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军纪到底如何？

摘要：石达开部在1858年攻克寿昌时，“秋毫无犯，市肆不扰”，撤离时百姓家中“粮食、器具、牲畜安然无恙”，《衢州府志》亦载其“令兵卒不得入民宅，违者立诛”。

太平军在浙江绍兴、嘉兴一带，民间口碑素来不佳，主导此地的多是李世贤部及收编的“诸暨莲蓬党”等地方武装。

他们常纵兵劫掠村落、勒索门牌银，甚至焚毁民屋，连《避寇日记》都载其“扰害乡间，旬日不止”。

这并非无因：一来军队补给短缺，二来收编的地方武装本就习性难改，不服约束。

可为何李世贤屡颁“禁滋扰”文告却形同虚设？这恰是解开太平军后期军纪崩坏谜题的一把钥匙。

太平天国的军纪呈现出鲜明的两个时期特征，其兴衰轨迹与权力结构、宗教权威及军事体系的演变紧密相连，这个分割点就是杨秀清的死。

本文以下结合具体史料，从杨秀清时代的铁律、天京事变后的崩坏及后期将领的需要考虑战争和民心的矛盾来讲！

杨秀清主政时期，通过宗教权威与严酷军法构建了严密的纪律体系。

《贼情汇纂》记载，其颁布的《行营规定》明确要求“令内外强健将兵不得乱拿外小”，并设立圣库制度严禁私藏金宝。

《行军总要禁止号令》更以斩立决威慑士兵：“不得强奸民间妇女，一经拿获，斩首示众”，占领武昌的时候甚至立下“左脚踏入民宅斩左脚”的铁律。

这些法令并非虚设，1854年扬州撤退时，太平军面对城内“轻裘华服、奇珍异宝约价值数百万金”，士兵竟无人敢动。

石达开部在1858年攻克寿昌时，“秋毫无犯，市肆不扰”，撤离时百姓家中“粮食、器具、牲畜安然无恙”，《衢州府志》亦载其“令兵卒不得入民宅，违者立诛”。

容闳在《西学东渐》中描述太平军“对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连曾国藩也在书信中承认“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 。这种纪律的严苛性在《辛壬寇记》中得到印证：某士兵因“取醋而不给钱”，店主投诉后即被斩首示众。

宗教仪式进一步强化了军纪的权威性。杨秀清通过“天父下凡”直接颁布禁令，如1854年扬州撤退时，以神权名义重申“不扰民”政策，确保士兵对命令的绝对服从。圣库制度作为经济管控手段，要求“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虽然后期因高层腐败崩溃，但在杨秀清时代确实有效约束了士兵的劫掠行为。

这也是为什么太平军从金田到南京人口规模跟滚雪球一样的主要原因之一。

1856年天京事变后，杨秀清韦昌辉被杀，石达开出走，洪秀全政治手段匮乏，只能滥封诸王导致权力分散，军队沦为私人武装。

石达开的远征成为军纪崩溃的典型案例：初期尚能维持“取民一粟者斩”，但1862年入川后因补给断绝，部队陷入“断炊七日，士卒啖草根充饥”的绝境，部分士兵开始劫掠百姓。

《钦定剿平粤匪方略》记载其部将力劝“速整军纪，否则民心尽失”，但石达开已无力扭转局面。陈玉成部在安庆保卫战中，因长期缺饷导致士兵逃亡频发，甚至出现“新掳之人发辫接长绳塞入竹筒”以防逃跑的极端措施，没有了杨秀清的约束石达开也开始治军无力了。

圣库制度的崩溃加剧了军纪恶化。张继庚在给向荣的密信中揭露，天京“圣库”从1800万两白银锐减至百万两，大量财物被各王等私占。

当士兵从“为天父作战”沦为“当兵吃粮”的雇佣军，劫掠行为便不可避免。《华北先驱报》评论湘军破安庆时“全城人民死者万余人”，而太平军自身的军纪崩坏恰为这场悲剧埋下伏笔。

从后期这些主要将领看看太平军军纪是如何崩塌的！

陈玉成虽以骁勇善战著称，且始终反对无故扰民，但其在安庆保卫战中为保存嫡系精锐，多次令友军部队打头阵，自身主力却屯驻后方观望，最终导致赤岗岭、菱湖等地友军孤立无援，被湘军尽数屠戮。

这种战略决策上的私心，间接引发部属不满，士兵逃亡现象频发，基层军纪渐趋松弛部分新兵因缺乏有效约束，但总体来说陈玉成部众以石达开留下的广西精锐为主，只是开始出现零星劫掠行为，陈玉成下令弹压，却因精力多用于战事而收效甚微，还算可以。

李秀成部的军纪问题最为复杂。他虽在苏南推行“田凭制度”，发布“三不许”禁令（不许烧屋、不许掠财、不许伤民），但收编的清军降卒与地方武装（如“台州十八党”）本性难移。

1860年攻克常州时，部分降兵趁乱“将大批民众驱至北门外掳掠”，导致数百家民宅被劫。《避寇日记》直言其部“新到长毛不服约束，白昼劫掠，主将虽有禁令，下不敢从” 。其部将陈坤书更在常州“妄自尊大，不服从指挥”，纵容士兵“打太平先锋”，李秀成在《自述》中无奈承认“害民之行多为陈坤书所部，吾虽知之，却难尽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