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于1931年在第四十三师充参谋处长，后随师改编并入第十八军，旋调为第十八军第四十三师军械处长，1933年调该师副官主任，随即调充南昌办事处处长，1936年，陈诚兼任广州行营主任，又调充广东省保安处科长。该处虽然直接隶属广东省政府，而内部人事绝大部分系由十八军

薄世忱*文

引述

我于1931年在第四十三师充参谋处长，后随师改编并入第十八军，旋调为第十八军第四十三师军械处长，1933年调该师副官主任，随即调充南昌办事处处长，1936年，陈诚兼任广州行营主任，又调充广东省保安处科长。该处虽然直接隶属广东省政府，而内部人事绝大部分系由十八军调派而来，即保安处长邹洪的前身也是十八军的第四十三师师长，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对这个处从来无法过问。1940年，我充第六战区军粮接运处龙潭酒精厂的厂长，1945年调充鄂湘川黔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的参谋长。这个指挥部系第六战区系统内的一个机构，直接最高的上司依然还是陈诚。我从编并第十八军之日起至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移交为止，历时14年。兹篇所述均系亲身经历，作为点滴借补阙漏而已。

陆军第十八军

陈诚的基本队伍陆军第十一师，在先是福建周荫人的旧部，当时师长是曹万顺。陈诚曾充该师副师长，驻防安徽。至1929年，曹万顺被调遗，即由陈诚充该师师长。

1930年，他率领第十一师在陇海线归德柘城一带与阎、冯作战。拖延将近半年的中原大战，蒋介石算是胜利者。在战役中，陈诚请准蒋介石成立第十八军。俟开调武汉后，他首先把钱大钧的教导师抓了过来，改编成第十四师。1931年，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失败，韩德勤所部的第五十二师残余无几。陈诚攫取这一番号，把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分属的两个补充旅扩编成为第五十二师，开始自兼师长，后来派李明充任。当时第十八军的直辖部队已经有十一师、十四师和五十二师三个整师的兵力，而他的胃口很大，恰巧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所部的第四十七师内部发生问题。因为这个师是三个旅，编制比较庞大，由王金钰主持分编成第四十七师和第四十三师两个师，前者由王自兼师长，后者派郭华宗充师长。这两个师再加上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成为第九军，军长是王金钰。这个军奉命开江西参加二次“围则”，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王金钰走掉。第四十三师由上官云相带回蚌埠整补，第四十三师开驻江西阜田时，官兵衣食饷项皆无着落。这时团长阁开广（保定军校八期炮科）献策，最好是投奔陈诚再找出路，经郭华宗再三地考虑，认为不如此也再无其他办法。开始，郭令四十三师开驻曲濑，此间距陈诚总部所驻的吉安约20里，迟日无几就接到陈诚的命令调郭华宗为第五十二师师长，以第十八军的参谋长刘绍先调充第四十三师师长。郭拒不受命，而且声言如果硬来就准备硬拼，双方形成僵局。偏偏这时有一个曾在四十七师当过团长的高卓东（保定军校八期），向陈诚自告奋勇前往调解。郭接受了两万元的程仪，回归河北原籍充寓公去了。陈诚又将十一师、十四师、五十二师所属的三个独立团扩编为第五十九师，派陈时骥为师长。彼时的第十八军已经直辖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第四十三师、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五个整师的兵力，在当时算是最强大的一个军。但是他犹未满足，又调中央第二炮兵旅来吉安驻防。在出发前，有人向旅长李有威进言，留神别叫陈诚给吃掉了。果然到吉安未久，陈诚就向他表示：“老学长（保定同学）年龄已高，可以找一个清闲的事，借资休养，剩下的事业叫他们青年们去做罢。”几天后，调拨的训令下来了，李有威调为军事委员会的参议、带来的三营炮兵拨归十一师、十四师、五十二师各一营（原四十三师有炮兵编制）。这样一来，气走了炮兵团长王元吉（保定军校八期炮科毕业）事后，李有威对人伤感地说：“我前几年在陈调元部充机关枪营长时，有一天，陈调元当着全师官兵讲话时说：一个师的机关枪营长何等重要，而现在我们叫年轻不更事的人来担任，前途多么危险’。今天我当炮兵旅长，又说我年龄已高，算来由年轻到年老前后不足三年，难道我李有威这一辈子，官职与年龄永没有合适的时候么。”陈诚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居然把第十八军壮大起来，而且论人数、论装备在全国也算数一数二的部队。他有了这样殷实的资本，就目空一切。不但如此，即当时第十八军的官兵也以“天之骄子”自居，举凡是“六点水”的人（浙江人），而又在“土木训练班”（按“土”字影射十一师，“木”字影射十八军），那是最吃得开的。

