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癌症，常常被描绘成一幅静态的快照：一张病理切片、一份基因检测报告，似乎就定义了它的全部。然而，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时间。癌症并非一个静止的实体，而是一部动态的、以患者数十年的生命为背景的演化“电影”。它有其起源、生长、演变乃至最终结局的完整叙事

癌症，常常被描绘成一幅静态的快照：一张病理切片、一份基因检测报告，似乎就定义了它的全部。然而，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时间。癌症并非一个静止的实体，而是一部动态的、以患者数十年的生命为背景的演化“电影”。它有其起源、生长、演变乃至最终结局的完整叙事。传统的诊断方法如同从这部电影中截取了一帧静态画面，我们虽能看清此刻的场景，却对之前的剧情和未来的走向知之甚少。如果我们能从这一帧画面中，逆向工程出整部电影的剧本，那将意味着什么？

9月10日，《Nature》的研究报道“Fluctuating DNA methylation tracks cancer evolution at clinical scale”，提出了一种巧妙的全新方法学，名为EVOFLUX。它就像一位能够从一张旧照片的划痕和褪色中解读出照片背后所有故事的侦探，通过分析肿瘤DNA上一种特殊且长期被忽视的“噪声”信号，成功重构了近两千例淋巴系统肿瘤的完整演化历史。研究不仅揭示了不同癌症类型截然不同的“生命节奏”，更证明了这段演化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比许多传统生物标志物更强大的临床预后预测因子。这不仅是一次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关于我们如何理解和预测癌症行为的认知革命。

要追溯历史，就需要一个可靠的计时工具。在生命科学中，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各种“分子钟”。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基于基因突变的“分子钟”，它通过计算DNA序列随时间积累的随机突变数量来推断物种的演化历程。然而，在单个患者的癌症演化中，尤其是在需要大规模临床应用时，依赖全基因组测序来追踪体细胞突变既昂贵又复杂，难以普及。

于是，研究人员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层面，表观遗传学 (epigenetics)，特别是DNA甲基化 (DNA methylation)。DNA甲基化好比是基因组的“调光开关”，它不在DNA序列本身做文章，而是通过在特定的DNA碱基（主要是胞嘧啶，C）上添加或移除一个微小的化学基团（甲基），来控制基因的开启或关闭。

过去，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了一些“表观遗传时钟” (epigenetic clocks)，例如著名的“Horvath时钟”。这些时钟利用几百个特定DNA位点的甲基化水平，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一个个体的生理年龄。这些位点的甲基化水平变化通常是稳定且可预测的，就像一个精准运行的钟表，有条不紊地记录着岁月的流逝。

但这次，研究人员要找的并非这种“精准的钟表”。他们需要的，恰恰是一种“不准的钟”。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时钟的秒针不是规律地一秒一跳，而是在每个位置随机地、毫无征兆地前后摆动。对一个观察者来说，这个钟毫无用处。但如果有一千个这样的“坏钟”并排挂在墙上，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一个由许多不同来源的细胞组成的正常组织中（即多克隆, polyclonal），这一千个钟的指针会指向四面八方，整体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平均状态。

然而，癌症的起源却是一个本质上的“克隆性事件” (clonal event)。它源于一个单一的祖先细胞，这个细胞在某个时间点获得了生长优势，开始了疯狂的扩张。这意味着，在这个癌症“大家族”中，所有细胞体内的那一千个“坏钟”，在家族诞生之初，它们的指针状态是完全相同的！随着肿瘤的生长和时间的推移，每个细胞里的“坏钟”指针开始独立地随机摆动。一个诞生已久、生长缓慢的肿瘤，其内部“坏钟”们的指针方向会变得五花八门，整体趋于混乱。相反，一个刚刚诞生、生长迅猛的肿瘤，其内部大部分“坏钟”的指针方向会依然高度一致。

这些“坏钟”指针的随机摆动，就是该研究的核心——波动的CpG位点 (fluctuating CpGs, fCpGs)。它们是基因组中一些特殊的DNA甲基化位点，其甲基化状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随机的获得（甲基化）或丢失（去甲基化）。这种波动不像传统表观时钟那样与年龄强相关，反而像是一种中性的、持续不断的“背景噪声”。研究人员意识到，正是这种被视为“噪声”的随机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记录克隆演化历史的“分子条码”。

