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时代变局下，德国政党政治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是政治保守化，右翼民粹的选择党日益做大，中右翼的联盟党回归保守路线，左翼边缘的瓦盟从激进走向保守，共同推动政治光谱整体右转；二是政治碎片化，选举和议会中的有效政党数增加，大小政党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政党内部的

内容提要

关键词

作者系同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问题研究所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3期，注释略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政党体制自两德统一以来保持了较强韧性，在选举后发生政坛强震的可能性较低。长期以来，能够持续进入德国联邦和各州议会的主要政党有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基民盟/基社盟，统称联盟党）、社会民主党（社民党）、自由民主党（自民党）、绿党和左翼党（前身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他们共同构成温和的“流动多党制”。但近10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和欧洲战略环境的深刻变化，德国政治与社会呈现出新态势，政党体制的稳定性逐渐下降，选民的流动性增大，政治版图加快重塑，其背后驱动力是德国在移民、安全、经济等多个领域面临危机与挑战。

自2013年选择党成立以来，德国温和多党制面临强力挑战，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德国政党格局不确定性不断上升。2024年初，脱胎于左翼党的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瓦盟）正式成立，德国政党竞争进一步加剧，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政治立场趋于保守化

后冷战时代，德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大力倡导难民庇护、女权、气候保护等议题以及平等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社会理想，相对忽视对本国公民权益的保障、传统文化价值的传承以及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等。如今，左翼政治议程日益遭遇保守力量的强劲挑战，德国政治生态呈现多重保守化趋势，导致政治光谱整体右转。

首先，右翼民粹的选择党不断发展壮大。选择党在欧债危机中以反欧元议题起家，在2015—2016年难民危机中凭借对移民政策的强硬立场逐渐壮大，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在2024年以来的几次重要选举中成功将民调支持率转化为得票率和议会席位，在2025年德国大选中更是以20.8%的得票率跃升为议会第二大党，在东部所有的五个联邦州甚至成为第一大党。

其次，中右翼的联盟党回归保守路线。在默克尔担任党主席的18年间，基民盟在福利、家庭、环保、移民等政策领域吸收了不少左翼纲领，包括实施相对宽松多元的移民政策。而在“后默克尔时代”，尤其自默茨接任基民盟党主席以来，联盟党政治立场逐渐向右转向：在经济领域逐渐回归保守主义，主张执行严格的财政纪律并通过减税等措施减轻企业负担；在文化领域强调保守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明确反对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倡导“主导文化”，认为外来移民应该接受德国的传统主流文化价值观。

最后，左翼边缘政党从激进走向保守。瓦盟脱离左翼党另起炉灶，在社会经济维度上沿袭后者激进的福利政策主张，而在社会文化维度上却采取实用主义路线，吸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右翼民粹主义话语，例如主张保持文化身份认同，要求改革现行难民政策，限制移民和难民规模，由此被一些学者定性为“左翼保守主义”。瓦盟成立数月即取得初步成功，在2024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6.2%的得票率。在同年9月德国东部州议会选举后，瓦盟在勃兰登堡州和图林根州甚至作为执政联盟成员上台执政。不过，该党在2025年德国大选中以微弱差距未能进入联邦议院。

二、政党格局碎片化

在欧洲国家，德国政党体制的碎片化程度长期保持较低水平，这一点与选举制度紧密相关。根据迪维尔热定律，多数选举制多产生两党制，比例选举制易产生多党制，德国的混合比例选举体制则带来温和多党制，而5%的议会门槛又减少了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这些因素导致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政党数量有限。不过，从两德统一后的趋势来看，德国政治碎片化程度明显增强，目前在联邦选举委员会《政党和政治团体目录》正式注册的政党及政治团体已达113个。德国政治碎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选举和议会中的有效政党数增加。不但参加联邦议院选举的政党显著增多，而且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数量也从3个增加到7个。芬兰学者拉克索和美国学者塔格佩拉1979年提出采用有效政党数（ENP）来衡量政治碎片化程度，以各个政党的得票率或议席比例数值为依据通过具体算式计算得出，该数值越大，碎片化程度越高。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于得票率比例计算的德国有效政党数的数值长期维持在3.0以下，碎片化程度较低，而自2021年联邦议院选举以来，这一数值升至5.8，在2025年大选之后也保持类似水平，碎片化程度明显加深。

其次，大小政党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改变。大党与小党的差距缩小，大党的控局能力和影响力下降。20世纪70年代，联盟党和社民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的得票率相加曾超过90%，如今却无法过半，两党轮流坐庄上台执政的政治格局早已被打破，尤其是百年老党社民党几乎丧失作为“全民党”的地位。与此同时，小规模政党一旦进入联邦议院，便可显著提升话语权，迫使主要执政党在执政纲领和具体政策上作出让步，成为影响甚至是决定组阁最终结果的重要力量。