1932年，蒋介石对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第十八军所属李明的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在临川一带（编者按：应在宜黄南东陂黄陂）全被歼灭，两个师长当了俘虏，若不是孔令恂率领的第四十三师第一旅及时赶到，守住乐安，第十八军就可能全军覆没。以后孔令恂逐步升充了军长，种因也即在此。

十八军干部补习班

1931年第十八军驻江西吉安时，陈诚为了向部下灌输反共思想，成立了干部补习班，委杨云鸠充主任，抽调各部队下级军官集中受训，每期补习三个月，课程主要的是精神讲话。我曾问过一个参加受训的干部，他说：“军长在精神讲话时说，共产党不可怕，我们是能打败它的，又说共产党军队加到一起也没有我们十八军人数多，游击战不算打仗，真要摆开阵势，他们还是不行，所以共产党成功不了。”此班还讲授简单的军事学和普通科学。陈诚成立这个补习班，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十八军的干部大多数是行伍出身，写在履历上太不光彩，为此他每次讲话总是说“好好打共产党，出路是很远大的”。实际上这个补习班的第一期不足50天、第二期不足30天，即因战事各回本部队，补习班也就解散。班主任杨云鸠是陆大毕业生，一个短小精干的身材，平时鼻架眼镜，足登马靴，手执马鞭，出入各高级官员的住所，居然也以要人自居，一切举动处处模仿陈诚。陈诚对他也颇嘉许，在补习班停办后，就派他到第五十九师陈时骥部允旅长，此人后在宜黄南战役中被消灭。

“营私不舞弊主义”

抗战后期，国民党的经济已经走向崩溃。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况下，各部队的馆项收入实不足以谋求温饱。夙日以“廉洁自持”的陈诚，平时以烟、赌、嫖、空（吃空名）悬为四大禁令，这时就创说“营私不舞弊主义”，意思是为了大家增加些进益，营私是可以的，但不准从中舞弊而纳入自己的腰包。他说这是“取不伤廉，公不为贪”。

究竟真情如何，下面这段事实就可以说明。

1940年的秋季，国民党政府为了拱卫重庆的安全，在湘北鄂西边区开辟了第六战区，司令部设在湖北恩施，陈诚为司令长官，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刘绍先为参谋长，整个洞庭湖以西地区均属之。这时陈诚首先派黄琪翔掌握湘谷转运处。这个机构原属于军政部，本是为将湖南的稻谷接济四川，而又将四川的盐巴运送湖南，是一个盐粮对调的机构，只是补充六战区部队军粮的运输费、管理费、损耗费、水运损失费、仓库建筑维修费等项，已有可观，还可以近报远、以少报多。出入既多，当然是大有油水的肥缺。陈诚向黄透露缩小这个机构的编制以撙节开支，像这样“取瑟而歌”的涵意，黄何尝不明白，不走何待。在黄琪翔结束交代期间，陈诚成立了军粮接运处，委白雨生为处长、张相周为副处长，总处设沅陵，另设澧水、滨湖、湘西、川东、巴东五个分处，又在桃源、龙潭分设两座酒精制造厂，每日各厂产品都超过五六千斤，原料是用接运处的军粮，这是一种无本生意。还不尽如此，又用酒精到川湘公路局交换汽车轮胎零件，本处和本厂需要时就上报价购，不需要时就高价倒卖，这又是一个“生财有道”。原来交通部中国运输公司因缺汽油，改做木炭车，但经过山路时不能上坡，由军粮接运处的酒精厂补给酒精，可以加大马力。即此，依然有很多车辆抛锚，时间既久，俨同一堆废铁丢弃路旁。军粮接运处就打着战区长官部的名义将这堆废铁攥成很多辆堪用的汽车，拉运公私货物。我当时充龙潭酒精厂的厂长，也攥成两辆自行运用。

