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行山位于我国北方，东侧是华北平原，西侧地貌复杂，包括山地、丘陵及若干盆地。本文主要关注太行山西侧的晋南、晋中及周邻地区。上述区域近年涌现出一系列商代考古新发现，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本文主要关注其中四个

太行山位于我国北方，东侧是华北平原，西侧地貌复杂，包括山地、丘陵及若干盆地。本文主要关注太行山西侧的晋南、晋中及周邻地区。上述区域近年涌现出一系列商代考古新发现，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本文主要关注其中四个问题。

一、关于临汾盆地早商遗存的问题

夏商鼎革后，商人迅速占领夏人故地，在运城盆地，原被二里头文化占据的遗址，不少可以看到典型商代初期遗存［1］。这种以夏代聚落为基础进行空间占位的承袭模式，不仅存在于晋南地区，在中原腹地、关中东部及江汉平原等区域也有发现，笔者称之为“因循夏迹”［2］。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此类现象具有跨地域共性，但其内在驱动力存在区域差异性。如商人对晋南地区的早期经略，主要服务于青铜冶铸所需铜矿等战略资源的控制，同时具有镇抚夏遗民的政治功能［3］；而江汉平原盘龙城等聚落的设置，则是商王朝“网格式”控制南方地区的重要举措［4］。但并非所有区域的商代初期聚落都“因循夏迹”，部分区域存在遗址中只见夏代遗存，而不见商代初期遗存的现象，临汾盆地可能就是如此。

商代初期，商人在运城、垣曲盆地承袭了夏人的“资源导向型”聚落形态［5］。相比之下，同处晋南的临汾盆地，商代初期的区域聚落形态不甚清晰，明确存在商初遗存的遗址仅见一处，即盆地南缘的侯马上北平望遗址［6］。以往在临汾盆地发现不少夏代遗存，但经正式发掘的只有襄汾大柴［7］ 等少数聚落。近年来，山西考古研究院配合基本建设，发掘了稷山东渠、浮山南霍［8］ 等遗址，使我们对临汾盆地夏商时期的聚落形态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前述三处聚落均不见商代初期遗存，而侯马上北平望商初聚落不见夏时期遗存，这说明“因循夏迹”的规律在临汾盆地并不适用。

因为临汾盆地商代初期遗存发现少，而且浮山东鲁等遗址东下冯类型（或称东下冯文化） 的测年结果显示，此类遗存偏晚阶段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1500 余年前后，因此，有学者认为临汾盆地东下冯类型晚段滞后到了二里岗下层阶段。

碳十四测年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557—前 1512 年［9］。据介绍，上述测年的下限，是在人为设置年代边界的基础上得出的［10］。换言之，如果未设置年代边界，二里头四期测年结果的下限会更晚。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兼有夏商时期遗存，发现过多组二里岗下层阶段的遗迹打破东下冯类型晚期遗迹的现象，是进行系列测年的绝佳材料。我们在未设定年代边界的情况下对之进行测年，相当于二里头四期的东下冯类型晚段遗存的年代落在公元前 1500 余年—前1400余年之间，二里岗下层遗存的测年结果较之更晚［11］。由此看来，东下冯类型晚段的测年为公元前1500左右十分正常，不能作为其滞后到二里岗下层阶段的依据。

从逻辑上讲，商人进入晋南地区，是在商汤灭夏之后发生的事情。商汤灭夏之后，商人进入晋南之前的东下冯类型遗存确实滞后到了商代初期。然而，晋南已知商初遗存的年代不乏可以早到二里岗下层一期者，说明从商汤灭夏到商人进入晋南的时间可能不长，起码在考古上不易把握。

值得注意的是，临汾地区不但少见二里岗下层遗存，二里岗上层遗存也几乎不见。但与临汾盆地相邻的晋中盆地发现了典型二里岗阶段的遗存，如汾阳杏花［12］、太谷白燕［13］ 之所见。刘绪师注意到，太谷白燕遗址还发现一件极似二里岗下层陶鬲的器物 （H157∶3）。从线图来看，该鬲与郑州等地所见商代初期陶鬲无异，属典型商文化器物。基于上述发现，常怀颖先生指出，晋中盆地商代早期遗存可称为早商文化白燕类型，时代“大约自二里岗下层时期延续至二里岗上层文化二期前后”［14］。

早商文化向晋中地区传播的路线有两条，或由晋南北上进入，或经豫北、冀南地区向西进入晋中盆地。因为豫北、冀南地区极少见商初遗存，所以刘绪师指出，早商文化是经晋南溯汾河而上到达晋中［15］。既然运城盆地和晋中盆地都存在早商遗存，那么它们之间的临汾盆地也应存在早商遗存，其中当然包括商初遗存。临汾盆地早商遗存发现较少，与以往针对商文化的工作开展较少有关。就目前材料而言，临汾盆地的商初聚落的分布规律，与运城、垣曲盆地同时期遗存不同，未必与夏代聚落的空间重合。当然，另一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临汾盆地大部分区域在商代初期分布着滞后的东下冯类遗存。但就目前材料而言，这种可能性相对更小。