最后，政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日趋激烈。不少政党内部都存在一些正式的派系、团体或是非正式的小圈子，为特定的政治立场、行业职业或者政策领域提供发声渠道。例如，绿党内部一直存在激进的“理想派”和温和的“现实派”之间的对峙，社民党内部也长期存在若干有影响力的派系，包括右翼保守的泽海姆团体、偏左翼的议会左翼团体、走改革路线的柏林网络团体等。这些团体往往在重大问题上抱团，加剧政党的内耗、对抗与分野。在社民党、联盟党、左翼党等政党中，内部分歧的激化都曾导致政党分裂，助推了政党格局的碎片化。

2025年2月23日，德国柏林，德国选择党领导人、总理候选人爱丽丝·魏德尔（左二）在联邦议院选举初步结果出炉后庆祝。（epa/IC photo）

三、政治极化愈演愈烈

二战结束后，德国政治体制长期保持极低的极化程度和极强的稳定性，其原因在于德国社会的共识文化，主流政治和公共舆论对于重大时代课题拥有较为广泛的原则性共识，主流政党的政治主张出现交叉和趋同，在政治纲领上跨党派的政治共识较多。与此同时，基于特殊的历史记忆和反思，德国对于各类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保持戒备和抵御心理。

然而，在时代转折的背景下，位于政治光谱边缘的反建制政党提出诸如关闭边境以严控非法移民、退出欧元区、改革欧盟体制等非主流的政治主张，并获得较高的民意支持，不断冲击处于政治中间地带的传统政党，成为当前德国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方面，处于政治中间地带的传统政党逐渐式微，长期参与执政的中右翼政党自民党在2025年大选之后甚至未能获得联邦议院议席。另一方面，选择党搅动身份政治议题，回应德国民众对于主流政治的不满情绪，极大分流了联盟党、自民党等中右翼政党的选票。瓦盟以独特的政治纲领填补政治真空地带，有效动员起之前不参加投票的选民力量，削弱了中左翼政党社民党的选民基础，同属左翼民粹的左翼党则在2025年大选中以独到的选举策略吸引了大量年轻选民的支持，取得8.8%得票率的不俗成绩。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均打破左右翼的阵营分野，吸收对方阵营的政治理念并提出左右混合的政策纲领，表现出政治实用主义倾向。选择党在文化领域偏右，坚决反对移民对德国文化认同与生活方式的异化；在经济领域偏左，要求加强国民福利待遇，吸引了不少左翼选民的追捧。瓦盟在经济领域保留了左翼传统的社会福利纲领，但在文化领域偏向文化保守主义，在移民、身份认同等问题上引发右翼保守选民的共鸣。

四、地区政治差异化

德国政党格局呈现显著的地域差异，40年分裂历史导致东西部的政治融合进程只能缓慢推进，东部地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选民行为模式都与西部地区截然不同，不少民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感到失望，不满情绪远甚于西部地区民众，对于民主制度信心不足。

一方面，联盟党、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等主流政党在东部地区的表现普遍不如西部地区，且各党分化明显。其中，绿党和自民党在东部的发展势头最弱，在东部州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常年徘徊在5%上下，自民党在2024年三次东部州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甚至只有1%上下，而基民盟在萨克森州、萨安州和图林根州的长期民调中基本维持了第一或第二大党地位，社民党则在勃兰登堡州和梅前州发展势头较好，但在其余三州的支持率为个位数。另一方面，选择党、左翼党和瓦盟等民粹政党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力均超过西部地区。其中，选择党兴起于西部地区，却能够充分抓住东部地区选民的诉求，其在2025年联邦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在五个东部州均跃升至第一位，并在第一轮选举中赢得东部48个选区中的44个。左翼党长期深耕东部，在图林根州一度作为主要政党执政10年。瓦盟在东部各州支持率稳定在10%左右，表现也明显优于西部。

东部地区特殊的政治生态导致当地政党格局和政治结盟形势更趋复杂，尤其是在2024年东部州议会选举后，各州为将选择党排除在外，均选择了联邦层面从未出现过的组阁形式：在勃兰登堡州，社民党与瓦盟组成联合政府，勉强达到议会多数；在萨克森州，联盟党与社民党组成少数派政府；在图林根州，联盟党甚至不得不打破政党结盟传统，与瓦盟、社民党组成所谓“黑莓”政府。这些政治联盟形式凸显各政党为适应东部地区政治格局新形势，不得不改变传统做法。

慕尼黑汽车撞人袭击事件搅动德国大选。2025年2月13日，德国慕尼黑发生小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包括儿童在内至少30人受伤，驾驶员系阿富汗难民。（epa/IC photo）

