然繁重,但也带给我们收获的喜悦。

看着自己开垦的荒地上长出绿油油的庄稼,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一九七三年的秋天,我被推选为生产队的小队长。

那天晚上,郝小梅特意来祝贺我。

"李明志同志,恭喜你高升啊!"她半开玩笑地说。

"有什么好恭喜的,不过是多了一份责任。"我摸着脑袋,有些不好意思。

"你变了。"她突然说,"不再是那个不会说话的大呆鹅了。"

"是吗?"我笑了笑,"可能是北大荒改变了我吧。"

"是你自己改变了自己。"她认真地说,"北大荒只是给了你一个舞台。"

那个夜晚,我们坐在田埂上,看着满天的星星,聊了很多很多。

她告诉我她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而我说我想继续留在北大荒,把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好。

"你知道吗,明志,"她轻声说,"我有时候会想象,如果没有来北大荒,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我思考了一会儿,回答道:"可能我还是那个不敢说话的'闷葫芦',而你,可能早就成为一名出色的老师了。"

她摇摇头,"不,我觉得命运的安排总有它的道理。如果没有北大荒,我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你这个大呆鹅。"

她的话让我心跳加速,但我没有勇气问出那个一直埋在心底的问题。

在当小队长的这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如何安排生产,如何处理各种突发状况,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实践经验。

有一次,我的队里有两个知青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差点大打出手。

我及时介入,先是分开他们,然后耐心地倾听双方的诉求,最后找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事后,郝小梅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来找我,说她为我感到骄傲。

"明志,你真的越来越像一个领导者了。"她说。

"哪有,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我谦虚地回答。

"这就是你的可贵之处,"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真诚的光芒,"你总是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得很普通,但在别人眼里,那些都是不平凡的举动。"

她的话让我深受鼓舞,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为这片土地、为这里的人们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

一九七五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接收一部分知青返城。

郝小梅因为表现优秀,被列入了第一批返城名单。

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的心情很复杂。

为她高兴,因为她终于可以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实现她当老师的梦想;但也为即将到来的分别而感到失落。

北大荒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有她在的地方,总是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临行前一天晚上,我们团组织了一个小型欢送会。

大家唱歌、跳舞,气氛既欢乐又伤感。

王建国拉着他那把破旧的二胡,拉了一曲《北风吹》,曲调悠扬,让人心生怅惘。

散会后,郝小梅找到我,拉着我来到我们初次相识的那片土地。

月光下,她的脸庞显得格外柔和,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明志,我有话要对你说。"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什么话?"我问,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

"我...我可能会等你回北京。"她低着头,声音很小,但我听得清清楚楚。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这是我第一次听她叫我的名字,而不是"大呆鹅"。

"小梅,我..."我想说些什么,但千言万语堵在喉咙,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还是那个大呆鹅。"她笑了,眼睛里却闪着泪光,"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选择。北大荒需要你,你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了。"

她的理解让我既感动又愧疚。

是的,我确实舍不得离开这片已经融入我生命的土地,但我更舍不得她。

只是,在那个年代,个人的感情总是要服从于集体的需要。

第二天一早,我送她上了返城的卡车。

她站在车上,向我挥手告别。

阳光照在她的脸上,那一刻的她是如此美丽。

卡车慢慢远去,扬起一路黄尘,我站在原地,直到再也看不见她的身影。

回去的路上,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般,整个人都恍惚着。

王建国看出了我的情绪,拍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我一支烟。

那是我第一次抽烟,呛得咳嗽不止,但心里的苦涩却稍稍减轻了一些。

之后的几年里,我们通过书信保持联系。

她回到北京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

她在信中描述着教书育人的快乐,也时常问起北大荒的变化。

我则告诉她我们的新收获、新变化,但从不提自己的思念。

我知道,思念是最无用的情感,它既不能改变现实,也不能缩短距离。

与其沉浸在思念中,不如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于是,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加肥沃,让这里的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一九七六年,我所在的生产队获得了全团的丰产奖。

那一年,我们的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

这个成绩来之不易,是我们全队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了郝小梅,她回信说她为我感到骄傲,还说她经常向她的学生们讲述北大荒的故事,讲述那些为了国家建设而奉献青春的知青们。

读着她的信,我仿佛能看到她站在讲台上,眼睛闪闪发光地讲述着我们的故事,那画面让我倍感温暖。

一九七八年,国家开始大规模地接收知青返城。

团领导找我谈话,说我可以选择回北京了。

面对这个决定,我犹豫了很久。

北大荒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凝聚着我的汗水和记忆。

这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责任,有我的梦想。

但另一方面,北京有我的亲人,有我年迈的父母,还有...郝小梅。

我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了郝小梅,问她的意见。

她的回信很简短,只有一句话:"明志,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这句话看似平淡,却给了我莫大的勇气和力量。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返回北京。

不是因为我不爱这片土地了,而是我明白,人生有很多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其价值和意义。

十年的北大荒生活已经给了我太多太多,是时候开始新的旅程了。

临行前,我再次来到那片我和郝小梅曾经一起开垦的土地。

十年的时间,这里已经从一片荒芜变成了肥沃的良田。

我蹲下身,抓起一把黑土,让它从指缝间慢慢流下。

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也见证了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男子汉。

王建国来送我,他选择留下来,继续他的北大荒生活。

"明志,别忘了我们。"他说,声音有些哽咽。

"怎么会忘记呢?"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北大荒永远是我的第二故乡。"

