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次进了单元门，我总习惯性地用脚尖踢一踢那块挡门的红砖。这栋楼的单元门锁坏了有三年了，物业说修，从没见人来过。大家就用块红砖垫着，成了这片老小区的一道风景。

每次进了单元门，我总习惯性地用脚尖踢一踢那块挡门的红砖。这栋楼的单元门锁坏了有三年了，物业说修，从没见人来过。大家就用块红砖垫着，成了这片老小区的一道风景。

我今天回来得晚，站在单元门口，那块红砖不知被谁踢到一边去了。

“哎——”

我叹了口气，从地上捡起那块红砖，手上立刻染了一层灰。夏天的晚风吹过，带来一股烤羊肉串的味道，是小区门口那家新开的烧烤店。我站在单元门口，看着手里那块红砖出神。

就像这块砖，被人踢来踢去的，却始终守着这个门。我突然想起了刘强。

刘强是我丈夫，曾经是。

五楼的灯亮着，李奶奶家的狗又在叫唤。我掏出钥匙，开了自家的门。房子里还是老样子，电视机上积了一层灰，茶几上的报纸随意地摊着，水杯里的水已经干涸出一圈水垢。

我没开灯，窗外的路灯透进来，足够我在黑暗中摸索。我脱掉高跟鞋，赤脚踩在地板上，冰凉的触感从脚底蔓延上来。

今天，我又一次站在那个厂门外。

刘强的厂。

三年前，我把离婚协议书拍在他面前的时候，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一幕。

那是个周二的晚上，外面下着小雨。我们的小区正在施工，泥水横流。我下班回来，高跟鞋沾满了泥。

“你怎么还不换工作？”我一边甩掉鞋子，一边冲着厨房喊。

刘强正在做饭，锅铲敲在铁锅上的声音哐当作响。他只是低着头，淡淡地应了一声：“嗯。”

我走进厨房，看到他正在切一条已经不那么新鲜的黄花鱼。菜市场买来的塑料袋摊开在一边，上面印着大红色的”物美价廉”四个字，已经被鱼鳞粘得模糊不清。

“最近怎么老吃鱼？”我问。

“便宜，打折，五块钱一条。”他头也不抬，手上的动作倒是麻利。

旁边的电饭煲嘟嘟作响，米饭的香气弥漫在狭小的厨房里。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的背影。十年前，他还是个挺拔的小伙子，如今腰已经微微有些驼了。

“我同学家前两天又换了新车，进口的。”我说，“她老公才比你大两岁。”

刘强的手顿了一下，但没回头，只是继续处理那条鱼：“哦。”

“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吗？”我皱着眉头，拿起桌上的工资条，“三千八，你在那个破厂里做到死也就这样了。”

刘强把鱼放进锅里，油溅起来，在他的围裙上留下一片深色的痕迹。那是我们结婚时买的围裙，上面印着”幸福家庭”的字样，如今已经褪色得看不清了。

“明天我去问问。”他说。

但我知道他不会去问的，就像上个月他说要去问，上上个月他说要去问一样。十年了，他一直在同一个小厂里做技术员，工资涨得比物价还慢。

“我看算了吧。”我把工资条扔到桌上，“我妈说得对，当初就不该嫁给你。”

饭桌上，我们沉默地吃着那条鱼。电视里播着综艺节目，笑声不断，却衬得我们的沉默更加刺耳。

“小区门口新开了家手机店，在招人。”我看他低着头默默吃饭，忍不住又开口，“要不你去试试？”

“我不懂手机。”他说。

“有什么难的？学两天就会了。”

他摇摇头：“不适合。”

“那你说什么适合？”我的声音提高了，“你就甘心一辈子拿这点死工资？你看看我同学家，我同学夫妻俩一个月就…”

“我知道。”他打断我，这是他少有的强硬，“你说过很多次了。”

风吹动窗帘，外面的雨下大了。雨滴打在防盗窗的铁栏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那天晚上，我把离婚协议书放在他面前。

“离婚？”他愣住了，手里的筷子掉在桌上。

“嗯。”我点点头，“这日子没法过了，你挣不到钱，我又不甘心这么穷着过。”

窗外的雨声更大了，雨水顺着窗户的缝隙流进来，在窗台上积成一小摊。我们家的窗户一直关不严，冬天会漏风，夏天会漏雨。刘强说过很多次要修，却一直没修。

“五年的积蓄也有十几万了。”他低声说，“我们不是穷人。”

“十几万？”我冷笑，“在这个城市，十几万连个首付都付不了。我同学家都已经换第二套房了。”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明天我去把存款取出来，一人一半。”

