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个逃离孤独的时代，也是个倍感孤独的时代”—— 这句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人的精神困境：老年人守着短剧直播的光影打发长夜，青少年在网络流行符号里寻找群体认同，青年人下班后排解疲惫的方式，是快速切换到另一种 “虚拟生活” 里…… 我们用短剧的剧情、直播的互
一。独处
“这是个逃离孤独的时代，也是个倍感孤独的时代”—— 这句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人的精神困境：老年人守着短剧直播的光影打发长夜，青少年在网络流行符号里寻找群体认同，青年人下班后排解疲惫的方式，是快速切换到另一种 “虚拟生活” 里…… 我们用短剧的剧情、直播的互动、AI 的应答、潮玩的可爱，把每一段空白都填满，仿佛只要不停下来，就能躲开生活里的苦涩与空虚。可偏偏总有些时刻，断网的寂静、等待的焦灼、失眠的深夜，会把所有 “填充物” 都抽走，让我们不得不直面自己，想抓住点什么，却反而掉进孤独的漩涡。
这个时代到底怎么了？其实不是我们主动 “丧失” 了独处的能力，而是时代的节奏，悄悄把 “独处” 从 “滋养” 变成了 “负担”。过去的日子慢，晨光里能坐在院子里看半本书，暮色中能对着晚霞发会儿呆，独处是与自己对话的时光，能把细碎的思绪慢慢理顺。可现在，我们被 “效率” 裹挟着向前：工作要赶进度，社交要赶热度，连放松都要选 “短平快” 的方式 ——15 秒的短视频、3 分钟的短剧、即时回复的聊天框，我们习惯了 “即时满足”，也习惯了用外界的热闹，来掩盖内心的慌乱。当突然被迫独处时，我们会本能地觉得 “浪费时间”，会焦虑 “错过什么”，甚至会因为太久没和自己对话，而害怕面对那些没来得及消化的情绪。
更重要的是，我们把 “孤独” 当成了 “失败”。好像身边有人陪伴、手机消息不断，才证明自己 “被需要”；好像追着最新的潮流、拥有热门的潮玩，才不算 “被淘汰”。我们害怕被群体落下，所以拼命往热闹里挤，却忘了独处不是 “被抛弃”，而是给自己留一片呼吸的空间。就像一株植物，既需要阳光雨露的滋养，也需要在土壤里默默扎根的时光；人也一样，既需要外界的联结，也需要独处时的沉淀 —— 那些在独处中想通的事、抚平的情绪、找到的方向，才是支撑我们走得更远的力量。
或许我们不必急着 “逃离” 孤独，也不必害怕与自己独处。偶尔关掉手机，在荆河的边上晒晒太阳，去龙阳的龙湖之畔去听听风的声音；偶尔放下计划，允许自己发会儿呆，想想那些没来得及细想的小事。慢慢会发现，独处不是漩涡，而是港湾 —— 当我们能平静地和自己待在一起时，那些被我们用力填满的空白，反而会生出温柔的力量，帮我们接住生活里的苦涩，也留住日子里的甜。
二。48
前段与友聊，说李庆兄曾十几次去太行，各种办法去，各类时间去，各处位置去，主打一个热爱。
恰巧，早上看了一则旧闻，说一个叫丁和的摄影人曾48 次赴疆。我突然被感动了，这一生很短，但能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域深情对话 48 次，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与新疆之间，用脚步丈量、用镜头定格、用心沉淀的深情羁绊。
他从 2003 年第一次踏入这片土地，到后来无数次穿越戈壁大漠，他的每一次赴疆，都像是一场与千年丝路文明的对话，在风沙与遗址间，打捞那些被时光掩埋的文化记忆。
都知道新疆的路，从来不是坦途。戈壁的烈日，大漠的风沙会迷了双眼，可他带着大画幅相机，一次次走向那些鲜为人知的角落 他蹲守着捕捉晨光里的斑驳字迹；遗址旁，他静静聆听风穿过残垣的声响；古墓群边，他试图从黑白石条中读懂古人的信仰。