二、绛县东吴和西吴壁新见殷墟一期遗存的启示

晋南地区以往殷墟一期遗存发现较少，几乎不见于夏县东下冯、垣曲商城等中心聚落，仅在洪洞上村［16］、曲沃西周［17］ 等遗址有所发现。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绛县东吴［18］、西吴壁遗址发现殷墟一期遗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空白，为探讨该区域从商代前期到后期的文化演变、地缘政治变化等学术问题提供了资料。

绛县东吴遗址位于运城盆地东北缘、涑水河北岸的黄土阶地上。2019年3月，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在此清理了一座被盗掘的商代墓葬，编号为东吴村M1。该墓为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开口长3米，宽1.5米，深2.1米；墓葬北侧发现有椭圆形盗洞，导致墓主上半身残失，墓底未见腰坑；墓主人头向北、足向南，呈仰身直肢状［19］。劫余随葬品共计 5 件，其中青铜器 3 件，分别为青铜壶、觚和戈；另有玉管和陶簋各1件。陶簋位于墓主头部，其余随葬品集中于右侧下肢附近。

发掘者已指出，东吴 M1 出土的青铜壶和觚的形制，与 59 武官 M1 和小屯 M388 中的同类器物形制相近，均属典型的商文化体系；而青铜戈则具有北方系青铜器的特征。这些认识是正确的。类似东吴村这样的銎内戈，以往在黄土丘陵地带的石楼［20］、绥德［21］、延长［22］ 等地多有发现，但因缺少可靠背景，具体时代难以判定，东吴銎内戈的发现，为今后研究此类器物提供了可靠的年代标尺。

东吴村出土的陶簋M1∶5 形制特殊，发掘者已注意到其与李家崖文化同类器物风格相似，但认为形制上似无直接联系。细察此件陶簋，与晋南本地商代前期墓葬当中的陶簋存在差异，与典型商式簋也不相同。实际上，此簋敞口、鼓腹、下腹收束的作风，见于李家崖文化陶簋。与之形制接近者，可以举出李家崖A1T18⑤A∶52 ［23］，只是后者为卷沿，而东吴陶簋为微折沿。这种区别可能是因时代差异所致。李家崖 A1T18⑤A∶52 的时代为殷墟晚期，较之东吴M1∶5 略晚。据研究，李家崖文化陶簋的演变规律是从折沿到卷沿［24］。由此看来，东吴陶簋可能是李家崖文化陶簋较早的形态。是否如此，有待今后发现证明。

晋南地区以往所见早商文化的墓葬实例已有一些，如西吴壁遗址IE4区商墓［25］ 和东下冯遗址商墓［26］ 等，这些墓葬普遍体现出商文化与土著文化因素并存的特点，未见北方系青铜文化元素。因此，东吴 M1 是迄今所知晋南核心地带最早随葬北方系青铜器的商代墓葬，墓主可能来自来自晋陕高原。

绛县西吴壁遗址因丰富的夏商冶铜遗存闻名于世。2024年，我们在西吴壁遗址ID6区新发现一处墓地，其中数座墓葬随葬陶器。所见陶器年代集中在殷墟一期，可辨商及晋中杏花类文化因素［27］，其中一座墓中仅见杏花类文化因素陶器，说明西吴壁遗址在殷墟一期出现了来自晋中地区的人群。

殷墟文化一期之前，晋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是商文化和土著因素共存的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及至殷墟文化一期，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发生变化，前述绛县东吴、西吴壁等遗址最近发现表明，来自黄土丘陵、晋中等地区的物质文化在这一时期向晋南腹地渗透，区域文化甚至人群构成更为多元化。这种变化必然与商文化在西方的收缩存在关联。

三、晋南盆地晚商遗存的动态研究

笔者曾据晋南等地区晚商遗存的发现，大致勾勒出这一区域商系聚落的布局规律［28］，但尚嫌笼统，下文结合具体材料做进一步分析。

晋南殷墟二期遗存在浮山桥北遗址有发现，垣曲盆地也有一些线索。

桥北遗址因发现多座带有墓道的大型墓葬，以及“先”字徽识而备受关注［29］。遗址所见大型墓葬的时代可明确为殷墟二期，“先”字徽识在甲骨文中亦有出现，表明其与商王朝关系紧密。近来有学者对桥北墓地的文化面貌进行分析，指出其与晋中杏花类遗存较为相似，可能是杏花类遗存的分布区［30］。若此判断成立，则临汾盆地东部在殷墟二期属杏花类遗存的分布范围。此外，还有学者注意到桥北遗址所见大墓的形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例如墓道宽度与墓室相仿的特征，与殷墟同类墓葬存在差异，而同清涧寨沟遗址发现的大型墓葬却呈现出相似之处［31］。