通过对超过2000个淋巴系统细胞样本的筛选，研究团队最终在全基因组中鉴定出了978个在所有淋巴肿瘤中都表现出这种随机波动特性的fCpGs。有趣的是，这些fCpG位点大多位于基因组的“沉默区域”，比如基因间的“沙漠地带”，并且它们所在的基因表达水平极低。这进一步印证了它们的“中性”特质，它们本身不驱动癌症的发生发展，而更像是一位忠实的旁观者和记录员，默默地在基因组上刻下时间的印记。

找到了记录时间的“分子条码”，下一步就是如何解读它们。这就好比我们手上有一张刻满了神秘符号的古老羊皮卷，现在需要一本“罗塞塔石碑”来破译其含义。这块“罗塞塔石碑”，就是研究人员开发的数学模型，EVOFLUX (evolutionary inference using fluctuating methylation)。

EVOFLUX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贝叶斯推断框架 (Bayesian inference framework)，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部肿瘤演化的“数字模拟器”。研究人员向这个模拟器输入一个真实肿瘤样本中978个fCpG位点的甲基化数据，以及患者的年龄等基本信息。随后，模拟器会开始它的工作：

它会模拟一个细胞从患者出生开始，其fCpG位点随着时间随机波动。在模拟的某个时间点（这代表了肿瘤起始的时间），这个细胞突然“癌变”，成为所有癌细胞的“最近共同祖先” (Most Recent Common Ancestor, MRCA)。从此刻起，这个祖先细胞开始以特定的指数速率增殖，形成一个不断壮大的克隆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每个细胞的fCpG条码都在独立地继续随机波动。模拟器会不断调整三个核心参数，直到模拟生成的fCpG甲基化模式与输入的真实患者数据高度吻合为止。

这三个核心参数，共同勾勒出了一部肿瘤的“生命传记”：

1. 肿瘤生长速率 (Growth rate, θ):描述了癌细胞群体倍增的速度。这是一个衡量肿瘤侵袭性的关键动态指标。

2. 肿瘤年龄 (Cancer age, T-τ):指从MRCA出现到肿瘤被取样那一刻所经过的时间。这揭示了肿瘤潜伏期的长短。

3. 表观遗传转换率 (Epigenetic switching rates):指fCpG位点发生甲基化状态随机波动的频率。

这个过程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它将一个极其复杂的生物学问题，转化为了一个可以通过数学和计算解决的参数推断问题。而解码的关键，在于fCpG甲基化数据的分布形状。

研究发现，在克隆性增殖的肿瘤样本中，fCpG的甲基化水平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W形”分布。分布图的两侧出现了两个峰，中间可能有一个小峰。这两个侧峰，代表了肿瘤创始细胞（MRCA）中fCpG位点的原始状态：要么完全未甲基化（0%），要么完全甲基化（100%）。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细胞的分裂，随机的波动会使得一部分位点转变为杂合甲基化状态（50%），形成了中间的峰。

因此，这个“W形”的形态蕴含了丰富的信息：一个非常年轻或生长极快的肿瘤，其“W形”的两侧峰会非常尖锐和突出，因为大多数细胞还来不及改变初始状态。而一个年老或生长缓慢的肿瘤，两侧的峰会逐渐“融化”并向中间靠拢，因为长时间的随机波动使得各种甲基化状态的细胞比例趋于均匀。EVOFLUX正是通过精确量化这个“W形”的细微差别，来反推出肿瘤的生长速率和年龄的。

手握EVOFLUX这一利器，研究人员对涵盖多种淋巴系统恶性肿瘤及癌前病变的1976份样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演化历史重构。结果揭示的景象，如同一幅描绘了各种癌症“性格”的生动图谱，其多样性远超想象。

儿童与成人的对决：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vs. 慢性淋巴系统肿瘤

分析结果呈现出惊人的对比。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无论是B细胞型还是T细胞型，都表现为典型的“短跑飞人”。它们的生长速率极高，平均每年癌细胞数量能增长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而它们的肿瘤年龄则非常短，通常只有几年。这与临床上ALL病程凶险、进展迅速的特点完全吻合。

相比之下，成人的淋巴系统肿瘤，如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或多发性骨髓瘤 (Multiple myeloma, MM)，则更像是“长跑冠军”。它们的生长速率要慢得多，通常每年癌细胞数量仅增长1到3倍，但其肿瘤年龄却可以长达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这意味着，在这些患者体内，肿瘤的种子可能在临床诊断出现的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悄然种下。