48 次往返，上千张底片里，藏着塔里木盆地的广袤，藏着玉门关的沧桑，藏着葱岭的巍峨。48 次赴疆，他早已把自己的热爱，融进了新疆的山川与遗址里。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记录者，更像是丝路文明的 “摆渡人”，用把那些散落在戈壁上的文化碎片，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千年画卷。
48 次。它让我们看见，总有人为了守护文明的火种，愿意踏遍万水千山；于是让我想起来咱们滕人孙井泉先生、何锡涛先生与崔祥震先生来，他们对于滕国文化、薛国文化的执著，总有人为了留住历史的温度，甘愿在风沙中独行。这份执着，都值得被景仰。
三。善变
提及梁启超，世人常称其 “善变”，而这份 “变” 的内核，恰是他那句掷地有声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记得当年我曾请我的同学，书法与绘画双优的王新章先生给我写过“今我非我”）。这绝非朝三暮四的摇摆，更不是随波逐流的盲从，而是一位思想者以赤诚之心，让认知追着时代跑、让观念贴着现实变，在自我交锋里不断突破认知的局限，活成了那个年代里 “永远向上”的精神符号。
早年他投身维新，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坚信 “变法图强” 是国家出路；可当变法失败、亲历社会现实的复杂后，他又跳出固有认知，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甚至对自己过往的主张进行反思与修正。
后来面对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变局，他再一次调整思路，从“君主立宪”的拥护者，逐步转向对民主共和的探索。每一次“变” 的背后，都藏着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度思考 —— 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当旧有认知跟不上时代需求、当过往观念解释不了现实困境时，他选择以 “否定自我” 的勇气，为思想开辟新的可能。
这种 “善变”，本质上是认知迭代的必然。就像农人根据季节调整耕作方式，匠人跟着需求改良技艺，梁启超始终以开放的姿态接纳新事物、吸收新思想。他从不把自己困在 “过去的正确” 里，反而主动让 “今日之我”与 “昨日之我”对话、碰撞：昨日认为对的，今日若发现有局限，便坦然修正；昨日坚信的，今日若被现实证伪，便果断摒弃。这种 “不固执于己”的清醒，让他的思想始终保持鲜活，既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又能为迷茫的世人提供方向。
反观当下，不少人总怕“变”，怕承认 “昨日之非”会显得自己浅薄，怕打破固有认知会陷入未知的慌乱。可梁启超的 “善变” 恰恰证明：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永远不犯错，而是有勇气在认知升级后，主动去变。
四。同框
93阅兵场上的“黑红脸膛”，与绿茵场上的“大肚腩”，把他们同置框时，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的自我要求与职业尊严。
“阅兵脸”是烈日与汗水刻下的勋章，帽带勾勒的白印，被战士们自豪地视作“胜利V字”，那是高强度训练与使命担当的外在显影 。与之对照，部分国脚的肚腩却成了舆论焦点，被指体能滑坡、自律不足的有力证据。
这不仅是肤色与体型的差异，更是纪律与目标感的分野。阅兵训练以“纹丝不动”磨炼意志，将个人融入集体；竞技体育同样需要极致自律，用日复一日的训练对冲天赋差距。若把“阅兵脸”背后的纪律与荣誉感注入足球，或许能重塑球迷对“职业态度”的信任。
虽然这是一表象，但应呼唤职业体育的自我要求与集体荣誉回归——让赛场内外都有配得上“国家队”三字的精气神。