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发现殷墟二期遗存［32］，垣曲盆地其他区域也有线索。1979年冬季，垣曲博物馆吕辑书先生，曾带一包殷墟二期陶片至侯马，请邹衡先生辨认。据说陶片出自垣曲县长直乡口头遗址，附近的后湾村和王茅乡北河村也有此类遗址［33］。这说明，垣曲盆地殷墟二期遗存并不仅在孤立的地点存在。

晋南地区明确属于殷墟三期阶段的遗存见于浮山桥北、绛县周家庄、闻喜酒务头等遗址。

发掘者将浮山桥北的大中型墓归入殷墟二、四期，武俊华认为中型墓 M22、M27 属殷墟三期，并指出二墓出土陶器与杏花墓地所见者类似，应属“杏花文化”范畴［34］。

2017年秋季，我们在周家庄遗址东部开展工作，意外发现了商代晚期的居址与墓葬［35］。当时主要关注史前遗存，未对晚商遗存做进一步发掘工作。共发现并清理8座墓葬，均为东西向，墓主头向西，应属一片墓地。笔者对周围进行了调查，在墓地以西约 80 米的断崖处发现较大型墓葬，其墓口长宽虽不可知，但从其填土层层夯筑不难推断，该墓具有较高等级。而且该墓的墓向与发掘所见者相同，应属同一墓地。由此可知，这处晚商墓地东西约90米，南北范围不明。在墓地东约20米发现一座大型灰坑，坑底有一具姿势特殊的人骨，似为非正常死亡，坑内填土包含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罐等。从灰坑和墓葬出土陶器可知，上述灰坑和墓葬的时代为殷墟三期，文化面貌属典型商文化。

位于运城盆地的酒务头墓地也应存在殷墟三期阶段的遗存。酒务头墓地劫余的 M1 为殷墟四期。但该墓地的其他墓葬，如M3，可能早至殷墟三期［36］。从酒务头墓地出土陶器来看，这里的文化面貌与殷墟别无二致，属典型商文化范畴。

殷墟四期遗存主要有闻喜酒务头墓地，在其他区域也有一些线索。

酒务头 M1 是墓地当中劫余的大型墓葬，除墓道与墓圹长边相连略显特殊外，其余随葬品组合、文化因素同殷墟贵族墓葬无异。同时期小墓出土陶器的文化面貌多属典型商文化。发掘者以为，酒务头墓地是一处“匿”族墓地［37］。朱凤瀚先生近来指出，酒务头墓地属商人大族“天黽”氏［38］。

另需关注的是临汾庞杜墓地。多数学者认为庞杜墓地属西周初年，笔者曾指出其具有属商代晚期的可能，不排除存在殷墟四期遗存［39］。2023年春季，我们在庞杜墓地附近开展调查，未在墓地周边发现遗迹，但在距离墓地数百米处捡拾到殷墟晚期的陶鬲足。关于庞杜墓地的时代和性质，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

在绛县周家庄遗址曾发现商末周初典型商文化遗存 （H260），当时将其定在西周初年［40］，但不排除早到殷墟四期。

殷墟二期遗存，临汾、垣曲盆地材料相对丰富，前者是杏花类遗存分布范围，后者属典型商文化；运城盆地几属空白。及至殷墟三期，运城盆地出现周家庄、酒务头这样的区域中心，或是商系势力在此时重回晋南，是何原因，有待今后材料丰富后再行探讨。

四、晋中和忻定盆地晚商遗存

晋中盆地西依吕梁山，东靠太行山脉，汾河从盆地中央流过。20世纪80年代，吉林大学在此开展考古工作，发掘太谷白燕、汾阳杏花等遗址，受到广泛关注。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此区域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研究表明，晋中盆地商代前期分布着以本地和商系文化因素组成的白燕类遗存，有学者称之为“早商文化白燕类型”［41］，或命名为“白燕文化”［42］。到了商代晚期，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变化。有学者认为，这种变化仍是夏及早商时期的延续，因而称为“白燕文化”［43］。不少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晋中中南部在晚商时期为“杏花类型”的分布区域［44］。上述两种意见分歧明显，但均认可晋中盆地在商代晚期与商王朝关系紧密。

近年来，许伟和卜工［45］、陈小三和武俊华［46］等学者，从颇具特色的嘬口罐入手，结合考古学文化和葬俗，以文字材料为佐证，论定妇好的家乡在晋中地区，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区域与商人关系密切。位于晋中盆地以西的黄土丘陵地带，分布着与商王朝时敌时友的李家崖文化。杏花类文化遗存与商人关系密切，应是其盟友，曾协助商王朝对抗来自西方的李家崖文化，妇好应来自杏花类文化族群。所谓妇好能征惯战，很可能是因其族群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在商代晚期东西对峙的形势下，为商人稳定西部边陲做出了杰出贡献。

