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海军陆战队军官目睹抗战内幕18：一位有勇气的基督徒和他的妻子

摘要：从理论上说，中国在那个地区有头衔堂皇的北路军，由几个军队集团组成。

在蒙古的经历使我看清楚了为什么中国人在那里的努力没有好的效果。

从理论上说，中国在那个地区有头衔堂皇的北路军，由几个军队集团组成。

实际上，四个集团之间没有多少合作。

马占山是个勇敢的军人，做了有效的工作，使伪军归顺中国，但他无疑地是个人主义者。

他认为他有足够的声誉，他只能听从最高统帅的命令，虽然他也略略地同傅作义有些合作。

何柱国将军是陕西省省长蒋鼎文的特别代表。

因此，傅作义将军能直接控制的只是他自己的三十五军和门炳岳将军的部队，即使后者也颇想独自行动。

蒙古需要一位最高指挥者，他应具有可靠的军队背景，具有声望，使他能取得所有下属指挥员及蒙古人，东北人和汉族人的尊重与合作。

另一种方案是有一位名气很大的司令官，加上一位具有战略战术方面渊博知识的参谋长。

在离开河曲之后，我们的巡逻队沿着黄河的东岸向南行进。

我们将先向南五十英里到保德，再转向东五十英里，翻过一些山到岢岚。

巡逻队颇能代表三十五军的本色。

士兵都是好样的，可是他们没有钱，还得在乡下征集食物。

结果，老百姓把粮食藏了起来，在压力下，勉强拿出一点小米。

他们是愠怒的，一点也不合作。

在我们歇宿的村子，我问一个农民，能否为我们这伙人弄到一只鸡。

我已经听说这附近有鸡。

他说，不行，这儿很穷，没有鸡。

我猜想这是钱的问题，就放了一些硬币在他手里。

他的脸上立刻有了高兴之色，接着又恢复了忧愁的表情。

他胆怯地走出去，叨咕说他去想想办法。

半小时后他返回来了，从褂子底下拖出一只鸡来。

第二天中午，我们抵达保德。

这儿实际上是两座城市，有城墙的旧城在从东面来的峡谷的南端的陡壁上，新城则在紧靠着黄河的峡谷里。

在邻省陕西那边的河岸一英里外，延伸着另一座城市——府谷。

这个位置很重要，因为有一条从蒙古过来的商队通路，向东一直延伸到山西省的首府太原。

保德曾两次被日本人占领，第二次他们放火烧了在绝壁上的旧城和新城的一部分。

我从在这儿遇到的一位挪威传教士乔治·林沃尔德口中听到的更多些。

林沃尔德做为一个男子汉或传教士都是杰出的。

他和他的妻子及四个孩子——八岁、六岁和四岁的三个可爱的女孩和一个男婴孩，都住在这里。

象托杰森在河曲一样，近一年了，他们没见过一个外国人。

我拒绝了到他家住的邀请，我说不想离开那五个小伙子。

林沃尔德大声说，“我们希望他们也来，我们有宽敞的房间供你们住。”

我感到他是有诚意的，很高兴，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些不愿意接受中国人到他们家里去的传教士，他们大概认为自己的使命只是传布福音而不是视人为兄弟。

我说，“我们一定来。”