第二天，他真的去了银行。但当他回来时，脸色苍白，说积蓄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我一下子站起来。

“账户上的钱，全部被转走了。”他说，声音发抖。

我不相信，拉着他就去了银行。柜员调出记录，显示一周前，所有的钱都被转到了一个陌生的账户上。

“你把钱藏起来了？”我质问他。

他摇头：“不是我。”

“那会是谁？”我讽刺地笑了，“鬼？”

那天，我们在银行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我拉着他去了警局。警方立了案，但几天后就通知我们，钱是刘强本人通过网银转出的，这是民事纠纷，不在管辖范围内。

“你骗我！”我冲他大吼。

他只是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甚至有些解脱：“我没有。”

那天晚上，我收拾了行李，搬回了妈妈家。离婚手续还没办，但我们已经分居了。五天后，刘强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辞去了厂里的工作。

厂里打电话来找他，我说我们已经分居，他去了哪里我不知道。

就这样，刘强消失了。

我打他电话，总是提示已关机。我去他朋友家里问，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我甚至去了他老家的村子，他父母说他没回来过。

一个月后，我们正式离了婚。法院判决，因为找不到刘强，也无法证明他转走了钱，所以财产分割暂缓执行。

离婚后的日子，我过得并不好。

妈妈总是唠叨，说当初就不该让我嫁给刘强这样没出息的男人。我的同学们知道我离婚的消息后，聚会时看我的眼神也变得微妙起来。我的工作是个小会计，工资不高，加上房租和生活费，每个月都捉襟见肘。

有时候，我会梦到那条黄花鱼，梦到刘强围着那条褪色的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

一年后，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刘强的同事老王。

“听说刘强开厂了？”我惊讶地问。

老王点点头：“是啊，去年辞职后，他去了南方，听说跟人合伙开了个小厂，做特种零件的。”

我心里一阵发酸，他果然把钱藏起来了，用来创业去了。

“地址在哪？”我问。

老王犹豫了一下：“我也不清楚具体在哪，只是听别人说的。”

我没再问，转身离开了。但从那天起，我心里的怒火更盛了。他不仅转走了我们共同的积蓄，还用这些钱去做了生意，而我却在为生计发愁。

又过了一年，我通过朋友的朋友，终于打听到了刘强的厂在哪里。那是个位于城郊的小厂房，占地不大，但厂门上的牌子很新：盛强精密零部件有限公司。

我站在对面的小卖部，远远地看着那个厂门。一整天，我没看到刘强出来。但下午五点，工人们陆续下班，三三两两地从厂门里走出来。他们的表情轻松，有说有笑。

“这个厂怎么样？”我问小卖部的老板。

“挺好的，”老板笑着说，“工资按时发，还有奖金。厂里的技术员都说这老板懂行，设备也新。”

我心里更酸了。我算了算，如果这厂子做得好，那我们共同的十几万积蓄应该已经翻了好几倍了。

我回去后，咨询了律师。律师说，如果能证明那钱是共同财产，而且被用于创业，我可以主张分割收益。

于是，我决定再去一趟那个厂。

我在厂门对面等了一整天，终于在傍晚看到了刘强。他从一辆普通的面包车上下来，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憔悴了不少，但站姿更挺拔了，眼神也更坚定。

我没有上前，只是远远地看着他走进厂门。第二天，我又来了，还是远远地看着。就这样，我断断续续地观察了他一个月。

我注意到，他总是最早来，最晚走。工人们对他很尊敬，会停下来跟他说话，有时还会一起笑。

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到了厂门口。

保安拦住了我：“找谁？”

“刘强，我是他…”我停顿了一下，“前妻。”

保安上下打量我一番，然后拿起对讲机说了几句。不一会儿，刘强走了出来。

三年不见，他瘦了，眼角多了几道皱纹，但整个人看起来更精神了。他穿着普通的工装，手上有一层薄茧。

“你来干什么？”他问，声音很平静。

“我们需要谈谈。”我说，“关于那笔钱。”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进来吧。”

他的办公室很简单，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墙上贴着一些设计图和生产计划表。桌上放着一个旧水杯，是我们结婚时用的那个，杯壁上的花纹已经模糊不清了。

“钱是你转走的吧？”我开门见山。

他点点头：“是。”

“你用来开厂了？”

“嗯。”

“那是我们共同的财产。”我说，声音有些发抖，“我有权分得一半。”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推到我面前：“这是厂子的账目和资产清单，你可以看看，然后告诉我你想要多少。”