近10年来，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引发时代转折以来，德国面临愈发严峻的内外挑战，移民、安全、经济等方面问题频发，主流政党思维固化，执政联盟内斗不断，无力带领德国走出多重困境，选民对政府工作极为不满。这是德国政党格局发生改变的主要根源。

一、移民问题积重难返

德国是难民在欧洲的首选目的地。2023年，德国收到35万份庇护申请，占欧盟27国以及挪威、瑞士申请总数的近1/3。从难民存量来看，2023年德国接收了超过259万难民，包括近124万无需申请庇护即可获得临时保护身份的乌克兰难民，超过了欧盟27国难民人数的1/3。新老难民和移民问题延宕至今，给德国社会带来严峻挑战。一方面，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加重各级政府的财政和安置负担。难民的接收和安置均需高额的财政资金支持，仅2022—2023年，联邦政府为处理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资金就分别达到280亿欧元和298亿欧元。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德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削减庇护申请者的福利，负责安置难民与接纳移民的各州与地方更是捉襟见肘。另一方面，移民和难民问题持续引发民众担忧。2025年1月德国电视二台的民调显示，移民与难民问题是当前德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尤其是自“交通灯”政府解体以来，民众对于该议题关注度快速上升。2023年，德国语言学会选出的“年度恶词”为“反向移民”，意指无法或不愿在德国长期居住的移民和难民应当回到出生国。2024年的“年度恶词”则为“生物德国人”，意指基因和血统意义上的德国人。这两个词均与移民、族群身份认同直接相关，从侧面反映出移民和难民问题引发德国社会的对立和争议，而地方政府建造难民收容所的计划也时不时遭到当地居民抵制。

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发酵加剧政党竞争，助推民粹政党的兴起，对主流政党的政策偏好产生极大影响，并加深了主流政党的隔阂。民粹政党在难移民议题上的批判性政治话语更容易得到选民共鸣，激发反移民的社会心理，不仅有效扩大了政治影响力，而且助推身份认同回潮，导致其他政党不得不调整路线趋向保守内顾。联盟党借鉴选择党的“成功”做法，不但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过程中打出“移民牌”，而且在1月30日推出收紧移民政策的五点计划提案，旨在表明自身立场并安抚选民，但该提案并未获得社民党、绿党等主流政党支持，而是在选择党、自民党支持下才得以通过。德国总理朔尔茨评论称，这次投票的结果“对议会和德国来说都是一个糟糕的信号”，这反映出联盟党此举加剧了政治中间地带的离心力。

二、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德国人高度担忧各类安全问题，包括战争、地区冲突以及与移民相关的社会治安和恐袭风险。一方面，德国民众对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地缘政治危机感到不安。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导致欧洲安全环境严重恶化，德国不得不改变过去的国家安全战略文化，大幅提高军费和援乌资金。未来，乌克兰危机的走向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民众普遍不愿卷入战争，同时担心乌克兰危机可能失控并导致灾难性后果。另一方面，德国民众对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带来的文化冲突、身份认同和社会治安问题深感忧虑。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德国反犹刑事案件激增，与难民和非法移民相关的持械伤人和恐袭事件更是屡屡发生，其作案者多为本应被遣返的难民，或是有移民背景的反伊斯兰分子。间歇性的社会治安事件频频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

安全困境给德国政党政治带来极大影响，一方面使公众对现行移民和庇护政策及其执行力度产生质疑，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持续下降， 使“交通灯”三党支持率下滑，这直接反映在2025年联邦议院大选的选票中；另一方面引发德国社会关于身份认同、移民和极端主义暴力的争论，导致民众的悲观情绪持续蔓延，保护主义思维不断升温，进而推动民众将管控国内安全视为当务之急，从而使以国内安全治理能力见长的联盟党和强调安全与秩序的选择党得到更多选民青睐。

三、经济走势持续低迷

近5年来，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经济整体呈现低迷态势，德国尚未就人口结构变迁、数字化与绿色转型、企业生产成本高企、行政程序繁冗等中长期挑战和结构性问题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加之逆全球化、地缘政治环境恶化、美国孤立主义、乌克兰危机、能源价格上涨、投资和需求锐减等内外因素叠加影响，导致德国的汽车、钢铁等传统制造业处境艰难，进出口规模均连年萎缩。2023—2024年，德国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陷入经济衰退，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弱的国家之一。

面对经济与民生困境，不少德国民众对自身工作和国家发展前景感到担忧。2025年1月的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民调结果显示，德国人对于经济形势的不安全感以及对于民主的不信任同步上升，54%的受访者对个人前途忧心忡忡，74%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德国经济形势糟糕，57%的受访者认为德国无力完成必要的转型任务，51%的受访者对于民主体制缺乏信心。与此同时，德国民众对“交通灯”政府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表现极度不满，政府工作满意度从46%跌至14%。“交通灯”政府不但没有带领德国走出经济衰退，而且执政联盟成员在财政预算、经济政策等方面龃龉不断，最终激化为信任危机，导致政府提前解体，德国政治稳定性下降，而执政三党也在2025年德国大选中无一例外遭到选民惩罚。