在这个好客的家庭里，我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夜晚。

这个家庭是在偏远的、尘土飞扬的中国西北安置的挪威的小小部分，这个城市的中国人在这儿出出进进，就好象在他们自己同胞家里一样。

林沃尔德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巨大的。

除了他的教会之外，他创建了一所工业培训学校，配备了十一架手织机，这时正在制做绷带。

林沃尔德说，他们需要一些十六支的棉纱。

我一到达有军用电台的一个城镇，就给在汉口的我们的大使发了电报，问问红十字会是否能帮忙。

当伤兵开始到达这座城市时，林沃尔德组织了一家医院，在伤兵等候运送到南方期间照看他们。

我经过这里时，这所医院还在工作。

他给我讲了日本人占领保德的情况。

三月初他们第一次来时，在旧城留下了一支十九人的警卫队。

几个星期以后，一个中国人的独立小分队横渡过河，消灭了警卫队。

一支从东边来的日本纵队又占领了这座城市，为了报复警卫部队所受的损失，司令官决意把它烧毁。

林沃尔德恳求他不要采取如此暴烈的行动，但他是铁石心肠。

于是，林沃尔德请求他赦免教堂所在的那个街区。

司令官最后同意了，提出的条件是林沃尔德必须签署一个声明，说日本皇军的分遣队司令官仁慈地应允了传教士的请求，赦免了他的财产。

林沃尔德在文件上签名之前，必须确知日本人的允诺得到履行，于是他拖延着。

正当他还和那个司令官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中国籍传教士来向他报告说，这个教堂隔壁的房子着火了。

他告诉我说，这个司令官非常尴尬。

次晨，林沃尔德送我们上路走了五英里。

然后，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平静地说:“上帝保佑你们！”就转身独自返回了。

一位有勇气的基督徒，和同样是有胆量的妻子。

头一天晚上她说了一段话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她说，“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很高兴呆在这儿，但是——”

她好象在自言自语，“我多么希望有时和一位外国妇女聊聊天啊。”

我们几乎是一路唱着到岢岚的。

现在，小伙子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浪迹的生活，他们兴高采烈。

欧阳起头唱一支歌，旁的人跟上，不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唱起来，他们的步伐合着歌声的节拍，很是振奋。

我们有了沿黄河的路上使人沮丧的经历后，岢岚的气氛象是一付有活力的补剂。

它充满了乐观，幸福和友情。

岢岚是山西西北部的一个动员中心，有一个总动员委员会。

其成员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还有山西政府的官员。

这大概是我在中国看到的不同政见的人们合作的最好榜样了。

人们都具有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有要把中国从外国统治下拯救出来的强烈愿望。

领导者们已经懂得自我克制和努力合作的价值，他们内心感到满意，因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没有一个人享受特殊待遇。

他们受到信赖，他们奉行的伦理学说也被人民一心一意地接受下来。

在这个舞台上最有力量的人物是总动员委员会的主席，续范亭将军，国民党党员。

他是一位高尚、正直、诚恳，细心、精力旺盛、又谦虚的人。

包括几个县的行政区域的长官杨集贤诚心意地支持他。

杨是个有家长作风的人。

岢岚的经验再次说明了，重要的是领导的一致，相对地说不是意识形态。

在发展公正，愉快的社会关系中，首先要强调自我纪律的意义。

我们在这儿的高潮是一个在滂沱大雨中召开的群众集会。

我已经答应去演讲，当我们到达现场时，已有二、三千人围站着在唱“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此刻我已知道中国人是根据它的长短评价一席演讲的。

我讲了一小时。

偶而，被一个青年高呼口号声打断，他仿佛是要让听众活跃一下似的。

结束时，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被邀请来指挥唱歌。

他以无比的自信走了出来，宣布歌名，举起双手，数着“一、二”，大家就唱起来了。

雨继续下着。

尽管如此，群众还是又逗留了一个半小时，观看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演出的爱国话剧。