五。脱身
在课本上读到的鸿门宴，好像都在佩服刘邦的机智与谋略，到了这年年龄再想读这段事时，再去想，刘邦这伙计真的能走得掉吗？结论是他真走不掉，但为什么他走了呢？
现在看，鸿门宴上刘邦能脱身，看似惊险偶然，实则是多方力量博弈下的必然结果。
刘邦能走，核心在于项羽的“不想杀”。彼时项羽刚破秦军主力，拥四十万大军，自认天下无敌，对刘邦的“先入咸阳”更多是不满而非忌惮。其实是无论从内心中，还是在现实中，还真没把刘邦当成自己的对手。若项羽真有杀心，无需依赖项庄舞剑这种小技，重兵围堵下刘邦插翅难飞。项羽的内心骄傲与政治短视，才给了刘邦生存空间。
当然，刘邦阵营的“会周旋”也有一定的作用。张良提前预判风险，樊哙闯帐以“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的话术，既捧了项羽，又点出杀刘邦的不义；刘邦借“如厕”脱身，留下张良献礼拖延，步步为营化解危机。
再者，项伯这老小子的“暗中相助”是关键推手。他因私交向张良通风报信，又在宴席上以身护刘邦，实则代表了项羽集团内部对杀刘持反对意见的势力。
综上，鸿门宴的结局，是项羽的犹豫、刘邦的机变与阵营内外的角力共同促成，刘邦脱身绝非侥幸。说到这里，老项在江边一定是后悔地拍过大腿的，但是一且都晚了。
六。挖墙
过去，我们曾对咱们枣庄老乡匡衡“凿壁偷光”的励志故事鼓舞地摩拳擦掌，但现在细想一下，这件事，在古代是不可能的事。
“凿壁偷光”的典故虽传为勤学美谈，但细究古代的居住条件，其可行性实则极低。先从建筑条件看，古代民居多为土木结构，墙壁以夯土、砖块或茅草混合砌筑。土墙，挖大了吧，质地疏松易坍塌，凿洞不仅可能毁墙，还会让尘土弥漫；挖小了吧，那灯光难以形成稳定透光源；有人说，是砖墙吧？可若为砖墙，也不可能是砖墙，能垒起砖墙的，还能点起灯？且贫苦人家的墙多薄至仅能挡风而已，凿洞极易凿穿墙体，反而让寒风灌入，根本无法“偷光”。
再说，过去自己家就是再穷，也不可能与邻居家共墙，共墙是现代条件下的建筑形式，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此外，古代邻里居住紧密，你凿壁之举既破坏他人财产，邻里这么好，就容你给人家的墙挖个大洞？于情于理皆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生活逻辑。这在农村有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明白。
再看光源条件，汉代尚无蜡烛普及，富贵人家夜间照明多靠小油灯，火焰微弱且光照范围极小。他自己家看点东西都费劲，那么，灯光经过墙壁孔洞后会大幅衰减，抵达匡衡案头时已黯淡至极，根本无法满足读书所需——连书页字迹都难以辨认，更谈不上“勤学苦读”。
可见，“凿壁偷光”极有可能是后世为劝勉勤学而艺术化的虚构，而非真实历史场景，是典型夸大宣传的结果。
七。勇气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常被赞为无畏勇气的象征，但细究之下，这一行为逻辑实则暗藏风险，甚至有悖理性决策的本质。
从现实层面看，“明知有虎”意味着已清晰认知危险的存在与强度，此时“偏向虎山行”若缺乏预案，便不是勇敢，而是鲁莽。譬如面对复杂的任务，明知自身能力不足、准备尚不充分，却硬要贸然行动，最终往往只会落得“折戟沉沙”的结局，既浪费资源，又可能让局面陷入更难收拾的境地。
从价值维度考量，真正的勇者从不推崇无意义的冒险。蔺相如渑池会盟看似“向虎山行”，实则早有完璧归赵的铺垫与赵国军事力量的后盾；岳飞抗金“直捣黄龙”，也基于对金军实力的精准判断与自身军队的严格训练。他们的“行”，是有策略、有底气的前行，而非盲目冲撞。
“明知山有虎”更应催生的，是“如何避虎”“如何打虎”的思考，而非仅凭一腔孤勇硬闯。忽略风险、放弃筹谋的“虎山行”，不过是对“勇气”的误读，而非值得推崇的行为准则。
八。叫法
生活里许多食物名称，看似约定俗成，实则暗藏歧义，易让人误解。