2025年1月31日，德国柏林，德国联邦议院投票否决了联盟党提出的一项旨在收紧移民政策的《流入限制法案》。（reuters/IC photo）

当前，各种时代性、全球性和区域性挑战层出不穷，其影响相互交织，导致德国内外战略环境严重恶化，“流动多党制”下的政党竞争明显加剧，政治与社会生态还将持续嬗变。

第一，德国政党普遍右转趋向保守。随着移民、安全与经济问题持续恶化，德国民众普遍对国家未来前景和个人未来发展感到担忧，悲观和焦虑情绪蔓延、保守心理上升，各政党顺势转向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提出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和本土产业链安全的政策目标，以迎合民众的心理预期。在2025年德国大选中，主要政党的竞选纲领均不同程度出现了保守主义内容：在移民问题上，联盟党、选择党、瓦盟均提出要取消部分难民的生活补贴和福利，联盟党还提出要停止接收非法移民，社民党在遣返未获得庇护权的难民问题上的态度已与选择党相差不远；在文化方面，联盟党和选择党均倡导“主导文化”，即反对多元文化，认为移民和难民应主动接受德国文化，尤其是德国宪法、语言和价值观；在经济方面，社民党主张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德国制造”和投资德国，补贴和鼓励民众购买本土制造的电动汽车。

第二，德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明显下降。政党与选民间的传统联系纽带松动，选民流动性增强。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和普及，新技术、新媒体在无形中重塑了政治公共领域，改变了政党进行政治组织和动员的途径，尤其是拓展了小规模政党与年轻选民交流及为竞选造势的渠道，有利于新兴小党的发展，助推了政党格局碎片化的趋势。根据德国宪法，政党上台执政需要获得半数以上得票率或议席，政党格局碎片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没有哪个政党能单独上台执政，获得议席优势的政党为了上台执政，不得不与政治理念相左甚至对立的政党联合组阁，如在本次联邦议院选举后，联盟党不得不寻求与社民党开展组阁谈判，尽管二者在移民、债务等诸多政策上存在明显分歧。这一方面使得实用主义的“政治联姻”增多，另一方面又使得在议会中排名靠后的小党有能力左右政局走向，间接削弱了德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

第三，政治中间地带日益受到挤压。选民对传统政党陈旧的政治理念和解决现实挑战的能力日益不满，“求变”“思变”心态凸显，社会共识日渐松动。反映在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中，选择党和左翼党得票率均较上届选举显著增加；而此前执政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无一例外支持率下滑，自民党更是因为未达到5%的门槛没有进入联邦议院，政治中间地带力量遭到进一步削弱。不过，选择党尽管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但由于德国社会对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民族主义存有深刻的历史记忆，右翼民粹力量上台执政仍是德国的“政治禁忌”。因此，选择党目前无法进入新一届联邦政府，只能作为最大反对党在联邦议院中发挥影响力。

第四，东西部地区差距持续扩大。2025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结果表明，处于政治光谱中间地带的政党在西部地区表现优于东部地区，而处于两翼的民粹政党则在东部地区表现优于西部地区。正如德国总理朔尔茨在2024年德国统一日致辞中所指出，即便在柏林墙倒塌的34年后，德国也仍未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克服40年分裂历史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精神隔阂。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西部地区，东部选民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现实的不满更为强烈，在移民、民粹主义、气候保护和欧洲一体化等问题上的看法与西部地区民众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也为选择党、左翼党和瓦盟依托东部地区继续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在2025年德国大选中，选择党在东部地区五个州的得票率达到32.5%—38.6%，今后选择党能否在这几个州上台执政、实现历史性突破，是审视地区差异化的重要切入点。

未来德国政党政治何去何从，主流政党在经济社会治理方面的表现无疑是决定性的：如果德国的经济与民生状况持续恶化，以联盟党、社民党为代表的主流政党因不愿妥协合作造成更多的政治僵局，导致民众对主流政治不满的社会心理超过临界点，以选择党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就有望实现历史性突破；反之，如果主流政党能够重振德国经济，重构社会安全稳定，恢复选民信心，则反建制政党更多只能作为“搅局者”存在，这会重塑德国中长期政治文化与政党版图。

平台编辑 | 吴小玲

《当代世界》杂志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管、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国际政治研究月刊，是深入宣介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理论阵地；是宣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党的对外工作创新成果的权威传播载体；是深入研析世界形势、国际格局、政党政治发展变化和变革规律的专业智力汇聚场；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的重要窗口。本刊入选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杂志英文刊入选首届CSSCI外文版期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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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