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回想着这十年的点点滴滴。

初到北大荒时的震撼,开荒时的艰辛,丰收时的喜悦,还有...和郝小梅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

这些记忆,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回到北京后,我第一时间去找郝小梅。

她所在的学校位于西城区的一条小胡同里。

当我走进校门时,正好赶上下课。

操场上,一群孩子围着一位女教师,欢笑声此起彼伏。

那位老师不是别人,正是郝小梅。

她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成熟了许多,但笑容依旧明媚。

当她看到站在校门口的我时,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脸上绽放出惊喜的笑容。

"大呆鹅!"她喊道,声音中满是激动。

"小梅老师好。"我笑着回答。

那一刻,时间仿佛回到了十年前,我们在北大荒初次相见的情景。

只不过,这次我们都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的少年少女了。

后来,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为了一名机械厂的技术工人。

我把在北大荒学到的农具改良技术应用到工厂的生产中,获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郝小梅继续她的教师生涯,教导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我们经常在周末相约,有时候去颐和园散步,有时候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有时候只是坐在她学校附近的小公园里,聊着北大荒的往事。

看着城市里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有时会想念北大荒的宁静和广阔。

但每当我看到郝小梅的笑容,那种思念就会变成一种甜蜜的回忆。

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我向郝小梅求婚了。

那天,我带着她去了什刹海,在湖边的柳树下,我拿出准备已久的戒指。

那是一枚很普通的戒指,是我用一个月的工资买的。

"郝小梅,嫁给我好吗?"我紧张地问道。

她看着戒指,又看着我,突然笑了起来:"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叫你什么吗?"

"大呆鹅。"我不好意思地回答。

"对,你就是个大呆鹅。"她的眼睛湿润了,"但你是我的大呆鹅。"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只邀请了几个亲朋好友。

婚礼上,我们都穿着朴素的衣服,没有豪华的场地,没有昂贵的礼物,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父母看到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母亲拉着郝小梅的手,眼含泪水地说:"闺女,苦了你了,这些年在北大荒。"

郝小梅摇摇头,坚定地说:"阿姨,不苦,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结婚后,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筒子楼里,两室一厅,虽然不大,但收拾得整整齐齐。

墙上挂着我们在北大荒时的合影,书架上摆放着我们这些年来互相写的信件。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坐在小阳台上,喝着茶,聊着各自的工作和生活。

有时候,我们也会谈起北大荒的日子,谈起那些共同奋斗的战友们。

我们常常想起王建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后来,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说他已经成为了生产队的队长,还结婚生子了。

看到老朋友过得好,我们都由衷地感到高兴。

一九八零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

我们给她取名叫李荒,寓意她是我们在北大荒结下的情缘的结晶。

看着怀中的小生命,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满足。

这个小生命,承载着我们的希望和梦想,也承载着北大荒给予我们的精神财富。

女儿慢慢长大,开始对我们在北大荒的经历产生好奇。

每当她缠着我们讲故事时,我和郝小梅就会轮流讲述那段艰苦而又充实的岁月。

我们讲起开荒时的汗水,讲起丰收时的喜悦,讲起寒冬里彼此的温暖和关怀。

女儿听得入迷,眼睛里闪烁着崇拜的光芒。

"爸爸,妈妈,你们真勇敢!"她常常这样说。

我们笑着告诉她,不是我们特别勇敢,而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我们愿意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使那意味着离开舒适的家,去面对艰苦的环境和繁重的劳动。

如今,我和郝小梅已经结婚多年,生活平静而幸福。

我们的故事很普通,就像千千万万个知青的故事一样,充满了艰辛、泪水,但也有欢笑和希望。

北大荒的十年,塑造了我们的性格,也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片黑土地,想起那些一起奋斗的日子。

虽然那段岁月已经过去,但它们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前几天,我和郝小梅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年轻的我和她站在北大荒的田野里,背后是一望无际的庄稼。

看着照片,我们都沉默了。

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明志,你说我们的青春值得吗?"郝小梅突然问道。

我看着她,看着她眼角的细纹,看着她依然明亮的眼睛,想起了我们在北大荒的点点滴滴。

想起了那些寒冷的冬夜,想起了那些炎热的夏日,想起了我们一起开垦的土地,一起收获的庄稼,一起度过的欢乐与悲伤。

"值得,因为正是那段艰苦岁月,让我认识了你,也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她笑了,眼睛弯成了熟悉的月牙形:"你知道吗?即使现在,你在我心里依然是那个大呆鹅。"

我也笑了,握住她的手。

是啊,青春虽然短暂,但它的印记却是永恒的。

我们的故事,就像是大地上的一粒种子,虽然默默无闻,但却在岁月的滋养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前几天,女儿从大学回来,她现在已经是一名大二的学生了。

她告诉我们,她的历史老师让同学们采访父母关于知青下乡的经历。

当她讲述我和郝小梅的故事时,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听得入神。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老师说你们的故事很有代表性,体现了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

听到女儿的话,我和郝小梅相视一笑。

是的,我们只是那个特殊年代中的普通一员,我们的故事也只是千千万万个知青故事中的一个。

但正是这些普通的故事,构成了那个不平凡的时代。

十年北大荒,铸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

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是否会问自己:如果时光倒流,我们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来源:温柔西柚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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