基围虾并非单一虾种，而是“基围”（防波堤）里养殖的虾类统称。口蘑并非产自“口”地，早年因从张家口转运，被误传为“口蘑”，让人错认产地。
巴西松子名字更易误导，它实则产自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因经巴西进口到中国而得名，与巴西并无直接关联。鸡公煲也常让人以为是“公鸡煲”，实则是由创始人“张重庆”的方言“鸡公”演变而来，和鸡的性别无关。这些歧义名称，若不细究，很容易让人对食物的品种、产地或由来产生误解。
九。饥饿
侯宝林大师曾说“饿是最好的老师”，这朴素的话里藏着一代人的生存智慧。早年他忍饥挨饿，为混口饭吃苦练相声基本功，从段子打磨到台风塑造，每一步都透着饥饿逼出的韧劲——饿让他更懂珍惜机会，也让技艺在生存压力下愈发扎实。
这并非个例。80年代，“吃上白馒头”是无数人考大学的朴素动力。那时物资匮乏，农村孩子若考不上大学，大概率要面朝黄土背朝天，顿顿吃棒子煎饼（玉米）是常态；而考上大学，就能端上“铁饭碗”，让餐餐的大白馒头成了触手可及的希望。这份对“吃饱”的渴望，于是化作了无数农家孩子挑灯夜读的毅力，支撑他们跨过高考独木桥。
饥饿从不是美好的体验，却在特定岁月里成了催人奋进的力量。它让人们在匮乏中看清目标，用最本能的渴望驱动自己突破困境，也让那些在饥饿中长出的坚韧，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成长印记。
十。醋鱼
马未都打卡楼外楼西湖醋鱼引发的争议，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子，溅起的不只是口味之争，更是对文化态度的讨论。我感觉马老师是态度真诚的，像一位街边的老大爷，边吃边说。我曾两次吃过楼外楼的鱼，与马老师的体验一样，就是感觉不好吃，且贵。比苏州的松鼠桂鱼的口感，真是差的太远。
但另一网红宋大厨进行了反驳，他以带着对传统技艺的坚守者自居，对大众“评价不高”的声音，反驳着顾客真实的味觉体验。我感觉这场讨论的核心，恰恰是“文化偏信”与“文化自信”的分界。
所谓“文化偏信”，是把传统美食绑在“老字号”“老做法”的标签上，默认“老的就是好的”，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仿佛只要提起西湖醋鱼，就必须赞其鲜美，若说一句“不合口味”，就是“不懂行”。可美食的本质是服务于人，而非让人迁就标签。西湖醋鱼的酸甜口感、草鱼的土腥味处理，本就因人而异，强行用“懂不懂”来绑架评价，反而让传统美食少了接纳多元声音的包容。
而真正的“文化自信”，从不是拒绝批评。它该是楼外楼既保留古法精髓，也愿意倾听食客建议，比如是否能优化去腥工艺、调整酸甜比例等，让食客既尊重这道名菜背后的历史故事，也敢坦诚说出“不合我口味”的真实感受。毕竟，一道菜能流传百年，靠的不是“只能夸不能评”的保护，而是在适应时代口味中不断调整，在接纳不同声音里守住根本。
西湖醋鱼的争议，早该跳出“谁对谁错”的争执。比起争论“懂不懂”，不如思考如何让传统美食既留得住文化根脉，也接得住当代食客的味蕾。毕竟，能让人真心称赞“好吃”的传统，才是有生命力的传统；能容得下不同评价的文化，才是真的自信。
作者简介：张桂革（笔名小戈、沧海一格），在央企工作多年。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建材报》、《大众日报》、《时代文学》等几十家媒体杂志发表各类作品。1998年出版个人诗集《岁月的船》；2021年出版文集《碎片》。近期推出的《界河 界河》、《滕商 滕商》、《滕州味道》、《西门里，西门外》、《行进在民国里的27位滕县人》等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来源：荆水龙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