癌前病变的“前传”：从MBL到CLL的演化轨迹

EVOFLUX不仅能分析恶性肿瘤，还能洞察其癌前状态。例如，单克隆B细胞淋巴增多症 (Monoclonal B-cell lymphocytosis, MBL)被认为是CLL的癌前病变。研究人员发现，MBL样本的推断生长速率显著低于CLL (P = 9.7 × 10⁻¹⁰)，而其肿瘤年龄则显著长于CLL (P = 9.9 × 10⁻¹³)。这描绘了一幅清晰的演化图景：MBL作为一种生长缓慢、长期潜伏的克隆，在某个时间点获得了额外的“加速度”，从而转变为临床意义上的CLL。

同病异“命”：CLL内部的“龟兔赛跑”

即便是同一种癌症，其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异质性。CLL根据其免疫球蛋白重链可变区 (IGHV) 基因的突变状态，可以分为预后较好的突变型 (M-CLL) 和预后凶险的未突变型 (U-CLL)。这两种亚型在临床表现上差异巨大，但其背后的演化动力学差异一直不甚明了。

EVOFLUX的分析结果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侵袭性更强的U-CLL亚型，其推断出的平均生长速率显著高于M-CLL（每年2.3倍vs.1.8倍P = 1.3 × 10⁻³²）。同时，U-CLL的有效群体规模（可以理解为肿瘤中能够长期存活并贡献后代的细胞谱系数量）也显著大于M-CLL（7.2 × 10⁵细胞 vs.4.1 × 10⁵细胞,P = 2.1 × 10⁻²²）。这表明，U-CLL从一开始就拥有更快的“引擎”和更强的“扩张能力”，这为其凶险的临床行为提供了根本的演化动力学解释。

更有趣的是，当研究人员进一步考察携带特定驱动基因突变（如TP53突变）的CLL时，发现这些突变同样与更高的生长速率和更大的有效群体规模相关。这首次将肿瘤的宏观演化参数与具体的微观基因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证明了EVOFLUX推断出的演化历史是生物学意义和临床意义的真实反映。

重构历史固然引人入胜，但对于临床医生和患者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了解过去，能否帮助我们预测未来？研究团队利用一个包含478例CLL患者且具有详细临床随访数据的队列，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强有力的肯定回答。

他们重点关注了一个关键的临床终点：首次治疗时间 (Time to First Treatment, TTFT)。TTFT反映了CLL患者从诊断到需要首次临床干预的时间，是衡量疾病自然进展速度的重要指标。

单变量分析的结果令人振奋：EVOFLUX推断出的肿瘤生长速率是TTFT一个极强的预测因子。生长速率越快的CLL，其TTFT显著越短，风险比 (Hazard Ratio, HR) 高达3.95(P = 1.4 × 10⁻³⁰)。这意味着，生长速率每增加一个单位，患者在短期内需要接受治疗的风险就会增加近3倍。相比之下，肿瘤的有效群体规模（Ne）也与更差的总生存期相关（HR=1.41），但对TTFT的影响则不那么显著。

更关键的是，这种预测能力是独立的。在临床实践中，医生会使用多种已知的预后指标来评估CLL患者的风险，例如IGHV突变状态、TP53突变情况和患者年龄等。一个新指标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它能否在这些已知指标之外提供额外的信息。

研究人员进行的多变量Cox回归分析显示，即使将IGHV状态、TP53突变和患者年龄等所有已知的重要预后因素都考虑在内，EVOFLUX推断的生长速率仍然是一个高度显著的独立预后因素 (HR = 2.28, P = 2.2 × 10⁻¹⁰)。这表明，肿瘤的演化历史并非仅仅是其基因状态的另一种表现，而是蕴含了独特且不可替代的预后信息。一个肿瘤的“成长速度”，是其内在生物学行为最直接的体现，而EVOFLUX首次为临床提供了一种定量测量这种“速度”的工具。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的普适性，研究团队在一个完全独立的、包含209名CLL患者的验证队列中重复了上述分析，得到了完全一致的结果。生长速率再次被证实是TTFT的有力预测因子。这一系列证据共同表明，基于fCpG的演化历史推断，具有直接转化为临床应用的巨大潜力。它让医生有可能在诊断之初，通过一份常规的、低成本的DNA甲基化检测，就能“预见”到肿瘤未来的大致轨迹，从而为患者制定更加个性化的观察或治疗策略。

