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的农村赶集日，三三两两的行人和摩托车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走出一条条蜿蜒的线。新路修好后，县城的客车也能开进来了，村里人都说这是好事，以后赶集进城都方便。

柏油路通到村口那年，我刚上初二。

那时候的农村赶集日，三三两两的行人和摩托车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走出一条条蜿蜒的线。新路修好后，县城的客车也能开进来了，村里人都说这是好事，以后赶集进城都方便。

唯独那个老人，每天还是坐在老槐树下打竹编。

“李大爷，您也不用天天坐这儿了吧？这路都通了，谁还买您的竹篮子啊？”我放学路过时，瞧他满头白发在阳光下泛着光，忍不住说道。

李大爷眯着眼睛，手里的动作没停，竹条在他指间翻飞，像是有了自己的意识。

“不卖。”

“啊？”

“我不是为了卖。”

他没再多说，只是笑。那笑容皱纹里藏着秘密。

那是1995年的事了。

“你确定李大爷叫你去？”我妈切着土豆丝，头也不抬地问。

“确定，他让村医来找我的。”我放下包，洗了手帮她切菜。

我妈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怪了，他这辈子跟人说的话加起来都没有半本《新华字典》厚。”

“我也觉得奇怪。”

菜刀在案板上的声音清脆又规律。我从县城医院回来已经三天了，刚安顿好工作上的事。中学毕业后，我考了大专，留在县城做了医院的护工，攒了十几年，终于盼来一个正式编制。

“去吧，去了就知道。”我妈的围裙上晕开一片菜汁的深色印记，像是多年前她等我爸回家熬的那锅烂得看不出形状的排骨汤。后来我爸没回来，那汤就泼在了墙角。

李大爷住在村东头一间破旧的土坯房里。

房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时，屋里弥漫着一股药味和老人特有的气息，还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竹子清香。

“李大爷？”

屋内光线昏暗，只有床头一盏昏黄的小台灯亮着。床上的老人像一张被岁月揉皱的纸，薄得几乎要消失在那条破旧的棉被里。

“来了啊，小兰。”他的声音很轻，像是风吹过竹林的声音。

我走过去，在床边的小板凳上坐下。“听说您找我？”

李大爷微微侧过头，看向墙角。“把那个箱子打开。”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角落里放着一个老旧的木箱，上面蒙了层灰。那箱子不大，也就能放两三套衣服的样子。

我搬过来，小心翼翼地打开。

箱子里整齐地码放着一摞摞的纸条，最上面一张已经发黄，显然是存放多年。

“这是……”

“都打开看看。”李大爷的呼吸声变得更加轻微。

我拿起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小丽，肝病检查费，630元，1983年5月18日。”

我又打开第二张：

“李家大郎，白血病第一期治疗，1500元，1987年11月2日。”

还有更多：

“王婶家老二，烧伤护理费，800元，1992年6月…”

“刘寡妇家的小孙女，先天性心脏病手术费，3000元，1995年…”

…

每一张纸条上都记录着一个名字、一项疾病和一笔钱款，还有精确到日的时间。我翻到箱子底部，发现最新的一张竟然是去年的日期。

“李大爷，这些是……”我感觉嗓子发紧。

老人轻轻咳嗽了一声：“打竹篮，攒下的。”

我震惊地数了数纸条的数量，至少有上百张，记录遍布四十年时间。

“可您的竹编…从不收钱…”我结结巴巴地说。

李大爷微微一笑：“那是给过路人的。卖的是给镇上供销社和县里的工艺品店。”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经常看到有陌生的卡车停在村口，装走一筐筐的竹编制品。原来不是免费的，只是我们这些村里人从来没付过钱。

“这些人…他们知道吗？”我翻着那些纸条，上面很多名字我都认识，有的已经去世，有的现在家境宽裕。

“不知道。”他平静地说，“不需要知道。”

“为什么…”

李大爷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指了指床底下：“还有一个。”

我弯腰从床底拖出另一个小木盒，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泛黄的全家福，一个年轻的男人抱着一个大约两三岁的小女孩，身边站着一位温婉的女子。照片背面写着”1968年春”。

“这是您……”

“我儿媳妇得了肺结核，那时候没钱治，走了。”李大爷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叙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儿子开车拉货，出了事，那年我刚学会打竹篮。”

“那小女孩？”我小心翼翼地问。

“是我孙女，送到城里姑姑家了。现在在北京，是个大夫。”说这话时，他的眼里有光，“她不记得我了，也好。”

屋外忽然下起了小雨，雨滴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像是断断续续的叹息。

李大爷忽然问：“你妈那风湿病，好些了没？”

我一愣：“您怎么知道我妈有风湿病？”

李大爷没回答，只是眯着眼睛看向窗外。我忽然在箱子里看到一张纸条：“张兰母亲，风湿性关节炎，药费598元，2006年冬。”

那年我妈确实莫名其妙地拿到了一笔药钱，她一直以为是乡里的补助…

雨停了，李大爷的呼吸也平稳了许多。我坐在床边，突然注意到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褪了色的铅笔盒，看样式至少有三十年了。