地处晋中盆地南端的灵石旌介墓地已为学界熟知，这里发现数座商代晚期大墓，时代为殷墟四期。在墓地附近，还发现性质可能属粮仓的大型遗迹［47］，暗示遗址与墓地相去不远。2023年夏季，我们在灵石旌介墓地周边开展调查，发现丰富的晚商遗物，初步整理表明，这里存在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晚商聚落［48］。李伯谦先生指出，旌介墓地兼有商及晋陕高原文化因素，总体看应归属商文化系统，是同商王朝保持着友好关系的国族［49］。常怀颖、武俊华等学者认为，灵石旌介商代晚期遗存属杏花类文化。

从晋中盆地北上，逾越系舟山便进入忻定盆地。通过忻州尹村、刘沟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揭示该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部分特征。北京大学在忻州尹村发现一座早商墓葬M3［50］，其中出土陶器与典型商文化并无二致。而在原平唐昌遗址采集的陶鬲，则体现出与冀西北考古学文化较为一致的特征［51］。这些发现说明，忻定盆地早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可能比较复杂。但其明显与商文化关系密切，有可能属于早商文化地方类型的分布区域。

忻定盆地晚商遗存发现较少，以往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商文化因素的线索，如繁峙西庄等地之所见［52］。近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忻州刘沟遗址发现一批晚商时期遗存。发掘者指出，刘沟所见商代晚期陶器以花边鬲最具代表性，商式鬲不多，此外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复合鬲，整体文化面貌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可能不同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53］。常怀颖先生指出，刘沟遗址与李家崖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塔照类型都有一定关系，甚至不排除属于围坊三期文化的可能［54］。刘沟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忻定盆地在商代晚期是商、围坊三期及李家崖三种文化汇聚的辐辏之地。

忻定盆地西北为恒山，越过雁门关即为大同盆地，此区域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不清楚，推测晚商王朝对大同盆地影响有限。

通过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对太行山西侧商时期的地缘政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夏商鼎革后，商人在运城盆地沿袭了“资源导向型”聚落布局，继续攫取中条山铜矿资源，同时向北发展，在初期阶段就出现在临汾盆地，对晋中盆地也有影响。商系势力在临汾盆地的布局并非“因循夏迹”，很可能是另择他地重构聚落，区域聚落形态有待今后材料丰富后再做分析。到了商代早、中期，商人势力向北发展至忻定盆地，影响力远及河套等地区［55］。

商代中期偏晚阶段，晋南地区商系聚落的文化构成逐渐发生变化，不再只是单纯的早商文化东下冯类型，而是日趋多元化。来自晋中盆地、晋陕高原地区的人群在这一时期进入晋南，出现洪洞上村商墓、绛县东吴 M1 这样带有浓厚李家崖文化特色的墓葬，类似绛县西吴壁这样的中心聚落人群趋于多元化，聚落面积变小，开始转向衰落。

商代晚期，商系势力退出晋南临汾、运城盆地的核心地带，转而布局盆地东部边缘地带，晋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为之一变。殷墟二期，临汾盆地东部很可能为杏花类遗存所占据，垣曲盆地是商文化分布范围，运城盆地的情况暂不清楚。殷墟三、四期，临汾、垣曲盆地的文化面貌与二期相同，运城盆地则是典型商文化的分布范围。

笔者以往将晋南河汾之东区域视为晚商王朝的西部边境。然而，结合前文所述研究成果可知，晋中盆地晚商人群属王朝同盟或附庸。由此看来，商王朝的范围可由晋南向北延伸至晋中盆地。从传世文献角度来看，《史记·秦本纪》载蜚廉“为纣石北方”还，为坛霍太山的史事颇具地缘指向性。霍太山即今太岳山脉北端主峰，由此向北便进入晋中盆地。蜚廉北巡所至的“北方”，当指晋中盆地一带的军事据点，这恰与考古分析所得结论相合，进一步印证了商王朝在该区域的战略布局。

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晋南河汾以东地区作为商系势力的重要分布区，构成了晚商王朝西部核心统治区的关键环节。从晋南向安阳方向延伸，存在着一系列有序分布的商系聚落［56］。在晋中地区同样呈现出相似的政治地理格局。太行山系多条陉道形成的交通网络，成为晋中盆地与冀中南平原地区联系的重要纽带。晚商时期，它们共同构建了拱卫王朝西北边疆的战略防御和对外贸易体系。

文章来源

本文由本刊编辑部提供，作者田伟，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5年第4期，阅读原文请查阅当期杂志。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