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此前一天，我结束了四个月的国内生活，刚刚返回东京。北京的朋友们都觉得我选择这个日子回去，就是为了和家人一道为自己庆生。其实返程机票是半年前我随意在网上订的，不过是个巧合。如果不是在上海单身赴任的妻子发来祝贺生日的短信，我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

作家亦夫近照。

2024年12月14日，是我六十岁的生日。

在此前一天，我结束了四个月的国内生活，刚刚返回东京。北京的朋友们都觉得我选择这个日子回去，就是为了和家人一道为自己庆生。其实返程机票是半年前我随意在网上订的，不过是个巧合。如果不是在上海单身赴任的妻子发来祝贺生日的短信，我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到了花甲之年。

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一直活在随时可能死亡的恐惧之中。这种对生命无常的忧虑，是源于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还是因为儿时在乡下目睹了太多夭折的事件，我不得而知，但它却让我变得敏感多疑和忧心忡忡。十多岁的时候，我怀疑自己能否活到二十，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又怀疑自己能否活过三十……这种隐隐约约，又挥之不去的对死亡的焦虑，一直持续到我过了五十岁才有所缓解。但那并非我有了知天命的觉悟，而只是觉得五十岁之后即便无端死去，虽然算不得长寿，但好歹也不是夭折了。五十岁之后的十年，我一直被一种知足和感恩的心情支配着，仿佛在此之后的每一天，都是来自上苍仁厚的恩赐。

对人生的感恩之情，除了生命的长度，更多的则是来自自己一种固执的念头：凡我所愿，终将实现。这个听上去完全主观和荒谬的念头，却是在漫长生活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的。当然，一是因为我的“所愿”都非常微小和具体，从来都不是什么不切实际、难以实现的壮志宏愿。二来我的人生“所愿”往往只是偶尔为之，实在是少之又少。我如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次“所愿”的对象，不过是一台小小的收录机。

小时候家里有台收音机，收听少儿节目“小喇叭”是我贫乏的乡居生活中难得的精神享受。但在聚精会神听收音机的过程中，我总会被母亲喊去帮忙从井中打水、给猪拌食、扫地抹桌等事情所打断。等回来再听收音机时，让我心心念念的内容却早已经错过了。那时我总想，如果有一台我听到哪里、干完活回来还能接着播放的收音机就好了。而就在那年冬天去走亲戚时，他们家里有一台收录机，果然就完美地实现了这样的功能。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东西，羡慕得简直可以说是垂涎三尺。但以我们当时的家境，拥有这样贵重的东西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我第一次体会到梦想成真的感觉，发生在1983年夏天。这年高考结果出来，我考取了之前村人们都觉得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北京大学。但让我感到梦想成真的并非这件事，而是在我即将去北京读书之前，一个在城里工作的远房亲戚所送的贺礼，居然正是一台我梦寐以求的收录机。这份礼物带给我的喜悦远远超越了道贺之事本身，因为在我看来，考上北大原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得到一台我心心念念的收录机，则完全是一份意外的惊喜。

这件事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可以说它改变了我曾经固有的观念，甚至开始让我这个悲观的唯物论者有了唯心主义者盲目的乐观。我渐渐觉得只要心有所念并持之以恒，看似完全不可能的愿望，也有可能在强大而持久的意念作用下变成现实。这样的观念转变其实让我对与生俱来的死亡忧惧也意外获得了对抗的勇气。因为如果活过夭折之年是一种固执的愿望，那么在这种意念的加持下，人生逃离一次次的厄运和死亡的威胁也并非虚妄之想。这种近乎阿Q式的对人生恐惧的自我消解，让我在与生俱来的惶惶不安中获得了些许安慰，让我面对人生的卑微和艰难时也渐渐变得坦然。回顾自己六十年的生涯，这种思维模式既让我变得容易知足，也让我对一些看似难以实现的人生目标抱有持久的希望甚至幻想。