“那是送给我孙女的，后来没机会给了。”李大爷顺着我的视线说道。

“您…要我帮您找她吗？”

老人摇摇头：“不用了。她过得好就行。”

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箱子里的事，别告诉村里人。”

“为什么要瞒着？您做了这么多好事…”

李大爷艰难地转过头来看我：“不是为了做好事。是欠的。”

“欠？”

“我年轻时，是个混账东西。”他轻声说，声音几乎低不可闻，“村东头那条路，是我开车撞死了一个人，跑了。”

夏天的雨后，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屋内却像是凝固了一般。

“后来我查过，那人是镇上卖豆腐的，留下老婆和三个孩子。我…没敢去认罪，就开始打竹篮，想着多少补偿些。后来看到村里谁家困难，就…”

他的话没说完，眼神飘向窗外，那里种着几株竹子，正在雨后的阳光中闪闪发亮。

“那您这几十年的钱…”

“不够还的。”他摇摇头，“永远不够。”

我在李大爷床前坐到天黑。他断断续续地讲了很多事，有他年轻时在建筑工地的意外，有他如何在冬天偷偷修好寡妇家的炉子，还有他如何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资助了好几个贫困学生。

每一件事都像是一段沉默的忏悔。

“我这辈子，看过太多人因为没钱看病而离开。”李大爷说，“像我儿媳妇那样的。”

我注意到他的床头有个旧收音机，时针静止在七点十五分，上面落了厚厚的灰。

“那是您儿子的吗？”

李大爷点点头：“他喜欢听广播，每天这个点。”

我看了看时间，刚好是七点十五。收音机像一个忠诚的守望者，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刻。

一辆摩托车从窗外驶过，发动机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格外刺耳。李大爷的眼皮微微颤抖，似乎是被惊醒了。

“小兰啊，你在医院工作，一定见过很多像我这样的老人吧？”

我点点头：“是的，很多。”

“他们临走前，都会想起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医院里的老人们，有的念叨着子女，有的惦记着未完成的心愿，有的只是平静地等待。

“都不一样，李大爷。有人怀念过去，有人担心将来，有人只是遗憾…”

“我没什么遗憾的。”李大爷忽然说，“我只是希望，那些钱，真的帮到了他们。”

我握住他满是老茧的手：“帮到了，真的帮到了。我妈那次就是因为有了药钱，才没落下严重的后遗症。”

李大爷的嘴角微微上扬。

“我想请你帮个忙。”他指了指箱子，“把这些都烧了。”

“为什么？这是您的…”

“不是功劳簿。是罪状单。”他平静地说，“我不想带走。”

第二天清晨，村医来敲我家的门，说李大爷走了，走得很安详。

我按照约定，在李大爷的院子里烧掉了那些纸条。火焰吞噬着那些记录，纸灰随着晨风飘散开来，像是无数个秘密终于获得了自由。

正要离开时，我注意到李大爷的竹椅旁边放着一个小包袱。打开一看，是那个褪色的铅笔盒，还有一张纸条：

“给我孙女，如果你能找到她。北京协和医院，李晓雯。”

三个月后，我站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大门前，手里捧着那个铅笔盒。

找到李晓雯医生并不难，她是这里小儿心外科的主任。当我把铅笔盒和故事告诉她时，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我爷爷一直活到今年？”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姑姑告诉我，他在我六岁那年就去世了…”

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了她，包括那个箱子和纸条。只是关于”欠债”的部分，我选择了沉默。

李晓雯医生打开铅笔盒，里面是一套精致的竹制小医疗器械模型：听诊器、注射器、医药箱…每一件都栩栩如生，显然是花了心思制作的。

“这是…”

“他说，你小时候总是拿根竹条给你的娃娃看病。”

李晓雯医生的眼眶红了。

回村那天，我特意绕道去了村口。老槐树还在，李大爷的竹椅却不见了。我在树下坐了一会儿，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

有个小女孩跑过来问我：“阿姨，那个编竹篮的爷爷去哪了？”

我想了想，说：“他去给别人送礼物了。”

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蹦蹦跳跳地跑远了。

夕阳西下，老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仿佛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坐在树下，手里的竹条翻飞，编织出一个又一个看不见的故事。

后来，村里开了一家卫生室，听说是北京来的一位女医生捐的。李晓雯每年会来几次，出诊时总是格外耐心。

而我，有时会在下班后去村口坐一会儿，看着日落，想起那个从不收钱的老人和他的箱子。

有时候，我也会想：人这一辈子，到底是欠了多少债，又还了多少债？

今天，我收拾老屋时，在墙缝里发现一张泛黄的纸条：

“张兰，念书费，1500元，1998年秋。”

那是我考大专的学费，一直以为是我妈东拼西凑来的。

窗外，新种的竹子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像是一个老人在轻声细语：

“不必说谢谢，也不必记得我。”

来源：番茄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