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以来，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诱因，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由资本过剩导致的全球产能利用率下降促使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尽管导致当前全球增速放缓与发展前景疲软的因素复杂且多元，但由技术垄断规制下的不平等交换是不可忽视的

21世纪以来，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诱因，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由资本过剩导致的全球产能利用率下降促使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尽管导致当前全球增速放缓与发展前景疲软的因素复杂且多元，但由技术垄断规制下的不平等交换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核心技术、专利和标准、限制技术扩散等手段使发展中国家难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而这种技术差距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中处于劣势，进一步扩大价值转移的不平等。长期来看，这种不平等交换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受阻，不均衡的生产力水平或可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01 导言

当地时间5月15日，联合国发布《2025年全球经济形势与前景年中更新》报告。报告指出，自2025年1月预测以来，全球经济前景显著恶化。报告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2.4%，较2024年2.9%的增速明显回落。对贸易依赖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出口减少、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融资环境收紧和债务负担加重等多重挑战。全球增长乏力也进一步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加剧贫困与不平等，并限制绿色转型投资。 2025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在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与结构性阻力持续存在的双重影响下，全球经济正步入增长放缓周期。同年7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称“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放缓，贸易相关扭曲导致表面呈现的韧性正在减弱”。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发展前景疲软与地缘政治风险、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债务负担沉重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但从长远视角来看，技术垄断规制下的不平等交换亦是阻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

02

不平等交换理论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析范式，为理解国际贸易间的不平等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国际不平等交换俨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20世纪60至70年代，包括伊曼纽尔、查尔斯·贝特兰、克里斯蒂安·帕洛瓦与萨米尔·阿明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在他们看来，全球市场流通商品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扭曲，触发了一个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转移）从边缘经济体向核心经济体掠夺的过程，这一过程被称作全球不平等交换。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的运转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即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其中，“不等价交换”与“资本积累”是整个世界体系运转的重要动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亦存在于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在他看来，资本在核心地区的积聚提供了建立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财政基础和政治动机，其能力之一就是确保边缘地区的国家机器相对弱化或维持相对软弱的状态。这样，他们就能向这些国家结构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甚至推动其权力范围内的进一步专业化，通过使用廉价劳动力和创造（或强化）这些劳动力得以生存的相应的家庭结构，来降低它们在商品链等级中的地位。历史资本主义创造的所谓历史工资水平在世界体系不同区域之间愈益显示出巨大差异。即是说，在世界体系中生产方式落后的国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往往被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攫取，这种优势建立在庞大的资本积累规模基础上，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进一步巩固其势力范围，大规模使用廉价劳动力或强化廉价劳动力相应的家庭结构，强化对边缘国家或地区的掠夺与剥削，而一旦这种不平等交换一旦开始，便是一种积累性的。正如弗兰克在对伊曼纽尔的理论评述中所写的那般，不平等交换把可投资的剩余从穷人手中转移出来（因为他们不能投资），而转移到能投资的富人手中。这就扩大了工资差距，更增加了不平等交换，而且它影响了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

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在马克思那里已得到深入剖析，为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明确阐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交换中是如何获利的，他指出“利润可以低于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利润，然而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价值增殖。因此，不仅单个资本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盈利无须因此而平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给任何代价”，当两个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按照利润规律进行交换时，其中一方利益必然受损，且这种现象并非偶然。那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从中获利的？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国民劳动的平均强度或通常的强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劳动的普遍的通常强度是这个阶梯的计量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货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生产方式落后国家的商品所蕴含的劳动量是不相等的，在商品按照国际平均水平进行交换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利润。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核心国家通过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攫取了边缘国家损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者往往不得不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口商品，发展中经济体不仅因被迫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而损失价值，更关键的是这些价值被转移至核心经济体的资本家手中，由此建立了一种基于价格对价值扭曲的结构性不平等交换机制。

