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满，要是哪天我不在了，把这包交给老周。”他当时正蹲在煤炉前添煤，火星子“噼啪”溅在蓝布上，烧出个小窟窿，“老周在纺织厂后巷修自行车，敲三下车铃，他就明白。”

煤炉上的铝锅“咕嘟”响着，我蹲在阳台翻旧木箱。箱底压着个蓝布包，边角磨得发白，解开时飘出股老樟木的清苦——是树生走前硬塞给我的。

“小满，要是哪天我不在了，把这包交给老周。”他当时正蹲在煤炉前添煤，火星子“噼啪”溅在蓝布上，烧出个小窟窿，“老周在纺织厂后巷修自行车，敲三下车铃，他就明白。”

我用筷子搅了搅锅里的白菜豆腐，蒸汽模糊了眼镜片。十年了，这口铝锅还是他从旧货市场淘的，说“搪瓷缸煮面有毒，得换口铝锅”。如今锅沿磕得坑坑洼洼，倒像他临刑前那张笑出褶子的脸——明明是最疼的事，他倒像捡了块糖。

1998年夏天，我和树生在纺织厂同一车间。他是机修工，总穿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臂。我踩缝纫机总卡线头，他就搬个小马扎坐我旁边，用修机器的尖嘴钳帮我挑。钳子尖扫过手背时烫得我缩手，他倒乐：“小同志，这叫工业摩擦。”

那时他话不多，却偏对我热乎。下了班绕半条街买糖油饼，说“食堂菜太素，你瘦得像根葱”；我上大夜班，他就在车间门口等，自行车后座绑着铁皮保温桶，掀开是热乎的小米粥，粥里埋着两个煮鸡蛋。

“树生哥，你图啥啊？”有回我蹲在后巷吃鸡蛋，问他。他正修我那辆掉漆的飞鸽，抬头时额角沾了机油，倒像画了道黑眉：“图啥？图你笑起来像我家院儿里的月季花。”

第二年中秋，他捧着红布包来找我。布包里是对银镯子，内侧刻着“陈林”——他的姓，我的姓。“小满，嫁给我吧。”车间吊扇“吱呀”转着，把月光切成碎片洒在他脸上。我望着他眼里的光，鬼使神差点了头。

婚后第三个月，怪事一桩接一桩。他总在半夜接电话，接完就往地图标红点；衣柜最底层的铁皮盒里，躺着瓶没拆封的哮喘药——可他从小到大，连感冒都少得；更让我心慌的是，收拾屋子时翻出他藏在枕头下的警官证，照片里的人穿着警服，肩章闪着光，可他明明是机修工。

“树生，你到底……”那天我举着警官证，手直抖。他正给我剥煮花生，花生壳“咔”地碎在手里。月光漏进窗户，照见他眼底的慌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

“小满，我……”他刚开口，车间王姐撞开房门，脸白得像纸：“树生，厂子里来警察了！说你涉及走私案！”

我永远记得那天的雨。警察带他走时，他回头看我，雨水顺着下巴滴在警服上，竟像在笑。我追着警车跑，鞋跟卡进下水道篦子，膝盖摔得生疼，可他还在笑，隔着车窗对我比了个“OK”手势。

审讯室的灯亮了三天三夜。我去送换洗衣物，隔着玻璃看他靠在椅子上打盹，嘴角还挂着笑，像刚哄睡了孩子。警察说他拒不交代，可我看见他手背上的淤青——那是他自己抓的，指甲缝里全是血。

判决那天，我攥着他的蓝布包站在法庭最后排。法官宣读“死刑”时，他突然直起腰，冲我望过来。阳光从高窗照进来，他脸上全是光，笑出了眼泪：“小满，我没骗你，我是真的想和你过一辈子。”

法场的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枪响时，蓝布包“啪”地掉在地上，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除了我的银镯子，还有本皱巴巴的日记，和枚磨得发亮的警徽。

日记最后一页写着：“1998年8月15日，和小满领了证。老周说这案子最多撑半年，可我怕撑不到那一天。她笑起来像月季花，我得把她护在身后，哪怕自己当块挡箭牌。”

警徽背面刻着小字：“陈树生，1995年入警，代号‘守夜人’。”

我敲了三下车铃，老周从车棚钻出来，手里还攥着补胎的胶水。“小同志，你终于来了。”他抹了把脸，胶水在指缝里黏成白丝，“树生是卧底，查的是走私柴油案。他们威胁要炸纺织厂，他把炸弹线索藏在银镯夹层里……”

我摸着银镯子，内侧果然有道极细的划痕。老周用镊子夹出张纸条，是树生的字迹：“小满，要是我走了，镯子里的线索交给老周，他能帮你。”

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冲进车间那天，树生刚把炸弹位置报给线人。他笑，是因为任务完成了；他笑，是因为终于能护我周全；他笑，是因为这辈子，他真的娶到了像月季花一样的姑娘。

现在我常去纺织厂后巷。老周的修车摊还在，车铃还是当年的铜铃铛。我蹲在旁边择菜，看阳光把影子拉得老长，恍惚又看见树生蹲在煤炉前添煤，火星子溅在蓝布上，烧出个小窟窿。

他临刑前那笑，是不是早就知道，十年后的我会蹲在这儿，摸着银镯子上的划痕，把疼都咽进肚子里？

你说，要是他能看见现在的我，会不会觉得，当年那笑，值了？

来源：白兔望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