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和胡适，得说是民国时期绕不开的两个人物，对比他们俩，像被反复翻搅的老话题，有人说过头了，也有人说得浅。到底谁更“硬”？谁更“敢骂”？这些年，还有热心人，专门琢磨他们到底有没有直接点名骂过蒋介石。不说别的，这种比较，竟然能让一起喝过酒的俩人变成“谁胆大、谁世

鲁迅和胡适，得说是民国时期绕不开的两个人物，对比他们俩，像被反复翻搅的老话题，有人说过头了，也有人说得浅。到底谁更“硬”？谁更“敢骂”？这些年，还有热心人，专门琢磨他们到底有没有直接点名骂过蒋介石。不说别的，这种比较，竟然能让一起喝过酒的俩人变成“谁胆大、谁世故”的代言招牌，实在是够意思。你想想，小时候我们都听过“鲁迅的骨头最硬”，没少拿他和胡适比勇气；可如今这“谁敢点名骂蒋”反成了新标尺，历史的风向，是不是总在偷偷拧个弯？

说到底，把“敢不敢点名骂蒋介石”当成勇气的唯一考题，有点像用一根线就想拎住两只大麻袋。可偏偏这根线后头，缠着鲁迅和胡适更深层的身世和选择。时间转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刚落地没多久，国民党清党，风声鹤唳。鲁迅在上海，胡适还在日本彼岸，这会儿俩人对“清党”却是两种反应：鲁迅在家慨叹，气到牙痒痒；胡适则依着他心中几位元老（蔡元培、吴稚晖），认为新政权得到这些人的背书，倒像稳得住根气。他不是随手一说，而是之后也没反悔过，哪怕和蒋的交锋越来越多，还坚守着初时那份寄予的希望。鲁迅就不一样了，早早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当作“死对头”，一腔愤怒，几乎没改过。

拿“指名骂不骂蒋”去推断谁更斗志昂扬，容易闹简单化。鲁迅火气大，但很少真的点名，有时拐着弯忠心骂影子，对他来说，仇恨到了骨头里，反而少了直白。胡适呢？几年后逮着机会就真名实姓地批评蒋介石，和他希望“救得一弊是一利”那点执念有关。他并没真的彻底死心，所以骂的时候，还想拉对方往好里改。

你要说鲁迅不是没骂过蒋——只是不肯直接当面叫名字。比如1933年那会儿，曹聚仁在《杀错了人》里说中国每次革命，青年都成了牺牲品，旧势力反倒活得挺好。鲁迅读后写了“异议”，“看错了人”的话，谁听不出来是指蒋介石呢？不过他就是不想在纸上点出“蒋介石”三个字，好像明知“犯忌”，但还是不免要提。

反看胡适，比鲁迅还直白些。1929年“人权运动”时，他干脆把蒋介石当作人治的代表，写《人权与约法》，连个大学生顶撞蒋主席被关几天都要“名正言顺”地提出来。他还写到：“胡适认为，连蒋介石、冯玉祥这些人也该去‘入塾读书’，学民主政治的ABC。”这让人不禁乐了。想象一下，蒋介石穿着小学生的制服，背着小书包去课堂报道。

那胡适是不是就真比鲁迅更“大胆”？实践证明，这事没那么直白。其实，两人选择这么做，背后都藏着更复杂的盘算——不是简单的气魄大小能定的。

说到鲁迅的政治观，多少带着点虚无色彩。他自己不信哪种主张能一夜间改变中国，还常常怀疑所有的“做戏”。见过太多风浪，革命、称帝、北洋、国民党，哪一次不是换汤不换药？鲁迅关心老百姓破不破醒，却不在体制变革上寄托希望。套用他的话，中国能不能自立，“政体是次要的，关键是民智不能不开。”曹聚仁评他是“做戏的虚无党”，不信什么党派有出路，但文字里总带着一股打破虚假的力气。

胡适虽也做启蒙，却更相信体制建设，说白了，他觉得“没有政府不行，有政府再慢慢修补”。你想，他一辈子都在推民主宪政、法治取代人治，把制度看成得先造好、才能改人心的那种“工具”。没法让中国人学会游泳之前就别下水？他偏不信那套，非得让大家先跳水里泡一泡才愿意改进。

鲁迅身上多少带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胡适却是“有政府主义”铁杆，哪怕是鸟政府也比没有强。这就决定了，面对国民党，他俩心态不同：鲁迅从心里不信政权能靠得住，更不会主动靠过去；胡适即使不满意，也想着慢慢给它修修补补。

讲到这里，不免要提那句鲁迅的老话，“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对国民党，他痛恨到了骨头里，哪怕北洋政府也没这么让他气。“清党”后鲁迅入了死敌模式，一脑门子只想看国民党什么时候玩完。曾有日记里，朋友问他上海住不住得安稳，他说“就继续写文章骂他们，看看到底谁先倒霉”。

胡适呢？也是批评国民党不手软，早在1922年就骂上了，还怼孙中山用“秘密结社”办政党是旧道德的死尸。他主张现代政党，合则留不合则散，政见能冲突、能革命，但不能贴“悖主”“叛逆”这样的标签。他对梦想国家变好没那么着急，但相信一点一滴改良总会有收获。

这么一说，批评方式也不一样。鲁迅惯用杂文，刀刀见血；胡适好长篇政论，从理论掰清楚。鲁迅总是短文、反语，攻其一点，话锋尖刻，但不提“怎么改”。有人批他只会冷嘲热讽，说他不提供“药方”，鲁迅回应：“痛了就叫喊，没必要咬牙关。”他压根不指望能给出什么正面解决方案，倒不如痛痛快快地喊出来。鲁迅笔名用得勤，胡适虽然遭打压，也坚持真名实姓，像是给自己上了个锁链。

国民党对他俩的处理也微妙。鲁迅文章像匕首，官场人一看到就觉杀气腾腾，能封要封，不能就发个“通缉”意思一下，给个分寸。鲁迅也明白——逮捕其实是警告，“最好闭嘴，别太闹。”他说，真要用真名痛骂蒋介石，那一天在上海就没立足了，只能滚出国去当寓公。胡适当时批评蒋介石也是被围攻、警告，辞了职也得灰溜溜地离开。但高层如宋子文、蒋介石，反而愿意让胡适当面进言，聊聊怎么改进。批评尖锐也罢，只要有建设性意见，“逆耳忠言”他们还听得进去。顶多中下层党徒骂得狠，高层反倒习惯了，让“胡先生帮我们想办法”。

胡适能批评，是借了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空隙，这党不光是铁板一块，能容他三分。而鲁迅的那一套，“赤膊上阵”打一通，终归不想把自己送出去被人一锤子打掉。两个知识分子，各有底线，各按性格过日子，政见里是信任还是失望，是想斗还是想修理，也只能各取其道。

这些事，到底谁更有勇气，谁更有自省，其实不该一句话断案。反倒让人琢磨，在政局翻涌、人心难测的年代，怎么在刀光剑影和修补救弊之间留下一点希望？或者，这一切不过是历史的另一种风，吹了过去，留给我们，继续洗牌罢了。

来源：矶滩快意踏浪