白雨生是保定军校八期步兵科学生，毕业后脱离军队未穿过一天“二尺半”。他先在河南巩县原籍做了两年生意，后来到了山西大同口泉的北方煤矿公司当上了庶务科长，谈不上三句话，说出一大篇生意经，一派市侩口吻，闻之生厌。山西沦陷后，他从开封绕道湖北拜见陈诚，畅谈货殖生财之道。彼时，陈诚正要实行他的“营私不舞弊主义”，方愁无人可资倚重，偏偏来了一个“桑弘羊”。陈诚问到有关生产的问题，他总是回答“有办法”，旋即发表白为军粮接运处的中将处长，而他依然是便衣（宜）行事，因此众人皆知六战区出现了一个“大褂处长”。白雨生成立了军粮接运处之后，除在桃源、龙潭设立两个酒精厂而外，又在沅陵西北的泸溪设立一个有二三百名工人和一千支纱锭的福生纱厂，棉花系购自沦陷区荆沙一带，但主要业务不在纺纱而是囤棉。当时一般的贪官污吏为保全他们财产不受法币贬值的影响，也托白雨生代购棉花，作为实物国积善价待沽，而白就可以利用别人的资本，购纱厂的原材料，在纱厂有赚无赔，即售价也要看看对方来头的大小而操纵给值，同时，军粮接运处的五个分处都成了仕宦行台的高级旅馆，因为沿途冠盖往来之人甚多，就由分处妥为招待，当然食宿皆极方便。

招待费的来源，除冒报前述各种名堂的费用而外还有“放空”费，其实装运军粮的汽车并未空放，而这笔报销完全由各分处的大小职员们朋分，纳入私人的腰包（放空费为装运费的七成，每天有几百吨的载运，其数字真足惊人）。他们又利用酒精厂的有利条件，雇用商车代运军粮，当然走私贩运方便许多。军粮接运处就这样挟势聚敛，上下交征，把整个六战区闹得乌烟瘴气，而陈诚充耳不闻，主要就是因为他有“营私不舞弊主义”的原则。主官营私就难免僚属不舞弊，何况“私”与“弊”根本没有严格的区分，白雨生极得其中三昧，所以深受陈诚信赖而并不加谴责。军粮接运处虽设在沅陵，但白雨生并不驻在处里，而经常到湖南、四川等处活动。他在每次往恩施时，除个人坐着小卧车外，后面总是跟着一辆卡车，上面装有大小箱笼以及各地土产、进口食用名贵之物，表面像应酬馈送，其实是向陈诚报账交款。至于每次的数字，是任何人无从探悉的。在陈诚调充远征军总司令时，白雨生就充当了第四补给区司令，规模益形庞大，弊窦自然更多。抗战胜利后接收美国物资时，他以多报少、盗卖俵分，闹得一塌物涂，风声很快传到南京。这时陈诚已调充参谋总长，闻悉之余大为震怒，马上派一个职掌风纪的监察局长彭位仁（保定军校六期）来昆明彻查严办，但由于白雨生的纵横捭阁，而彭局长又碍于陈诚的情面，单单把一个倒霉的军需处长吴汲枪毙了事。这一场风云就此消散。

“大公无私”

陈诚经常标榜自己从来大公无私。他在崇仁时，一个随他多年而又立过功的随从兵因在街上与一个做小生意的争价吵嘴，被陈遇见，当场逮捕枪毙了。他在湖北几乎枪毙了第十一师军械处长常增禄，虽然是多年的同学也是不留情面的。陈诚在掌握整个十八军的过程中，见到黄埔的学生就拉拢，遇到家乡的亲信就提拔，从来不问品质能力。

1943年鄂西会战，参战的各师旅并未见日军形影，而闻风溃逃，不可遏止。事后陈诚万分震怒，开会检讨。这些与会的大小头目们无不惴惴自危，听候严厉处分，出乎意料的是陈诚听完了各部队报告，发现这些临阵脱逃的逃官儿们全是他亲信的心腹中人，一场暴风未闹起来。驻南昌的第十八军办事处处长吴子漪，遇事可以独断专行。他手里拿着陈诚的官私章擅下条谕，而吴本人从不具名盖章的。南昌筷子巷办事处门前经常是车水马龙人来客往，全十八军大小官员如有谋求，全要汇缘到吴处长这里来，只要吴处长一点头，就可遂心如意夙愿得偿。全十八军的粮饷经费皆由吴经手，而吴的一切开支皆要由各师旅摊派，其它额外报销尚不在内。原来吴子漪是陈诚的大舅子。陈诚在十八军成立的初期，娶了谭延闿的女儿谭曼怡，由这位舅爷向他令妹吴舜莲协议离婚，条件主要是不经法院，每月付以千元的生活费，由吴子漪按月照付不得延期。陈诚说吴子漪真“识大体”，所以对其有求必应。吴在外面专断也罢，擅权也罢，陈诚都可以曲于原有的。（华克格整理，1996年5月）

作者曾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军第四十三师参谋处长。

来源：五色四藩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