如此不在意个人舒适的人民，是能够忍受许多苦难的。

诗人林山的脚一直有毛病，现在他决定接受邀请留下来，为总动员委员会工作。

小伙子们和我判定，我们要想通过山西去河北，最好的方案是经由五台地区，那个我在冬天曾访问过的地方。

显然，八路军是日军战线后方唯一有组织的游击力量。

为实行这个计划，首先必须到在岚县的贺龙的司令部去。

岚县离这里三十五英里，我们一天就走到了。

前次访问，我对贺龙了解不多。

这次来，我对他了解更多了一些，我发现，在虚张的勇气的外表下，有一颗亲切的心和热切的责任感。

自从我见到他以后，他的师在连续不断地作战，切断敌人从大同到太原之间的交通线，袭击这里或那里的驻军，骚扰企图深入内地的敌军。

他的一个旅已经向东北方向前进了一百七十英里，进入日军占领区的心脏，现在正在内蒙古境内的察哈尔省打仗。

贺龙显示了艰苦作战的印迹。

他体重减轻了，不象以前那么轻快了，不过，他没有失去乐观主义，没有失去对他的战术以及伦理观念的信心。

贺龙习惯地安排了一支巡逻队，沿同蒲铁路的日军战线护送我们进入五台地区。

几天之内，我们就往东北方向行进，经过二月份我曾经走过的那条路。

我们将走九十英里，去到铁路附近的山里的一座小市镇，那儿聚集着驮畜队，将在六月二十二日夜里通过铁路线。

我们在山西的第一骑兵军的司令部歇宿一夜，以便我可以应赵承绶将军之邀，参观他的训练学校。

前次旅行，我曾观察过他的部队，他们那职业军人的外表，胜过了一般省级的部队。

那时因时间紧迫，我寄给将军一张名信片，赞扬他的成就。

显然，他还没有忘记。

赵将军的外表不会使人联想到威风的骑兵指挥官，因为他的体重大约在二百磅到二百三十磅之间。

象大多数块头大的人，他是和蔼的，我喜欢他的坦率，开明的态度。

他坦率地承认，战争开始时，他的部队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相应的教育，在绥远败得很惨。