在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交换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剥削与掠夺，这种国际不平等交换导源于国内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具体体现在工资水平差异、劳动生产率差异、国际分工等方面。数字经济时代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显现出更加消极的一面，“不平等交换”不仅源于国家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也困囿于货币体系、技术垄断与金融霸权等方面，在全球商品链中，发达国家的垄断权力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国际货币体系不平等，各国的主权货币权力存在差异，现实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汇率水平发生偏离，价格不平等影响了贸易中的价格实现，进一步加强国际价值转移；全球生产网络中，跨国垄断资本剥削外围地区低工资劳动力。可以说，影响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因素错综复杂，且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不平等交换在世界体系中愈加明朗，特别是在技术垄断规制下的“不平等交换”。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垄断层面的优势，金融资本通过投资数字平台企业将其触角延伸至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于销售环节，并通过股权控制与战略投资的方式影响数字平台企业的发展方向，从而强化其技术垄断的优势。此外，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资料，在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发展主流趋势的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致力于对数据的收集、存储与分析，以更好掌握数据垄断权。例如，贝莱德的统治力不仅源于规模，更依赖其技术垄断，由贝莱德集团自主研发的“阿拉丁”（Aladdin）风险管理系统享有“华尔街的核按钮”称谓，该系统整合了超过10,000个金融模型，每日处理1.5亿次数据运算，监控全球超20万亿美元的资产（占全球资管规模的10%），客户包括苹果、微软、美联储及93%的美国退休基金。资本集中与技术垄断互为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利用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在国际范围内的市场优势，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技术垄断中的核心地位。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层面往往处于劣势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技术垄断优势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与技术，并从中获得巨额垄断利润，在国外市场方面，资本通过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竞争一般说来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

04

技术垄断规制下的“不平等交换”抑制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9][10][11][12][13][14][15]

技术垄断建立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反过来技术垄断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不平等交换的趋势，技术垄断与金融控制的结合成为维系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支柱性力量，由金融资本所支持下的技术垄断进一步推动了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发展趋势，通过阻碍技术扩散与创新、降低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效率、削弱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力等途径抑制全球经济的稳步增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企业凭借垄断以科技为核心的技术资源来控制生产和流通的关键节点，并通过强化从属企业和国家的依赖维护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这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既打压了新兴市场国家的技术进步，也破坏了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协作关系，并利用其在技术上的垄断优势打压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在数字技术与金融资本深入结合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技术垄断与金融控制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外围”的国际发展格局，资本主义跨国企业通过控制关键核心技术将发展中国家困在低端生产制造环节，并迫使其依赖进口高附加值产品，此举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利润压缩、技术升级受阻。

此外，技术垄断企业也可通过知识专利设置技术壁垒，以此限制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研发技术，阻碍技术扩散。尽管21世纪以来有不少后发国家正在崛起，但在国际范围内多数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更多仰赖于数字技术与知识，各国之间在新技术的前沿阵地占领制高点的竞争正在变成争夺知识结构领导权的竞争，南方国家难以跻身其中。例如，在半导体领域，2024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创下历史新高，年度销售额首次突破6000亿美元。这些推动计算技术进步的芯片主要在亚洲制造，而英特尔则坚持自主生产，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重视技术主权。从克里斯·米勒撰写的《芯片战争》中可以看出当前仍然处于一个垄断资本的时代，以阿斯麦（ASML）为例，自2001年阿斯麦收购英特尔旗下的硅谷集团后，便确立了全球光刻机供应体系的绝对控制权。若缺少该设备，任何高端芯片都无法制造。一旦形成此类垄断格局，考虑到该行业所需的资本支出规模堪称全球之最（尤其在全球经济显著放缓的背景下），几乎不可能打破垄断。再者，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的全球影响：差距警示》指出，拥有先进技术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可能更易接纳AI并有效利用，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部分新兴市场和多数低收入国家可能难以跟上步伐，这将导致现有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由此可见，新兴技术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发展格局，而技术发展的不均衡性却加剧了各国之间的发展鸿沟。特别是在芯片领域，当前美国仍然控制关键咽喉要道，尽管美国在全球芯片产量中的份额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37%降至2000年的19%，2010年进一步滑落至13%），但若从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价值获取角度（综合芯片设计、知识产权、设备、晶圆制造等环节）来看，美国仍占据39%的价值份额，其后依次是韩国（16%）、日本（14%）、中国台湾地区（12%）和中国大陆（6%）。应当明确，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若继续以强有力的手段推行技术垄断，限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与阻碍技术进步，必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扰乱国际经济秩序的同时必然对美国本土跨国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发展中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逐步摆脱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路径依赖，将零散的弱势转化为集中的系统性优势，以“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超越技术垄断的局限性，进而有力推动全球贸易格局的演变、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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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ovenkamp,Herbert.Tech monopoly.MIT Press,2024.

[15] Rahul Varman,What Do We Learn about Capitalism from Chip War?,Monthly Review,Vol.75,No.0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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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安然、李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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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MI财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