人生六十，我现在被公认的社会身份，是个民间作家。其实成为作家，并非我的职业梦想，看上去更像是宿命使然。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在高考恢复之前，我除了成为一个农民，职业别无他选。当时身为民办教师的父亲，甚至为我们兄弟规划好了农闲时赚钱补贴家用的副业：哥哥因为喜欢看书，父亲便打算让他农闲时节去集市上摆摊卖字，替人代写家信、情书和诉状。而我由于总是爱在墙上乱涂乱画，父亲则打算带我去拜一位邻乡的漆匠为师，在农闲时节走村串户，为人家新打的箱柜、桌椅、棺椁等物什描龙画凤并涂上土漆。高考的恢复最终让父亲为我们规划的蓝图成了一纸空文，我和哥哥分别于1979年和1983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原本注定封闭的世界向农家子弟架起了一座通往外界、通往别的人生可能的独木桥，而我就是侥幸从桥上挤出去的一员。

在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的时候，我经常会扪心自问：如果自己没有选择成为一个小说家，而是选择了别的职业，是否会远比现在有成就感？或者是否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总是充满宏大而空泛的忧患感？在这样的设问面前，我不但永远都找不到答案，而且绝少有为此选择而后悔的时候。我会觉得如果人生能翻盘重来，自己依然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成为一个写作者。曾经有人在访谈时问我，几十年毫不动摇地坚持写作，这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我当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快乐！写作给我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

诚然，因为写作是一个需要深度思考的职业，伴随而来的忧思和困惑自然在所难免，但它给写作者所带来的创作的快乐，却也是其他职业难以企及的。于我而言，写作是对我生存想象和精神欲望的成全，它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我原本贫乏无聊的生活。可以说，每一部书的写作过程，都是一场在陌生之地的冒险之旅，不但享受完全免费，而且可以随心所欲。那些综合了我的真实体验和自由想象、最终被文字所固化的地方，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荒僻的乡野，无论所处的年代正值当下还是遥远的往昔，在我看来，它们都不再只是想象的产物，不再是虚幻之景，而是一种无可否认的真实存在。无论是土街、吊庄，还是吕镇、烟虚镇，曾经在那里发生的恩怨情仇和许多人生传奇，不但在写作过程中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也成为了许多读者阅读记忆的一部分。它们不但像我们曾经亲自踏足其上的任何一个村镇一样真实，甚至因为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而更容易让人铭记。

亦夫近作《巨石镇》，作家出版社，2024年版。

到六十岁为止，我总共出版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和数部散文集，在各类名刊上发表的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也算得上数量可观，但我一直处于文坛的边缘。评论家白烨曾说：“亦夫一直游走在文坛之外，写作带有强烈的民间性。”我对此并不过分在意。在我看来，写作除了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同时也让我收获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收获了为数不少的评论家的肯定和支持。更让我深感欣慰的是，我的两部长篇小说，在初版多年之后，近年来分别再版。看着许多读者在我社交平台上的大量留言，我既欣慰又感动，这自然是写作带给我巨大快乐预料之外的延伸。

我曾有过国家图书馆馆员、机关干部和出版社编辑的职业经历，但所有职业不过是谋生的手段，我的所有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了写作上。退休之前的近三十年，我移居东瀛，更是成为了一个没有工资、仅靠卖文度日的“职业作家”。写作除了带给我创作的快乐，同时也让我对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认知，始终都保持着一种清醒和准确的状态。《土街》是我长篇小说的处女作，当初多家出版社认为它是一部“严肃的纯文学作品”，所以担忧的是其销量。不料当它被书商推出后，却成为了当年在书市上一度洛阳纸贵的畅销小说。这本书因其影响力，成了日后许多评论家和读者涉我必谈的一部作品。但后续小说的写作，却让我在比较中越来越对这本所谓我的代表作有了更为客观和清醒的认识。这部小说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的张力”，在带给读者阅读震撼和超强感官冲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我年轻时的戾气和对文字的放任。其实，我的前几部长篇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戾气过重、文字放任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这种戾气渐渐消失，自己对社会、对人生认识的偏颇和激愤也日渐变得客观和宽容。这种变化在创作中必然会表现出来，让我的小说风格也渐渐趋于平和、冷静和理性。我不知道自己这一生会写多少部长篇小说，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终于多少岁一样。但我对自己最中意的长篇小说却有着越来越明确的期待，那一定是一部充满大悲悯的小说，宽容一切在苦难中艰难生存的生命，甚至宽容由此而引发的罪恶。