撤退到山西后，他遇见了贺龙，从他那里学会了游击战争的原则。

此后四个月，他使部队经受了广泛课程的训练，强调自我约束和八路军使用的伦理哲学。

部队得到了改造，从只关心薪水、津购的职业军人，变成了具有爱国意识和心灵的组织。

我视察了他的军官训练学校及团和旅的训练中心。

军官和士兵都是机敏，自尊、奋发、合作的。

六个月前，同样是这些人，军官飞扬跋扈，士兵无精打彩，脸上一副卑躬相。

现在，这支军队经常用机智、有效的游击战，积极地参加对日作战。

我们向着铁路附近的集合地点继续前进。

当我们快到达时，赶过了一队队的驮畜。

它们二十五至三十个一群，是要同我们一起过封锁线的。

在集结地点等待小分队集合呆了一天，在一位八十八岁的农妇家里过了特别平静的一天。

我们意识到这里的主人是爱美的，庭院简直是花的世界。

一会儿，一位矮小的老太太出来迎接我们，肩上披着一条编织的围巾。

她那瘦弱的双手很优美。

脚从小就裹过，她的脸象圣母一样地宁静。

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她接待我的友善，使我觉得好象我们相识很久了。

她是一个爱说话的人，喜欢坐在炕上，从窗口可以望见她热爱的花草，她不停地谈论她的孩子们、孙子们、重孙子们，还有她的花。

有了一点时间，汪洋和我就到村上去，看看能否找到可以补充我们日常的小米口粮的食物。

这儿的老百姓很穷，屋子肮脏，街道不整。

沿河的下边有两座磨坊，一条小沟的水推动平放着的水车。

我们来到镇上，找到了几个鸡蛋，在另一家弄到少量面粉，还发现了一个小菜园子，找到一些芹菜。

胜利归来，我们把买来的东西交给秦、刘和欧阳，他们做了一顿好饭。

当天晚上，我们又向峡谷下面前进三英里，到了为通过封锁线组成了纵队的地方。

很快我们来到大群驮畜队的后边，我们从它们旁边过时，我数了有三百五十头。

前头，有一个营护送。

他们是前一天从五台来的，士兵都穿着新的、绿色的五台游击队的布制服。

指挥官是一个纤弱的小伙子，名叫李贺飞(译音)，是我第一次旅行时见过的。

他就象找到一个失散已久的兄弟那样地欢迎我。

他仅仅二十二岁，却是个老战士了，他有才干和智敏来完成这项使命。

我们将在崞县和原平之间过封锁线。

铁路西地区的游击队领导人毛已派出小分队去袭击这两个镇上的日本驻军，以保证路上不会有敌人巡逻队阻截我们。

夜幕降临，我们开始移动了。

象以往过封锁线一样，纵队划分为前卫、主体和后卫，驮畜队在主体的后尾。

李指挥官很关心我在步行。

不一刻，他给我送来一头小骡子。

脚蹬子是按照腿只有我腿一半长的人固定的，蹬子的吊带是生皮制的，打了很紧的结子。

纵队正在行进，在黑暗中难以重新调整吊带。

我决定骑上，尽力而为。

我刚够着鞍子，膝盖还靠近下巴的时候，这头牲口就开始了一连串的乱蹦乱跳，把我摔倒在满是灰尘的路上——小伙子们很开心，他们到现在每个人都沾满了一身土。

我决定，还是步行最可取。

我们快到比冬季缩窄了一半的滹沱河时，在我们的左边和右边，远处传来了隆隆炮声，这是日本人在对付游击队的袭击，因为后者是没有大炮的。

此外，只有牲口的蹄声打破了夜的寂静。

午夜时分，我们这支两英里长的纵队都通过了，二小时之后，我们在河东岸的一个山谷的村庄里，安全地睡下。

这是迄今为止我穿越封锁线最容易的一次。

早上，我们登上了五台县境内的高原，又穿过有茂密梨树的山谷，进入了华北盛产梨的崞县。

花一便士，可买四、五只梨。

途中我们在赵尔陆的司令部停留一夜，他是五台区西部的指挥员。

他曾在二月份安排我通过封锁线，这次，又是他经管我们的通过。

他二十六岁，山西人，是这个地区最活跃的游击队领导人之一。

他谈到四月十四日他领导的一次对有城墙的五台县的日本驻军的袭击。

他们带着梯子，在未被发现前爬上了城墙。

在战斗中，他们夺取了司令部，缴获八百枚手榴弹，一万发步枪子弹，伤亡了二十人。

他说打死一名敌军指挥官，毙伤九十六人。

这儿的食物充足，有小米、高梁、猪肉。

赵派了另一支巡逻队护送我们到晋察冀临时政府所在地，它位于五台山中心，我们向东北行八十英里，这段路很好走。

这个被日本人完全包围的地区生活平静，人民满意，精神高昂。

每个村庄学校都在上课，人民参与政府的工作，乡村官员是他们自己选举的，县的官员们也都是如此。

交纳给临时政府的税是用实物而不用现金。

军队不再直接从人民那里索取粮秣，各军队管区都有给养仓库，粮食和给养由县政府送到军需仓库，这些是人民做为税收缴给地方政府的。

这种办法消除了曾是军队和人民之间发生摩擦的根源。

我们没有顺着我二月份走过的那条长而迂回的穿越山谷的路线，而是通过这座高山上的小路抄了条近路，它在冬季是封闭着的。

这意味着要有较多的攀登，但是美妙的景色和开拓原始地区的感觉，大大地作了补偿。

接近第三天的晚上，我们从一个光秃秃的山坡下来，进入一个遍布爽人的绿色松树的山谷，不一刻就到了风景美丽的庙宇村庄，政府就在这儿。

军队指挥官聂荣臻和省长宋劭文以及军队和各民间团体的代表迎候着我们。

现在我们是老朋友了，这个欢迎会使我好象回到家了。

为我们这一行人准备的招待所在一座庄严的，红色的，松林遮蔽的佛教寺院里。

我们休息了一天，洗掉旅途的污垢，整理衣物和行装。

傍晚，聂来谈。

他也显出了过去五个月的活动的艰辛。

他瘦削的脸更瘦了，眼睛蒙上了忧伤。

肩负着人民生存的重任，是会使有感情的人有这种改变的。

不过，他甚至比我一月份在阜平见到他时更有信心了，这期间有了许多成就。

日本人洗劫并烧毁了阜平，但他们几次要进入五台高原的企图被粉碎了。

临时政府的控制力量已经延伸到河北省的中部，一支远征军实际上已到了北平的北边和东边地区，在那儿日本人的统治据认为是强有力的。

在建立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秩序以增进人民的福利，增强他们抵御侵略的力量方面的发展是很杰出的。