在CLL的病程中，有一种灾难性的事件被称为“里氏转化” (Richter transformation)，即原本惰性的CLL突然转变为一种侵袭性极强的淋巴瘤。这一过程的生物学机制和起源时间一直是困扰临床的谜题。EVOFLUX的系统发育分析能力，为解开这个谜题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

研究人员详细分析了两例经历了里氏转化的CLL患者的纵向样本，这两位患者的病程分别长达19.5年和14.5年，期间采集了多个时间点的肿瘤样本。通过对这些样本的fCpG数据进行系统发育树 (phylogenetic tree)的构建，他们得以精确地追溯不同肿瘤克隆之间的亲缘关系和分化时间。

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在这两位患者中，最终导致里氏转化的那个侵袭性克隆，并非在转化发生前夕才突然出现。系统发育树显示，这个“邪恶的种子”早在主要CLL克隆的共同祖先（MRCA）出现之前的大约十年，就已经从主干上分离出去了！具体来说，在病例12中，里氏克隆的分化时间比非转化CLL样本的MRCA早了9年；在病例19中，这个时间差更是长达12年。

这意味着，在CLL被临床诊断出来之前的几十年里，一个具有高度恶性潜能的细胞谱系就已经存在于患者体内，它可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或者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潜行，直到某个契机（可能是新的基因突变或微环境的改变）才被唤醒，引发了致命的转化。这一发现颠覆了我们对肿瘤演化的传统认知，它表明肿瘤内部的异质性和恶性潜能的“储备”，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也隐藏得深得多。

为了确保这一结论的可靠性，研究人员还将基于fCpG构建的系统发育树与利用全基因组测序 (WGS)数据中的体细胞突变构建的“金标准”系统发育树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两者拓扑结构完全一致，分支长度也高度相似。这有力地证明了fCpG作为一种高分辨率的系统发育标记物的有效性，它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与昂贵的全基因组测序相媲美的克隆追踪精度。

这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为我们观察癌症提供了一副全新的“眼镜”。通过EVOFLUX，我们不再局限于肿瘤在某个时间点的静态特征，而是能够洞察其跨越数十年的生命历程。这不仅仅是满足了我们对生命演化奥秘的好奇心，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临床价值。

这项工作的核心贡献在于，它巧妙地将基因组中长期被视为无用“噪声”的随机甲基化波动，转化为了一种信息丰富的、记录癌症演化历史的“分子时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稳健的计算框架，能够从广泛可及、低成本的常规DNA甲基化芯片数据中，提取出深刻的演化动力学参数。

从实验室到临床，一座已经架起的桥梁

这项技术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临床转化的便捷性。它不依赖于任何新颖、昂贵的实验技术，而是对现有临床检测产生的大量存量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和挖掘。全球的生物样本库中存储着数以百万计的肿瘤样本及其DNA甲基化数据，EVOFLUX为重新审视这些宝贵资源，发现新的临床规律和预后标志物打开了大门。

未来的想象空间

EVOFLUX的应用前景远不止于淋巴系统肿瘤。理论上，只要能在一个癌种中鉴定出相应的fCpG位点，该方法就可以被推广到几乎所有类型的癌症中。更令人期待的是，随着液体活检技术的发展，未来我们或许能够通过分析血液中的肿瘤游离DNA (ctDNA)的fCpG模式，来实现对肿瘤演化历史的无创、动态监测。这将使医生能够更早地发现肿瘤的加速生长或恶性转化迹象，从而实现更及时的干预。

总而言之，EVOFLUX的故事也提示我们，信息往往隐藏在最不经意的地方。那些看似随机的、混乱的“噪声”，在正确的解读方式下，可以奏出关于生命演化最深刻、最动人的乐章。它让我们真正开始将每一次癌症诊断，都看作是理解一部完整“电影”的钥匙，而这部电影的结局，或许从它最早的演化剧本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这项研究，正是我们开始学习阅读这些剧本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Gabbutt, C., Duran-Ferrer, M., Grant, H.E. et al. Fluctuating DNA methylation tracks cancer evolution at clinical scale. Nature (2025).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5-09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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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物探索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