我愣住了，没想到他这么痛快。我打开文件袋，看了起来。

厂子的资产确实不少，但负债也很多。最让我吃惊的是员工名单上有个熟悉的名字：张明亮。

“张明亮？”我抬头看他，“不是…”

“是的，”他点点头，“我大学室友，患有尿毒症，一直在透析。”

我突然想起来了，刘强大学时有个室友，家境贫寒，毕业后得了重病，一直靠朋友接济维持治疗。

“公司账户上每个月都有一笔五千元的固定支出，”我指着报表问，“这是什么？”

“张明亮的医药费。”他平静地说。

我翻到下一页，员工名单上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名字，但他们的薪资比其他人高出不少。

“这几个人是…？”

“我老家村里的几个残疾人。”他解释道，“他们找不到工作，我把他们带过来，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工序。”

我继续往下看，发现公司每年还有一笔不小的支出用于”教育基金”。

“这又是什么？”

“资助几个贫困学生上学。”他说，声音低了下来，“有个女孩，父母在工地出了事故，我答应资助她到大学毕业。”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继续翻看文件。最后一页是个房产证复印件，一套位于市中心的小公寓。

“这是…？”

“张明亮住的地方。”他说，“离医院近一些，方便他治疗。”

阳光透过窗户斜斜地照在办公桌上，照在那个旧水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办公室里没有任何豪华的装饰，甚至比我们曾经的小家还要简陋。

“你自己住在哪？”我问。

“厂里有个小休息室。”他指了指隔壁，“就在那边。”

我站起来，推开那扇门。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小衣柜，和一张简易书桌。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衣柜门半开着，能看到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

我转身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为什么…？”我最终只能问出这两个字。

“你还记得我父亲吗？”他问。

我点点头。刘强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我们结婚前一年去世了。

“他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刘强的声音很轻，“村里有困难的人，他总是第一个去帮忙。他去世前，告诉我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窗外传来工人们的说笑声，有人在喊刘强的名字。

“刘总，设备调好了，您来看看吧！”

他站起来：“我得去看看。你慢慢看这些资料，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突然想起我们一起看电影时，他最喜欢的那个情节：主角放弃了高薪工作，去偏远山区支教。当时我还笑他傻，他却认真地说：“总得有人去做这些事。”

我环顾着这个简陋的办公室，窗台上放着一盆绿植，叶子油亮亮的，生机勃勃。那是我们结婚时买的那种植物，我以为早就死了，没想到他一直养着。

我又翻开那份资料，仔细看了起来。三年来，他用那笔钱做了这么多事，却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

天快黑的时候，我收拾好资料，走出办公室。他正在车间里，弯着腰检查一台机器。工人们围在他身边，有问有答，气氛融洽。

我没有打扰他，径直走向厂门。保安看见我，点头示意。

“您是刘总的前妻吧？”保安突然开口。

我停下脚步：“是。”

“他经常提起您，”保安笑了笑，“说您眼光高，有抱负，不甘心平凡。”

我愣住了：“他是这么说的？”

“是啊，”保安点点头，“他说正是因为您的不满足，才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平庸，所以他才会有动力改变。”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您知道吗，刘总最近在筹备一个项目，专门培训像我这样的退伍军人学技术。”保安继续说，“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夕阳的余晖洒在厂房上，给那个崭新的牌子镀上了一层金色。“盛强”这个名字，原来是他和我的名字拼在一起的。盛，是我的姓。

“您还会再来吗？”保安问。

我望着厂房里忙碌的身影，轻轻摇了摇头：“不了。”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我们家那个总是关不严的窗户，那条十块钱两条的黄花鱼，还有他围着那条写着”幸福家庭”的围裙在厨房忙碌的样子。

我终于明白，有些人注定要走不同的路。他选择了他的，而我，也该继续我的。

三年后的今天，我又一次站在那个厂门外，不是为了索要什么，只是想看看他过得怎么样。

从保安那里，我得知，刘强最近又收养了两个孤儿，还资助了村里三个孩子上大学。他的厂子规模扩大了一倍，但他自己仍住在那个小休息室里。

回到家，我打开窗户，夏风吹进来，带着烤羊肉串的香气。我拿起手机，给律师发了条信息：

“那笔钱就当我捐给他了，不用追究了。”

放下手机，我又想起了单元门口那块红砖。有些东西，不起眼，却能守住一个家。有些人，普通平凡，却能撑起一片天。

我想，刘强大概就是那块红砖吧，不起眼，却实在。而我，永远是那个踢开红砖，却又不得不把它放回原处的路人。

来源：深林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