这个被隔离的区域已经成为新思想的试管。

一些似乎有优点的想法，可以有试验的机会。

如果可行，就会被采彩纳；反之，他们就丢弃之，再做其他的试验。

虽然聂不认为是他的功绩，但他的思想、精神和动力是这个政策的核心。

代议制政府是政治制度的中坚。

这个制度实行了七个月，人民对政府的职能有了足够的了解，他们已能选举村和县的官员。

他们还选了代表，去参加一月份在阜平的集会，而会议选举了一个九成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来管理这个地区。

通过许多民众组织和设置在每个村庄的学校，继续进行对群众的教育。

不久，他们也将有权选举管理十至十五个县的地区的官员。

“聂同志，经济制度如何呢？”我问。

他回答说，“自从你来这儿后，这方面我们也有了一些进展。我们发展了生产和消费的合作社，私人企业经营自由，有许多个体经营的商人。政府开设了被服厂和兵工厂，按合作社的计划进行。我们协调农业生产，使各地的农民因土壤制宜，选种适合的品种。鼓励人民开垦荒地，已经在四条铁路之间增加了耕地一万英亩。我们进一步增加粮食作物耕种面积，而禁止种鸦片，限制棉花的种植面积为每县适于耕作的土地的十分之一。原来很多县种植棉花向日本输出。”

说到鸦片使我发生了兴趣。

“你是说这儿禁止吸鸦片烟吗？”我问。

他回答说，“对于所有五十岁以下的人是禁止的。最初，我们禁止所有的人。有许多老年人吸鸦片成瘾已经多年，突然使他们停吸鸦片会产生可怕的后果，而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为他们医治烟瘾的设备。政府从生产者手里接过鸦片烟的供应，对有烟瘾的人限量供应。五十岁以下的吸鸦片的人，就是严重的违法。”

我前次来时，省长宋劭文曾概述过建设政府银行的计划，当时，我想他是在狂想。

聂和我谈话以后的第二天早上，宋来了，问我是不是愿意参观银行。

当他告诉我这项成就是怎样完成时，他的脸上放着自豪的光彩。

马牵来了，我们沿着山谷向下骑了三英里，来到一个庙宇，银行就设在那里。

这是一座现代的流动银行，有出纳员，金库和印纸币用的可搬运的印刷机。

他说，“日本人企图囤积中央政府三个银行的纸币，因为它们可以换外汇。日本人占领北平时，他们缴获了河北省银行的印模，开始印刷他们自己的纸币。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联合储备银行，使用清朝、古老的带孔子像的印模印这个银行的纸币。他们出售这些伪造的纸币，以一·五比一的兑换率换取中国纸币。人民慌乱了，逐渐地他们也上当受骗，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决定设立一个银行并发行只在我们的政府统辖区内有效的纸币。"

宋拿几张纸币给我看。

它们的票面金额有五圆(当时一中国圆比一美元略低)，一圆，二角和一角。

按照中国的习惯，每种票面金额的纸币的一面是中文，另一面是英文。

纸币的颜色有棕，蓝和粉红色。

用的是粗糙纸，每张都刻着“晋察冀银行”字样。

“我们的印模是在天津做的，”宋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继续说，"印刷机也来自日本人占领的城市。”

“你们投放这些纸币进入流通的制度是什么？”我问。

他回答说，“我们同中央政府银行的纸币，一圆对一圆兑换，我们把后者存在我们的金库里。”

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可行的。

过后，我到东部旅行时，带了一些这家流动银行的纸币，在边区范围内的任何地方都无疑问地通用。

宋省长给我看一些“救世”债券(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销售的一种与自由债券相似的债券)。

票面金额是五，十和五十美元，带有6%的利息，从现在这场战争终结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