虽然我并不能确定，我对小说的终极目标是否有能力，或者是否有缘分让其变为现实。

过了六十，许多人都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末路，所有得失，一切输赢，都已经无可更改，应该放下曾有过的一切执念，心无一物地坦然等待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生命终点。但于我而言，六十岁如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赛程后段提醒我们终点距离的数字一样，更让我感到了目标的到达可能和时间的急迫，也让我有了更加努力的勇气。而且依我的体验，人生到了后半段，或许肉身的所有机能都在日渐衰老和退化，但处世的经验和对世界的认知，却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是经过漫长时光集聚而成的一笔莫大财富，是我最终抵达自己心目中理想小说境界所必需的精神保障。

年过六十，我虽然无力强逞“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不羁之勇，却也并不认为这个年龄便是单调和无奈的人生黄昏之景。不少人在年届中老年时总会若有所思地自问：“要是生命能重新来过，我还会选择这样的一生吗？”我不知道别人，但我对此的答案是肯定的，尽管我知道人生不可能重来，尽管我也知道自己的答案也可能不过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虚妄。曾经沧海难为水，过于挑剔的眼界会让人变得好高骛远。我真的庆幸上苍没有赋予我曾经沧海的丰富阅历，因为这样才让我总是知足常乐，让我虽为一汪浅滩却自在坦然。

年到六十，本来不过是漫长人生中一个并无特殊含义的刻度，但因为退休年龄、老年标志等人为划分，让这个数字变得特殊起来。这也是我不能免俗地写下这篇文字的缘由。其实人生就是人生，有酸甜苦辣，有悲欢离合，有成功的快乐，也有失败的沮丧。如果明天能如期而至，生活便一如既往地既会有希望，也会有失望，既会有圆满，也会有缺失……也正是因为如此，人生才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丰富和壮美。

本来家人计划外出聚餐给我过六十岁生日，但我以自己习惯农历11月11日为自己的生日而婉拒了。其实这是借口，多少年来，我之所以总是用农历和公历的差异来推诿庆生，是因为庆生总给人以与岁月告别的感觉，而我向来不喜欢过于喧哗的告别。六十年前的农历11月11日，我降生在西北乡下那个破败贫穷的农家小院里，父亲按照惯例，在柜子盖板的背面用毛笔写下了我出生的日期和时辰。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冬日的天气状况是阴是晴，是下着冷雨还是落了白雪，但无论如何，它大抵和我童年记忆中的所有冬天一样阴冷苦寒，单调荒凉，这一日除了因为我的出生被父母等亲人所记住之外，和其他任何普通的一天毫无二致。

西北乡下的那座小院是我的出生地，它附近那片贫瘠的土地是我的故乡。那座小院在年迈的父母被我们接进城里生活后，在多年前已经成了屋舍坍塌、荒草满院的废墟。而随着我去京城读书和工作，后来又东渡扶桑，故乡如同一座驶离的码头，不但在我的视野中越来越远，而且也渐渐成了我精神和情感上的一个弃园，一个偶然回想起来似乎也只是充满了苦难记忆的地方。但我曾生活过十几年、几十年的京城或海外，也从来没有给予过我想象中故乡应有的那种永远希望回归和相伴的亲切感，我总是身在此处，却依然向往着未知的远方。人都说，没有故乡的人命中注定一生漂泊，但比起漂泊，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前行。漂泊的人是漫无目的的，而不懈前行的人，未必能够到达，但目标就在前方。

人到六十，依然在路上且充满了前行的勇气和力量，我庆幸，我知足。

亦夫

责编 刘小磊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