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学生时，西方世界的思潮就已经在他心中泛起了涟漪。更为深远的影响，或许来自于他的伴侣赖莎·戈尔巴乔娃。赖莎拥有独立的思想、广博的学识和优雅的魅力，常常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交流中，不自觉地传递着一种更为开放和现代的观念。

“老大哥”留下的烂摊子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学生时，西方世界的思潮就已经在他心中泛起了涟漪。更为深远的影响，或许来自于他的伴侣赖莎·戈尔巴乔娃。赖莎拥有独立的思想、广博的学识和优雅的魅力，常常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交流中，不自觉地传递着一种更为开放和现代的观念。

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加上戈尔巴乔夫本人锐意改变现状的决心，共同塑造了他日后执政的底色。当他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面对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那个庞大而沉重的“烂摊子”时，他急于寻找一条能够让这个国家摆脱停滞、重焕生机的道路。他的目光首先投向了经济领域，认为这是症结的关键所在。

于是，“加速战略”应运而生，并在1987年被正式确立为国家政策的核心。这项战略的逻辑，是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那些被视为现代工业基石的机器制造业，期望通过重工业的快速突破，像火车头一样牵引整个国民经济加速前进。

这个看似雄心勃勃的计划，却忽略了苏联经济体系中早已存在的结构性顽疾。长期以来，满足人民日常需求的轻工业和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其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和基本生活的需求。其后果很快显现：商店的货架变得更加空荡，民众排着长队却难以买到基本的消费品和食品

经济没搞活，政治先“松绑”？

在经济“加速战略”遭遇现实的坚冰，戈尔巴乔夫倾向于认为，经济问题的根源在那个僵化、缺乏活力的政治体制之中。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形成的庞大官僚体系，效率低下，特权固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创新和发展。基于这种判断，戈尔巴乔夫决心对政治领域动一次“大手术”，希望以此来打破沉闷的局面，释放社会的内在潜力。

于是，以“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和“民主化”（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为旗帜的政治改革拉开了序幕。“公开性”旨在扩大言论自由，鼓励对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和批评，打破以往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局面；而“民主化”则试图在政治生活中引入更多的竞争和选择机制。

这些理念中最具冲击力的，莫过于引入多党制和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允许多个政党并存并参与政治竞争，这无异于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长期以来不容置疑的领导地位。而设立总统职位，并通过选举产生，这一举措在客观上改变了原有的权力结构，将一部分权力从党的最高机构（如政治局）转移到了国家元首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中心。

戈尔巴乔夫或许期望以此激发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推动社会进步。然而，在当时的苏联社会条件下，这种激进的政治变革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

思想阵地：悄悄“变天”了

在“公开性”的口号下，思想的闸门被打开，长期以来被压抑的不同声音、各种思潮得以涌现。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扮演了关键角色，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便是其中的代表。雅科夫列夫曾在苏联体制内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并有担任驻加拿大大使的经历，这使他有机会深入接触和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

回国后，他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团队中的核心成员，尤其在推动“公开性”和“民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雅科夫列夫利用其掌握的舆论工具，例如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报》等媒体，推动了一股被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潮流。

这种潮流的特点是集中挖掘和放大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质疑甚至否定那些曾被视为国家骄傲的成就和英雄人物。例如，将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及其英雄事迹，解读为极权主义压迫下的产物，以此来消解其神圣性和凝聚力。这种解构历史的做法，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播撒下怀疑的种子，动摇了人们对国家历史和道路的认同感。

当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开始被系统性地篡改和否定时，其国家认同的基础便岌岌可危。1988年苏联教育部突然下令，取消全国中学的历史毕业考试，并要求销毁当时使用的历史教科书。这一举措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整整一代苏联青年在历史认知上出现了断层，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过去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全然无知。

集体记忆的消解，其破坏力可能比一时的经济衰退更为持久和深重。曾经，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所颂扬的那种为了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是激励无数苏联人建设国家、战胜强敌的精神支柱。但在“公开性”带来的思想混乱和对历史的颠覆性“重新评价”浪潮冲击下，这些曾经无比光辉的理念，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感召力，变得暗淡、破碎。

苏联共产党的巅峰时期

1989年，当历史的时钟悄然拨向苏联命运的终点时，苏联共产党依然像一个庞然大物。根据当时的统计，其党员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900万至近2000万之巨，每十个苏联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佩戴着镰刀锤头标志的党员。

那一年俄罗斯共和国党代表大会的构成，645名代表中，那些曾被视为党的力量源泉的工人，比例已经萎缩至16%；来自集体农庄的农民代表，更是只占区区8%。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日益庞大的官僚群体，他们占据了21%的席位；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的比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8%；更引人注目的是，还有14%的代表，被当时的记录划归为代表着新兴经济力量或管理阶层。

恩格斯曾警示，党可以吸纳来自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但绝不能容忍代表资产阶级或小生产者利益的集团在内部滋生蔓延。现实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社会风气的变化，苏共的门槛似乎在无形中降低了。大批嗅觉灵敏的投机者、渴望利用体制资源的企业管理者、以及那些在“公开性”浪潮中声名鹊起，却未必真正认同党的理念的媒体人、“作家”和部分“知识分子”，纷纷将入党视为获取社会地位、特权和实际利益的捷径。

“党员”这个曾经需要经过严格考验、象征着崇高信仰和政治责任的身份，逐渐被一些人当作了个人发展的“政治化妆品”和攫取资源的“通行证”。当一个组织的成员构成和入党动机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当投机和私利开始侵蚀理想和纪律，这个曾经在1917年引领革命、誓要建立一个全新世界的政党，其航向的偏离，似乎也成为了难以逆转的趋势，一步步滑向了历史的终点。

苏共沉默的背后

在苏联土崩瓦解的关键时刻，苏共这个庞大的群体却异常地“沉默”，未能形成有效的力量来阻止或改变事态发展。沉默的背后第一个原因是长期积弊导致信仰流失。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官僚特权、腐败现象、巨大的社会现实与官方宣传之间的鸿沟，早已让许多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怀疑甚至彻底幻灭。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改革动摇根基。 “民主化”引入的多党制、总统制等，直接削弱了苏共的领导地位和组织控制力。党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党员的身份也失去了原有的优越感和实际权力。党内出现了思想分裂，从强硬派到激进改革派，难以形成统一意志。

中央权威削弱也是一个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得中央的指令传达不畅，地方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加剧。许多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开始更多地考虑本地区或本民族的利益，甚至顺应或推动分离主义潮流以巩固自身权力（如叶利钦在俄罗斯、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等）。

最后就是许多身居高位的党员和经济管理者的真实写照。他们利用体制变革过程中的混乱和权力真空，通过各种手段将国有资产化为己有。这就是所谓的“自发私有化”（Prikhvatizatsiya，带有贬义，意为攫取、抢夺）。他们忙于将权力变现，确保自己在未来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成为后来的寡头。

多党内精英敏锐地意识到旧体制大势已去，开始积极寻找新的政治靠山，或者改头换面，将自己包装成“民主派”或“民族主义者”，以期在新政权中继续掌握权力。他们忙于政治站队和权力角逐，而非维护那个即将沉没的“苏联”号破船。

对于广大普通党员，尤其是中下层干部和群众党员，面对方向不明、混乱动荡的局势，普遍心态是困惑、无助和恐惧。他们缺乏采取行动的意愿和能力，更担心站错队会招致政治风险。因此，保持沉默、静观其变，成为最普遍的选择。

参考资料：[1]马句.共产党不能脱离群众─—苏共失权、苏联解体的反思[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2):51-57

来源：赖正直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